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海權新論：寫給臺灣人的東亞地緣政治及戰略分析
On Sea Power in East Asia: A New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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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金石堂強力推薦
內容簡介
中國企圖將「第一島鏈內海化」，臺灣要如何應對？
無人機、無人艦艇如何改變現今的戰爭型態？
身為臺灣人，不可不知東亞海權論！
國防外交與軍事戰略專家張國城教授2026年最新力作
東亞海域是一個海上軍備競賽的世界，也是全世界海軍兵力最密集的區域之一。東亞的中國、韓國、日本名列全球海軍實力前十名國家；全球大型水面作戰艦最多的十個國家之中，有四個國家位於東亞――中國、日本、韓國、臺灣，這四國的驅逐艦、巡防艦與潛艇數量超過美國以外北約全體成員的總和。由於目前沒有任何有效的磋商機制能解決導致東亞海上衝突的議題，東亞仍是大規模海戰最可能發生的區域。
東亞海權的消長，不僅直接決定臺灣的政治走向與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臺灣周邊永無休止的海上角力，更在每日無形中排擠原本可用於健保、教育與社會福利的公共資源。而由於中國在電子科技和造船工業的發展，已在東亞取得巨大的海權優勢，北京以武力或脅迫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臺灣正面臨海上封鎖的嚴峻現實。這絕對不是軍事與學術研究的沙盤推演，而是每一個臺灣人正在共同面對的生存命題――我們對此毫無冷眼旁觀的理由。
本書以前作《東亞海權論》為基礎，全面翻新改寫，大幅擴充內容，涵蓋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等東亞主要國家的海軍建設，除了剖析東亞海權發展的最新趨勢，更特別探討無人機、無人艦與人工智慧對現今及未來海戰的影響，並且對於東亞海域最可能發生的最大規模衝突――中國攻臺，做出完整的戰略推估與分析。
這正是臺灣人在當前時代必須理解並掌握的新「東亞海權論」！
【本書關鍵論點】
▸海權已從原本的「大型艦隊決戰」增加了「分散式、高感知、低成本」的競爭，從「規模優勢」轉向追求「決策優勢」。海軍戰力不僅取決於艦艇的性能和數量，而由長期妥善率與輪替率決定。「海權」的定義將改寫為更快的造艦速度，以及維修、零組件替換的系統優勢。
▸未來的海戰將不再是大規模的艦隊決戰，取而代之的是由AI驅動、頻率極高且難以預測的分散式消耗戰。海軍建設的方向將演變為「一艘母艦帶領無人艇群」的混合編組。母艦不再衝鋒陷陣，而是留在後方作為無人艇群的中繼站與AI運算中心。
▸臺灣安全的根本問題仍是制空與制海，沒有空軍保護，海軍難以前出；沒有海軍支撐，海巡無法執法。若是臺灣的國防準備重點集中於城鎮戰與地面抵抗，將無法阻止中國在戰爭門檻以下逐步奪取臺灣周邊海域的管轄權。因此，臺灣的防衛應在制空、制海、反封鎖、反登陸與持久運補之間建立完整連結，不能僅將戰爭限縮為灘岸防禦或本土縱深作戰。
▸臺灣可以發展不對稱作戰，但不能過度迷信不對稱作戰。不對稱作戰不能取代制空、制海，更不能成為放棄海空軍建設的理由。更嚴重的問題是臺灣想以小搏大，但中國正用更小的成本來抵銷臺灣的努力：解放軍已開始演練使用低成本、民用改裝的無人艇進行飽和攻擊，一旦解放軍相關戰法、戰具完備，反而可能讓中國對臺灣實施真正的「不對稱作戰」。
無人機、無人艦艇如何改變現今的戰爭型態？
身為臺灣人，不可不知東亞海權論！
國防外交與軍事戰略專家張國城教授2026年最新力作
東亞海域是一個海上軍備競賽的世界，也是全世界海軍兵力最密集的區域之一。東亞的中國、韓國、日本名列全球海軍實力前十名國家；全球大型水面作戰艦最多的十個國家之中，有四個國家位於東亞――中國、日本、韓國、臺灣，這四國的驅逐艦、巡防艦與潛艇數量超過美國以外北約全體成員的總和。由於目前沒有任何有效的磋商機制能解決導致東亞海上衝突的議題，東亞仍是大規模海戰最可能發生的區域。
東亞海權的消長，不僅直接決定臺灣的政治走向與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臺灣周邊永無休止的海上角力，更在每日無形中排擠原本可用於健保、教育與社會福利的公共資源。而由於中國在電子科技和造船工業的發展，已在東亞取得巨大的海權優勢，北京以武力或脅迫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臺灣正面臨海上封鎖的嚴峻現實。這絕對不是軍事與學術研究的沙盤推演，而是每一個臺灣人正在共同面對的生存命題――我們對此毫無冷眼旁觀的理由。
本書以前作《東亞海權論》為基礎，全面翻新改寫，大幅擴充內容，涵蓋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等東亞主要國家的海軍建設，除了剖析東亞海權發展的最新趨勢，更特別探討無人機、無人艦與人工智慧對現今及未來海戰的影響，並且對於東亞海域最可能發生的最大規模衝突――中國攻臺，做出完整的戰略推估與分析。
這正是臺灣人在當前時代必須理解並掌握的新「東亞海權論」！
【本書關鍵論點】
▸海權已從原本的「大型艦隊決戰」增加了「分散式、高感知、低成本」的競爭，從「規模優勢」轉向追求「決策優勢」。海軍戰力不僅取決於艦艇的性能和數量，而由長期妥善率與輪替率決定。「海權」的定義將改寫為更快的造艦速度，以及維修、零組件替換的系統優勢。
▸未來的海戰將不再是大規模的艦隊決戰，取而代之的是由AI驅動、頻率極高且難以預測的分散式消耗戰。海軍建設的方向將演變為「一艘母艦帶領無人艇群」的混合編組。母艦不再衝鋒陷陣，而是留在後方作為無人艇群的中繼站與AI運算中心。
▸臺灣安全的根本問題仍是制空與制海，沒有空軍保護，海軍難以前出；沒有海軍支撐，海巡無法執法。若是臺灣的國防準備重點集中於城鎮戰與地面抵抗，將無法阻止中國在戰爭門檻以下逐步奪取臺灣周邊海域的管轄權。因此，臺灣的防衛應在制空、制海、反封鎖、反登陸與持久運補之間建立完整連結，不能僅將戰爭限縮為灘岸防禦或本土縱深作戰。
▸臺灣可以發展不對稱作戰，但不能過度迷信不對稱作戰。不對稱作戰不能取代制空、制海，更不能成為放棄海空軍建設的理由。更嚴重的問題是臺灣想以小搏大，但中國正用更小的成本來抵銷臺灣的努力：解放軍已開始演練使用低成本、民用改裝的無人艇進行飽和攻擊，一旦解放軍相關戰法、戰具完備，反而可能讓中國對臺灣實施真正的「不對稱作戰」。
目錄
作者序 臺灣人，為什麼你需要讀「東亞海權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海權理論與現代海軍戰術概念
第三章 東亞海權發展的新趨勢
