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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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少的成本、更大的財富實踐法律正義 / 王澤鑑

熊秉元教授多年前撰寫《熊秉元漫步法律》一書，闡釋經濟學與法學的關係，對於更新法律教育，開展法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書《正義的效益》在既有的基礎上，累積新見，文字依然優雅，方法上再上層樓，內容益為豐富，法律案例的分析甚為透徹，更進一步深化了法經濟的理論。
 

本書的重點在於論述經濟學上交易成本、財富極大化、外部性等基本概念對法學研究、實踐公平正義的功用，並就「買賣不破租賃」（民法第四二五條）、果實自落於鄰地應否屬於鄰地所有人（民法第七九八條）做了精闢的解說，尤其是以時間差距說明為何要區分物權和債權，最具啟發性。值得再深入探究的是法經濟學在法律適用的實踐（包括法律解釋及法之續造）。
 

熊秉元教授再三提出，經濟學能否斷案的關鍵問題，並就若干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詳為論證。在實務上，以經濟效益作為裁判理由，亦屬有之，例如在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阻卻違法性的合理查證義務時，法院亦將「查證時間、費用成本」列入考量因素，但多未做深入的分析。法律適用係採三段論的邏輯形式，而以評價為核心，長期以來建立了法律解釋方法（文義、歷史、體系、規範目的），如何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融入根深柢固的思維方法，特別是運用規範目的的解釋，有賴於法學者與經濟學者共同努力，相互溝通，建立方法論的共識。熊氏法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平台。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熊秉元教授以經濟分析的方法，評論大陸學者關於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爭議，肯定法教義學（法釋義學）與社科法學具有相對關係，前者使日常操作的成本較低，後者有助於對法學有更完整而深入的掌握；在面對變動、日新月易的環境，可以從容因應，論述有據。此項卓見，可作進一步的延伸說明。
 

法學，簡單言之，就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具有四個重要功能：一、體系化功能：有系統地整理分析現行法的概念及價值體系，並在整體上把握具體規範間的關連，便於講授、學習及傳播。二、穩定功能：為司法實踐及特定裁判提出適用的法律見解，期能長期間影響同一類型判決，形成普遍實踐原則，以強化法院裁判的可預見性及法律安定性。三、減輕論證負擔功能：為特定法律問題，提供可供檢驗、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得以減輕法學研究及法院裁判論證上的負擔，不必凡事都要重新討論。四、修正與更新功能：法教義學所提出關於法律解釋及法律續造的原則，具有調節各個制度發展的作用，但不應拘泥於向來見解。為適應社會變遷，應為深刻的批評創造條件，發現矛盾，解決衝突，探尋符合體系的新的合理解決方法途徑，而能有所革新進步。法教義學為法學研究及法律實踐，儲存多樣可供選擇的法律見解（信息），開展新的思考方向，體現法學的任務。在台灣，對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協力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大陸，社科法學有助於瞭解變動中的中國社會與法治建設，至屬重要。法教義學建構一個可供實務操作的理論體系，更為迫切。
 

本書引用 Posner 的名言，強調正義的實踐須要成本。台灣民法第二一八條規定：「損害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如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影響時，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學理上有認為本條規定體現保護賠償義務人生計的「社會正義」。在實務上，鮮少有適用本條的案例，其理由之一應係法院在個案依職權審究本條的適用時，須要使用有限的司法資源；當事人聲請法院減輕賠償金額時，須負舉證責任，成本甚高。法律上許多制度及規定的適用，有待從事實證研究，法經濟學應可提供理論架構及應用方法，而擴大其研究領域。
 

美國著名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Holmes 在上個世紀之初曾特別指出，「二十世紀的法律人不是研究白紙黑字的人，必須通曉統計學及經濟人，否則將有害於社會。」筆者早年前曾應美國紐約人口局之請，撰寫「法律制度與家庭計畫」，希望藉助成本效益，影響生育行為。後來因為此項研究計畫，應聘擔任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委員，委員中有多位著名的經濟學者，對任何問題皆能從效率與成本的觀點表示意見，令人欽佩。某位擔任政府要職的經濟學者曾對我說：「學習法律的人，擅於解析條文，但對於理解社會問題及公共政策，顯有不足。」其後有機會隨同當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參加一九七○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會，李先生對我表示：「您擔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應特別重視法律與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培養懂得財經的法律人才，這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在台大法律系陸續開設了財經課程（包括勞工法、稅法、國際貿易法、法律會計等），增設財經法學組，並由熊秉元教授講授法經濟學的課程，培育兼具法律思維與經濟分析能力的法律人，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近年來，熊秉元教授在海峽兩岸推廣法經濟學，舉辦各種營隊，向下紮根，遍地播種，逐漸開花結果，共同努力，以較低成本強化兩岸交流，以極大化的財富來實踐法律正義，促進法治的繁榮進步。

