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的艱難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死刑是一種誘惑。
有正義感的人，
多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一種實現正義的方式……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衡量罪惡與正義。
但是當我們執行了死刑，我們還能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嗎？
始於法務部長王清峰下台，2010年死刑議題自此開始延燒，媒體與大眾輿論在殺與不殺之間擺盪。作者張娟芬親身採訪死刑犯，讓大眾看見死囚在罪刑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並於此書回溯沸沸揚揚的2010年，剖析台灣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上尚存在的缺失與不健全，讓大家深思以暴制暴之下暗藏的問題。本書提供一個空間更寬廣的思考平台，讓社會大眾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衡量生命的重量。
本書分為三部分，開闢這個議題更寬廣的思考路徑：
第一部 思考
死刑議題不是非黑即白。它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也牽動深刻的情緒。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從作者自己的對死刑議題的深刻思考，到與一位只想知道何謂愛的真諦的死刑犯，作者讓我們看到死刑議題最不為知的一面，讓死刑與廢死之間的思考空間舒展開來。
第二部 行動
2010年是關鍵的一年，法務部長因堅決不執行死刑而下台，國內死刑議題於是以前所未有的討論熱度浮上檯面：在這槍聲響起的時刻，作者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換上來的是與時間賽跑的急切......作者在一整年中，緊緊跟隨著一連串發燒的新聞議題的脈動與發展，寫出了一篇篇發人省思的文章。
第三部 見證
死刑令在下達之前，經過了哪些程序？是否每一個案子都真的被好好地對待？媒體是否有中立、如實地處理這些案件？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在對死刑思考的同時，作者也提供她的細膩觀察，把法律與媒體的現實呈現在我們面前。
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影響一環扣著一環，作者細說了目前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這件事上仍有的缺失，也透過豐富的資料蒐集，詳實剖析了媒體對死刑議題的觀點，讓社會大眾能看清媒體所建構出來的死刑輪廓，並對死刑的看法更加明確與清晰。
有正義感的人，
多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一種實現正義的方式……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衡量罪惡與正義。
但是當我們執行了死刑，我們還能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嗎？
始於法務部長王清峰下台，2010年死刑議題自此開始延燒，媒體與大眾輿論在殺與不殺之間擺盪。作者張娟芬親身採訪死刑犯，讓大眾看見死囚在罪刑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並於此書回溯沸沸揚揚的2010年，剖析台灣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上尚存在的缺失與不健全，讓大家深思以暴制暴之下暗藏的問題。本書提供一個空間更寬廣的思考平台，讓社會大眾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衡量生命的重量。
本書分為三部分，開闢這個議題更寬廣的思考路徑：
第一部 思考
死刑議題不是非黑即白。它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也牽動深刻的情緒。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從作者自己的對死刑議題的深刻思考，到與一位只想知道何謂愛的真諦的死刑犯，作者讓我們看到死刑議題最不為知的一面，讓死刑與廢死之間的思考空間舒展開來。
第二部 行動
2010年是關鍵的一年，法務部長因堅決不執行死刑而下台，國內死刑議題於是以前所未有的討論熱度浮上檯面：在這槍聲響起的時刻，作者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換上來的是與時間賽跑的急切......作者在一整年中，緊緊跟隨著一連串發燒的新聞議題的脈動與發展，寫出了一篇篇發人省思的文章。
第三部 見證
死刑令在下達之前，經過了哪些程序？是否每一個案子都真的被好好地對待？媒體是否有中立、如實地處理這些案件？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在對死刑思考的同時，作者也提供她的細膩觀察，把法律與媒體的現實呈現在我們面前。
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影響一環扣著一環，作者細說了目前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這件事上仍有的缺失，也透過豐富的資料蒐集，詳實剖析了媒體對死刑議題的觀點，讓社會大眾能看清媒體所建構出來的死刑輪廓，並對死刑的看法更加明確與清晰。
名人推薦
張文貞（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張妙如（作家）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
蘇友辰（「蘇建和案」義務辯護律師）
