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系統與AI：海戰的「烏克蘭化」與升級（摘錄）
2025至2026年可能是海戰模式的轉折點。受到俄烏戰爭啟發，各國都開始積極研究AI技術和無人載具的運用。在民用無人機上，中國居世界牛耳，目前解放軍已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自殺式或偵測用無人艇，在2025年的閱兵中有部分展出。
一、無人機對戰爭界線的改變
無人機將會深刻改變「相對理性」，因為它改變的不是單純的武器種類，而是決策者對成本、風險、成功機率、升級門檻與時間壓力的主觀判斷。也就是說，無人機不只改變戰場，也改變「什麼行動看起來是理性的」。
首先，在傳統上，派出有人戰機、軍艦或特種部隊，都意味著高成本、高政治風險與高升級可能。一旦飛行員被俘、軍艦被擊沉、官兵大量傷亡，政府很難控制政治後果。但無人機不同。它便宜、可消耗、可大量使用，也不會造成己方人員傷亡。因此，決策者可能認為：「就算被擊落，也只是損失一架無人機。」這會降低使用武力或灰色地帶壓迫的心理門檻。原本在傳統軍事邏輯下不值得冒險的行動，因為無人機成本低、可否認性高、政治代價小，便可能被決策者視為「相對可行」。
其次，無人機可長時間滯空、即時回傳影像、快速標定目標，讓決策者以為自己掌握更完整的戰場資訊。但問題是，資訊變多不等於理解更準確。在危機中，無人機可能讓一方更快發現敵方調動，也更快形成攻擊方案。這會壓縮「觀察—定位—決策—行動」的時間。
對A來說，派無人機靠近偵察可能只是低成本監控；但對B來說，這可能被解讀為攻擊前的目標標定。於是A認為自己只是理性偵察，B卻可能理性地認為自己必須先下手反制。這就是有限理性的危險：同一架無人機，在一方眼中是偵察工具，在另一方眼中可能是攻擊前奏。
第三，無人機特別適合灰色地帶操作。決策者心理門檻降低之後，它可以用來繞飛、監控、騷擾、標定、干擾、投放小型彈藥，甚至測試對方防空反應。這使決策者獲得更多「不到戰爭、但高於和平」的工具。對進攻方而言，這看起來很理性，因為可以逐步壓迫對手，又不必立即承擔全面戰爭風險。
但對防衛方而言，這會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防衛方很難判斷：這只是一次偵察？還是封鎖前的測繪？是心理戰？還是攻擊前的火力校正？
因此，無人機會讓雙方都在自己的角度上「理性」，但行動結果卻更容易升高衝突。
第四，無人機可能會造成過度自信。無人機讓弱勢方看到「以小搏大」的可能，也讓強勢方看到「低成本持續壓迫」的可能。對臺灣而言，無人機、無人艇、滯空彈藥、機動反艦系統，可能讓防衛方相信自己能以分散、隱匿、低成本方式削弱解放軍，這有其合理性。但若因此認為無人機可以取代制空、制海、反潛、掃雷與護航能力，就會形成另一種誤判。
對中國而言，大量無人機、無人船與偵察打擊鏈，可能讓北京認為可以更快癱瘓臺灣指管、港口、雷達與海空軍基地。這也可能提高其冒險意願。
也就是說，無人機會同時強化雙方的信心：防衛方相信自己更能拒止，進攻方相信自己更能壓制。這反而可能提高危機中的誤判風險。
第五，無人機改變「可承受損失」的標準。傳統戰爭中，損失一艘軍艦、一架有人戰機、一個飛行員，都是重大政治事件。但無人機被擊落，政治衝擊低得多。因此，決策者可能更願意反覆派遣無人機逼近對方。這會改變「挑釁」的成本計算。
問題在於，無人機雖然本身便宜，但它所蒐集的情報、標定的目標、引發的防空反應，可能具有很高戰略價值。防衛方未必能一直忍受這種低成本侵擾。無人機把「小損失」和「大戰略效果」結合起來，使決策者更容易把原本危險的行動看成可控行動。美國或臺灣可能認為，中國若大量使用無人機，只是灰色地帶壓迫、偵察與心理戰；但臺灣軍方也可能認為，這些無人機正在為飛彈攻擊、封鎖、登陸或斬首行動建立目標資料庫。