第四章 解放軍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五章 日本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六章 韓國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七章 臺灣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八章 結論
註釋
參考資料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海權理論與現代海軍戰術概念
第三章 東亞海權發展的新趨勢
第四章 解放軍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五章 日本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六章 韓國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七章 臺灣海軍建設與東亞海權秩序的重組
第八章 結論
註釋
參考資料
序／導讀
作者序
作者序 臺灣人，為什麼你需要讀「東亞海權論」？（摘錄）
東亞（特別是東北亞）是個海洋的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深受這一區域內海洋往來的狀態及在海上的互動所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本區域出現數個新興國家及政治實體，讓各國的海洋國土劃分充滿爭議；冷戰結束後，這些問題又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影響這一地區國際關係和軍事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
臺灣人身處東亞這片海域，除了偶爾從新聞看見釣魚臺爭端外，往往對周遭的驚濤駭浪感到疏離，總覺得這些衝突與自己的日常無關。然而事實上，臺灣的國防預算占國家資源與政府支出的比例長年相當高。我們為何必須編列如此龐大的預算用於防衛？答案正是東亞極其複雜的海上安全情勢與潛在的衝突危機。換言之，臺灣周邊永無休止的海上角力，每天都在無形中排擠著本可用於健保、教育與社會福利的公共資源。這不只是將領與學者的沙盤推演，而是每一位臺灣人都正在共同支付的生存代價――我們對此毫無冷眼旁觀的理由。
況且，東亞海權的消長，將直接決定臺灣的政治走向與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這是筆者想撰寫本書的初衷。到了2026年的今天，北京以武力或脅迫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而其戰
略信心的核心來源，正是中國近年全面崛起的實質海權，以及臺灣正面臨被海上封鎖的嚴峻現實。
其次，這個區域是一個海上軍備競賽的世界，也是全世界海軍兵力最密集的區域之一；世界前十名的海軍，東北亞的五國之中有三個國家名列其中，大型水面作戰艦最多的十個國家裡，有四個是東北亞國家。這四國（中、日、韓、臺）驅逐艦和巡防艦的數量超過美國以外北約全體成員的總和，潛艇也是。全世界造船量前三名的國家也都在這裡。
第三，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學者及戰略家就對於後冷戰時期東亞的安全議題有爭議。大部分的研究係評估中國的軍事發展及未來數十年中美之間潛在的戰略衝突。彼得．布魯克（Peter T. R. Brookes）預測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預測中國在下一個二十年將會成為美國的全球性對手。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提及政治、地理及其他因素如何強化中國的敵意。在探討中國的崛起時，不能忽略中國已是海洋國家和海軍大國；事實上，海軍是最政治性的軍種。軍艦原本就有複雜的外交功能，除了核子武器之外，海軍軍備的數量和發展是外交活動和國際談判最常觸及的軍事議題。海軍兵力的部署相較於其他軍種更加公開，也更易於影響外交和安全情勢。目前已有一系列著作論及解放軍海軍的發展，包括艦艇、戰略及人員訓練。由於過去蘇聯曾對解放軍海軍建設提供大量支援，可說解放軍海軍和蘇聯海軍建設的歷程是頗為一致的。且蘇聯用以對抗美國海軍的戰術、武器和作戰形式可增加我們對解放軍海軍的未來發展方向的了解，因為美國海軍的航艦戰鬥群也被認為是解放軍海軍的假想敵。當然中國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但是中國經驗和蘇聯經驗的關係，以往的研究幾乎很少觸及，這是本書所要討論的。
第四是建構一個模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發展方向是相當透明的，本書對於日本、韓國和臺灣的海軍發展也有許多介紹。但是迄今無人試著解釋區域內各國海軍的「行動與反應」循環。實際上，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環境裡，海軍的擴張可能是相互關聯的。每個國家不只增加自己的海軍實力，同時也對他國的行動作出反應。為了面對與其他國家的戰略衝突，各國的海軍建設不只單純集中於艦艇和武器的強化，而必須尋求特定途徑去對抗假想敵。關於這一點，過往對韓國海軍的研究很少，本書將特別關注韓國海軍的革新與對區域海軍建設的反應。
第五，由於近年的情勢變化，筆者在本書將特別對無人機、無人艦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以及東亞的最新戰略情勢做一分析。筆者認為中國在電子科技和造船工業上的發展，已經讓中國在東亞取得巨大的海權優勢，並且將東亞海權的發展逐漸從「衝突—反應」模式，轉為「變更現狀—因應變更」模式。
◎衝突想定與現代海戰
近年各種統計都指向同一件事：中國的商船造船接單（new orders）與在手訂單（orderbook）占比非常高，這意味著它在船台、供應鏈、勞動力、產能調度上有巨大規模優勢，而這些能力能「外溢」到海軍（至少在船體建造、配套產能、維修與補給體系上）。例如有產業報導稱中國2025年新接訂單占全球約69%、在手訂單約占66.8%（以載重噸計）――數字口徑各個來源略有不同，但結論一致：中國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造船中心之一。這對「海權」的直接含義是更快的造艦速度，以及維修、零組件替換的系統優勢；海軍戰力不只是取決於艦艇的性能和數量，而由長期妥善率與輪替率決定。
