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司法心理學家的告白：11起刑事案件實錄，重思犯罪成因與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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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揭開「犯罪」的神祕面紗，「惡」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才能在罪與罰之間取得平衡。
「請告訴孩子我愛他們。」女子舉起扳手朝酒醉的家暴丈夫用力砸下去；
壓抑的憤怒長成有毒的刺，男子瘋狂毆打前雇主，舉槍轟掉自己半張臉；
思覺失調的弟弟相信哥哥被惡魔附身，刺了對方背部兩刀造成致命氣胸；
被女友嘲笑憤而出手攻擊的少年，淪為掠奪型的跟蹤騷擾慣犯……
所有犯罪都是人所犯下，對象也是人，司法心理學把心理學的科學方法運用在司法程序中的當事人，探究其心理現象的發生與發展。除了針對犯罪行為進行評估報告作為審判依據、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司法心理學也會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地回應各式極端行為。
本書作者凱莉・戴恩斯在英國業內頗負盛名，經常在警方偵辦重大案件時提供協助，深入剖析罪犯的內心世界、探索殘忍行徑背後的動機，工作足跡遍及戒備森嚴的監獄牢房、警方審訊室、戒護病房、法庭證人席。
透過如人生劇場般的真實案例，以及與當事人交手的日常，戴恩斯檢視犯罪行為的不同樣態，反省我們社會對所謂「瘋子」或「壞人」的標籤，如何使整個刑事司法與矯治體系陷入岌岌可危的窘境。目的是希望更深入檢視犯罪行為的成因，同時呈現出每個人受犯罪影響的方式都不同，不論加害者或被害人，他們都有自己的故事。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只要有更多的理解與溝通，我們就能創造新的開始。
☆讀來令人著迷又驚懼。本書帶我們一瞥所謂惡人與不被理解者的世界。
──法醫人類學家 Dame Sue Black
☆戴恩斯以引人入勝的傳記方式探索危險的心靈。
──每日郵報（Daily Mail）記者Katya Edwards
☆深具啟發性的佳作，寫來真誠動人，揭開司法心理學家的世界。
──犯罪影集Waking the Dead編劇Barbara Machin
☆由一位熟諳刑事司法體系黑暗面的作者深入探究犯罪心理問題，這本書來得及時。
──懸疑小說天后Harriet Tyce
☆充滿知識洞見，佐以戴恩斯面對犯罪者及矯治體系的個人與專業經驗；這個領域是很多人不願碰觸的。戴恩斯展現心理學技巧與幽默，揭示對於犯罪與犯罪者，我們亟需給予人性的回應，而犯罪管制必須重建。
──英國知名作家Jessica Fellowes
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才能在罪與罰之間取得平衡。
「請告訴孩子我愛他們。」女子舉起扳手朝酒醉的家暴丈夫用力砸下去；
壓抑的憤怒長成有毒的刺，男子瘋狂毆打前雇主，舉槍轟掉自己半張臉；
思覺失調的弟弟相信哥哥被惡魔附身，刺了對方背部兩刀造成致命氣胸；
被女友嘲笑憤而出手攻擊的少年，淪為掠奪型的跟蹤騷擾慣犯……
所有犯罪都是人所犯下，對象也是人，司法心理學把心理學的科學方法運用在司法程序中的當事人，探究其心理現象的發生與發展。除了針對犯罪行為進行評估報告作為審判依據、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司法心理學也會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地回應各式極端行為。
本書作者凱莉・戴恩斯在英國業內頗負盛名，經常在警方偵辦重大案件時提供協助，深入剖析罪犯的內心世界、探索殘忍行徑背後的動機，工作足跡遍及戒備森嚴的監獄牢房、警方審訊室、戒護病房、法庭證人席。
透過如人生劇場般的真實案例，以及與當事人交手的日常，戴恩斯檢視犯罪行為的不同樣態，反省我們社會對所謂「瘋子」或「壞人」的標籤，如何使整個刑事司法與矯治體系陷入岌岌可危的窘境。目的是希望更深入檢視犯罪行為的成因，同時呈現出每個人受犯罪影響的方式都不同，不論加害者或被害人，他們都有自己的故事。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只要有更多的理解與溝通，我們就能創造新的開始。
☆讀來令人著迷又驚懼。本書帶我們一瞥所謂惡人與不被理解者的世界。
──法醫人類學家 Dame Sue Black
☆戴恩斯以引人入勝的傳記方式探索危險的心靈。
──每日郵報（Daily Mail）記者Katya Edwards
☆深具啟發性的佳作，寫來真誠動人，揭開司法心理學家的世界。
──犯罪影集Waking the Dead編劇Barbara Machin
☆由一位熟諳刑事司法體系黑暗面的作者深入探究犯罪心理問題，這本書來得及時。
──懸疑小說天后Harriet Tyce
☆充滿知識洞見，佐以戴恩斯面對犯罪者及矯治體系的個人與專業經驗；這個領域是很多人不願碰觸的。戴恩斯展現心理學技巧與幽默，揭示對於犯罪與犯罪者，我們亟需給予人性的回應，而犯罪管制必須重建。
──英國知名作家Jessica Fellowes
目錄
第一章 這裡有怪物
我們的社會對於犯罪者有刻板印象，我們將那樣的形象內化並隨身攜帶──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我們是好人。而當我們以這種方法在心理上將自己與他們區隔開來，將他們非人化，把他們視為怪物，由此可能產生各種結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我問他是否還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他以半邊的笑臉回答：「今天不用了，今天不會有事。」那天他想活著。有時候就我的工作來說，只要能讓人多撐一下子，那就夠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我希望他找到可以繼續說話的方法，而且繼續說下去，直到服刑期滿。
第三章 怪罪的遊戲
愛莉森是否真的精神異常？要多異常才會做出像她那樣的反應？無疑那是很極端的情況。但以極端的反應面對極端的情況，算得上異常嗎？在不同的情況下，倘若結果不是如此致命，她面對這種威脅的身體反應是否會被視為正常，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第四章 裝病的人
為什麼犯人要裝病？主要誘因顯然在於，如此一來，他們就不用為某些讓人羞愧的問題找答案，對犯下亨特利這種重罪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若被視為法律上的精神異常，首先就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也不用被關起來。
第五章 巫醫與洗腦者
如果我們對那些做出奇怪行為的人，或者令人難以理解的人，能夠像馬庫斯當時在精神健康意識小組那樣被對待，將他們看作是飽受折磨的人，而非抹上疾病的汙名，我們是否會更願意也更有能力對他們伸出援手？而像雷蒙那樣的悲劇是否就更容易避免呢？
第六章 裝腔作勢
在這樣的調查中，資源很有限，畢竟那不是重要或高度受關注的案件。事實上，一個老人在家裡被殺，很快就不在媒體的雷達掃描範圍內。若沒有任何新發現可以開啟新的偵查程序，這個案子就像他們說的，會冷掉。
第七章 侮辱與傷害
她對這些事件建構出自己的版本，讓自己好過一些。我能理解她用自己的方式接納兒子所做的事。雖然大腦受損可以解釋他為何無法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也就是硬體問題造成執行的程式出差錯，但我相信除了做錯事、犯了罪，他原本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選擇。
第八章 一個男人的世界
我曾問過他在攻擊女友時，心裡有何感覺。他說不知道自己當時想些什麼，只覺得很生氣，而且必須阻止她，不能讓她嘲笑他、看扁他、羞辱他。他陷入「發狂」的情緒，但他說後來自己平靜下來。討回公道的欲望已經獲得滿足。
第九章 斷指案
我知道自己的客觀性受到影響，對一個司法心理學家來說，那是很嚴重的事；一個走鋼索的人如果亂了腳步，就不知能否繼續走下去。雖然我可能還沒準備好大聲說出來，但我對自己的職涯以及未來走向有了懷疑。我不禁思考：我的存在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究竟想做什麼？
第十章 安全與健康
一個人要能夠有力量繼續往前走下去，他必須能為自己描繪更好的將來，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而且比現在的生活狀況更好。作為病人治療上的夥伴，心理師只能真實地向他們呈現那種生活的可能樣貌。你必須打著光，與他們踽踽前行，走到隧道的盡頭。
第十一章 部分的總和
這個制度的每個面向都壞掉了。而在這個矩陣裡的每一個點，加害者與被害者、富人與窮人、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不論怎麼看，都有顯著的不平等與失能之處。從犯罪發生到提出解決方案，每個層面都有制度失能。我必須再度問自己，我是否已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的社會對於犯罪者有刻板印象，我們將那樣的形象內化並隨身攜帶──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我們是好人。而當我們以這種方法在心理上將自己與他們區隔開來，將他們非人化，把他們視為怪物，由此可能產生各種結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看不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