中國則可能認為，無人機繞臺、穿越中線、貼近外島，是低成本、低風險、可控的壓力手段；但臺灣可能認為，若再不反制，防衛縱深與主權管轄將被逐步掏空。於是，中國的相對理性是：「我用無人機逐步壓迫，但不至於開戰。」
臺灣的相對理性可能是：「如果我不反制，對方就會把這種壓迫常態化，最後使我失去反應空間。」兩邊都不是完全非理性，但正因為雙方的理性基礎不同，危機才可能升高。
無人機影響相對理性，是因為它降低行動成本、壓縮決策時間、模糊和平與戰爭的界線，並讓雙方都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行動是可控且合理的。
二、無人系統的作戰形式
人類是武器系統中最脆弱、也最昂貴的組件。傳統上，軍事裝備的設計必須圍繞操作人員需要。為了維持人類生存，戰機需要駕駛艙、軍艦需要船員艙、因為人需要操作空間、生活空間和維生設備。軍艦上還需要有糧食、淡水的儲存空間。移除這些後，載台體積可以縮小，而剩餘空間可用來增加燃料（提升續航力）或彈藥（提升火力）的儲備。
中國的「珠海雲」號，展示了其在海上無人系統自主化、跨領域協同與集群運用方面的技術潛力及發展企圖。就公開定位而言，它是一艘具備遠端遙控與開闊水域自主航行能力的智慧型科學考察船，後甲板可搭載空中、水面與水下等多類無人系統，用於海洋測繪、觀測、巡檢與調查取樣。
然而，它更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是否已經成為直接投入戰鬥的「無人系統母艦」，而在於其驗證了一艘水面母船如何整合不同種類的無人機、無人艇與水下無人載具，並為其提供部署、回收、指揮、通訊、資料處理及任務支援。這些能力一旦移植至軍事領域，便可能支援分散式海上偵察、水下監視、掃雷、反潛搜索與目標定位，使單一母船得以將多種無人載具組織成範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的海上感測網。
中國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海上兵力組織方式：由有人或高度自主化的母船負責指揮、補給與資料整合，再由大量空中、水面及水下無人系統向外展開，形成多層次、分散式的海上任務體系。根據中國方面的報導，它能同時搭載並布放數十種不同功能的無人艇（USV）、無人機（UAV）與水下無人潛航器（UUV）。這種「母艦－子機」模式解決了小型無人艇續航力不足與通訊距離受限的痛點。未來的作戰形式很可能是在進入目標海域後，無人機負責高空監視，無人艇負責水面搜索，水下無人潛航器負責探測潛艦，形成一個立體的、死角減到最小的感知網。
以無人潛航器來說，因為沒有船員，移除了加壓艙與維生管路後，設計師可以更自由地配置重心，這在發展匿蹤外型（stealth design）時至關重要。這解釋了為何類似中國「珠海雲號」搭載的小型無人艇能擁有與其體積不成比例的航程與偵測設備。潛艦的航行時間往往受限於食物與乘員忍耐力，無人潛航器只要電池有電，可以在深海伏擊數月甚至一年。
另一方面，現代空戰（如2026年研發中的六代機與CCA僚機）最大的限制不是機體結構，而是飛行員的生理極限（9G以上會昏厥）。無人載具具有可以執行15G到20G的潛力，這讓任何有人機的防禦動作都可能顯得緩慢無效。
在沒有AI的時代，無人機、無人艇都需要遙控操作，因此容易被干擾，能執行的任務也相對簡單。有了AI之後，解決這些問題就露出曙光。因為遙控操作時，無人載具與操作員之間有一條隱形的「臍帶」。一旦這條電磁臍帶被切斷，無人機就會變成盲目的廢鐵，但AI革命正讓這條臍帶逐漸消失――因為可以將「大腦」直接裝在載體上，也就是所謂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讓載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現代AI無人機可以不再依賴持續的衛星訊號或人工遙控，因為它們具備「終端導引AI」，能識別地標進行影像導航（visual navigation），從混亂的電磁雜波中自動識別出「真實信號」與「虛假干擾」。即便GPS被屏蔽、通訊被強電磁壓制，它們仍能執行預設任務，甚至在斷網瞬間自主決定繼續任務還是返回基地。