顧玉玲（社運工作者）
顧立雄（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律師）
聯合推薦
「我們要讓殺人犯知道用殺來解決事情是錯的，但為什麼我們也用殺來解決他們？這本書值得你換另一個角度思考。」
──張妙如（作家）
「民主化二十多年，我們太需要重新理解人權、正義與罪惡到底是什麼，太需要認真反思『人』的意義。尤其在『殺戮的艱難』之外，在台灣還有『討論死刑的艱難』。還好，我們有娟芬一路堅定地用清晰的思考與動人的文字，跟我們說故事，講道理。」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張妙如（作家）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
蘇友辰（「蘇建和案」義務辯護律師）
顧玉玲（社運工作者）
顧立雄（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律師）
聯合推薦
「我們要讓殺人犯知道用殺來解決事情是錯的，但為什麼我們也用殺來解決他們？這本書值得你換另一個角度思考。」
──張妙如（作家）
「民主化二十多年，我們太需要重新理解人權、正義與罪惡到底是什麼，太需要認真反思『人』的意義。尤其在『殺戮的艱難』之外，在台灣還有『討論死刑的艱難』。還好，我們有娟芬一路堅定地用清晰的思考與動人的文字，跟我們說故事，講道理。」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目錄
推薦序 〈不殺人難嗎？〉 李念祖律師
自序
第一部 理念
殺戮的艱難
繞著死刑走一圈
我只願意為妳朗讀
第二部 行動
被害人保護與死刑爭議
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讓步
暫停死刑執行才能避免錯殺
檢察官與法官犯錯，全民埋單？
莫忘林瓊嘉！
從制度面支持被害者家屬
馬政府的聖經
大法官的成長
廢死聯盟致台灣的公開信
飄洋過海來看你
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盧正你在嗎？
湯英伸案的意義
第三部 見證
廢死釋憲的折返跑
媒體的廢死觀點
跋
謝誌
自序
第一部 理念
殺戮的艱難
繞著死刑走一圈
我只願意為妳朗讀
第二部 行動
被害人保護與死刑爭議
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讓步
暫停死刑執行才能避免錯殺
檢察官與法官犯錯，全民埋單？
莫忘林瓊嘉！
從制度面支持被害者家屬
馬政府的聖經
大法官的成長
廢死聯盟致台灣的公開信
飄洋過海來看你
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盧正你在嗎？
湯英伸案的意義
第三部 見證
廢死釋憲的折返跑
媒體的廢死觀點
跋
謝誌
序／導讀
自序
1
曾經，我對死刑沒有定論。因為寫《無彩青春》，我認識了一些司改會的朋友，他們邀我去參加一個關於死刑的讀書會。我知道他們反對死刑，所以事先聲明：「我還沒決定喔。」他們說：「沒關係。」
那時候他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簡稱「替死聯盟」；讀書會，順理成章的叫做「替死讀書會」。
有一次我們看《鐵案疑雲》。那電影是說幾個反死刑的運動者，密謀策劃了一件假的謀殺。凱文史貝西假裝姦殺了他的女性朋友，他們把犯案過程錄下來，證據也都齊全，果然被判死刑。執行了以後，錄影帶的另一部份才被寄到一位記者手上，原來那名女子是自殺的，凱文史貝西並不是兇手，但他已經被當作兇手處決了。真相是：那位女子已經癌症末期，死期可待；而凱文史貝西因為被學生誣告而丟了教職、家庭破碎。這兩位反對死刑的戰友，各自有不想活的理由，遂把自己剩餘的生命捐出來，告訴大家「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而且等到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讀書會的人未必彼此熟識，但顯然大家都過得不錯，看了《鐵案疑雲》，人人面面相覷，「反死刑要反到那樣啊……？？？」我們發現我們都不願意「替死」，所以開玩笑扯來扯去，讀書會就改名叫做「怕死讀書會」了。
「怕死讀書會」教了我很多事。我對死刑有疑問，但我對於反對死刑也有疑問；而「怕死讀書會」最難得的，就是提供一個友善而開闊的思考空間。沒有人催促我趕快選邊站，也沒有人責怪我怎麼政治不正確；大家就真的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拋出來，互相聽一聽，自己想一想。在這樣的滋養與激盪中，我寫出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殺戮的艱難〉（2005年）。
2
寫了〈殺戮的艱難〉以後，更進階的問題冒出來了：理念歸理念，那現實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案子在台灣被判死刑？我訪問了一個死刑犯人，寫成了這本文集的第二篇〈繞著死刑走一圈〉（2006年）。
為什麼是鄧武功？我挑了他，只因為他不要協助，要死。我挑他也因為我不想刻意挑一個惡性特別重或特別輕的；就只是隨機地，挑一個。沒想到那訪談裡頭卻藏著某種很有力道的東西，我回來簡直下筆不能自休。我寫東西向來慢，通常要像擠牙膏一樣，而且還是那種根本已經用完了的牙膏。跟鄧武功談過以後卻竟然不是，想法奔騰流瀉而出，成為一個少見而珍貴的寫作體驗。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卻很有感覺。大約是見證了一個人把他的人生弄壞了，如此真實。日後雖更深刻地感受到死刑議題的力道，但是這個力道的初體驗，是鄧武功。
3
這個訪談經驗，後來不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呼應，例如《為愛朗讀》。那是一個法律學者麥克與納粹戰犯韓娜之間的故事。麥克年少時巧遇中年女子韓娜並發展戀情，多年以後在法庭上，他赫然發現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裡擔任守衛。年輕的法律學者迷惘了，過去的愛戀他還記得，可是她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呢？他在小說裡喃喃地獨白，他想要譴責她，卻也想要理解她，但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
