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思想(新版)

自序

這部《歷史與思想》是我近二十年來所寫的單篇論文的一個選集，其中最早的一篇發表於一九五六年，最遲的則成於今年五月。但全書在時間上雖先後跨越了二十個年頭，而實際的撰寫則集中在五○年代之末和七○年代之初，中間足足有十年的歲月我幾乎沒有寫中文論著的機會。一九七三年之秋，我回到香港工作了整整兩年，重新結下了文字因緣，因此本集所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最近兩年的作品。

為了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選在這部集子裡面的文字大體上都屬於通論的性質，凡屬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進去。所以這部選集的對象並不是專治歷史與思想的學者，而是關心歷史和思想問題的一般知識分子。通論性文字之不易落筆，我是深切了解的。通論是所謂「大題小做」，往往不免要把非常複雜的問題加以簡化，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而且作者的知識和主觀見解，又處處限制著論點的選擇、資料的運用，以至文章的剪裁。因此任何通論性的題旨都達不到最後的定說。照理想來講，通論必須建立在許多專論研究的基礎之上，立說始能穩妥；而事實上，每一範圍稍廣的通論性的題旨都包括著無數層次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果要等到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才能寫通論，那麼通論便永遠不能出現了。這裡面實際上牽涉到哲學上的一個「弔詭」（paradox），即「一個人如不是對一切事物皆有知識，便不能對任何事物有知識。」（“One does not know anything until one knows everything.”）這種說法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對於某一題旨密切相關的種種問題全無所知，也可以動手撰寫關於該題旨的通論。清末的朱一新曾說：「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又說：「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朱氏所說的確是深識甘苦的話。本書所收的一些文字，在我已力求其有根據，但限於學識，議論卻未必中肯。讀者不妨對這兩個方面分別地看待。

本書所收諸文先後曾刊載於各種期刊上。香港方面是《自由學人》、《人生雜誌》、《祖國週刊》、《中華月報》（以上四種均已停刊）、《新亞書院學術年刊》、《中國學人》、《香港中文大學學報》和《明報月刊》；台北方面是《幼獅月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和「聯合副刊」。我願意借此機會向主持以上各種刊物的友人們表示衷心的感激。我的文字幾乎全部是被主編、朋友們逼出來的，沒有他們的熱情鼓勵，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產生的。至於這部文集之終於能和讀者見面，則要感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的熱心，特別是編輯組陳秀芳小姐的說服力，他們使我相信這些散篇文字還有彙集成冊的價值。

這部文集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場上寫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個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專門著作，雖則我的專業訓練處處影響著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一個知識分子必須靠他的知識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時必須是一個知識從業員（mental technician）。相反地，一個知識從業員（無論他是教授、編輯、律師或其他知識專業）卻不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他的興趣始終不出乎職業範圍以外的話。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則祇是知識從業員。但我們不能說，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事實上，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往往會在社會上產生負面的作用；知識從業員倒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

本書所收諸文大多數都經過了一番修正和潤飾的工作，其中論柯靈烏和文藝復興三篇，因成篇較早，更增訂了若干註釋，儘量把最新而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吸收進去，但疏漏是終不能避免的。全書定名為「歷史與思想」，主要是因為所收各篇都不出這一範圍；而且我自己近二十年來的興趣也一直是環繞著這一主題。下面我將就歷史與思想之間的關係略做一些補充的說明，希望使全書的主旨更為明確。這部論集原無一預定的系統，下面的補論也許可以為全書提供一條貫穿諸篇的線索。

我們目前所處的是一個決定論思想得勢的時候。在共產世界裡，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當然是思想的正統；在所謂自由世界裡，則有各式各樣的行為主義的決定論在大行其道。在決定論瀰漫的思想空氣中，人們往往看不到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能動性。正如柏林（IsaiahBerlin）在他的《歷史必然論》（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中所分析的，歷史已化身為一種巨大而超個人的力量；這種力量有它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人的主觀努力所能左右的。正是在這種思想籠罩之下，才產生了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的這種怪論。

