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戶亡秦：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七卷
活動訊息
金石堂閱讀週年慶第二波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內容簡介
當說真話、保存記憶、維護權利，都可能付出自由的代價，誰仍選擇挺身而出？
五十位抗爭者，五十種拒絕屈服的生命。
從反右受難者到「零零後」青年，從中國與香港到海外，余杰為黑暗時代留下人的名字與聲音。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面對看似無可撼動的權力，少數人的堅持究竟有何意義？《三戶亡秦》是余杰「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第七卷，以五十篇人物小傳，記錄不同世代、族群、信仰與職業的人，如何在壓迫之下守住良知、尊嚴與自由。
他們有人拿起筆與攝影機，抵抗歷史被遺忘：茆家升記下基層右派的遭遇，王友琴追尋文革受難者的生命，胡杰以紀錄片尋找林昭等人的身影；有人走進法庭、街頭與社區：鄭恩寵、莫少平為權利辯護，王克勤揭露被掩蓋的真相，王功權投身公民行動，陳賢英則以漫長守候，支撐獄中的丈夫許萬平。
書中的視野也跨越邊界：從熱比婭．卡德爾、恩和巴圖．陶格楚格等族群權利倡議者，到香港不同世代的民主派人士與劇作家莊梅岩；從備份遭刪文章的「端點星」志願者蔡偉，到為藏人發聲的青年張雅笛，以及傑弗瑞．尼斯、克萊夫．漢密爾頓等國際聲援者。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起點出發，承擔各自的風險。
余杰結合採訪、人物著述、回憶錄與公開報導，梳理傳主的生命轉折、思想與行動。全書依出生年代編排，自1930年代至2000年代，並以人物注釋延伸出更廣闊的抗爭網絡，卷末附錄系列前六卷及「民主英烈傳」前兩卷人物名單，便於對照閱讀。
【本書特色】
1.跨越世代的五十篇人物小傳：呈現不同背景的人如何走向抗爭，以及選擇背後的代價。
2.從保存記憶到公共參與：涵蓋言論與新聞自由、人權辯護、公民行動、信仰自由及族群權利等議題。
3.串連境內外的生命經驗：讓中國、香港、海外與不同族群的抗爭故事相互照見，為關心自由與人權的讀者留下可循的人物線索。
五十位抗爭者，五十種拒絕屈服的生命。
從反右受難者到「零零後」青年，從中國與香港到海外，余杰為黑暗時代留下人的名字與聲音。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面對看似無可撼動的權力，少數人的堅持究竟有何意義？《三戶亡秦》是余杰「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第七卷，以五十篇人物小傳，記錄不同世代、族群、信仰與職業的人，如何在壓迫之下守住良知、尊嚴與自由。
他們有人拿起筆與攝影機，抵抗歷史被遺忘：茆家升記下基層右派的遭遇，王友琴追尋文革受難者的生命，胡杰以紀錄片尋找林昭等人的身影；有人走進法庭、街頭與社區：鄭恩寵、莫少平為權利辯護，王克勤揭露被掩蓋的真相，王功權投身公民行動，陳賢英則以漫長守候，支撐獄中的丈夫許萬平。
書中的視野也跨越邊界：從熱比婭．卡德爾、恩和巴圖．陶格楚格等族群權利倡議者，到香港不同世代的民主派人士與劇作家莊梅岩；從備份遭刪文章的「端點星」志願者蔡偉，到為藏人發聲的青年張雅笛，以及傑弗瑞．尼斯、克萊夫．漢密爾頓等國際聲援者。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起點出發，承擔各自的風險。
余杰結合採訪、人物著述、回憶錄與公開報導，梳理傳主的生命轉折、思想與行動。全書依出生年代編排，自1930年代至2000年代，並以人物注釋延伸出更廣闊的抗爭網絡，卷末附錄系列前六卷及「民主英烈傳」前兩卷人物名單，便於對照閱讀。
【本書特色】
1.跨越世代的五十篇人物小傳：呈現不同背景的人如何走向抗爭，以及選擇背後的代價。
2.從保存記憶到公共參與：涵蓋言論與新聞自由、人權辯護、公民行動、信仰自由及族群權利等議題。
3.串連境內外的生命經驗：讓中國、香港、海外與不同族群的抗爭故事相互照見，為關心自由與人權的讀者留下可循的人物線索。
目錄
凡例與致謝 6
自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歡呼 9
一九三○年代 19
01｜茆家升（1937—）： 我聲嘶力竭地吼叫，就是為了無愧屈死的亡靈 20
一九四○年代 31
02｜戴晴（1941—）： 我是一個悲觀的積極行動者，我從內部瓦解專制 32
03｜喬忠令（1945—）： 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有希望 43
04｜傑弗瑞．尼斯（1945—）： 中共是20世紀殺人最多的政治屠夫 54
05｜熱比婭．卡德爾（1946—）： 我是我孩子的母親，也是被壓迫的維吾爾人的母親 65
06｜吳高興（1947—）：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是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是沒有敵人的 76
一九五○年代 87
07｜鄭恩寵（1950—）： 法治的精髓是人權，人權的基石是財產權 88
08｜查建國（1951—）： 我們公開組黨是直擊中共命門的最勇敢的衝鋒 99
09｜王友琴（1952—）： 以史家之筆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109
10｜克萊夫．漢密爾頓（1953—）： 必須反抗中共無聲的侵略，必須斬斷中國隱藏的黑手 120
11｜曾建余（1953—）： 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是要用身體堵住腐敗的窟窿 131
12｜王岸然（1954—）： 人生是馬拉松，民主也是場馬拉松 141