本文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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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法是司法實務的具體工具 / 潘維大

熊秉元教授是本人多年好友，所學雖然為經濟學，但對於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在法律中，熊教授可能是台灣最主要的推動者。熊教授本身出版過非常多的文章與書籍，在經濟領域裡面，我讀過《燈塔的故事》、《大家都站著》；對於熊教授能將經濟學以說故事的方式清楚描述，實在令人佩服萬分。後來又讀到他的大作《熊秉元漫步法律》，在書中亦承其寫經濟學之筆調，以說故事的方式，淺顯易懂的流暢文字，將經濟學分析法學說明地淋漓盡致。有機會看到他這本新著《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能先睹為快甚為幸運。
 

本書中仍然秉持其一貫之筆調，將法律之經濟分析，從開始至其開展茁壯的歷史沿革與重要人物等在書中皆有引介。讀完這本著作之後，可清楚瞭解熊教授除了引介經濟學之分析方法到法律中，亦特別強調這些經濟方法不僅僅是說明而已；在司法實踐中使用經濟學方法，更是一種具體方便的工具。本人對此見解深表認同，近十幾年來台灣法學界亦受到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重要影響，雖然出現在實務判決中仍屬不多，但在教學中已經常成為法學院課堂中的討論焦點。
 

對於使用經濟學分析方法於具體案件，美國司法界已行之多年，經常於一些突破、有開創性的見解中，看到美國法官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說明或支持其判決；例如，七○年代美國有一種防止流產的藥物 DES，在那個年代為美國懷孕婦女普遍服用的藥物，不料後來證明此種藥物會使懷孕婦女的胎兒，尤其是女性胎兒之生殖系統產生病變；但胎兒成長後，發現此種損害至少都是十幾年之後。且由於 DES 藥物是學名藥，無專利保護，因此全美生產此種藥物的藥商超過兩百家。雖然已知是此種藥物造成生殖系統病變，但母親服藥當時究竟是哪一家藥廠所製造的，在十幾年後鮮有能提出證明者。當受損害人向法院提出告訴時，起初法院很容易以罹於時效與無法證明究竟是誰為加害人為由，駁回原告之訴。但由於此種受害者為數眾多，得到輿論及大眾的支持，認為原告應該得到損害賠償。
 

當法院面對此種輿論，究應如何判決以維持固有之法律系統與制度，但亦維持人民對法律之感情，實為兩難。加州最高法院從現有法律制度及判決先例中，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但最後都認為無法適用於本案；此時，法院以一種新的分析方法面對此案件，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解決問題。加州最高法院認定：第一，當一個無辜的原告與一個具有可責性的被告間，誰應該承擔賠償責任；第二，當事人之間誰最具有能力分散風險；第三，當事人之間誰比較具有賠償能力。從以上三點來看，答案已呼之欲出。當然是具有可責性的被告應該承擔責任，當然是藥商較具有能力分散風險，也當然是藥商較有能力承擔損失。
 

因此，法院最後的結論創造出市場占有率理論（Market Share Theory），以母親服藥當時的兩百家藥廠所出產 DES 藥物的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各個藥廠應該承擔的賠償比例。此種市場占有率理論，在法學理論中不但是前所未聞，而且就法律體系而言也無法推理出、准用出此種規則，可說純粹是法官的自由創作發想。但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此種結論甚為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因為是以最小的支出成本達成效益最大化的結果。並且，每一家廠商僅就其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其賠償比例，而不是以連帶賠償的方式作認定。對於這些藥商而言，亦沒有過大的負擔；蓋其以此種藥物賺取利潤，占有率愈高則其利潤愈高，故由其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其賠償比例，符合一般民眾法的感情。
 

非常同意熊教授在書中最後所講述的論點，他主張「先瞭解社會，再瞭解法律」，此種說法與本人的想法不謀而合。本人一向認為法律是工具，而此種工具使用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是希望以法律工具創造出公平合理的社會，使每一個人在其中能有最大的發揮。使用法律工具之前，當然要清楚瞭解工具使用的對象。真正瞭解社會之後所看到的法律，就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