海權不僅是艦隻和火力的對比，更是感測器、資料鏈、指管通資情與武器系統間的整體競爭，電子技術至關重要。在東海、臺灣海峽和南海北部等近海高強度區域，中國在距離、基地密度、補給維修能力及兵力集結速度上展現優勢，這些都建立在完善的電子、造船工業與基礎設施之上。中國憑藉著密集的本土基地、逐步成形的海、空、太空統合戰力，正在將這片海域打造為它的「主場」。
另外，因為中國的崛起，本書也希望能探索臺灣與日本海軍在因應與中國的可能「衝突想定」（conflict scenario）的能力與限制。事實上海軍實力的消長絕不是僅看艦艇數目的增長，甚至也不是只看武器裝備的提升，而是必須將一國的海上戰略目標分析出來之後，找出其潛在假想敵，再評估潛在假想敵海軍實力在可能爆發的衝突中，對目標國家的制衡情形。
誠然，要評估可能衝突的想定不很容易；必須結合衝突的性質和海軍作戰方式與科技的演變來探討，這就是本書強調「衝突想定」（conflict scenario）的原因。某些因素如身分（identity）和典範（norm），如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在二戰後的反軍國主義文化，向來在各國的國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也是本書將探討的範疇；筆者也會分析中韓的海軍建設如何與日本的相對作為相關聯。根據提爾（Geoffrey Till）的說法：「……（海權）經常受到海員難以控制的外在因素影響。」既然區域內國家來自陸地的威脅都已降低，因此都可投入更多資源在海上。
實際上，現代海戰的性質和任務已經隨戰爭型態的變化而有很大的不同。海戰和陸戰最大的差異是速度。陸戰經常持續數天到數週：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決定結果，相較之下海戰的時間短得多：通常以小時甚至分鐘計。在海戰中，弱勢的一方經常全敗，因為海上沒有地方可供隱蔽。海上勝利的關鍵在於發現敵人並給予決定性的打擊。現代海戰中，以下因素常列入考量：
•雙方都需要配備攻擊性武器，效能取決於射程。而射程不僅取決於武器本身的性能，而是指管系統的能力。
•雙方都需要具備防禦能力，而防禦能力不僅依賴軍艦的設計和裝甲，更重要的是讓敵人的武器失效。
•軍艦戰鬥力繫於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的能力，然而，當一方執行監視行動時，另一方也可能獲得攻防所需的情資。
◎全書的結構
依據以上的構想，筆者以2013年出版的《東亞海權論》為基礎，全面翻新改寫、大幅擴充內容，寫成本書，定名為《東亞海權新論》。
本書的第一章是緒論，首先詳述後冷戰時期東亞區域的環境與歷史背景。第二章將以海權理論及現代海軍戰術概念為分析工具，這些工具將探索現有情勢之下引發戰略衝突的原因，以及為何這些戰略衝突會導致各國以積極的海軍建設作為應對現實威脅的手段。本書以現實主義及其重要分支――攻勢現實主義，作為分析國家行為的假設及方法論，並加入「決策理論」對於各國海權發展的多維分析。海權理論指出國家如何透過海洋獲得國家利益、海軍如何為國家利益服務、海軍發展的歷史、海軍戰略戰術的創新以及戰爭中海戰的角色。這些都有助於清楚了解東亞各國海軍對本國的影響。同時，也將試著說明現代海戰勝利的原則和關鍵。這裡介紹的理論架構將用於分析現代海戰的內容與衝突中的可能想定（例如：如果中國封鎖臺灣，臺灣會採取的行動和可能結果），我們或許也可以從這些原則分析出哪一方是贏家，或是防止特定一方獲勝的原因。
第三章指出東亞海權競爭在2020年代後期出現結構性變化。海軍戰力評估已不局限於艦隊噸位或單一平台性能，而是轉向造船工業產能、供應鏈韌性、微電子和系統整合能力、訓練模式、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以及無人系統和AI的運用。海權由「工業—科技—訓練—聯合作戰」共同推動，評估時需兼顧產能、換代速度、指管監偵效率與持續作戰能力，不能只看艦艇數量或性能。
本章聚焦中國造船和微電子工業，分析其如何將工業優勢轉化為人員培訓、戰術研發及遠海部署能量，並探討空權與導彈如何改變第一島鏈的制海方式，使拒止成為海權新的支柱。同時，無人系統和AI普及讓海上競逐進入「密度」、「精準」與「飽和」的比拼，這些趨勢高度政治化，受特定戰略目標驅動。在習近平強調「改變現狀」與「解決臺灣問題」下，中國軍事建設和演訓呈現任務導向的快速發展。本章關注中國新形態的海權發展如何改變臺海與周邊風險結構，對臺灣安全與危機管理帶來極嚴峻的挑戰。
從第四章到第七章，本書將以第二章的理論架構對東亞各國的海軍建設進行具體分析。首先將分析各國各自戰略衝突產生的原因、細節和當前狀況，以及這些衝突如何與海軍建設有關。這裡評估的東亞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引發戰略衝突的原因包括重要利益的衝突――例如國家的生存、領土完整、永續的經濟發展、國土安全和有利的權力分配。這些衝突包括一些島嶼主權的爭奪、領海的劃分、能源的競逐和重要海路的控制，以及對霸權崛起的警戒，所有的議題都和海洋有關。各章都將分析新的海戰概念和這些議題對海軍建設的影響，並將重要的海軍建設，如中國的航母發展，納入探討。
筆者將海軍的發展研究延伸到戰略的變遷，包括除了新軍艦之外，新裝備的引進、演習的實施、對他國海軍的反應，以及可能的衝突想定和結果。透過這些分析，讀者將可了解這些國家領導者腦中戰爭的型態及海軍運作的方式。
在結論中，本書將總結有關東亞戰略衝突的邏輯，並評估東亞的戰略衝突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衝突。海軍具有和其他武裝部隊不同的特性：成長最慢、技術複雜、建造昂貴，這使各國過去都非常謹慎，不任意將寶貴的艦隊投入衝突。但是今天已經出現了灰色地帶衝突（grey-zone warfare）與隔離（quarantine）等非全面開戰但同具威脅的手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從2026年開始，中國海警已經在臺灣周邊盤問外輪，這並非單純騷擾，而是在硬逼臺灣進入主權執法的升級困境。中國的如意算盤可能是「臺方不驅離，中國的管轄主張就會逐步事實化；臺方若驅離，海巡很快會碰到力量不足的天花板；一旦衝撞或開火，解放軍海軍即可打著保護海警執法的旗號介入」。這證明臺灣安全的根本問題仍是制空與制海。沒有空軍保護，海軍難以前出；沒有海軍支撐，海巡無法執法；而只講不對稱作戰、城鎮消耗戰與地面抵抗，無法阻止中國在戰爭門檻以下逐步奪取管轄權。北京正是看準臺灣海空軍與中國差距過大，才會越來越敢採取這類邁向準封鎖、準執法、準接管的行動。
作者序 臺灣人，為什麼你需要讀「東亞海權論」？（摘錄）
東亞（特別是東北亞）是個海洋的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深受這一區域內海洋往來的狀態及在海上的互動所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本區域出現數個新興國家及政治實體，讓各國的海洋國土劃分充滿爭議；冷戰結束後，這些問題又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影響這一地區國際關係和軍事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