第二章 大男孩別哭
我問他是否還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他以半邊的笑臉回答：「今天不用了，今天不會有事。」那天他想活著。有時候就我的工作來說，只要能讓人多撐一下子，那就夠了。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我希望他找到可以繼續說話的方法，而且繼續說下去，直到服刑期滿。
第三章 怪罪的遊戲
愛莉森是否真的精神異常？要多異常才會做出像她那樣的反應？無疑那是很極端的情況。但以極端的反應面對極端的情況，算得上異常嗎？在不同的情況下，倘若結果不是如此致命，她面對這種威脅的身體反應是否會被視為正常，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第四章 裝病的人
為什麼犯人要裝病？主要誘因顯然在於，如此一來，他們就不用為某些讓人羞愧的問題找答案，對犯下亨特利這種重罪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若被視為法律上的精神異常，首先就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也不用被關起來。
第五章 巫醫與洗腦者
如果我們對那些做出奇怪行為的人，或者令人難以理解的人，能夠像馬庫斯當時在精神健康意識小組那樣被對待，將他們看作是飽受折磨的人，而非抹上疾病的汙名，我們是否會更願意也更有能力對他們伸出援手？而像雷蒙那樣的悲劇是否就更容易避免呢？
第六章 裝腔作勢
在這樣的調查中，資源很有限，畢竟那不是重要或高度受關注的案件。事實上，一個老人在家裡被殺，很快就不在媒體的雷達掃描範圍內。若沒有任何新發現可以開啟新的偵查程序，這個案子就像他們說的，會冷掉。
第七章 侮辱與傷害
她對這些事件建構出自己的版本，讓自己好過一些。我能理解她用自己的方式接納兒子所做的事。雖然大腦受損可以解釋他為何無法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也就是硬體問題造成執行的程式出差錯，但我相信除了做錯事、犯了罪，他原本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選擇。
第八章 一個男人的世界
我曾問過他在攻擊女友時，心裡有何感覺。他說不知道自己當時想些什麼，只覺得很生氣，而且必須阻止她，不能讓她嘲笑他、看扁他、羞辱他。他陷入「發狂」的情緒，但他說後來自己平靜下來。討回公道的欲望已經獲得滿足。
第九章 斷指案
我知道自己的客觀性受到影響，對一個司法心理學家來說，那是很嚴重的事；一個走鋼索的人如果亂了腳步，就不知能否繼續走下去。雖然我可能還沒準備好大聲說出來，但我對自己的職涯以及未來走向有了懷疑。我不禁思考：我的存在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究竟想做什麼？
第十章 安全與健康
一個人要能夠有力量繼續往前走下去，他必須能為自己描繪更好的將來，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而且比現在的生活狀況更好。作為病人治療上的夥伴，心理師只能真實地向他們呈現那種生活的可能樣貌。你必須打著光，與他們踽踽前行，走到隧道的盡頭。
第十一章 部分的總和
這個制度的每個面向都壞掉了。而在這個矩陣裡的每一個點，加害者與被害者、富人與窮人、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不論怎麼看，都有顯著的不平等與失能之處。從犯罪發生到提出解決方案，每個層面都有制度失能。我必須再度問自己，我是否已成了問題的一部分？
序／導讀
〈推薦序〉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感染引發的「社會心理疾病」
沈勝昂
近幾年台灣發生多起受人矚目的暴力殺人案件，特別是隨機殺人事件，受害者從小孩到大人、從殺一人到連續殺多個人，凶殘的程度令人怵目驚心，社會對殺人行徑的深感痛惡自然不在話下，然而更多的困惑是，這種違背人性常態的暴力行為到底為何發生？殺人者出了什麼問題？
幾次隨機殺人的案件中，根據法院案情的媒體報導，對於為何殺人，殺人者有著各種不同的理由（動機），其中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殺人只是為了吃牢飯」──只因為無法（錢）生活，這個年輕人自殺了好幾次，又因為不敢（勇氣）再自戕，最後選擇容易下手（殺）的小朋友，年幼無辜的生命在一個「只是為了吃牢飯」的念頭中被消失了！
走出看守所，即使南台灣七月的豔陽照得人頭昏眼花，卻無法停息這段對話在我腦海反覆翻攪──「那我問你，你為什麼那麼想活？」這個「哲學式」的反問，令人無語。沒錯，對大多數人而言，從來我們就以為「活著」理所當然，無法理解為何「殺個人來死」會是一個「理由」，若只因為「活著實在太辛苦」，著實令人無法接受。人們總以為「殺人應該有個神祕、驚人的理由」吧！「他們應該跟我們不一樣」，多數人都是這麼想的。
在最近常出現的幾種暴力犯罪案件中，飽受「精神症狀」干擾也是常見的殺人理由，殺人者因為長期受到莫名「妄想力量」的壓迫，導致無法承受，而採取毀滅「妄想力量」的方式：「他們一直要弄我，分明是要逼我死」，於是「殺人」，也就是直接「消滅妄想對象」成為最簡單的解決方式。然而，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是，殺人卻只是為了一個消滅「現實中不存在」的「力量」。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一直以來，「善與惡」、「好人與壞人」是社會對犯罪的審判標準，犯罪應該是「惡人」、「壞人」才會做的事，然而，多年的犯罪心理鑑定經驗告訴我，犯罪案件的發生，實質上對於「犯罪行為」的事實認定不難，客觀證據會說明「行為」真相，若只是針對犯罪行為，好比「用刀將人砍死了」，法定的有罪或無罪（善與惡）其實不難區分。但對於「為何發生？」的理解，才是真正的難題，特別是那些「偏離常態」的犯罪行為，例如：殺童案件，人們無法用常態去理解這個殺人行為，於是「司法心理鑑定」會在此時介入，協助釐清犯罪當時加害人的心智狀態（MSO, mental state at offense）。然而，最難的是犯罪發生的原因絕非單一因素，應該說犯罪的發生是一連串生命事件組合的故事，那個事件組合導引了一個「心智（時空）狀態」的犯罪結果，只是那個令人心碎的結果，讓人傷心到無法接受，整個社會都受傷了，在哀傷中尋找無法被回覆的答案，為什麼？
正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犯罪者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這本書正是嘗試描述犯罪為何發生的社會心理故事背景，或許很多犯罪情事的發生正如我們每天的生活一般，「犯罪的人並不全然必須有著特殊的生命經驗」。作者以自己從事司法心理工作多年的經驗，藉由不同犯罪案例鉅細靡遺描繪犯罪者一生的「發展故事」，讓每一位我們眼中的「惡人」走進我們的生命當中。「犯罪發生在人們的生活當中」，暗示著犯罪的成因，可能涉及遙遠的兒時故事、年少時期到長大成年的發展經歷，甚或是犯罪前夕庶民般的生活瑣事。
「這些都跟他為何殺人有關？」你心裡一定有這樣的疑問。
沒錯！事實上，當我們揭開犯罪的神祕面紗後，「惡」跟我們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犯罪可能一直以來就在你我周遭的生活當中，預防或改善犯罪的發生，就是「照護」個人生命成長「小事」的社會心理發展，因此犯罪的成因像是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滋養，一旦感染就可能發展成為具「毀滅性」的「社會心理疾病」。而正如對於病毒（如COVID-19）的預防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生活習慣，預防社會心理疾病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心理健康習慣，犯罪的預防與治療則需要社會（含政府）投注更多的努力來培養「人」的心理健康，讓「心理健康」行為取代「犯罪行為」（社會心理疾病），讓每一個人能健康安全地成長與生活。
「關心別人（社會），就是保護自己。」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
〈推薦序〉他們是否惡貫滿盈或凶殘可怕？
陳若璋
商周來函希望我為本書寫序，我心中大驚，這不是幾年來我一直期許自己要寫的一本書之書名，現在竟被別人捷足先登了！
帶著好奇和渴望，快速閱讀這本書，大腦儲藏記憶的海馬迴及負責情緒的杏仁核不斷地被攪動，一幕幕深藏的記憶似跑馬燈奔馳，情緒也隨著記憶的影像跳躍在興奮、期待、哀傷、憤怒當中。
我和本書作者一樣，也是個女性司法心理學家，在台灣可以說是第一人；本書作者在英國此領域工作了二十年，而我則有三十八年的經驗。
本書作者提到，進入此領域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因到英國韋克菲爾德監獄參與研究，訪談在此監中曾性侵並殺害女性受害者的犯人，用於書寫一本手冊，而引發她進入此領域的興趣；而我則是一個意外，早了她十四年，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威斯康辛大學修讀博士班時，須到當地的精神病院（Mendota mentalhospital，我常戲稱為「夢到他精神病院」）實習一學期，由於我的督導是性罪犯病房（sex-offender unit）的主任，因此我跟隨他進入病房實習。