在遙控時代，操作員的數量限制了無人機的規模。AI讓一名操作員不再是「開飛機」，而是「下指令」。未來可能操作員只需下達「封鎖某海域」的目標，AI集群會自主分配任務：誰負責搜索、誰負責干擾、誰負責自殺攻擊。
此外，AI能處理人類無法負荷的動態數據。例如，在面對複雜濱海環境時，AI能同時分析數百個水面、水下與空中的目標特徵，自動優化攻擊路徑，這種複雜度是人工遙控無法企及的。
美軍計畫用大量無人機形成的「地獄景觀」（Hellscape）來阻擋中國登陸。而「珠海雲號」展示了中國的應對方案，就是利用其全球最強的民用無人機∕無人艇產能，將「珠海雲號」變成一個「海上基地」。中國的如意算盤是，若美軍要用無人機打中國大艦，中國就用更多的無人機、無人艇去獵殺美軍的無人機和補給線。在2026年，這種「機器人對抗機器人」的消耗戰，比拼的就是誰的
母艦能更有效率地布放與回收子機。
前面說到在複雜海況下，傳統的人工辨識可能已無法迅速處理海量數據，AI的介入有能力縮短從「發現」到「摧毀」的時間，當雷達或聲納同時掃描到數十個目標時，AI具有「根據目標的航速、雷達特徵與威脅程度進行自動分級」的潛力。例如，它能自動判別哪個是敵方驅逐艦，哪個是誘餌或商船。AI能分析電磁環境中的雜訊模式，自動調整頻率或過濾干擾信號，使056A等平台在強電子對抗環境下，依然能維持精準的目標追蹤。
另一方面，一枚先進反艦飛彈成本數百萬美元，而一艘自殺式無人艇成本可能僅需數萬美元。中國利用其強大的工業產能，必須防範解放軍進行「非對稱消耗」，迫使敵方昂貴的防禦系統（如神盾艦的攔截彈）在短時間內耗盡。想像056A或日本最上級之類的艦艇，未來可能作為指揮平台，引導一群具備AI避障與自主編隊能力的無人艇群。這些艇隻可以從不同方向、不同時間點同時發起攻擊，徹底癱瘓敵方的防空與近迫防空系統。當敵方實施強電磁干擾導致數據鏈中斷時，AI讓無人艇可以具備「末端自主攻擊」能力――根據最後獲知的目標參數繼續執行任務，而非原地停止或打轉；AI能協助人員即時分析頻譜使用狀況，自動選擇最難被截獲的頻帶進行擴頻通訊，極大提升了電子反反制（Electronic Counter Countermeasures, ECCM）的效能。
056A這樣的船隻雖然沒有太多的武器裝備，在未來可能不再是直接交戰的主力，而是變成了無人集群的「牧羊人」或通訊轉遞站。這對於在東亞運作的傳統海軍力量（如美軍航母打擊群）可能形成新的壓力，因為防禦「一群具備AI智商的無人機和自殺小艇」，比攔截幾枚飛彈更為棘手。
就反潛作戰來說，尋找一艘潛航中的潛艦，主要是一個聲學問題，其成敗取決於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事實上，即使只以一艘敵方潛艦為目標，反潛作戰也很可能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不論是由多個單位協力完成，還是由單一單位從頭執行到底，整個反潛作戰都要經過五個階段：發現、識別、定位、追蹤與擊毀。
AI不會省略這五個階段，使海洋突然「透明化」，也不會讓潛艦失去隱蔽價值。它真正改變的是：把過去依賴少數昂貴平台、聲納員經驗與偶然接觸的反潛作戰，逐步轉變為持續監視、多感測器融合、機器輔助判讀與無人載具協同的體系作戰。
因此，AI對反潛作戰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讓單一聲納「聽得更遠」，而是使整條「發現—識別（分類）—定位—持續追蹤—兵力調度以擊毀」的速度變得更快、更廣、更持久。