這樣的兩難，我了解。我清楚的記得，當我想到死囚處境的艱困與孤寂時，我感到同情；但這個同情隨後受到理性的控管，我覺得如果我對罪犯有過量的同情，就是對於受害者的不敬。與《為愛朗讀》裡的麥克一樣，我想要尋找一種符合正義觀的方式去理解罪犯。不是不帶價值判斷；他們犯了罪殺了人，我面對他們的時候，不願意有一時半刻假裝沒有這回事。我帶著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但亦留存一定的空間，想知道他怎麼了。理解不是為他脫罪，不是為他申辯；是看看能不能在訪談中稍微靠近他一點，把他心裡深一點的感受表達出來。
納粹罪犯韓娜最後誠心悔過，選擇自殺，然而她的醒悟，來自獲得知識啟蒙之後的內心譴責，而不是外加的重刑。這個故事犀利地呈現出刑罰與審判的有限性。於是我寫了〈我只願意為妳朗讀〉（2009年）。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寫在死刑爭議爆發之前，而其論述形式，或多或少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該這樣談——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邊站的遊戲。死刑議題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正義觀、人性論，也牽動深刻的情緒。討論死刑，需要比其他議題更大的思考空間，以及更長的醞釀時間。誠懇而開放的討論態度，更不可少。
4
2010年，對於廢死運動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第二部分的文章，就寫於這個巨變之中：在執行壓力高張的時刻、在名嘴喊殺的時刻、在槍聲響起的時刻、在釋憲不受理的時刻。這一系列短文明顯有著介入社會對話、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倒常見與時間賽跑的急切。
在2010之前，死刑始終是個冷門議題，廢死聯盟辦了兩屆「殺人影展」、出小冊子、在報紙上投書、做網站。這些與大眾對話的企圖，雖然一步一步地進行著，但還是淹沒在資訊的海洋裡。這種感覺，所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最草根的那些努力，是不會被看見的，因為媒體不會報導。
2010年，死刑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一般炸開了。報紙頭版（甚至連續好幾個版）、電視新聞（每個小時，同一件事情說了又說）、談話性節目，都是死刑議題；大街小巷裡，隨便坐下來吃個飯，都會聽到隔桌在討論死刑。
這個議題得到關注，我們求之不得；但是，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卻急速地壓縮。支持死刑的聲音是民意的主流，這並不意外，輿論偏向死刑也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現行的死刑制度還有很多缺失，媒體全不報導，社會大眾也不在意。令我擔憂的不只是媒體傳遞的片面訊息，更是台灣社會全面保守化的趨向：一時之間，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
在2010年，「慈悲」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庶民」對國家的信任，也臻於頂點。
2010年，因此成為這本文集的分水嶺。第一部份在山那頭，我是一個思考者：我提出對死刑的質疑，期待這樣的擾動可以促成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第二部分在山這頭，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看到現行的死刑制度違背正義，但是執行卻已經箭在弦上；殺了一批以後，還打算殺下一批。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裡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
5
我還有第三個角色，就是記錄與見證。
死刑的爭議，到了五月底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廢死釋憲，差不多大勢底定。兵荒馬亂的忙了一場，我們有太多話來不及說，太多事情來不及解釋，日子就在搶救、搶救、搶救之中過去。我當初參與的「替死聯盟」，已經改名為「廢死聯盟」；我也從一個游離分子，變得越來越涉入。在廢死聯盟最被妖魔化的時刻，除了並肩作戰以外，實沒有別的選擇。謾罵攻訐，我們可以靜待群眾冷靜下來；但更多更根本的誤解，例如把聲請釋憲當作是「傲慢」、「不尊重民意」，則是需要釐清的大是大非。因此我寫〈廢死釋憲的折返跑〉，回顧廢死聯盟如何透過釋憲，提出對台灣死刑制度的總體檢。
媒體在這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我寫〈媒體的廢死觀點〉，用新聞學的「框架理論」來分析，這段時間媒體報導著重什麼、忽略什麼。這兩篇長文，寫於死刑風波稍歇之時，細細記錄廢死運動的足跡，以為歷史見證。這是文集的第三部分。
新聞淡了，成為歷史。但是曾經燃燒的生命，不會只留下灰燼。2010是轟轟烈烈的一年，或許您我都曾經隨著媒體的激情報導，而情緒起伏。於年末出版這一冊小書，不只是要留住燃燒時發出的光與熱，更希望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思考不要停滯。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還沒決定要支持還是反對死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
1
曾經，我對死刑沒有定論。因為寫《無彩青春》，我認識了一些司改會的朋友，他們邀我去參加一個關於死刑的讀書會。我知道他們反對死刑，所以事先聲明：「我還沒決定喔。」他們說：「沒關係。」