該病房隸屬於醫院的司法病監（forensic unit）一部分，而司法病監的病人是那些犯了法，但法官認為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非懲罰的犯人。當時性罪犯病房關了三十至四十位性罪犯，他們被分類為強暴犯、亂倫犯及戀童症等三類型。此實習經驗，對我而言是人生的震撼，因為在我的成長過程，台灣只將強姦犯定位於是色瞇瞇的邪惡男人，意思是他們是「壞人」，非變態；反而對受害者大多缺乏同情心，社會大眾極易去指責強暴的發生是由於這些受害者的衣著暴露、行為舉止不當，因而勾引了這些邪惡的男人。
此經驗改變了我原有的認知，對性侵案件有了全新的想法與體悟。在性罪犯病房的學習，首先是讓我瞭解到，不同分類的性罪犯，其實是有不同的生長背景，其生長背景的差異，塑造了不同的危險因子，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性犯罪是由不同的病理因素造成；而不同類型的性罪犯，會選擇不同的犯罪手法及不同特質的受害者。醫院提供的學習，在於教導工作人員首先要明瞭各式各樣病人／罪犯會犯罪的病理原因，對病理的相關概念有所理解後，才能為這些病人／罪犯提供最有效的心理治療。
「夢到他精神病院」之性罪犯治療方案，是每週進行五個整天，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治療法，每項活動都深深吸引我，因此，原只需在此醫院完成一個學期的實習，最後我共留在醫院兩年。這個實習經驗讓我真正體驗及參與到書本所說的各式心理治療理論及技術，最棒的是要將這些理論應用到這批最難治療、最具挑戰的群體上。這個經驗開啟了以後我對司法心理學的認識與興趣，也意外地展開了我近四十年的司法心理學生涯。
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卻意外地開創了婚暴婦女的服務及預防方案，這在當時的父權社會算是很前衛的創舉，包括幫助政府結合法律、醫療、警政，為暴力的兩造建立處理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正式成立「家暴性侵處理委員會」，我才逐漸減少這方面的參與。也因為上述的服務，我再度接觸性侵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在當時，這方面的制度與處遇也是全然荒蕪，我不僅要向社會大眾宣導性侵對受害者與其家屬造成的影響深遠，還須再度與政府各個部門奮戰，說服他們加入處理行列，這是一件不容易也極為辛苦的工作。
我曾經在一九九○年極度挫折後，遠離台灣回到美國華府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擔任心理師，但又因職務所需進入該醫院中最早且最有名望的司法病監（John Howard unit），以心理劇的方式治療各式各樣的犯人，這經驗再度燃起我對司法心理學的熱情與興趣。之後的二十年，我雖人在大學任教，仍挪出許多時間協助政府單位、獄政體系制定性侵相關的法律，以及性罪犯處遇流程與內涵，我自己也多次進到監獄與社區中，與性侵犯面對面地直接進行處遇治療工作。
在一九九○年到二○○五年間，不知道有多少次本人帶領一批又一批的台灣醫療團隊，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進入美國東、西、北部的監獄，參觀、學習與討論。記憶中，多少個夜黑風高、寒風刺骨的夜晚，我們須早早起床，披星戴月地開數小時車程，趕赴美國不同的監獄學習。進出美國監獄的過程比台灣監獄複雜驚悚多了：美國東西兩岸的大監獄經常接管三、四萬名罪犯，從輕度到極為嚴重的犯罪，其犯罪比台灣嚴重且殘酷多了，由於過去這些監獄皆發生過犯人對工作者挖其眼球、割其皮膚，偽裝成工作人員後蒙混出獄；因此，進出監獄就發展出許多儀式，諸如先進入密閉艙，透過X光掃描、檢查是否身上隱藏著不應進入監獄的物品，同時也須檢驗進出人員的瞳孔、皮膚是否真屬於該名工作人員。在監獄進行處遇時，氣氛也比台灣肅殺多了，只要風吹草動，獄卒就會帶著警犬進入工作室，要求可能的暴力犯人趴在地上接受警犬的搜查。記得千禧年後，我曾在佛蒙特州（State of Vermont）的監獄工作了四個月，也曾像本書作者一樣，被犯人威脅過，但由於工作夥伴們都非常有經驗與專業，被威脅後並未特別感到驚恐。
我這些年仍有機會對犯人提供直接服務，並督導那些為犯人提供處遇的工作人員，以及提供工作坊訓練新進人員。但我愈來愈感覺現在的工作者不像我們當年，充滿學習的熱忱並願意認真奉獻，許多人通常只是為了賺錢、多份收入，比較感受不到他們對這份工作的尊重與對犯人的同理。
和本書作者一樣，我這幾年也常從事的另一項司法心理工作，是參與國內重大刑案凶嫌的精神狀態鑑定，從一九九○年代至今，我所參與的案件不下數十件，廣為人知的有：陳金火謀殺女保險員案、江國慶冤死案中受害女童可能之凶嫌、砍殺小燈泡案的王景玉、到台大宅王殺女友案等等。從事司法鑑定時，從審閱卷宗、檢視犯罪照片、訪談犯人與其家屬及受害者之相關人士，往往一個案件就需處理長達四、五個月。進行鑑定時，也非僅是訪談犯人、整理資料，其實是需要有個鑑定架構來引導所有的步驟，而我的步驟包括瞭解犯人的過去成長史、家人互動下而形成的人格特質，以及犯案時是基於哪種壓力而觸發了他人格特質中的這些危險因子。另外，鑑定當時，鑑定者必須再一次詢問該名犯人，犯罪後他現在是如何去覺知與看待他的犯罪行為，以瞭解他是否有真實的悔意。
因而，一份完整的司法鑑定報告應涵蓋：被鑑定者的過去史、犯罪歷程（如犯罪手法及行凶過程等），以及被鑑定者當下的心理狀態，最後佐以可預測再犯的量表分數來綜合論述：這位被鑑定者未來對社會的威脅性、再犯性及矯治的可能性為何。因此，司法鑑定並非僅憑被鑑定者是否當時患有精神疾病就可論斷其是否能夠免責，即使該名被鑑定者在犯行當時似有罹患精神疾病，仍須繼續判斷該疾病導致了多少認知／理性缺損，以致他無法知曉該行為係屬犯罪行為。所以我的一份司法鑑定報告至少七、八十頁。
因而，我在閱讀本書時，也被勾起許多過去進行司法鑑定時的記憶與情緒，也聯想到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台鐵殺警案，其凶嫌因患有思覺失調症而在一審時獲判無罪，引起多數民眾的憤怒，實在讓我感到傷心絕望，以我的眼光，此案件中，對凶嫌施以精神鑑定的精神科醫師和判其無罪的法官都應各自重打五十大板。
精神科醫師應被責難的問題在於，就如我前述的，並未認真遵循司法鑑定應有的程序，僅呈現該凶嫌患有思覺失調症，而未詳實考慮前述所提及的各種觀點加以深入判斷該凶嫌在犯行前後不同階段的心理狀態，以及該疾病會如何影響其認知／理性判斷的缺損程度和威脅社會安全的風險為何。這些皆顯示多數精神科醫師在這個領域的訓練及學養是不足的。
而法官應被責難的問題在於，不能因鑑定者提及凶嫌為思覺失調症，就免其刑責，應多方考慮我前述所提及的內容與條件，而做其刑度的判斷，不應因精神科醫師背書就便宜行事免責之。若此邏輯行得通，那殘殺小燈泡的凶嫌同樣患有思覺失調症，為何卻獲判無期徒刑，這不就反映出法官們經常具有的雙重標準或政治考量？更令我氣憤不已的是，我曾以兩個重大刑案對百餘名檢察官及法官提供教育課程不下數次，並訴說上述司法鑑定涵蓋之內容及步驟；尤其在某一課程中，我曾以某重大刑案之凶嫌為例，解釋被鑑定者可能在其辯護律師的教唆下，會操弄心理測驗及衡鑑，而起訴之檢察官及判刑的法官必須謹慎區辨及應對之。但上完教育課程後，其法官仍對該名心狠手辣且預謀犯案的凶嫌從輕量刑，令我錯愕不已；我也曾為此事奔走、演說，甚至面呈司法院長，上陳我對該名凶嫌可能對社會安全有威脅的憂慮，結果僅得到院長令我傻眼的回應：「陳教授的意見極好，我們存查。」
因此，這些年來，當有人問我和這些重大凶嫌工作的感受為何，他們是否惡貫滿盈或凶殘可怕？我在從事司法心理工作時是否會感到緊張或害怕？我真想回應：「我覺得即使所謂惡貫滿盈的犯人，我都看到其良善的某些面向，反倒是與所謂『人道律師』或『人道法官』工作時，更讓我感到挫折與害怕！」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臨床心理學退休教授
〈推薦序〉沒有他們跟我們，就只有我們
趙儀珊
本書揭露了大多數人不曾聽聞過的「司法心理師」工作的種種。一般人看到這個職業，通常會聯想到所謂專家鑑定的結果或結論，而且大半是出自經過記者「潤飾」的媒體報導，而非專家本人。作者在書中與我們分享她在監獄與司法精神醫院中擔任司法心理師工作的各種細節，包含與被定罪的被告接觸、在犯罪偵查過程中擔任專家證人或諮詢顧問。
雖然我難以在此詳述台灣的鑑定人與其他國家的專家證人制度之間千絲萬縷般的差異，但為了幫助台灣讀者瞭解台灣司法心理專業人士的工作內容，首先有必要釐清：與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不同，台灣還沒有司法心理師的相關證照制度。
台灣的司法心理專業人士毋寧說是在司法脈絡下工作之心理專業人員的集合，例如在監獄或醫院的司法病房服務的臨床心理師，或是像我這種專攻司法心理學的學者。在監獄工作者負責為受刑人評估以及提供心理治療，有些心理師則可能在監獄外為更生人服務。也有許多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而在個案中擔任鑑定人的角色。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專業人員與精神科醫師，以及非臨床（也就是學者）與臨床心理師所做專家鑑定之間，有相當重要的差異與界限。台灣的司法心理專業人士通常是因為個案需求而被法院所委託、聘僱。以我自己為例，是因為我專攻發展、司法與社會心理學而被法院委託擔任鑑定人。當法院需要深入瞭解被告的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發展歷程──相對於被告之行為在臨床上的意義時──法院便有可能委託發展心理學家。也有的心理學家受委託評估某些司法程序的實施是否符合最佳實務之標準，尤其是在避免冤錯案的場合。理想上，嚴重案件的心理鑑定應該要由涵蓋相關心理領域的跨領域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團隊來負責，這也是我們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當下台灣的困境在於這個領域的專家過於稀少，許多心理專業人士不願接觸與人性黑暗面相關的工作，畢竟縱使是像本書作者這種每天接觸的專家都可能因此受到負面影響，甚或不幸留下心理創傷。此外，比起從事其他工作的心理師，司法心理師還可能面臨人身安全的問題，例如本書作者便曾經遭到跟蹤騷擾。