2025至2026年可能是海戰模式的轉折點。受到俄烏戰爭啟發，各國都開始積極研究AI技術和無人載具的運用。在民用無人機上，中國居世界牛耳，目前解放軍已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自殺式或偵測用無人艇，在2025年的閱兵中有部分展出。
一、無人機對戰爭界線的改變
無人機將會深刻改變「相對理性」，因為它改變的不是單純的武器種類，而是決策者對成本、風險、成功機率、升級門檻與時間壓力的主觀判斷。也就是說，無人機不只改變戰場，也改變「什麼行動看起來是理性的」。
首先，在傳統上，派出有人戰機、軍艦或特種部隊，都意味著高成本、高政治風險與高升級可能。一旦飛行員被俘、軍艦被擊沉、官兵大量傷亡，政府很難控制政治後果。但無人機不同。它便宜、可消耗、可大量使用，也不會造成己方人員傷亡。因此，決策者可能認為：「就算被擊落，也只是損失一架無人機。」這會降低使用武力或灰色地帶壓迫的心理門檻。原本在傳統軍事邏輯下不值得冒險的行動，因為無人機成本低、可否認性高、政治代價小，便可能被決策者視為「相對可行」。
其次，無人機可長時間滯空、即時回傳影像、快速標定目標，讓決策者以為自己掌握更完整的戰場資訊。但問題是，資訊變多不等於理解更準確。在危機中，無人機可能讓一方更快發現敵方調動，也更快形成攻擊方案。這會壓縮「觀察—定位—決策—行動」的時間。
對A來說，派無人機靠近偵察可能只是低成本監控；但對B來說，這可能被解讀為攻擊前的目標標定。於是A認為自己只是理性偵察，B卻可能理性地認為自己必須先下手反制。這就是有限理性的危險：同一架無人機，在一方眼中是偵察工具，在另一方眼中可能是攻擊前奏。
第三，無人機特別適合灰色地帶操作。決策者心理門檻降低之後，它可以用來繞飛、監控、騷擾、標定、干擾、投放小型彈藥，甚至測試對方防空反應。這使決策者獲得更多「不到戰爭、但高於和平」的工具。對進攻方而言，這看起來很理性，因為可以逐步壓迫對手，又不必立即承擔全面戰爭風險。
但對防衛方而言，這會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防衛方很難判斷：這只是一次偵察？還是封鎖前的測繪？是心理戰？還是攻擊前的火力校正？
因此，無人機會讓雙方都在自己的角度上「理性」，但行動結果卻更容易升高衝突。
第四，無人機可能會造成過度自信。無人機讓弱勢方看到「以小搏大」的可能，也讓強勢方看到「低成本持續壓迫」的可能。對臺灣而言，無人機、無人艇、滯空彈藥、機動反艦系統，可能讓防衛方相信自己能以分散、隱匿、低成本方式削弱解放軍，這有其合理性。但若因此認為無人機可以取代制空、制海、反潛、掃雷與護航能力，就會形成另一種誤判。
對中國而言，大量無人機、無人船與偵察打擊鏈，可能讓北京認為可以更快癱瘓臺灣指管、港口、雷達與海空軍基地。這也可能提高其冒險意願。
也就是說，無人機會同時強化雙方的信心：防衛方相信自己更能拒止，進攻方相信自己更能壓制。這反而可能提高危機中的誤判風險。
第五，無人機改變「可承受損失」的標準。傳統戰爭中，損失一艘軍艦、一架有人戰機、一個飛行員，都是重大政治事件。但無人機被擊落，政治衝擊低得多。因此，決策者可能更願意反覆派遣無人機逼近對方。這會改變「挑釁」的成本計算。
問題在於，無人機雖然本身便宜，但它所蒐集的情報、標定的目標、引發的防空反應，可能具有很高戰略價值。防衛方未必能一直忍受這種低成本侵擾。無人機把「小損失」和「大戰略效果」結合起來，使決策者更容易把原本危險的行動看成可控行動。美國或臺灣可能認為，中國若大量使用無人機，只是灰色地帶壓迫、偵察與心理戰；但臺灣軍方也可能認為，這些無人機正在為飛彈攻擊、封鎖、登陸或斬首行動建立目標資料庫。
中國則可能認為，無人機繞臺、穿越中線、貼近外島，是低成本、低風險、可控的壓力手段；但臺灣可能認為，若再不反制，防衛縱深與主權管轄將被逐步掏空。於是，中國的相對理性是：「我用無人機逐步壓迫，但不至於開戰。」