那時候他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簡稱「替死聯盟」；讀書會，順理成章的叫做「替死讀書會」。
有一次我們看《鐵案疑雲》。那電影是說幾個反死刑的運動者，密謀策劃了一件假的謀殺。凱文史貝西假裝姦殺了他的女性朋友，他們把犯案過程錄下來，證據也都齊全，果然被判死刑。執行了以後，錄影帶的另一部份才被寄到一位記者手上，原來那名女子是自殺的，凱文史貝西並不是兇手，但他已經被當作兇手處決了。真相是：那位女子已經癌症末期，死期可待；而凱文史貝西因為被學生誣告而丟了教職、家庭破碎。這兩位反對死刑的戰友，各自有不想活的理由，遂把自己剩餘的生命捐出來，告訴大家「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而且等到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讀書會的人未必彼此熟識，但顯然大家都過得不錯，看了《鐵案疑雲》，人人面面相覷，「反死刑要反到那樣啊……？？？」我們發現我們都不願意「替死」，所以開玩笑扯來扯去，讀書會就改名叫做「怕死讀書會」了。
「怕死讀書會」教了我很多事。我對死刑有疑問，但我對於反對死刑也有疑問；而「怕死讀書會」最難得的，就是提供一個友善而開闊的思考空間。沒有人催促我趕快選邊站，也沒有人責怪我怎麼政治不正確；大家就真的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拋出來，互相聽一聽，自己想一想。在這樣的滋養與激盪中，我寫出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殺戮的艱難〉（2005年）。
2
寫了〈殺戮的艱難〉以後，更進階的問題冒出來了：理念歸理念，那現實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案子在台灣被判死刑？我訪問了一個死刑犯人，寫成了這本文集的第二篇〈繞著死刑走一圈〉（2006年）。
為什麼是鄧武功？我挑了他，只因為他不要協助，要死。我挑他也因為我不想刻意挑一個惡性特別重或特別輕的；就只是隨機地，挑一個。沒想到那訪談裡頭卻藏著某種很有力道的東西，我回來簡直下筆不能自休。我寫東西向來慢，通常要像擠牙膏一樣，而且還是那種根本已經用完了的牙膏。跟鄧武功談過以後卻竟然不是，想法奔騰流瀉而出，成為一個少見而珍貴的寫作體驗。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卻很有感覺。大約是見證了一個人把他的人生弄壞了，如此真實。日後雖更深刻地感受到死刑議題的力道，但是這個力道的初體驗，是鄧武功。
3
這個訪談經驗，後來不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呼應，例如《為愛朗讀》。那是一個法律學者麥克與納粹戰犯韓娜之間的故事。麥克年少時巧遇中年女子韓娜並發展戀情，多年以後在法庭上，他赫然發現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裡擔任守衛。年輕的法律學者迷惘了，過去的愛戀他還記得，可是她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呢？他在小說裡喃喃地獨白，他想要譴責她，卻也想要理解她，但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
這樣的兩難，我了解。我清楚的記得，當我想到死囚處境的艱困與孤寂時，我感到同情；但這個同情隨後受到理性的控管，我覺得如果我對罪犯有過量的同情，就是對於受害者的不敬。與《為愛朗讀》裡的麥克一樣，我想要尋找一種符合正義觀的方式去理解罪犯。不是不帶價值判斷；他們犯了罪殺了人，我面對他們的時候，不願意有一時半刻假裝沒有這回事。我帶著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但亦留存一定的空間，想知道他怎麼了。理解不是為他脫罪，不是為他申辯；是看看能不能在訪談中稍微靠近他一點，把他心裡深一點的感受表達出來。
納粹罪犯韓娜最後誠心悔過，選擇自殺，然而她的醒悟，來自獲得知識啟蒙之後的內心譴責，而不是外加的重刑。這個故事犀利地呈現出刑罰與審判的有限性。於是我寫了〈我只願意為妳朗讀〉（2009年）。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寫在死刑爭議爆發之前，而其論述形式，或多或少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該這樣談——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邊站的遊戲。死刑議題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正義觀、人性論，也牽動深刻的情緒。討論死刑，需要比其他議題更大的思考空間，以及更長的醞釀時間。誠懇而開放的討論態度，更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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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對於廢死運動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第二部分的文章，就寫於這個巨變之中：在執行壓力高張的時刻、在名嘴喊殺的時刻、在槍聲響起的時刻、在釋憲不受理的時刻。這一系列短文明顯有著介入社會對話、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倒常見與時間賽跑的急切。
在2010之前，死刑始終是個冷門議題，廢死聯盟辦了兩屆「殺人影展」、出小冊子、在報紙上投書、做網站。這些與大眾對話的企圖，雖然一步一步地進行著，但還是淹沒在資訊的海洋裡。這種感覺，所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最草根的那些努力，是不會被看見的，因為媒體不會報導。