本書中的每個故事再再顯示了儘管對司法心理專業人士而言，維持中立客觀有多麼重要，但實際上這又有多麼困難，畢竟心理師就跟我們嘗試去瞭解的罪犯一樣，仍然是人類。司法心理專業人士一邊需要保持專業距離，一邊又要用足夠真摯的態度去接觸罪犯。心理師也會變得情緒化、對欺凌弱勢的罪犯感到憤怒、對犯罪中的殘忍與無情感到恐怖，人性的黑暗面同樣令我們感到不安、害怕。這些情緒也可能使我們將被告描繪成一個需要被永久隔離、甚至處死刑的存在；這點大概會讓輿論振奮不已。但作為心理專業人員，我們必須要幫助法院盡可能客觀地理解被告，也就是盡我們所能的為法院呈現這個人的每一個面向，不論是好的壞的、從最良善的那一面到令人髮指之處，亦不論外在壓力有多強。對提供治療的人而言，他們都必須屏棄內心對受刑人的憤怒與噁心感。作為鑑定人有時難免會收到惡意信件，但作為心理專業人士同時也可以理解與接受，人們對於傳達被告並沒有那麼邪惡的資訊會感到憤怒不平。大眾無法原諒或同理兒童殺人犯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知道為何人們會汙名化精神疾病患者或對其抱持偏見。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同理、瞭解，否則我們作為心理專業人士是失格的。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是The dark side of the mind（人性的黑暗面），許多人可能會以為書名指涉的是司法心理師所研究的罪犯的黑暗，但難道心理師或是我們周遭的任何人就沒有那一面？司法心理師看到的是因為觸法而進入司法程序者的精神世界，但司法程序之外難道就沒有黑暗？我們所有人的心底都有陰暗之處，只不過有些人因為諸如貧窮或負面環境的影響而變得更加黑暗；有的人生來就有智能障礙，所以他們比起一般人必須更加費力地去瞭解對與錯、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差異；有的人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就像我們的身體也可能生病。
所有的殺人者都有精神疾病嗎？當然不。那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殺人嗎？當然也不。我們鑑定的行為人都像是電影中冷血的心理變態，為了好玩而施虐殺戮嗎？當然有的被告是如此，但這類的殺人者可謂少之又少。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司法心理師看待罪犯的角度與監獄官可謂天差地遠。心理學的訓練讓我們懂得詢問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相信改變是可能的，並且學習如何深入挖掘以發現可能協助人們改變的方法。但就如同作者所分享的，幫助罪犯改變需要理解以及整體社會的合作，從監獄官、更生機構到地方社區皆然。人類的精神是複雜且可能犯錯的，每一個人都無法從社會中獨立。從本書分享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沒有一套所有人都適合的評估與治療方法。意識到每一個人都無法離群索居，而且不要汙名化精神疾患，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五章中，作者提到了一位思覺失調患者希望可以被拘束起來，這樣他才能夠被其他人觸碰。著名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提到對精神病患而言，與家庭保持連結十分重要，尤其家庭在台灣文化中又是有獨特重要性的場所。
在司法心理學領域，我們十分強調在個人、團體，乃至系統的層級下去理解、預防犯罪。司法心理專業人士將這些議題攤在眾人目光下，一方面幫助司法系統理解觸法的個人；一方面為了給予那些遭逢困頓但仍在奮力掙扎以擺脫犯罪的人更多希望，因此與社會溝通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人性的黑暗與社會的黑暗是一體兩面的，本書在字裡行間不斷傳達這些訊息：我們應當給予更多關注，我們應該要在乎，我們應該要傾聽。最後僅以Kerry Daynes所言共勉之：Thereis no them and us, it is just us.（沒有他們跟我們，就只有我們。）
本文作者為台大心理系副教授
沈勝昂
近幾年台灣發生多起受人矚目的暴力殺人案件，特別是隨機殺人事件，受害者從小孩到大人、從殺一人到連續殺多個人，凶殘的程度令人怵目驚心，社會對殺人行徑的深感痛惡自然不在話下，然而更多的困惑是，這種違背人性常態的暴力行為到底為何發生？殺人者出了什麼問題？
幾次隨機殺人的案件中，根據法院案情的媒體報導，對於為何殺人，殺人者有著各種不同的理由（動機），其中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殺人只是為了吃牢飯」──只因為無法（錢）生活，這個年輕人自殺了好幾次，又因為不敢（勇氣）再自戕，最後選擇容易下手（殺）的小朋友，年幼無辜的生命在一個「只是為了吃牢飯」的念頭中被消失了！
走出看守所，即使南台灣七月的豔陽照得人頭昏眼花，卻無法停息這段對話在我腦海反覆翻攪──「那我問你，你為什麼那麼想活？」這個「哲學式」的反問，令人無語。沒錯，對大多數人而言，從來我們就以為「活著」理所當然，無法理解為何「殺個人來死」會是一個「理由」，若只因為「活著實在太辛苦」，著實令人無法接受。人們總以為「殺人應該有個神祕、驚人的理由」吧！「他們應該跟我們不一樣」，多數人都是這麼想的。
在最近常出現的幾種暴力犯罪案件中，飽受「精神症狀」干擾也是常見的殺人理由，殺人者因為長期受到莫名「妄想力量」的壓迫，導致無法承受，而採取毀滅「妄想力量」的方式：「他們一直要弄我，分明是要逼我死」，於是「殺人」，也就是直接「消滅妄想對象」成為最簡單的解決方式。然而，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是，殺人卻只是為了一個消滅「現實中不存在」的「力量」。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一直以來，「善與惡」、「好人與壞人」是社會對犯罪的審判標準，犯罪應該是「惡人」、「壞人」才會做的事，然而，多年的犯罪心理鑑定經驗告訴我，犯罪案件的發生，實質上對於「犯罪行為」的事實認定不難，客觀證據會說明「行為」真相，若只是針對犯罪行為，好比「用刀將人砍死了」，法定的有罪或無罪（善與惡）其實不難區分。但對於「為何發生？」的理解，才是真正的難題，特別是那些「偏離常態」的犯罪行為，例如：殺童案件，人們無法用常態去理解這個殺人行為，於是「司法心理鑑定」會在此時介入，協助釐清犯罪當時加害人的心智狀態（MSO, mental state at offense）。然而，最難的是犯罪發生的原因絕非單一因素，應該說犯罪的發生是一連串生命事件組合的故事，那個事件組合導引了一個「心智（時空）狀態」的犯罪結果，只是那個令人心碎的結果，讓人傷心到無法接受，整個社會都受傷了，在哀傷中尋找無法被回覆的答案，為什麼？
正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犯罪者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這本書正是嘗試描述犯罪為何發生的社會心理故事背景，或許很多犯罪情事的發生正如我們每天的生活一般，「犯罪的人並不全然必須有著特殊的生命經驗」。作者以自己從事司法心理工作多年的經驗，藉由不同犯罪案例鉅細靡遺描繪犯罪者一生的「發展故事」，讓每一位我們眼中的「惡人」走進我們的生命當中。「犯罪發生在人們的生活當中」，暗示著犯罪的成因，可能涉及遙遠的兒時故事、年少時期到長大成年的發展經歷，甚或是犯罪前夕庶民般的生活瑣事。
「這些都跟他為何殺人有關？」你心裡一定有這樣的疑問。
沒錯！事實上，當我們揭開犯罪的神祕面紗後，「惡」跟我們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犯罪可能一直以來就在你我周遭的生活當中，預防或改善犯罪的發生，就是「照護」個人生命成長「小事」的社會心理發展，因此犯罪的成因像是一種「慢性社會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滋養，一旦感染就可能發展成為具「毀滅性」的「社會心理疾病」。而正如對於病毒（如COVID-19）的預防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生活習慣，預防社會心理疾病需要落實平日「乾淨」的心理健康習慣，犯罪的預防與治療則需要社會（含政府）投注更多的努力來培養「人」的心理健康，讓「心理健康」行為取代「犯罪行為」（社會心理疾病），讓每一個人能健康安全地成長與生活。
「關心別人（社會），就是保護自己。」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
〈推薦序〉他們是否惡貫滿盈或凶殘可怕？
陳若璋