臺灣人身處東亞這片海域，除了偶爾從新聞看見釣魚臺爭端外，往往對周遭的驚濤駭浪感到疏離，總覺得這些衝突與自己的日常無關。然而事實上，臺灣的國防預算占國家資源與政府支出的比例長年相當高。我們為何必須編列如此龐大的預算用於防衛？答案正是東亞極其複雜的海上安全情勢與潛在的衝突危機。換言之，臺灣周邊永無休止的海上角力，每天都在無形中排擠著本可用於健保、教育與社會福利的公共資源。這不只是將領與學者的沙盤推演，而是每一位臺灣人都正在共同支付的生存代價――我們對此毫無冷眼旁觀的理由。
況且，東亞海權的消長，將直接決定臺灣的政治走向與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這是筆者想撰寫本書的初衷。到了2026年的今天，北京以武力或脅迫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而其戰
略信心的核心來源，正是中國近年全面崛起的實質海權，以及臺灣正面臨被海上封鎖的嚴峻現實。
其次，這個區域是一個海上軍備競賽的世界，也是全世界海軍兵力最密集的區域之一；世界前十名的海軍，東北亞的五國之中有三個國家名列其中，大型水面作戰艦最多的十個國家裡，有四個是東北亞國家。這四國（中、日、韓、臺）驅逐艦和巡防艦的數量超過美國以外北約全體成員的總和，潛艇也是。全世界造船量前三名的國家也都在這裡。
第三，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學者及戰略家就對於後冷戰時期東亞的安全議題有爭議。大部分的研究係評估中國的軍事發展及未來數十年中美之間潛在的戰略衝突。彼得．布魯克（Peter T. R. Brookes）預測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預測中國在下一個二十年將會成為美國的全球性對手。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提及政治、地理及其他因素如何強化中國的敵意。在探討中國的崛起時，不能忽略中國已是海洋國家和海軍大國；事實上，海軍是最政治性的軍種。軍艦原本就有複雜的外交功能，除了核子武器之外，海軍軍備的數量和發展是外交活動和國際談判最常觸及的軍事議題。海軍兵力的部署相較於其他軍種更加公開，也更易於影響外交和安全情勢。目前已有一系列著作論及解放軍海軍的發展，包括艦艇、戰略及人員訓練。由於過去蘇聯曾對解放軍海軍建設提供大量支援，可說解放軍海軍和蘇聯海軍建設的歷程是頗為一致的。且蘇聯用以對抗美國海軍的戰術、武器和作戰形式可增加我們對解放軍海軍的未來發展方向的了解，因為美國海軍的航艦戰鬥群也被認為是解放軍海軍的假想敵。當然中國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但是中國經驗和蘇聯經驗的關係，以往的研究幾乎很少觸及，這是本書所要討論的。
第四是建構一個模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發展方向是相當透明的，本書對於日本、韓國和臺灣的海軍發展也有許多介紹。但是迄今無人試著解釋區域內各國海軍的「行動與反應」循環。實際上，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環境裡，海軍的擴張可能是相互關聯的。每個國家不只增加自己的海軍實力，同時也對他國的行動作出反應。為了面對與其他國家的戰略衝突，各國的海軍建設不只單純集中於艦艇和武器的強化，而必須尋求特定途徑去對抗假想敵。關於這一點，過往對韓國海軍的研究很少，本書將特別關注韓國海軍的革新與對區域海軍建設的反應。
第五，由於近年的情勢變化，筆者在本書將特別對無人機、無人艦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以及東亞的最新戰略情勢做一分析。筆者認為中國在電子科技和造船工業上的發展，已經讓中國在東亞取得巨大的海權優勢，並且將東亞海權的發展逐漸從「衝突—反應」模式，轉為「變更現狀—因應變更」模式。
◎衝突想定與現代海戰
近年各種統計都指向同一件事：中國的商船造船接單（new orders）與在手訂單（orderbook）占比非常高，這意味著它在船台、供應鏈、勞動力、產能調度上有巨大規模優勢，而這些能力能「外溢」到海軍（至少在船體建造、配套產能、維修與補給體系上）。例如有產業報導稱中國2025年新接訂單占全球約69%、在手訂單約占66.8%（以載重噸計）――數字口徑各個來源略有不同，但結論一致：中國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造船中心之一。這對「海權」的直接含義是更快的造艦速度，以及維修、零組件替換的系統優勢；海軍戰力不只是取決於艦艇的性能和數量，而由長期妥善率與輪替率決定。
海權不僅是艦隻和火力的對比，更是感測器、資料鏈、指管通資情與武器系統間的整體競爭，電子技術至關重要。在東海、臺灣海峽和南海北部等近海高強度區域，中國在距離、基地密度、補給維修能力及兵力集結速度上展現優勢，這些都建立在完善的電子、造船工業與基礎設施之上。中國憑藉著密集的本土基地、逐步成形的海、空、太空統合戰力，正在將這片海域打造為它的「主場」。
另外，因為中國的崛起，本書也希望能探索臺灣與日本海軍在因應與中國的可能「衝突想定」（conflict scenario）的能力與限制。事實上海軍實力的消長絕不是僅看艦艇數目的增長，甚至也不是只看武器裝備的提升，而是必須將一國的海上戰略目標分析出來之後，找出其潛在假想敵，再評估潛在假想敵海軍實力在可能爆發的衝突中，對目標國家的制衡情形。
誠然，要評估可能衝突的想定不很容易；必須結合衝突的性質和海軍作戰方式與科技的演變來探討，這就是本書強調「衝突想定」（conflict scenario）的原因。某些因素如身分（identity）和典範（norm），如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在二戰後的反軍國主義文化，向來在各國的國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也是本書將探討的範疇；筆者也會分析中韓的海軍建設如何與日本的相對作為相關聯。根據提爾（Geoffrey Till）的說法：「……（海權）經常受到海員難以控制的外在因素影響。」既然區域內國家來自陸地的威脅都已降低，因此都可投入更多資源在海上。