2010年，死刑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一般炸開了。報紙頭版（甚至連續好幾個版）、電視新聞（每個小時，同一件事情說了又說）、談話性節目，都是死刑議題；大街小巷裡，隨便坐下來吃個飯，都會聽到隔桌在討論死刑。
這個議題得到關注，我們求之不得；但是，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卻急速地壓縮。支持死刑的聲音是民意的主流，這並不意外，輿論偏向死刑也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現行的死刑制度還有很多缺失，媒體全不報導，社會大眾也不在意。令我擔憂的不只是媒體傳遞的片面訊息，更是台灣社會全面保守化的趨向：一時之間，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
在2010年，「慈悲」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庶民」對國家的信任，也臻於頂點。
2010年，因此成為這本文集的分水嶺。第一部份在山那頭，我是一個思考者：我提出對死刑的質疑，期待這樣的擾動可以促成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第二部分在山這頭，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看到現行的死刑制度違背正義，但是執行卻已經箭在弦上；殺了一批以後，還打算殺下一批。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裡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
5
我還有第三個角色，就是記錄與見證。
死刑的爭議，到了五月底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廢死釋憲，差不多大勢底定。兵荒馬亂的忙了一場，我們有太多話來不及說，太多事情來不及解釋，日子就在搶救、搶救、搶救之中過去。我當初參與的「替死聯盟」，已經改名為「廢死聯盟」；我也從一個游離分子，變得越來越涉入。在廢死聯盟最被妖魔化的時刻，除了並肩作戰以外，實沒有別的選擇。謾罵攻訐，我們可以靜待群眾冷靜下來；但更多更根本的誤解，例如把聲請釋憲當作是「傲慢」、「不尊重民意」，則是需要釐清的大是大非。因此我寫〈廢死釋憲的折返跑〉，回顧廢死聯盟如何透過釋憲，提出對台灣死刑制度的總體檢。
媒體在這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我寫〈媒體的廢死觀點〉，用新聞學的「框架理論」來分析，這段時間媒體報導著重什麼、忽略什麼。這兩篇長文，寫於死刑風波稍歇之時，細細記錄廢死運動的足跡，以為歷史見證。這是文集的第三部分。
新聞淡了，成為歷史。但是曾經燃燒的生命，不會只留下灰燼。2010是轟轟烈烈的一年，或許您我都曾經隨著媒體的激情報導，而情緒起伏。於年末出版這一冊小書，不只是要留住燃燒時發出的光與熱，更希望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思考不要停滯。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還沒決定要支持還是反對死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
試閱
1.湯英伸還是王文孝？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
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國中國小老師舉辦的人權營。
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
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
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殺人」。
王文孝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
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二十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
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2.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那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一件超完美謀殺案。
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都是十九歲，家裡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社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十五國語言，去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十四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贖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猶太社區非常傷心，因為這兩個年輕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猶太家庭。「幸好」被殺的巴比也是猶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種族衝突。兩人似無悔意。根據芝加哥論壇報，李歐普說：「奇怪我們怎麼會被抓呢？我們演練過好幾遍呀。這只是個實驗罷了，跟昆蟲學家釘住一隻甲蟲沒有不同。」婁伯則說：「這只是我人生的過程而已。我會去坐幾年的牢，但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有個全新的人生。」