就我自己的知解所及，我沒有辦法接受任何一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我始終覺得在歷史的進程中，思想的積極的作用是不能輕輕抹殺的。而且祇要我們肯睜開眼睛看看人類的歷史，則思想的能動性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根本無置疑的餘地。但是我並不曾唯心到認為思想是歷史的「最後真實」（ultimate reality），也不致天真到認為思想可以不受一切客觀條件的限制而支配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人以往評論歷史，常在有意無意之間過高地估計了思想的作用，特別是在追究禍亂的責任的時候。因此，五胡亂華之禍要歸咎於魏晉清談，明朝之亡國則諉過於「空言心性」，甚至所謂「洪、楊之亂」也要漢學考證來負責。這種觀點一直到今天還流動在許多人的歷史判斷之中。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得勢，溯源至「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依然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這個傳統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但是在運用時如果不加分析，那就不免要使思想觀念所承擔的歷史責任遠超過它們的實際效能。尤其是在進一步從思想追究到思想家的時候，這種觀點的過度嚴酷性便會很清楚地顯露出來。如果不是出於情緒而是基於理智地判斷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恐怕總不能算是一種持平之論吧。同樣地，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論者把中國的一切弊病歸罪於儒家和孔、孟，也正是這一傳統觀點的引伸。貝克（Carl L. Becker）在他的名著《十八世紀哲學家的王國》（The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中指出，伏爾泰以下諸哲人雖摧毀了聖奧古斯汀的中古「天國」，但立刻又用新的材料建造了另一個大同小異的「天國」。因此他認為十八世紀哲人的基本觀念仍不脫中古聖多瑪時代的窠臼。貝氏的論斷近年來頗受到啟蒙思想史專家的挑戰（特別是Peter Gay），但是我們祇須略變其說，便可以解釋中國近代的反傳統運動：反傳統論者雖以全力摧毀傳統，但他們所持的武器主要還是傳統性的。上面所說的唯思想論的歷史觀不過是許多傳統性的武器之一而已。

從這種地方作深刻的反省，我們反而可以看到決定論在史學上的正面功用。現代行為科學的長足進展，使我們了解人的思想和行為在某些層面上確然是被決定的。即使與唯物論淵源極深的知識社會學也可以加深我們對思想的社會根源的認識。因此批評歷史決定論最力的柏林也肯定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足以糾正我們以往在判斷他人的行為時所犯的「無知」、「偏見」、「武斷」，以及「狂想」等等錯誤。這和中國傳統論人講求平恕的態度是完全符合的。

肯定決定論在某些層次上的有效性卻不等於否定思想在歷史上的積極功能。相反地，祇有通過決定論的分析，思想的真正作用才能獲致最準確的估計。事實上，在政治運用方面，唯物主義決定論者最重視思想，馬克思曾說：「思想一旦掌握了群眾，便成為物質的力量。」這正是因為他深知思想的能動性，所以在概念上把思想物質化以求符合他的基本哲學立場。而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是唯物主義決定論者故意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和願望化身為「歷史潮流」，以瓦解一切與他們持論不同者的奮鬥意志。有人說：「所謂不可抗拒者往往祇是沒有去抗拒而已。」（“The irresistible is often only that which is not resisted.”）我們對於「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之說正應作如是觀。所以，追究到最後，祇有不去抗拒或抗拒而不得其道的「歷史潮流」才是所謂「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當希特勒的納粹運動如日中天之際，它看起來不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嗎？

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曇摩耶舍夢見博叉天王對他說：「道假眾緣，復須時熟。」（慧皎，《高僧傳》卷一）儒家的「命」、釋氏的「緣」在這裡都具有決定論的涵義。但決定論的限制終不能伸展到價值創造的最高層面。這是人類能否自作主宰的唯一關鍵之所在。孔子被當時的人描寫成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正可見孔子雖勇敢地承認「命」的限定，卻並不因此就向「命」投降。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自序中曾說：哲學家同時是「果」（effects）也是「因

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而我和聯經的文字因緣也從此書開始。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現在本書重排新版，我願意借機對這段往事略作回顧，以為紀念。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布，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著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著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作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

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

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一九七六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近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按：錢先生此文後來易名為〈帝王與士人〉，收在《晚學盲言（上）》，《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聯經，一九九八，頁七八五—七九九。）

本書對於我自己來說，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我的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不但如此，以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當時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多發展成為篇幅很大的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是顯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我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本來我在美國教書和研究，著作自然應該用英文刊布。但是一九七一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香港母校（新亞書院）會晤師友，我發生了一個很深切的感觸。我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布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一九七三—七五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兩年的作品。現在我要補充一句：這些作品正是我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所以《歷史與思想》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讓我在這裡對於讀者的長期支持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