實際上，現代海戰的性質和任務已經隨戰爭型態的變化而有很大的不同。海戰和陸戰最大的差異是速度。陸戰經常持續數天到數週：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決定結果，相較之下海戰的時間短得多：通常以小時甚至分鐘計。在海戰中，弱勢的一方經常全敗，因為海上沒有地方可供隱蔽。海上勝利的關鍵在於發現敵人並給予決定性的打擊。現代海戰中，以下因素常列入考量：
•雙方都需要配備攻擊性武器，效能取決於射程。而射程不僅取決於武器本身的性能，而是指管系統的能力。
•雙方都需要具備防禦能力，而防禦能力不僅依賴軍艦的設計和裝甲，更重要的是讓敵人的武器失效。
•軍艦戰鬥力繫於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的能力，然而，當一方執行監視行動時，另一方也可能獲得攻防所需的情資。
◎全書的結構
依據以上的構想，筆者以2013年出版的《東亞海權論》為基礎，全面翻新改寫、大幅擴充內容，寫成本書，定名為《東亞海權新論》。
本書的第一章是緒論，首先詳述後冷戰時期東亞區域的環境與歷史背景。第二章將以海權理論及現代海軍戰術概念為分析工具，這些工具將探索現有情勢之下引發戰略衝突的原因，以及為何這些戰略衝突會導致各國以積極的海軍建設作為應對現實威脅的手段。本書以現實主義及其重要分支――攻勢現實主義，作為分析國家行為的假設及方法論，並加入「決策理論」對於各國海權發展的多維分析。海權理論指出國家如何透過海洋獲得國家利益、海軍如何為國家利益服務、海軍發展的歷史、海軍戰略戰術的創新以及戰爭中海戰的角色。這些都有助於清楚了解東亞各國海軍對本國的影響。同時，也將試著說明現代海戰勝利的原則和關鍵。這裡介紹的理論架構將用於分析現代海戰的內容與衝突中的可能想定（例如：如果中國封鎖臺灣，臺灣會採取的行動和可能結果），我們或許也可以從這些原則分析出哪一方是贏家，或是防止特定一方獲勝的原因。
第三章指出東亞海權競爭在2020年代後期出現結構性變化。海軍戰力評估已不局限於艦隊噸位或單一平台性能，而是轉向造船工業產能、供應鏈韌性、微電子和系統整合能力、訓練模式、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以及無人系統和AI的運用。海權由「工業—科技—訓練—聯合作戰」共同推動，評估時需兼顧產能、換代速度、指管監偵效率與持續作戰能力，不能只看艦艇數量或性能。
本章聚焦中國造船和微電子工業，分析其如何將工業優勢轉化為人員培訓、戰術研發及遠海部署能量，並探討空權與導彈如何改變第一島鏈的制海方式，使拒止成為海權新的支柱。同時，無人系統和AI普及讓海上競逐進入「密度」、「精準」與「飽和」的比拼，這些趨勢高度政治化，受特定戰略目標驅動。在習近平強調「改變現狀」與「解決臺灣問題」下，中國軍事建設和演訓呈現任務導向的快速發展。本章關注中國新形態的海權發展如何改變臺海與周邊風險結構，對臺灣安全與危機管理帶來極嚴峻的挑戰。
從第四章到第七章，本書將以第二章的理論架構對東亞各國的海軍建設進行具體分析。首先將分析各國各自戰略衝突產生的原因、細節和當前狀況，以及這些衝突如何與海軍建設有關。這裡評估的東亞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引發戰略衝突的原因包括重要利益的衝突――例如國家的生存、領土完整、永續的經濟發展、國土安全和有利的權力分配。這些衝突包括一些島嶼主權的爭奪、領海的劃分、能源的競逐和重要海路的控制，以及對霸權崛起的警戒，所有的議題都和海洋有關。各章都將分析新的海戰概念和這些議題對海軍建設的影響，並將重要的海軍建設，如中國的航母發展，納入探討。
筆者將海軍的發展研究延伸到戰略的變遷，包括除了新軍艦之外，新裝備的引進、演習的實施、對他國海軍的反應，以及可能的衝突想定和結果。透過這些分析，讀者將可了解這些國家領導者腦中戰爭的型態及海軍運作的方式。
在結論中，本書將總結有關東亞戰略衝突的邏輯，並評估東亞的戰略衝突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衝突。海軍具有和其他武裝部隊不同的特性：成長最慢、技術複雜、建造昂貴，這使各國過去都非常謹慎，不任意將寶貴的艦隊投入衝突。但是今天已經出現了灰色地帶衝突（grey-zone warfare）與隔離（quarantine）等非全面開戰但同具威脅的手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從2026年開始，中國海警已經在臺灣周邊盤問外輪，這並非單純騷擾，而是在硬逼臺灣進入主權執法的升級困境。中國的如意算盤可能是「臺方不驅離，中國的管轄主張就會逐步事實化；臺方若驅離，海巡很快會碰到力量不足的天花板；一旦衝撞或開火，解放軍海軍即可打著保護海警執法的旗號介入」。這證明臺灣安全的根本問題仍是制空與制海。沒有空軍保護，海軍難以前出；沒有海軍支撐，海巡無法執法；而只講不對稱作戰、城鎮消耗戰與地面抵抗，無法阻止中國在戰爭門檻以下逐步奪取管轄權。北京正是看準臺灣海空軍與中國差距過大，才會越來越敢採取這類邁向準封鎖、準執法、準接管的行動。
試閱
無人系統與AI：海戰的「烏克蘭化」與升級（摘錄）
2025至2026年可能是海戰模式的轉折點。受到俄烏戰爭啟發，各國都開始積極研究AI技術和無人載具的運用。在民用無人機上，中國居世界牛耳，目前解放軍已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自殺式或偵測用無人艇，在2025年的閱兵中有部分展出。
一、無人機對戰爭界線的改變
無人機將會深刻改變「相對理性」，因為它改變的不是單純的武器種類，而是決策者對成本、風險、成功機率、升級門檻與時間壓力的主觀判斷。也就是說，無人機不只改變戰場，也改變「什麼行動看起來是理性的」。
首先，在傳統上，派出有人戰機、軍艦或特種部隊，都意味著高成本、高政治風險與高升級可能。一旦飛行員被俘、軍艦被擊沉、官兵大量傷亡，政府很難控制政治後果。但無人機不同。它便宜、可消耗、可大量使用，也不會造成己方人員傷亡。因此，決策者可能認為：「就算被擊落，也只是損失一架無人機。」這會降低使用武力或灰色地帶壓迫的心理門檻。原本在傳統軍事邏輯下不值得冒險的行動，因為無人機成本低、可否認性高、政治代價小，便可能被決策者視為「相對可行」。
其次，無人機可長時間滯空、即時回傳影像、快速標定目標，讓決策者以為自己掌握更完整的戰場資訊。但問題是，資訊變多不等於理解更準確。在危機中，無人機可能讓一方更快發現敵方調動，也更快形成攻擊方案。這會壓縮「觀察—定位—決策—行動」的時間。
對A來說，派無人機靠近偵察可能只是低成本監控；但對B來說，這可能被解讀為攻擊前的目標標定。於是A認為自己只是理性偵察，B卻可能理性地認為自己必須先下手反制。這就是有限理性的危險：同一架無人機，在一方眼中是偵察工具，在另一方眼中可能是攻擊前奏。
第三，無人機特別適合灰色地帶操作。決策者心理門檻降低之後，它可以用來繞飛、監控、騷擾、標定、干擾、投放小型彈藥，甚至測試對方防空反應。這使決策者獲得更多「不到戰爭、但高於和平」的工具。對進攻方而言，這看起來很理性，因為可以逐步壓迫對手，又不必立即承擔全面戰爭風險。