他們的冷血令美國人為之沸騰。當時的處決方式是絞死。巴比的母親很傷心，但她不是「以牙還牙」那一型的人。她說她不想看到婁伯與李歐普上絞刑台，但她希望問問他們兩人，巴比死的時候痛苦嗎？李歐普從報紙上讀到這段訪問，他的反應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她的復仇心並不強，那對我們有利。此外，也有一點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點點吧。」
丹諾時年六十七，接了這案子。
檢方預料丹諾會主張心智喪失而做無罪抗辯，但出乎意外的，丹諾一開庭就撤回無罪抗辯，當庭認罪。如果被告辯稱無罪（不管什麼原因，「不是我幹的」或者「心智喪失」），就要組陪審團來審；但如果認罪，刑期輕重只要一個法官就可以判了。現在情勢是「人人皆曰可殺」，當然不要陪審團比較好。而且陪審團有十二人，判死刑很容易，因為責任被分攤掉了。如果讓單一法官來判，則兩人或許還有生存機會。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被依謀殺與綁架兩罪起訴，假如綁架沒有被判死刑，檢察官就會再將謀殺部分拿出來審，他們不太容易兩次都逃過死刑。認罪了就可以一次解決。
隨後的庭訊裡，丹諾從不忘記「威脅」法官。「庭上，如果這兩個男孩被吊在絞架上，那一定是您。沒有人能分擔您的責任，您無法說，您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案子有兩位檢察官，但丹諾特別眷顧其中一位，因為這位先生很倒楣，剛好姓「Savage」——「野蠻」檢察官！
丹諾的結辯長達十二小時，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十五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裡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哪，除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人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裡來的？「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掌控一切，而我們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唇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著。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
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九十九年。
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以刮鬍刀片殺死，得年三十二歲。李歐普則在服刑三十三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
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六十六歲過世。
3.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十五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十五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十五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
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
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
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4.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
「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
「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
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
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生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
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國中國小老師舉辦的人權營。
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
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
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殺人」。
王文孝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
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二十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
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2.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那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一件超完美謀殺案。