臺灣的相對理性可能是：「如果我不反制，對方就會把這種壓迫常態化，最後使我失去反應空間。」兩邊都不是完全非理性，但正因為雙方的理性基礎不同，危機才可能升高。
無人機影響相對理性，是因為它降低行動成本、壓縮決策時間、模糊和平與戰爭的界線，並讓雙方都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行動是可控且合理的。
二、無人系統的作戰形式
人類是武器系統中最脆弱、也最昂貴的組件。傳統上，軍事裝備的設計必須圍繞操作人員需要。為了維持人類生存，戰機需要駕駛艙、軍艦需要船員艙、因為人需要操作空間、生活空間和維生設備。軍艦上還需要有糧食、淡水的儲存空間。移除這些後，載台體積可以縮小，而剩餘空間可用來增加燃料（提升續航力）或彈藥（提升火力）的儲備。
中國的「珠海雲」號，展示了其在海上無人系統自主化、跨領域協同與集群運用方面的技術潛力及發展企圖。就公開定位而言，它是一艘具備遠端遙控與開闊水域自主航行能力的智慧型科學考察船，後甲板可搭載空中、水面與水下等多類無人系統，用於海洋測繪、觀測、巡檢與調查取樣。
然而，它更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是否已經成為直接投入戰鬥的「無人系統母艦」，而在於其驗證了一艘水面母船如何整合不同種類的無人機、無人艇與水下無人載具，並為其提供部署、回收、指揮、通訊、資料處理及任務支援。這些能力一旦移植至軍事領域，便可能支援分散式海上偵察、水下監視、掃雷、反潛搜索與目標定位，使單一母船得以將多種無人載具組織成範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的海上感測網。
中國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海上兵力組織方式：由有人或高度自主化的母船負責指揮、補給與資料整合，再由大量空中、水面及水下無人系統向外展開，形成多層次、分散式的海上任務體系。根據中國方面的報導，它能同時搭載並布放數十種不同功能的無人艇（USV）、無人機（UAV）與水下無人潛航器（UUV）。這種「母艦－子機」模式解決了小型無人艇續航力不足與通訊距離受限的痛點。未來的作戰形式很可能是在進入目標海域後，無人機負責高空監視，無人艇負責水面搜索，水下無人潛航器負責探測潛艦，形成一個立體的、死角減到最小的感知網。
以無人潛航器來說，因為沒有船員，移除了加壓艙與維生管路後，設計師可以更自由地配置重心，這在發展匿蹤外型（stealth design）時至關重要。這解釋了為何類似中國「珠海雲號」搭載的小型無人艇能擁有與其體積不成比例的航程與偵測設備。潛艦的航行時間往往受限於食物與乘員忍耐力，無人潛航器只要電池有電，可以在深海伏擊數月甚至一年。
另一方面，現代空戰（如2026年研發中的六代機與CCA僚機）最大的限制不是機體結構，而是飛行員的生理極限（9G以上會昏厥）。無人載具具有可以執行15G到20G的潛力，這讓任何有人機的防禦動作都可能顯得緩慢無效。
在沒有AI的時代，無人機、無人艇都需要遙控操作，因此容易被干擾，能執行的任務也相對簡單。有了AI之後，解決這些問題就露出曙光。因為遙控操作時，無人載具與操作員之間有一條隱形的「臍帶」。一旦這條電磁臍帶被切斷，無人機就會變成盲目的廢鐵，但AI革命正讓這條臍帶逐漸消失――因為可以將「大腦」直接裝在載體上，也就是所謂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讓載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現代AI無人機可以不再依賴持續的衛星訊號或人工遙控，因為它們具備「終端導引AI」，能識別地標進行影像導航（visual navigation），從混亂的電磁雜波中自動識別出「真實信號」與「虛假干擾」。即便GPS被屏蔽、通訊被強電磁壓制，它們仍能執行預設任務，甚至在斷網瞬間自主決定繼續任務還是返回基地。