但對防衛方而言，這會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防衛方很難判斷：這只是一次偵察？還是封鎖前的測繪？是心理戰？還是攻擊前的火力校正？
因此，無人機會讓雙方都在自己的角度上「理性」，但行動結果卻更容易升高衝突。
第四，無人機可能會造成過度自信。無人機讓弱勢方看到「以小搏大」的可能，也讓強勢方看到「低成本持續壓迫」的可能。對臺灣而言，無人機、無人艇、滯空彈藥、機動反艦系統，可能讓防衛方相信自己能以分散、隱匿、低成本方式削弱解放軍，這有其合理性。但若因此認為無人機可以取代制空、制海、反潛、掃雷與護航能力，就會形成另一種誤判。
對中國而言，大量無人機、無人船與偵察打擊鏈，可能讓北京認為可以更快癱瘓臺灣指管、港口、雷達與海空軍基地。這也可能提高其冒險意願。
也就是說，無人機會同時強化雙方的信心：防衛方相信自己更能拒止，進攻方相信自己更能壓制。這反而可能提高危機中的誤判風險。
第五，無人機改變「可承受損失」的標準。傳統戰爭中，損失一艘軍艦、一架有人戰機、一個飛行員，都是重大政治事件。但無人機被擊落，政治衝擊低得多。因此，決策者可能更願意反覆派遣無人機逼近對方。這會改變「挑釁」的成本計算。
問題在於，無人機雖然本身便宜，但它所蒐集的情報、標定的目標、引發的防空反應，可能具有很高戰略價值。防衛方未必能一直忍受這種低成本侵擾。無人機把「小損失」和「大戰略效果」結合起來，使決策者更容易把原本危險的行動看成可控行動。美國或臺灣可能認為，中國若大量使用無人機，只是灰色地帶壓迫、偵察與心理戰；但臺灣軍方也可能認為，這些無人機正在為飛彈攻擊、封鎖、登陸或斬首行動建立目標資料庫。
中國則可能認為，無人機繞臺、穿越中線、貼近外島，是低成本、低風險、可控的壓力手段；但臺灣可能認為，若再不反制，防衛縱深與主權管轄將被逐步掏空。於是，中國的相對理性是：「我用無人機逐步壓迫，但不至於開戰。」
臺灣的相對理性可能是：「如果我不反制，對方就會把這種壓迫常態化，最後使我失去反應空間。」兩邊都不是完全非理性，但正因為雙方的理性基礎不同，危機才可能升高。
無人機影響相對理性，是因為它降低行動成本、壓縮決策時間、模糊和平與戰爭的界線，並讓雙方都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行動是可控且合理的。
二、無人系統的作戰形式
人類是武器系統中最脆弱、也最昂貴的組件。傳統上，軍事裝備的設計必須圍繞操作人員需要。為了維持人類生存，戰機需要駕駛艙、軍艦需要船員艙、因為人需要操作空間、生活空間和維生設備。軍艦上還需要有糧食、淡水的儲存空間。移除這些後，載台體積可以縮小，而剩餘空間可用來增加燃料（提升續航力）或彈藥（提升火力）的儲備。
中國的「珠海雲」號，展示了其在海上無人系統自主化、跨領域協同與集群運用方面的技術潛力及發展企圖。就公開定位而言，它是一艘具備遠端遙控與開闊水域自主航行能力的智慧型科學考察船，後甲板可搭載空中、水面與水下等多類無人系統，用於海洋測繪、觀測、巡檢與調查取樣。
然而，它更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是否已經成為直接投入戰鬥的「無人系統母艦」，而在於其驗證了一艘水面母船如何整合不同種類的無人機、無人艇與水下無人載具，並為其提供部署、回收、指揮、通訊、資料處理及任務支援。這些能力一旦移植至軍事領域，便可能支援分散式海上偵察、水下監視、掃雷、反潛搜索與目標定位，使單一母船得以將多種無人載具組織成範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的海上感測網。
中國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海上兵力組織方式：由有人或高度自主化的母船負責指揮、補給與資料整合，再由大量空中、水面及水下無人系統向外展開，形成多層次、分散式的海上任務體系。根據中國方面的報導，它能同時搭載並布放數十種不同功能的無人艇（USV）、無人機（UAV）與水下無人潛航器（UUV）。這種「母艦－子機」模式解決了小型無人艇續航力不足與通訊距離受限的痛點。未來的作戰形式很可能是在進入目標海域後，無人機負責高空監視，無人艇負責水面搜索，水下無人潛航器負責探測潛艦，形成一個立體的、死角減到最小的感知網。
以無人潛航器來說，因為沒有船員，移除了加壓艙與維生管路後，設計師可以更自由地配置重心，這在發展匿蹤外型（stealth design）時至關重要。這解釋了為何類似中國「珠海雲號」搭載的小型無人艇能擁有與其體積不成比例的航程與偵測設備。潛艦的航行時間往往受限於食物與乘員忍耐力，無人潛航器只要電池有電，可以在深海伏擊數月甚至一年。
另一方面，現代空戰（如2026年研發中的六代機與CCA僚機）最大的限制不是機體結構，而是飛行員的生理極限（9G以上會昏厥）。無人載具具有可以執行15G到20G的潛力，這讓任何有人機的防禦動作都可能顯得緩慢無效。
在沒有AI的時代，無人機、無人艇都需要遙控操作，因此容易被干擾，能執行的任務也相對簡單。有了AI之後，解決這些問題就露出曙光。因為遙控操作時，無人載具與操作員之間有一條隱形的「臍帶」。一旦這條電磁臍帶被切斷，無人機就會變成盲目的廢鐵，但AI革命正讓這條臍帶逐漸消失――因為可以將「大腦」直接裝在載體上，也就是所謂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讓載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現代AI無人機可以不再依賴持續的衛星訊號或人工遙控，因為它們具備「終端導引AI」，能識別地標進行影像導航（visual navigation），從混亂的電磁雜波中自動識別出「真實信號」與「虛假干擾」。即便GPS被屏蔽、通訊被強電磁壓制，它們仍能執行預設任務，甚至在斷網瞬間自主決定繼續任務還是返回基地。
在遙控時代，操作員的數量限制了無人機的規模。AI讓一名操作員不再是「開飛機」，而是「下指令」。未來可能操作員只需下達「封鎖某海域」的目標，AI集群會自主分配任務：誰負責搜索、誰負責干擾、誰負責自殺攻擊。
此外，AI能處理人類無法負荷的動態數據。例如，在面對複雜濱海環境時，AI能同時分析數百個水面、水下與空中的目標特徵，自動優化攻擊路徑，這種複雜度是人工遙控無法企及的。
美軍計畫用大量無人機形成的「地獄景觀」（Hellscape）來阻擋中國登陸。而「珠海雲號」展示了中國的應對方案，就是利用其全球最強的民用無人機∕無人艇產能，將「珠海雲號」變成一個「海上基地」。中國的如意算盤是，若美軍要用無人機打中國大艦，中國就用更多的無人機、無人艇去獵殺美軍的無人機和補給線。在2026年，這種「機器人對抗機器人」的消耗戰，比拼的就是誰的
母艦能更有效率地布放與回收子機。
前面說到在複雜海況下，傳統的人工辨識可能已無法迅速處理海量數據，AI的介入有能力縮短從「發現」到「摧毀」的時間，當雷達或聲納同時掃描到數十個目標時，AI具有「根據目標的航速、雷達特徵與威脅程度進行自動分級」的潛力。例如，它能自動判別哪個是敵方驅逐艦，哪個是誘餌或商船。AI能分析電磁環境中的雜訊模式，自動調整頻率或過濾干擾信號，使056A等平台在強電子對抗環境下，依然能維持精準的目標追蹤。