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都是十九歲，家裡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社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十五國語言，去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十四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贖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猶太社區非常傷心，因為這兩個年輕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猶太家庭。「幸好」被殺的巴比也是猶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種族衝突。兩人似無悔意。根據芝加哥論壇報，李歐普說：「奇怪我們怎麼會被抓呢？我們演練過好幾遍呀。這只是個實驗罷了，跟昆蟲學家釘住一隻甲蟲沒有不同。」婁伯則說：「這只是我人生的過程而已。我會去坐幾年的牢，但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有個全新的人生。」
他們的冷血令美國人為之沸騰。當時的處決方式是絞死。巴比的母親很傷心，但她不是「以牙還牙」那一型的人。她說她不想看到婁伯與李歐普上絞刑台，但她希望問問他們兩人，巴比死的時候痛苦嗎？李歐普從報紙上讀到這段訪問，他的反應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她的復仇心並不強，那對我們有利。此外，也有一點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點點吧。」
丹諾時年六十七，接了這案子。
檢方預料丹諾會主張心智喪失而做無罪抗辯，但出乎意外的，丹諾一開庭就撤回無罪抗辯，當庭認罪。如果被告辯稱無罪（不管什麼原因，「不是我幹的」或者「心智喪失」），就要組陪審團來審；但如果認罪，刑期輕重只要一個法官就可以判了。現在情勢是「人人皆曰可殺」，當然不要陪審團比較好。而且陪審團有十二人，判死刑很容易，因為責任被分攤掉了。如果讓單一法官來判，則兩人或許還有生存機會。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被依謀殺與綁架兩罪起訴，假如綁架沒有被判死刑，檢察官就會再將謀殺部分拿出來審，他們不太容易兩次都逃過死刑。認罪了就可以一次解決。
隨後的庭訊裡，丹諾從不忘記「威脅」法官。「庭上，如果這兩個男孩被吊在絞架上，那一定是您。沒有人能分擔您的責任，您無法說，您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案子有兩位檢察官，但丹諾特別眷顧其中一位，因為這位先生很倒楣，剛好姓「Savage」——「野蠻」檢察官！
丹諾的結辯長達十二小時，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十五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裡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哪，除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人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裡來的？「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掌控一切，而我們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唇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著。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
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九十九年。
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以刮鬍刀片殺死，得年三十二歲。李歐普則在服刑三十三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
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六十六歲過世。
3.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十五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十五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十五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
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
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
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4.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
「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
「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
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
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生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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