在遙控時代，操作員的數量限制了無人機的規模。AI讓一名操作員不再是「開飛機」，而是「下指令」。未來可能操作員只需下達「封鎖某海域」的目標，AI集群會自主分配任務：誰負責搜索、誰負責干擾、誰負責自殺攻擊。
此外，AI能處理人類無法負荷的動態數據。例如，在面對複雜濱海環境時，AI能同時分析數百個水面、水下與空中的目標特徵，自動優化攻擊路徑，這種複雜度是人工遙控無法企及的。
美軍計畫用大量無人機形成的「地獄景觀」（Hellscape）來阻擋中國登陸。而「珠海雲號」展示了中國的應對方案，就是利用其全球最強的民用無人機∕無人艇產能，將「珠海雲號」變成一個「海上基地」。中國的如意算盤是，若美軍要用無人機打中國大艦，中國就用更多的無人機、無人艇去獵殺美軍的無人機和補給線。在2026年，這種「機器人對抗機器人」的消耗戰，比拼的就是誰的
母艦能更有效率地布放與回收子機。
前面說到在複雜海況下，傳統的人工辨識可能已無法迅速處理海量數據，AI的介入有能力縮短從「發現」到「摧毀」的時間，當雷達或聲納同時掃描到數十個目標時，AI具有「根據目標的航速、雷達特徵與威脅程度進行自動分級」的潛力。例如，它能自動判別哪個是敵方驅逐艦，哪個是誘餌或商船。AI能分析電磁環境中的雜訊模式，自動調整頻率或過濾干擾信號，使056A等平台在強電子對抗環境下，依然能維持精準的目標追蹤。
另一方面，一枚先進反艦飛彈成本數百萬美元，而一艘自殺式無人艇成本可能僅需數萬美元。中國利用其強大的工業產能，必須防範解放軍進行「非對稱消耗」，迫使敵方昂貴的防禦系統（如神盾艦的攔截彈）在短時間內耗盡。想像056A或日本最上級之類的艦艇，未來可能作為指揮平台，引導一群具備AI避障與自主編隊能力的無人艇群。這些艇隻可以從不同方向、不同時間點同時發起攻擊，徹底癱瘓敵方的防空與近迫防空系統。當敵方實施強電磁干擾導致數據鏈中斷時，AI讓無人艇可以具備「末端自主攻擊」能力――根據最後獲知的目標參數繼續執行任務，而非原地停止或打轉；AI能協助人員即時分析頻譜使用狀況，自動選擇最難被截獲的頻帶進行擴頻通訊，極大提升了電子反反制（Electronic Counter Countermeasures, ECCM）的效能。
056A這樣的船隻雖然沒有太多的武器裝備，在未來可能不再是直接交戰的主力，而是變成了無人集群的「牧羊人」或通訊轉遞站。這對於在東亞運作的傳統海軍力量（如美軍航母打擊群）可能形成新的壓力，因為防禦「一群具備AI智商的無人機和自殺小艇」，比攔截幾枚飛彈更為棘手。
就反潛作戰來說，尋找一艘潛航中的潛艦，主要是一個聲學問題，其成敗取決於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事實上，即使只以一艘敵方潛艦為目標，反潛作戰也很可能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不論是由多個單位協力完成，還是由單一單位從頭執行到底，整個反潛作戰都要經過五個階段：發現、識別、定位、追蹤與擊毀。
AI不會省略這五個階段，使海洋突然「透明化」，也不會讓潛艦失去隱蔽價值。它真正改變的是：把過去依賴少數昂貴平台、聲納員經驗與偶然接觸的反潛作戰，逐步轉變為持續監視、多感測器融合、機器輔助判讀與無人載具協同的體系作戰。
因此，AI對反潛作戰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讓單一聲納「聽得更遠」，而是使整條「發現—識別（分類）—定位—持續追蹤—兵力調度以擊毀」的速度變得更快、更廣、更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