另一方面，一枚先進反艦飛彈成本數百萬美元，而一艘自殺式無人艇成本可能僅需數萬美元。中國利用其強大的工業產能，必須防範解放軍進行「非對稱消耗」，迫使敵方昂貴的防禦系統（如神盾艦的攔截彈）在短時間內耗盡。想像056A或日本最上級之類的艦艇，未來可能作為指揮平台，引導一群具備AI避障與自主編隊能力的無人艇群。這些艇隻可以從不同方向、不同時間點同時發起攻擊，徹底癱瘓敵方的防空與近迫防空系統。當敵方實施強電磁干擾導致數據鏈中斷時，AI讓無人艇可以具備「末端自主攻擊」能力――根據最後獲知的目標參數繼續執行任務，而非原地停止或打轉；AI能協助人員即時分析頻譜使用狀況，自動選擇最難被截獲的頻帶進行擴頻通訊，極大提升了電子反反制（Electronic Counter Countermeasures, ECCM）的效能。
056A這樣的船隻雖然沒有太多的武器裝備，在未來可能不再是直接交戰的主力，而是變成了無人集群的「牧羊人」或通訊轉遞站。這對於在東亞運作的傳統海軍力量（如美軍航母打擊群）可能形成新的壓力，因為防禦「一群具備AI智商的無人機和自殺小艇」，比攔截幾枚飛彈更為棘手。
就反潛作戰來說，尋找一艘潛航中的潛艦，主要是一個聲學問題，其成敗取決於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事實上，即使只以一艘敵方潛艦為目標，反潛作戰也很可能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不論是由多個單位協力完成，還是由單一單位從頭執行到底，整個反潛作戰都要經過五個階段：發現、識別、定位、追蹤與擊毀。
AI不會省略這五個階段，使海洋突然「透明化」，也不會讓潛艦失去隱蔽價值。它真正改變的是：把過去依賴少數昂貴平台、聲納員經驗與偶然接觸的反潛作戰，逐步轉變為持續監視、多感測器融合、機器輔助判讀與無人載具協同的體系作戰。
因此，AI對反潛作戰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讓單一聲納「聽得更遠」，而是使整條「發現—識別（分類）—定位—持續追蹤—兵力調度以擊毀」的速度變得更快、更廣、更持久。
2025至2026年可能是海戰模式的轉折點。受到俄烏戰爭啟發，各國都開始積極研究AI技術和無人載具的運用。在民用無人機上，中國居世界牛耳，目前解放軍已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自殺式或偵測用無人艇，在2025年的閱兵中有部分展出。
一、無人機對戰爭界線的改變
無人機將會深刻改變「相對理性」，因為它改變的不是單純的武器種類，而是決策者對成本、風險、成功機率、升級門檻與時間壓力的主觀判斷。也就是說，無人機不只改變戰場，也改變「什麼行動看起來是理性的」。
首先，在傳統上，派出有人戰機、軍艦或特種部隊，都意味著高成本、高政治風險與高升級可能。一旦飛行員被俘、軍艦被擊沉、官兵大量傷亡，政府很難控制政治後果。但無人機不同。它便宜、可消耗、可大量使用，也不會造成己方人員傷亡。因此，決策者可能認為：「就算被擊落，也只是損失一架無人機。」這會降低使用武力或灰色地帶壓迫的心理門檻。原本在傳統軍事邏輯下不值得冒險的行動，因為無人機成本低、可否認性高、政治代價小，便可能被決策者視為「相對可行」。
其次，無人機可長時間滯空、即時回傳影像、快速標定目標，讓決策者以為自己掌握更完整的戰場資訊。但問題是，資訊變多不等於理解更準確。在危機中，無人機可能讓一方更快發現敵方調動，也更快形成攻擊方案。這會壓縮「觀察—定位—決策—行動」的時間。
對A來說，派無人機靠近偵察可能只是低成本監控；但對B來說，這可能被解讀為攻擊前的目標標定。於是A認為自己只是理性偵察，B卻可能理性地認為自己必須先下手反制。這就是有限理性的危險：同一架無人機，在一方眼中是偵察工具，在另一方眼中可能是攻擊前奏。
第三，無人機特別適合灰色地帶操作。決策者心理門檻降低之後，它可以用來繞飛、監控、騷擾、標定、干擾、投放小型彈藥，甚至測試對方防空反應。這使決策者獲得更多「不到戰爭、但高於和平」的工具。對進攻方而言，這看起來很理性，因為可以逐步壓迫對手，又不必立即承擔全面戰爭風險。
但對防衛方而言，這會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防衛方很難判斷：這只是一次偵察？還是封鎖前的測繪？是心理戰？還是攻擊前的火力校正？
因此，無人機會讓雙方都在自己的角度上「理性」，但行動結果卻更容易升高衝突。
第四，無人機可能會造成過度自信。無人機讓弱勢方看到「以小搏大」的可能，也讓強勢方看到「低成本持續壓迫」的可能。對臺灣而言，無人機、無人艇、滯空彈藥、機動反艦系統，可能讓防衛方相信自己能以分散、隱匿、低成本方式削弱解放軍，這有其合理性。但若因此認為無人機可以取代制空、制海、反潛、掃雷與護航能力，就會形成另一種誤判。
對中國而言，大量無人機、無人船與偵察打擊鏈，可能讓北京認為可以更快癱瘓臺灣指管、港口、雷達與海空軍基地。這也可能提高其冒險意願。
也就是說，無人機會同時強化雙方的信心：防衛方相信自己更能拒止，進攻方相信自己更能壓制。這反而可能提高危機中的誤判風險。
第五，無人機改變「可承受損失」的標準。傳統戰爭中，損失一艘軍艦、一架有人戰機、一個飛行員，都是重大政治事件。但無人機被擊落，政治衝擊低得多。因此，決策者可能更願意反覆派遣無人機逼近對方。這會改變「挑釁」的成本計算。
問題在於，無人機雖然本身便宜，但它所蒐集的情報、標定的目標、引發的防空反應，可能具有很高戰略價值。防衛方未必能一直忍受這種低成本侵擾。無人機把「小損失」和「大戰略效果」結合起來，使決策者更容易把原本危險的行動看成可控行動。美國或臺灣可能認為，中國若大量使用無人機，只是灰色地帶壓迫、偵察與心理戰；但臺灣軍方也可能認為，這些無人機正在為飛彈攻擊、封鎖、登陸或斬首行動建立目標資料庫。
中國則可能認為，無人機繞臺、穿越中線、貼近外島，是低成本、低風險、可控的壓力手段；但臺灣可能認為，若再不反制，防衛縱深與主權管轄將被逐步掏空。於是，中國的相對理性是：「我用無人機逐步壓迫，但不至於開戰。」
臺灣的相對理性可能是：「如果我不反制，對方就會把這種壓迫常態化，最後使我失去反應空間。」兩邊都不是完全非理性，但正因為雙方的理性基礎不同，危機才可能升高。
無人機影響相對理性，是因為它降低行動成本、壓縮決策時間、模糊和平與戰爭的界線，並讓雙方都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行動是可控且合理的。
二、無人系統的作戰形式
人類是武器系統中最脆弱、也最昂貴的組件。傳統上，軍事裝備的設計必須圍繞操作人員需要。為了維持人類生存，戰機需要駕駛艙、軍艦需要船員艙、因為人需要操作空間、生活空間和維生設備。軍艦上還需要有糧食、淡水的儲存空間。移除這些後，載台體積可以縮小，而剩餘空間可用來增加燃料（提升續航力）或彈藥（提升火力）的儲備。
