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超級大國民

導讀

修正不義，尋回尊嚴

王君琦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超級大國民》的片頭字卡訴說的不只是主人翁許毅生的心情，也是這部以白色恐怖倖存者為主軸、以歷史切入政治的電影所企圖傳達的──撥開歷史的迷霧虛像以訴諸銀幕內外不同遭遇、不同時空的生命主體之間的情動連結。

《超級大國民》不刻劃許桑如何走過黑暗時代，而是強調他身為見證者與生還者的內在感受與道德責任──如果生還者尚且可以透過敘說而產生某種影響力，那麼替已然靜默的亡者說出他們的故事遂成為道德之必要，而這個必要感之所以出現，往往與生還者儘管事過境遷但仍無法自創傷之中走出直接相關。

在睡夢中被往事驚醒的許桑，再也無法無視歷史的逼近，懷憂喪志的他，無法釋懷當年被刑求的自己竟將陳桑供出，使他因叛亂罪而被處死，同時他也對自己的苟活感到愧疚不安，從此有身無魂。這樣雙重的負罪感，讓他更強烈地擁抱死去的陳桑以贖回他在歷史中的無名。許桑意識到他必須重返，而他透過獨白所揭示的，不只是他的過往，也是無語死者的間接發聲，當然，這更是讓集體記憶更為完整而立體的重要拼圖。

經歷過猶太大屠殺浩劫並曾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受難的義大利籍猶太裔詩人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曾說過，「無論是在我們被解放之前還是之後，必須將我們的故事告訴其他人、讓其他人參與的這股衝動，已經和基本生存需要一樣地迫切而激烈」。本書中〈負罪的生還者〉與〈幻肢痛〉這兩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許桑的心理位置和狀態，讓我們了解《超級大國民》是如何透過角色設計呈現出政治暴力所引起的心理創傷，以及歷經劫難的當事人不同層次的內在經驗。

政治暴力所帶來的創傷，並非僅限於當事人，還包括家屬，其所感受的驚惶和壓力除了是在親人遭受迫害的當下，也延伸至往後的生活之中，汙名與歧視所帶來的全面性社會排除讓家屬與當事人一樣同為受難者。〈獄外之囚〉羅列了歷史上的實例來映照《超級大國民》裡許桑妻子與女兒在他入獄後所經歷的痛苦，以此彰顯創傷不只在當下橫向擴延，也縱向地傳遞給下一代。如果在陳桑的靈前致歉以及文字書寫是許桑直面創傷的方法，許桑女兒對他的質疑正是有苦不能言的壓抑回返。

歷史電影的意義與重要性在於劇情世界之外的歷史事件，《超級大國民》藉由生還者許桑對創傷的修通（working through），點出與白色恐怖有關的重要關鍵元素，包括警總、軍法處、參與讀書會的思想犯、二條一、馬場町、綠島等等，但有些關鍵元素卻不總是以往昔的樣貌出現，這也是為什麼本書除了有如〈二條一〉、〈馬場町〉等回顧歷史的文章之外，更要梳理從當年到當代所經歷的變化，好讓過去與現在疊影並置，成就一個完整的認同。〈不義遺址〉一文讓原本矗立在我們眼前的明亮風景有了歷史幽靈的魅影幢幢；〈戒嚴體制〉的討論不只回到1987年以前，還進一步深究了背後的意識形態，因為戒嚴不是歷史而是狀態，公權力的濫用依然隨時可能發生。是故，〈平反運動〉一文提醒我們，讓沉冤得以昭雪除了有讓受難者不再蒙受不白之冤的實質意義外，還有對國家權力保持警覺的象徵意義。〈補償條例〉則清楚揭示了賠償與補償字面意義背後邏輯的差異。歷史是一場詮釋觀點的競逐，決定史實如何被理解的是史觀，不當的史觀若在無形中被遮蔽，真相的尋得或理解的建立便會產生滯礙，唯有以人權的角度來理解並形塑過去政治暴力的歷史，才能跳脫偏狹的政黨政治對歷史的綁架。

儘管《超級大國民》是以白色恐怖為核心建構出一個虛構故事，但卻不採取斷代史的手法，而是透過其他的次要角色進一步上溯到日殖時期的台籍日本兵，並下及至解嚴後出現的黑金政治，這除了是歷史本身的線性延展，也是各種母題的平行對照。台籍日本兵的人物顯影不單映照出倖存的政治受難者努力隱忍逃避但終究無法消弭內疚的矛盾態度，也凸顯出特定史觀如何影響著生還者的社會處境；而〈黑金政治〉則補充了台灣人民之所以對政治噤聲除了有白色恐怖所帶來的寒蟬效應之外，尚有對民主淪為權貴分贓的不信任，看似無甚相關的兩個現象其實都是當權者用以壓制人民介入方得鞏固政權的手段。

《超級大國民》讓我們再也不能天真且愚昧地只想一心向前，對歷史廢墟裡災靈的喟嘆甚或哭號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在我們終於轉身面對過去之際，我們還要進一步思考我們是以什麼方式和態度面對過去，進而如何構築當代，走入未來。歷史電影的宗旨是要以虛構的故事為方法，透過刻劃特定歷史產生與這段歷史相關的各個主題的普遍性思考，正如書中的各篇文章從《超級大國民》延伸出對其他文本與歷史事件的討論。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說，「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儘管我們不一定能從歷史中得到科學性的定律通則來避免重蹈覆轍，但起碼我們能透過歷史回返，修正過去的不義，找回生命原有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