商周來函希望我為本書寫序，我心中大驚，這不是幾年來我一直期許自己要寫的一本書之書名，現在竟被別人捷足先登了！
帶著好奇和渴望，快速閱讀這本書，大腦儲藏記憶的海馬迴及負責情緒的杏仁核不斷地被攪動，一幕幕深藏的記憶似跑馬燈奔馳，情緒也隨著記憶的影像跳躍在興奮、期待、哀傷、憤怒當中。
我和本書作者一樣，也是個女性司法心理學家，在台灣可以說是第一人；本書作者在英國此領域工作了二十年，而我則有三十八年的經驗。
本書作者提到，進入此領域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因到英國韋克菲爾德監獄參與研究，訪談在此監中曾性侵並殺害女性受害者的犯人，用於書寫一本手冊，而引發她進入此領域的興趣；而我則是一個意外，早了她十四年，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威斯康辛大學修讀博士班時，須到當地的精神病院（Mendota mentalhospital，我常戲稱為「夢到他精神病院」）實習一學期，由於我的督導是性罪犯病房（sex-offender unit）的主任，因此我跟隨他進入病房實習。
該病房隸屬於醫院的司法病監（forensic unit）一部分，而司法病監的病人是那些犯了法，但法官認為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非懲罰的犯人。當時性罪犯病房關了三十至四十位性罪犯，他們被分類為強暴犯、亂倫犯及戀童症等三類型。此實習經驗，對我而言是人生的震撼，因為在我的成長過程，台灣只將強姦犯定位於是色瞇瞇的邪惡男人，意思是他們是「壞人」，非變態；反而對受害者大多缺乏同情心，社會大眾極易去指責強暴的發生是由於這些受害者的衣著暴露、行為舉止不當，因而勾引了這些邪惡的男人。
此經驗改變了我原有的認知，對性侵案件有了全新的想法與體悟。在性罪犯病房的學習，首先是讓我瞭解到，不同分類的性罪犯，其實是有不同的生長背景，其生長背景的差異，塑造了不同的危險因子，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性犯罪是由不同的病理因素造成；而不同類型的性罪犯，會選擇不同的犯罪手法及不同特質的受害者。醫院提供的學習，在於教導工作人員首先要明瞭各式各樣病人／罪犯會犯罪的病理原因，對病理的相關概念有所理解後，才能為這些病人／罪犯提供最有效的心理治療。
「夢到他精神病院」之性罪犯治療方案，是每週進行五個整天，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治療法，每項活動都深深吸引我，因此，原只需在此醫院完成一個學期的實習，最後我共留在醫院兩年。這個實習經驗讓我真正體驗及參與到書本所說的各式心理治療理論及技術，最棒的是要將這些理論應用到這批最難治療、最具挑戰的群體上。這個經驗開啟了以後我對司法心理學的認識與興趣，也意外地展開了我近四十年的司法心理學生涯。
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卻意外地開創了婚暴婦女的服務及預防方案，這在當時的父權社會算是很前衛的創舉，包括幫助政府結合法律、醫療、警政，為暴力的兩造建立處理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正式成立「家暴性侵處理委員會」，我才逐漸減少這方面的參與。也因為上述的服務，我再度接觸性侵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在當時，這方面的制度與處遇也是全然荒蕪，我不僅要向社會大眾宣導性侵對受害者與其家屬造成的影響深遠，還須再度與政府各個部門奮戰，說服他們加入處理行列，這是一件不容易也極為辛苦的工作。
我曾經在一九九○年極度挫折後，遠離台灣回到美國華府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擔任心理師，但又因職務所需進入該醫院中最早且最有名望的司法病監（John Howard unit），以心理劇的方式治療各式各樣的犯人，這經驗再度燃起我對司法心理學的熱情與興趣。之後的二十年，我雖人在大學任教，仍挪出許多時間協助政府單位、獄政體系制定性侵相關的法律，以及性罪犯處遇流程與內涵，我自己也多次進到監獄與社區中，與性侵犯面對面地直接進行處遇治療工作。
在一九九○年到二○○五年間，不知道有多少次本人帶領一批又一批的台灣醫療團隊，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進入美國東、西、北部的監獄，參觀、學習與討論。記憶中，多少個夜黑風高、寒風刺骨的夜晚，我們須早早起床，披星戴月地開數小時車程，趕赴美國不同的監獄學習。進出美國監獄的過程比台灣監獄複雜驚悚多了：美國東西兩岸的大監獄經常接管三、四萬名罪犯，從輕度到極為嚴重的犯罪，其犯罪比台灣嚴重且殘酷多了，由於過去這些監獄皆發生過犯人對工作者挖其眼球、割其皮膚，偽裝成工作人員後蒙混出獄；因此，進出監獄就發展出許多儀式，諸如先進入密閉艙，透過X光掃描、檢查是否身上隱藏著不應進入監獄的物品，同時也須檢驗進出人員的瞳孔、皮膚是否真屬於該名工作人員。在監獄進行處遇時，氣氛也比台灣肅殺多了，只要風吹草動，獄卒就會帶著警犬進入工作室，要求可能的暴力犯人趴在地上接受警犬的搜查。記得千禧年後，我曾在佛蒙特州（State of Vermont）的監獄工作了四個月，也曾像本書作者一樣，被犯人威脅過，但由於工作夥伴們都非常有經驗與專業，被威脅後並未特別感到驚恐。
我這些年仍有機會對犯人提供直接服務，並督導那些為犯人提供處遇的工作人員，以及提供工作坊訓練新進人員。但我愈來愈感覺現在的工作者不像我們當年，充滿學習的熱忱並願意認真奉獻，許多人通常只是為了賺錢、多份收入，比較感受不到他們對這份工作的尊重與對犯人的同理。
和本書作者一樣，我這幾年也常從事的另一項司法心理工作，是參與國內重大刑案凶嫌的精神狀態鑑定，從一九九○年代至今，我所參與的案件不下數十件，廣為人知的有：陳金火謀殺女保險員案、江國慶冤死案中受害女童可能之凶嫌、砍殺小燈泡案的王景玉、到台大宅王殺女友案等等。從事司法鑑定時，從審閱卷宗、檢視犯罪照片、訪談犯人與其家屬及受害者之相關人士，往往一個案件就需處理長達四、五個月。進行鑑定時，也非僅是訪談犯人、整理資料，其實是需要有個鑑定架構來引導所有的步驟，而我的步驟包括瞭解犯人的過去成長史、家人互動下而形成的人格特質，以及犯案時是基於哪種壓力而觸發了他人格特質中的這些危險因子。另外，鑑定當時，鑑定者必須再一次詢問該名犯人，犯罪後他現在是如何去覺知與看待他的犯罪行為，以瞭解他是否有真實的悔意。
因而，一份完整的司法鑑定報告應涵蓋：被鑑定者的過去史、犯罪歷程（如犯罪手法及行凶過程等），以及被鑑定者當下的心理狀態，最後佐以可預測再犯的量表分數來綜合論述：這位被鑑定者未來對社會的威脅性、再犯性及矯治的可能性為何。因此，司法鑑定並非僅憑被鑑定者是否當時患有精神疾病就可論斷其是否能夠免責，即使該名被鑑定者在犯行當時似有罹患精神疾病，仍須繼續判斷該疾病導致了多少認知／理性缺損，以致他無法知曉該行為係屬犯罪行為。所以我的一份司法鑑定報告至少七、八十頁。
因而，我在閱讀本書時，也被勾起許多過去進行司法鑑定時的記憶與情緒，也聯想到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台鐵殺警案，其凶嫌因患有思覺失調症而在一審時獲判無罪，引起多數民眾的憤怒，實在讓我感到傷心絕望，以我的眼光，此案件中，對凶嫌施以精神鑑定的精神科醫師和判其無罪的法官都應各自重打五十大板。
精神科醫師應被責難的問題在於，就如我前述的，並未認真遵循司法鑑定應有的程序，僅呈現該凶嫌患有思覺失調症，而未詳實考慮前述所提及的各種觀點加以深入判斷該凶嫌在犯行前後不同階段的心理狀態，以及該疾病會如何影響其認知／理性判斷的缺損程度和威脅社會安全的風險為何。這些皆顯示多數精神科醫師在這個領域的訓練及學養是不足的。
而法官應被責難的問題在於，不能因鑑定者提及凶嫌為思覺失調症，就免其刑責，應多方考慮我前述所提及的內容與條件，而做其刑度的判斷，不應因精神科醫師背書就便宜行事免責之。若此邏輯行得通，那殘殺小燈泡的凶嫌同樣患有思覺失調症，為何卻獲判無期徒刑，這不就反映出法官們經常具有的雙重標準或政治考量？更令我氣憤不已的是，我曾以兩個重大刑案對百餘名檢察官及法官提供教育課程不下數次，並訴說上述司法鑑定涵蓋之內容及步驟；尤其在某一課程中，我曾以某重大刑案之凶嫌為例，解釋被鑑定者可能在其辯護律師的教唆下，會操弄心理測驗及衡鑑，而起訴之檢察官及判刑的法官必須謹慎區辨及應對之。但上完教育課程後，其法官仍對該名心狠手辣且預謀犯案的凶嫌從輕量刑，令我錯愕不已；我也曾為此事奔走、演說，甚至面呈司法院長，上陳我對該名凶嫌可能對社會安全有威脅的憂慮，結果僅得到院長令我傻眼的回應：「陳教授的意見極好，我們存查。」
因此，這些年來，當有人問我和這些重大凶嫌工作的感受為何，他們是否惡貫滿盈或凶殘可怕？我在從事司法心理工作時是否會感到緊張或害怕？我真想回應：「我覺得即使所謂惡貫滿盈的犯人，我都看到其良善的某些面向，反倒是與所謂『人道律師』或『人道法官』工作時，更讓我感到挫折與害怕！」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臨床心理學退休教授
〈推薦序〉沒有他們跟我們，就只有我們
趙儀珊
本書揭露了大多數人不曾聽聞過的「司法心理師」工作的種種。一般人看到這個職業，通常會聯想到所謂專家鑑定的結果或結論，而且大半是出自經過記者「潤飾」的媒體報導，而非專家本人。作者在書中與我們分享她在監獄與司法精神醫院中擔任司法心理師工作的各種細節，包含與被定罪的被告接觸、在犯罪偵查過程中擔任專家證人或諮詢顧問。
雖然我難以在此詳述台灣的鑑定人與其他國家的專家證人制度之間千絲萬縷般的差異，但為了幫助台灣讀者瞭解台灣司法心理專業人士的工作內容，首先有必要釐清：與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不同，台灣還沒有司法心理師的相關證照制度。