中國的「珠海雲」號，展示了其在海上無人系統自主化、跨領域協同與集群運用方面的技術潛力及發展企圖。就公開定位而言，它是一艘具備遠端遙控與開闊水域自主航行能力的智慧型科學考察船，後甲板可搭載空中、水面與水下等多類無人系統，用於海洋測繪、觀測、巡檢與調查取樣。
然而，它更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是否已經成為直接投入戰鬥的「無人系統母艦」，而在於其驗證了一艘水面母船如何整合不同種類的無人機、無人艇與水下無人載具，並為其提供部署、回收、指揮、通訊、資料處理及任務支援。這些能力一旦移植至軍事領域，便可能支援分散式海上偵察、水下監視、掃雷、反潛搜索與目標定位，使單一母船得以將多種無人載具組織成範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的海上感測網。
中國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海上兵力組織方式：由有人或高度自主化的母船負責指揮、補給與資料整合，再由大量空中、水面及水下無人系統向外展開，形成多層次、分散式的海上任務體系。根據中國方面的報導，它能同時搭載並布放數十種不同功能的無人艇（USV）、無人機（UAV）與水下無人潛航器（UUV）。這種「母艦－子機」模式解決了小型無人艇續航力不足與通訊距離受限的痛點。未來的作戰形式很可能是在進入目標海域後，無人機負責高空監視，無人艇負責水面搜索，水下無人潛航器負責探測潛艦，形成一個立體的、死角減到最小的感知網。
以無人潛航器來說，因為沒有船員，移除了加壓艙與維生管路後，設計師可以更自由地配置重心，這在發展匿蹤外型（stealth design）時至關重要。這解釋了為何類似中國「珠海雲號」搭載的小型無人艇能擁有與其體積不成比例的航程與偵測設備。潛艦的航行時間往往受限於食物與乘員忍耐力，無人潛航器只要電池有電，可以在深海伏擊數月甚至一年。
另一方面，現代空戰（如2026年研發中的六代機與CCA僚機）最大的限制不是機體結構，而是飛行員的生理極限（9G以上會昏厥）。無人載具具有可以執行15G到20G的潛力，這讓任何有人機的防禦動作都可能顯得緩慢無效。
在沒有AI的時代，無人機、無人艇都需要遙控操作，因此容易被干擾，能執行的任務也相對簡單。有了AI之後，解決這些問題就露出曙光。因為遙控操作時，無人載具與操作員之間有一條隱形的「臍帶」。一旦這條電磁臍帶被切斷，無人機就會變成盲目的廢鐵，但AI革命正讓這條臍帶逐漸消失――因為可以將「大腦」直接裝在載體上，也就是所謂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讓載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現代AI無人機可以不再依賴持續的衛星訊號或人工遙控，因為它們具備「終端導引AI」，能識別地標進行影像導航（visual navigation），從混亂的電磁雜波中自動識別出「真實信號」與「虛假干擾」。即便GPS被屏蔽、通訊被強電磁壓制，它們仍能執行預設任務，甚至在斷網瞬間自主決定繼續任務還是返回基地。
在遙控時代，操作員的數量限制了無人機的規模。AI讓一名操作員不再是「開飛機」，而是「下指令」。未來可能操作員只需下達「封鎖某海域」的目標，AI集群會自主分配任務：誰負責搜索、誰負責干擾、誰負責自殺攻擊。
此外，AI能處理人類無法負荷的動態數據。例如，在面對複雜濱海環境時，AI能同時分析數百個水面、水下與空中的目標特徵，自動優化攻擊路徑，這種複雜度是人工遙控無法企及的。
美軍計畫用大量無人機形成的「地獄景觀」（Hellscape）來阻擋中國登陸。而「珠海雲號」展示了中國的應對方案，就是利用其全球最強的民用無人機∕無人艇產能，將「珠海雲號」變成一個「海上基地」。中國的如意算盤是，若美軍要用無人機打中國大艦，中國就用更多的無人機、無人艇去獵殺美軍的無人機和補給線。在2026年，這種「機器人對抗機器人」的消耗戰，比拼的就是誰的
母艦能更有效率地布放與回收子機。
前面說到在複雜海況下，傳統的人工辨識可能已無法迅速處理海量數據，AI的介入有能力縮短從「發現」到「摧毀」的時間，當雷達或聲納同時掃描到數十個目標時，AI具有「根據目標的航速、雷達特徵與威脅程度進行自動分級」的潛力。例如，它能自動判別哪個是敵方驅逐艦，哪個是誘餌或商船。AI能分析電磁環境中的雜訊模式，自動調整頻率或過濾干擾信號，使056A等平台在強電子對抗環境下，依然能維持精準的目標追蹤。
另一方面，一枚先進反艦飛彈成本數百萬美元，而一艘自殺式無人艇成本可能僅需數萬美元。中國利用其強大的工業產能，必須防範解放軍進行「非對稱消耗」，迫使敵方昂貴的防禦系統（如神盾艦的攔截彈）在短時間內耗盡。想像056A或日本最上級之類的艦艇，未來可能作為指揮平台，引導一群具備AI避障與自主編隊能力的無人艇群。這些艇隻可以從不同方向、不同時間點同時發起攻擊，徹底癱瘓敵方的防空與近迫防空系統。當敵方實施強電磁干擾導致數據鏈中斷時，AI讓無人艇可以具備「末端自主攻擊」能力――根據最後獲知的目標參數繼續執行任務，而非原地停止或打轉；AI能協助人員即時分析頻譜使用狀況，自動選擇最難被截獲的頻帶進行擴頻通訊，極大提升了電子反反制（Electronic Counter Countermeasures, ECCM）的效能。
056A這樣的船隻雖然沒有太多的武器裝備，在未來可能不再是直接交戰的主力，而是變成了無人集群的「牧羊人」或通訊轉遞站。這對於在東亞運作的傳統海軍力量（如美軍航母打擊群）可能形成新的壓力，因為防禦「一群具備AI智商的無人機和自殺小艇」，比攔截幾枚飛彈更為棘手。
就反潛作戰來說，尋找一艘潛航中的潛艦，主要是一個聲學問題，其成敗取決於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事實上，即使只以一艘敵方潛艦為目標，反潛作戰也很可能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不論是由多個單位協力完成，還是由單一單位從頭執行到底，整個反潛作戰都要經過五個階段：發現、識別、定位、追蹤與擊毀。
AI不會省略這五個階段，使海洋突然「透明化」，也不會讓潛艦失去隱蔽價值。它真正改變的是：把過去依賴少數昂貴平台、聲納員經驗與偶然接觸的反潛作戰，逐步轉變為持續監視、多感測器融合、機器輔助判讀與無人載具協同的體系作戰。
因此，AI對反潛作戰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讓單一聲納「聽得更遠」，而是使整條「發現—識別（分類）—定位—持續追蹤—兵力調度以擊毀」的速度變得更快、更廣、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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