台灣的司法心理專業人士毋寧說是在司法脈絡下工作之心理專業人員的集合，例如在監獄或醫院的司法病房服務的臨床心理師，或是像我這種專攻司法心理學的學者。在監獄工作者負責為受刑人評估以及提供心理治療，有些心理師則可能在監獄外為更生人服務。也有許多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而在個案中擔任鑑定人的角色。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專業人員與精神科醫師，以及非臨床（也就是學者）與臨床心理師所做專家鑑定之間，有相當重要的差異與界限。台灣的司法心理專業人士通常是因為個案需求而被法院所委託、聘僱。以我自己為例，是因為我專攻發展、司法與社會心理學而被法院委託擔任鑑定人。當法院需要深入瞭解被告的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發展歷程──相對於被告之行為在臨床上的意義時──法院便有可能委託發展心理學家。也有的心理學家受委託評估某些司法程序的實施是否符合最佳實務之標準，尤其是在避免冤錯案的場合。理想上，嚴重案件的心理鑑定應該要由涵蓋相關心理領域的跨領域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團隊來負責，這也是我們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當下台灣的困境在於這個領域的專家過於稀少，許多心理專業人士不願接觸與人性黑暗面相關的工作，畢竟縱使是像本書作者這種每天接觸的專家都可能因此受到負面影響，甚或不幸留下心理創傷。此外，比起從事其他工作的心理師，司法心理師還可能面臨人身安全的問題，例如本書作者便曾經遭到跟蹤騷擾。
本書中的每個故事再再顯示了儘管對司法心理專業人士而言，維持中立客觀有多麼重要，但實際上這又有多麼困難，畢竟心理師就跟我們嘗試去瞭解的罪犯一樣，仍然是人類。司法心理專業人士一邊需要保持專業距離，一邊又要用足夠真摯的態度去接觸罪犯。心理師也會變得情緒化、對欺凌弱勢的罪犯感到憤怒、對犯罪中的殘忍與無情感到恐怖，人性的黑暗面同樣令我們感到不安、害怕。這些情緒也可能使我們將被告描繪成一個需要被永久隔離、甚至處死刑的存在；這點大概會讓輿論振奮不已。但作為心理專業人員，我們必須要幫助法院盡可能客觀地理解被告，也就是盡我們所能的為法院呈現這個人的每一個面向，不論是好的壞的、從最良善的那一面到令人髮指之處，亦不論外在壓力有多強。對提供治療的人而言，他們都必須屏棄內心對受刑人的憤怒與噁心感。作為鑑定人有時難免會收到惡意信件，但作為心理專業人士同時也可以理解與接受，人們對於傳達被告並沒有那麼邪惡的資訊會感到憤怒不平。大眾無法原諒或同理兒童殺人犯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知道為何人們會汙名化精神疾病患者或對其抱持偏見。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同理、瞭解，否則我們作為心理專業人士是失格的。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是The dark side of the mind（人性的黑暗面），許多人可能會以為書名指涉的是司法心理師所研究的罪犯的黑暗，但難道心理師或是我們周遭的任何人就沒有那一面？司法心理師看到的是因為觸法而進入司法程序者的精神世界，但司法程序之外難道就沒有黑暗？我們所有人的心底都有陰暗之處，只不過有些人因為諸如貧窮或負面環境的影響而變得更加黑暗；有的人生來就有智能障礙，所以他們比起一般人必須更加費力地去瞭解對與錯、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差異；有的人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就像我們的身體也可能生病。
所有的殺人者都有精神疾病嗎？當然不。那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殺人嗎？當然也不。我們鑑定的行為人都像是電影中冷血的心理變態，為了好玩而施虐殺戮嗎？當然有的被告是如此，但這類的殺人者可謂少之又少。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司法心理師看待罪犯的角度與監獄官可謂天差地遠。心理學的訓練讓我們懂得詢問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相信改變是可能的，並且學習如何深入挖掘以發現可能協助人們改變的方法。但就如同作者所分享的，幫助罪犯改變需要理解以及整體社會的合作，從監獄官、更生機構到地方社區皆然。人類的精神是複雜且可能犯錯的，每一個人都無法從社會中獨立。從本書分享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沒有一套所有人都適合的評估與治療方法。意識到每一個人都無法離群索居，而且不要汙名化精神疾患，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五章中，作者提到了一位思覺失調患者希望可以被拘束起來，這樣他才能夠被其他人觸碰。著名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提到對精神病患而言，與家庭保持連結十分重要，尤其家庭在台灣文化中又是有獨特重要性的場所。
在司法心理學領域，我們十分強調在個人、團體，乃至系統的層級下去理解、預防犯罪。司法心理專業人士將這些議題攤在眾人目光下，一方面幫助司法系統理解觸法的個人；一方面為了給予那些遭逢困頓但仍在奮力掙扎以擺脫犯罪的人更多希望，因此與社會溝通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人性的黑暗與社會的黑暗是一體兩面的，本書在字裡行間不斷傳達這些訊息：我們應當給予更多關注，我們應該要在乎，我們應該要傾聽。最後僅以Kerry Daynes所言共勉之：Thereis no them and us, it is just us.（沒有他們跟我們，就只有我們。）
本文作者為台大心理系副教授
試閱
〈序〉
有時候是你幫助病患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有時候反而是他們讓你看得更透澈。
八十多歲的莫里斯又高又瘦，因為嚴重關節炎而身形佝僂，遠看像棵彎曲多節的老山楂樹。他把自己打扮得像西蒙．高威爾（Simon Cowell）1，高腰褲配上緊身白T。他有一眼是玻璃製的義眼，眼神失焦讓整個人看起來更不協調。
他不在我的檔案資料裡，但他是我最近開始服務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長住病患。那家醫院位處衰頹北方小鎮的郊區，座落在一排破舊公宅的盡頭，看起來就像海砂屋。
除非你曾經被關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裡，否則很難瞭解這些地方跟老舊監獄有什麼差別。這兩種機構對待住客的方式大不相同。監獄服刑是採高壓管理的策略，目的是為了保護公眾安全；而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如同我服務的這個單位，採取的方法則是盡可能降低限制，更偏向合作性質，不只是收容，還提供積極照護。不過這裡的病患跟囚犯一樣是不自由的，他們被認為會傷害自己，或者更可能的是會傷害別人。由於院內規畫成像住宅般一個個小區域，還有共用的起居室，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工作人員跟病患一起用餐。
我通常會在週二與週四中午過去莫里斯住的那個樓層，與米爾頓房（MiltonWard）的住客共度午餐時光。
莫里斯的精神報告提及他深受「性虐待症」（sexual sadism disorder）所苦。我清楚明白「苦」這個字的諷刺意味。性虐待症患者會從另一個人所受的痛苦、羞辱、悲傷或折磨中感受到強烈的性快感。這不同於那些穿著乳膠緊身衣扮成奴隸與主人，做出打屁股，甚或更讓人難為情的滑稽動作的案例。唯有當一個人是基於衝動而做出非合意的行為，性虐待才會被認為是一種精神失調。所以這裡的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受苦？
莫里斯喜歡潛伏在暗處，遇上沒有戒備的女性，他就會突然暴露他的私處。而她們表現出來的驚恐與害怕，正是讓莫里斯產生愉悅與性快感的來源。沉迷於這種低成本的快感，讓他年紀輕輕就進了監牢，但不意外的是，坐牢無法讓他改掉惡習。出獄之後他依舊墮落，情況嚴重到有兩個女人死在他家，死者身上有多處深度各異的刺傷，傷口主要集中在胸部周圍。顯然是性虐待造成的意外。最終莫里斯被送進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他不能再到處亂跑。永遠不能。
某個週二，我正在院內吃午餐，莫里斯從我背後走近，幾乎是一瞬間的事，他的假眼球從眼窩裡掉出來，剛好就掉進我的番茄濃湯裡。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全身已經濺滿紅色湯汁，湯也打翻了。
當時我才二十四歲，經驗不足，情緒突然失控，給了莫里斯他想要的反應：我驚聲尖叫，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臉慘白。誰看到自己的湯裡冒出一顆眼球時，不會被嚇呆呢？
我之前就知道莫里斯戴著義眼，但是當你突然看到一顆眼球在你的湯裡游啊游時，你的大腦會直覺以為那是一顆真的眼珠子。尖叫聲落地之後，理性回來了，我明白那不過就是顆很大的玻璃珠。
我瞥向他的臉。原本應該有眼球的地方成了一個窟窿，另一隻健在的眼睛則盯著我，端詳我的反應。隨後他就被一名男護士帶走，嘴角還掛著一抹竊笑。我有點懊惱，竟然栽在一個老傢伙手上。
這個例子就是所謂的「犯罪等價行為」（offence paralleling behaviour）──一個人做出在形態上類似於原本的犯罪或與犯罪具有相同功能的行為。對莫里斯來說，透過突然暴露特定的身體部位，成功地對身旁女性製造出恐懼與噁心，具有與闖入醫院禁區一樣的犯罪快感。
那天掉入莫里斯的陷阱讓我覺得很難堪，但是這段遭遇讓我對我所投身的專業領域有更深的體悟。我們要怎麼處理像莫里斯這樣的難題呢？他的複雜之處，以及我與他的交手之道，正是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的日常挑戰。
有人可能認為對付莫里斯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拿走他的假眼球就好，果真如此嗎？但我可不是這個故事中的虐待狂，我無權也不想處罰或羞辱我的案主或當事人。況且拿走眼球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他需要製造驚嚇以及從中得到性滿足。如果我們拿走他的玻璃眼球，他的衝動只會尋找其他的出路。也別忘了，拿走某個人身體的一部分，即使是義肢，都會引起相當麻煩的人權問題。
可能有人會說，與莫里斯同在一個屋子裡吃飯就是自找麻煩。哪個正常人會跟被判有罪的性侵犯一起吃午餐，還說沒料到會被對方給盯上？但這是把責任推給被害者（在這個案子裡就是我），說我應該改變行為模式，找別的地方吃東西。更不用說，我的工作就是要幫助像莫里斯這樣的人改變他們的行為。此外，阻絕問題發生所需的條件（對莫里斯來說，就是接近女人的機會），未必能杜絕問題，反而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頑強。
如果他拿棍子或石頭可能會打斷我的骨頭，但一顆眼珠掉進我的湯裡，最糟也就是被噎到吧。那天的經驗提醒我，要消除這個環境中任何令人不快的行為，最有效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予理會。每個家有幼兒的爸媽都能證實這一點，那是最基本的行為技巧。（行為主義者是先天與後天之辯中的極端。他們主張每個人生來都像張白紙，之所以會做什麼事都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而是否繼續那樣的行為則取決於被獎勵或懲罰的程度。）而每個家長也都會承認，不要被孩子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反應，往往是最難做到的事。
隨著莫里斯被帶離開現場，我的心跳逐漸緩和下來。我知道如果我要繼續從事這一行，以及如果我希望能夠找到處理個案問題的最佳方式，我就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我必須管理好自己對這種干擾行為的厭惡，哪怕那是健康且自動的反應。我可能必須若無其事把眼球推到一旁，繼續喝我的湯。
在我擔任司法心理師二十年的生涯中，與莫里斯共度午餐不過是眾多特殊經驗之一。我的工作常常必須面對這個社會上最麻煩也最會製造麻煩的人，無論是在監獄、醫院、法院、警察局，抑或在鄰里社區。這些經驗改變了我和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有時候我被稱為犯罪心理學家，聽起來好像是黑手黨的手下；事實上，我跟犯罪學沒什麼關係，那個學科專門研究犯罪趨勢與犯罪預防。此外，有些事是我不會做的，包括偵查工作（我不會把嫌犯壓制在地）與病理學（我不會解剖屍體，雖然曾經有個連續殺人犯表演給我看如何將火雞大卸八塊）。
所有犯罪都是由人所犯下的，對象也是人，而司法心理學就是關於那些人。
我的工作有很大部分是想辦法減少犯罪者再犯，最終目的則是讓社會變得更安全。要達成此一目的，我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去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我的挑戰是如何一步步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開啟新的生命可能，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這是終極目標，也是理想之境。然而，我更常做的是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又適當地回應各式各樣的極端行為，從縱火到殺害兒童都有。我的評估分析、鑑定與證詞可供法官與陪審團、假釋委員會、警方與精神醫療團隊作為判斷時的參考依據，而他們的決定對許多人的人生具有深遠影響。
這種介於刑事司法與精神醫療制度之間的角色很不容易。這兩個體系又老又不好相處，負荷過重又先天不良，湊在一起像對怨偶，彷彿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小說《巧克力冒險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裡那對老爺爺與老奶奶，被迫擠在一張床上，行動緩慢又無法擺脫困境。
我喜歡稱工作上要面對的那些人是「客戶」。聽起來有點不順耳，好像我是個美甲師，而不是司法心理師，但這麼稱呼更政治正確，對於我會接觸到的各種人也是一種尊重。有個無可迴避的事實，那就是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男性，當然偶爾也有女性。我輔導處理的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但最終我往往會發現，在他們的人生當中，既曾是加害者，也曾是受害者。
人類始終病態地著迷於犯罪，從開膛手傑克的種種理論，到史蒂芬．艾弗里（Steven Avery）的爭議性定罪，特別是那些侵犯社會最神聖價值，以及犯下所有人無法理解的血腥暴力與性犯罪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人，再沒有比那些選擇打破規則的人更令人好奇也更令人痛恨的。因此，也許不讓人意外的，我們的新聞與娛樂頻道總是充斥著犯罪的故事，很難想像我們對犯罪的口味會有淡化的一天。
但這些犯罪故事經常只聚焦在大敘事中的小篇章。它們告訴我們已經犯下的罪行、後續的偵查，乃至於審判，以及定罪與量刑。而之後的事情就很少人討論了，好像犯人以及他們的犯行都化做一縷輕煙消失了。但他們還活著啊，至少他們的家人或被害人可能還活著。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繼續活下去。司法心理師可以在故事的任何階段進入，但實務上進入的時間經常是在法庭程序已經結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興趣已經消散之後，我們才變成主要的敘事者。
在這裡我要敘說的故事，可能是你在各種報導中讀不到的。它們是我的日常工作，充滿挫折與衝突，偶爾才有讓人振奮的事實。
我選擇這些故事有許多理由，它們有些讓人心碎，有些讓人憤怒，有些則是不可思議。將這些故事串在一起的，是我對它們的感受，以及這些極端情境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我比一般人更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無論是我遇到的計程車司機，或者詢問我專業意見的法官：「那些人到底哪裡有問題？」不論問得客氣與否，他們想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些人怎麼會犯下那麼可怕的罪行？因為一旦我們知道他們哪裡出了錯，就能修理出錯的地方，對吧？或者至少可以加以限制，減少傷害。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體悟到，其實我們都問錯了問題。
有時候是你幫助病患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有時候反而是他們讓你看得更透澈。
八十多歲的莫里斯又高又瘦，因為嚴重關節炎而身形佝僂，遠看像棵彎曲多節的老山楂樹。他把自己打扮得像西蒙．高威爾（Simon Cowell）1，高腰褲配上緊身白T。他有一眼是玻璃製的義眼，眼神失焦讓整個人看起來更不協調。
他不在我的檔案資料裡，但他是我最近開始服務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長住病患。那家醫院位處衰頹北方小鎮的郊區，座落在一排破舊公宅的盡頭，看起來就像海砂屋。
除非你曾經被關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裡，否則很難瞭解這些地方跟老舊監獄有什麼差別。這兩種機構對待住客的方式大不相同。監獄服刑是採高壓管理的策略，目的是為了保護公眾安全；而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如同我服務的這個單位，採取的方法則是盡可能降低限制，更偏向合作性質，不只是收容，還提供積極照護。不過這裡的病患跟囚犯一樣是不自由的，他們被認為會傷害自己，或者更可能的是會傷害別人。由於院內規畫成像住宅般一個個小區域，還有共用的起居室，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工作人員跟病患一起用餐。
我通常會在週二與週四中午過去莫里斯住的那個樓層，與米爾頓房（MiltonWard）的住客共度午餐時光。
莫里斯的精神報告提及他深受「性虐待症」（sexual sadism disorder）所苦。我清楚明白「苦」這個字的諷刺意味。性虐待症患者會從另一個人所受的痛苦、羞辱、悲傷或折磨中感受到強烈的性快感。這不同於那些穿著乳膠緊身衣扮成奴隸與主人，做出打屁股，甚或更讓人難為情的滑稽動作的案例。唯有當一個人是基於衝動而做出非合意的行為，性虐待才會被認為是一種精神失調。所以這裡的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受苦？
莫里斯喜歡潛伏在暗處，遇上沒有戒備的女性，他就會突然暴露他的私處。而她們表現出來的驚恐與害怕，正是讓莫里斯產生愉悅與性快感的來源。沉迷於這種低成本的快感，讓他年紀輕輕就進了監牢，但不意外的是，坐牢無法讓他改掉惡習。出獄之後他依舊墮落，情況嚴重到有兩個女人死在他家，死者身上有多處深度各異的刺傷，傷口主要集中在胸部周圍。顯然是性虐待造成的意外。最終莫里斯被送進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他不能再到處亂跑。永遠不能。
某個週二，我正在院內吃午餐，莫里斯從我背後走近，幾乎是一瞬間的事，他的假眼球從眼窩裡掉出來，剛好就掉進我的番茄濃湯裡。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全身已經濺滿紅色湯汁，湯也打翻了。
當時我才二十四歲，經驗不足，情緒突然失控，給了莫里斯他想要的反應：我驚聲尖叫，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臉慘白。誰看到自己的湯裡冒出一顆眼球時，不會被嚇呆呢？
我之前就知道莫里斯戴著義眼，但是當你突然看到一顆眼球在你的湯裡游啊游時，你的大腦會直覺以為那是一顆真的眼珠子。尖叫聲落地之後，理性回來了，我明白那不過就是顆很大的玻璃珠。
我瞥向他的臉。原本應該有眼球的地方成了一個窟窿，另一隻健在的眼睛則盯著我，端詳我的反應。隨後他就被一名男護士帶走，嘴角還掛著一抹竊笑。我有點懊惱，竟然栽在一個老傢伙手上。
這個例子就是所謂的「犯罪等價行為」（offence paralleling behaviour）──一個人做出在形態上類似於原本的犯罪或與犯罪具有相同功能的行為。對莫里斯來說，透過突然暴露特定的身體部位，成功地對身旁女性製造出恐懼與噁心，具有與闖入醫院禁區一樣的犯罪快感。
那天掉入莫里斯的陷阱讓我覺得很難堪，但是這段遭遇讓我對我所投身的專業領域有更深的體悟。我們要怎麼處理像莫里斯這樣的難題呢？他的複雜之處，以及我與他的交手之道，正是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的日常挑戰。
有人可能認為對付莫里斯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拿走他的假眼球就好，果真如此嗎？但我可不是這個故事中的虐待狂，我無權也不想處罰或羞辱我的案主或當事人。況且拿走眼球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他需要製造驚嚇以及從中得到性滿足。如果我們拿走他的玻璃眼球，他的衝動只會尋找其他的出路。也別忘了，拿走某個人身體的一部分，即使是義肢，都會引起相當麻煩的人權問題。
可能有人會說，與莫里斯同在一個屋子裡吃飯就是自找麻煩。哪個正常人會跟被判有罪的性侵犯一起吃午餐，還說沒料到會被對方給盯上？但這是把責任推給被害者（在這個案子裡就是我），說我應該改變行為模式，找別的地方吃東西。更不用說，我的工作就是要幫助像莫里斯這樣的人改變他們的行為。此外，阻絕問題發生所需的條件（對莫里斯來說，就是接近女人的機會），未必能杜絕問題，反而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頑強。
如果他拿棍子或石頭可能會打斷我的骨頭，但一顆眼珠掉進我的湯裡，最糟也就是被噎到吧。那天的經驗提醒我，要消除這個環境中任何令人不快的行為，最有效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予理會。每個家有幼兒的爸媽都能證實這一點，那是最基本的行為技巧。（行為主義者是先天與後天之辯中的極端。他們主張每個人生來都像張白紙，之所以會做什麼事都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而是否繼續那樣的行為則取決於被獎勵或懲罰的程度。）而每個家長也都會承認，不要被孩子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反應，往往是最難做到的事。
隨著莫里斯被帶離開現場，我的心跳逐漸緩和下來。我知道如果我要繼續從事這一行，以及如果我希望能夠找到處理個案問題的最佳方式，我就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我必須管理好自己對這種干擾行為的厭惡，哪怕那是健康且自動的反應。我可能必須若無其事把眼球推到一旁，繼續喝我的湯。
在我擔任司法心理師二十年的生涯中，與莫里斯共度午餐不過是眾多特殊經驗之一。我的工作常常必須面對這個社會上最麻煩也最會製造麻煩的人，無論是在監獄、醫院、法院、警察局，抑或在鄰里社區。這些經驗改變了我和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有時候我被稱為犯罪心理學家，聽起來好像是黑手黨的手下；事實上，我跟犯罪學沒什麼關係，那個學科專門研究犯罪趨勢與犯罪預防。此外，有些事是我不會做的，包括偵查工作（我不會把嫌犯壓制在地）與病理學（我不會解剖屍體，雖然曾經有個連續殺人犯表演給我看如何將火雞大卸八塊）。
所有犯罪都是由人所犯下的，對象也是人，而司法心理學就是關於那些人。
我的工作有很大部分是想辦法減少犯罪者再犯，最終目的則是讓社會變得更安全。要達成此一目的，我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去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我的挑戰是如何一步步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開啟新的生命可能，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這是終極目標，也是理想之境。然而，我更常做的是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又適當地回應各式各樣的極端行為，從縱火到殺害兒童都有。我的評估分析、鑑定與證詞可供法官與陪審團、假釋委員會、警方與精神醫療團隊作為判斷時的參考依據，而他們的決定對許多人的人生具有深遠影響。
這種介於刑事司法與精神醫療制度之間的角色很不容易。這兩個體系又老又不好相處，負荷過重又先天不良，湊在一起像對怨偶，彷彿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小說《巧克力冒險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裡那對老爺爺與老奶奶，被迫擠在一張床上，行動緩慢又無法擺脫困境。
我喜歡稱工作上要面對的那些人是「客戶」。聽起來有點不順耳，好像我是個美甲師，而不是司法心理師，但這麼稱呼更政治正確，對於我會接觸到的各種人也是一種尊重。有個無可迴避的事實，那就是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男性，當然偶爾也有女性。我輔導處理的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但最終我往往會發現，在他們的人生當中，既曾是加害者，也曾是受害者。
人類始終病態地著迷於犯罪，從開膛手傑克的種種理論，到史蒂芬．艾弗里（Steven Avery）的爭議性定罪，特別是那些侵犯社會最神聖價值，以及犯下所有人無法理解的血腥暴力與性犯罪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人，再沒有比那些選擇打破規則的人更令人好奇也更令人痛恨的。因此，也許不讓人意外的，我們的新聞與娛樂頻道總是充斥著犯罪的故事，很難想像我們對犯罪的口味會有淡化的一天。
但這些犯罪故事經常只聚焦在大敘事中的小篇章。它們告訴我們已經犯下的罪行、後續的偵查，乃至於審判，以及定罪與量刑。而之後的事情就很少人討論了，好像犯人以及他們的犯行都化做一縷輕煙消失了。但他們還活著啊，至少他們的家人或被害人可能還活著。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繼續活下去。司法心理師可以在故事的任何階段進入，但實務上進入的時間經常是在法庭程序已經結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興趣已經消散之後，我們才變成主要的敘事者。
在這裡我要敘說的故事，可能是你在各種報導中讀不到的。它們是我的日常工作，充滿挫折與衝突，偶爾才有讓人振奮的事實。
我選擇這些故事有許多理由，它們有些讓人心碎，有些讓人憤怒，有些則是不可思議。將這些故事串在一起的，是我對它們的感受，以及這些極端情境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我比一般人更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無論是我遇到的計程車司機，或者詢問我專業意見的法官：「那些人到底哪裡有問題？」不論問得客氣與否，他們想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些人怎麼會犯下那麼可怕的罪行？因為一旦我們知道他們哪裡出了錯，就能修理出錯的地方，對吧？或者至少可以加以限制，減少傷害。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體悟到，其實我們都問錯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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