13｜莫少平（1958—）： 惟有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權與自由，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153
14｜胡杰（1958—）： 我要將那些不屈服的生命記錄下來，每一個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 164
15｜盧躍剛（1958—）： 我們不願意做工具和喉舌，我們長的是自己腦袋！要說出真實的話！ 176
16｜王飛凌（1959—）： 解構中華秩序，迎接自由鐘聲 187
一九六○年代 197
17｜黃燕明（1960—）： 民主運動就是要砸爛奴役人民的專制機器，讓人民獲得自由 198
18｜許萬平（1961—）： 為了剷除中共暴政，我不惜累計入獄二十年 209
19｜王功權（1961—）： 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220
20｜李向陽（1962—）： 只要我活著，就要為人格尊嚴抗爭，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 231
21｜胡志偉（1962—）： 民主黨不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的目標 241
22｜王克勤（1964—）： 敢言別人所不敢言之真相，敢揭別人所不敢揭之黑幕 252
23｜杜導斌（1964—）： 我願意為中國永遠告別文字獄而奮鬥 263
24｜寇延丁（1965—）： 坐牢讓我所有東西都清零，但我不讓自己成為恨和恐懼的囚徒 273
25｜張忠順（1967—）：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今天中國的主題 286
26｜游精佑（1967—）： 圍觀應該成為一種公民生活的常態 297
一九七○年代 307
27｜李原風（1970—）： 我有批評中國執政黨和領導人的權利與自由 308
28｜鄒巍（1970—）： 我沒有結婚，我應該站出來 318
29｜邢望力（1971—）： 砍頭不要緊，一心為冤深；殺了邢望力，還有後來人 329
30｜恩和巴圖．陶格楚格（1972—）： 我要為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六百萬南蒙古同胞發聲 339
31｜阿里木江．依米提（1973—）： 基督徒不是賤民，基督教教義不是國家祕密 349
32｜毛善春（1974—）： 退出共產黨，才能無愧於自己的良知 359
33｜陳賢英（1974—）： 我要幫助丈夫許萬平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那是一種榮譽 370
34｜耐日拉圖．博爾吉金（1975—）： 南蒙古人從不畏懼為爭取國家自由和獨立而犧牲 381
35｜卓瑪嘉（1976—）： 我願意為自由而站在敵人的槍口之下 391
36｜莊梅岩（1976—）： 我們現在是方寸必爭，邪惡勢力是有如坦克車般來 400
37｜梁海怡（1977—）： 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就能將中共嚇破膽 411
一九八○年代 421
38｜羅昌平（1980—）： 我不是反腐英雄，我就是一根亂局中的攪屎棍 422
39｜楊岳橋（1981—）： 我身為大律師卻在被告欄陳詞，只是因為我挺身對抗強權 432
40｜仇子明（1982—）： 如果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的權利不復存在，自由就毫無意義 442
41｜關恆（1987—）： 我去新疆拍攝集中營，是因為不願被奴役的人也不願看到別人被奴役 452
42｜鄭達鴻（1988—）： 香港已經步入極權時代，總會有一些人在這裡繼續抗爭 462
43｜韓曉棟（1989—）： 願上帝將這片土地上的逼迫、仇恨化為恩典 473
一九九○年代 483
44｜蔡偉（1993—）：「端點星」為熱愛自由的人建立韌性的聯結 484
45｜張可森（1993—）： 只有獨裁政權才會恐懼人民強大 495
46｜馮達浚（1995—）：以攬炒抵擋惡法和暴政，與政權放手一搏 505
47｜梁晃維（1997—）： 時代革命之中，香港人用盡一切方法去與中共極權搏鬥 516
48｜梅世林（1998—）： 人民不需要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 527
二○○○年代 537
49｜關靖豐（2001—）： 只要克服恐懼，沒有真話是不能說的 538
50｜張雅笛（2003—）： 支持藏人，不只是為他們發聲，也是為我們自己爭一條自由的出路 549
附錄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一至六卷及民主英烈傳一至二卷人物名單 560
自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歡呼 9
一九三○年代 19
01｜茆家升（1937—）： 我聲嘶力竭地吼叫，就是為了無愧屈死的亡靈 20
一九四○年代 31
02｜戴晴（1941—）： 我是一個悲觀的積極行動者，我從內部瓦解專制 32
03｜喬忠令（1945—）： 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有希望 43
04｜傑弗瑞．尼斯（1945—）： 中共是20世紀殺人最多的政治屠夫 54
05｜熱比婭．卡德爾（1946—）： 我是我孩子的母親，也是被壓迫的維吾爾人的母親 65
06｜吳高興（1947—）：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是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是沒有敵人的 76
一九五○年代 87
07｜鄭恩寵（1950—）： 法治的精髓是人權，人權的基石是財產權 88
08｜查建國（1951—）： 我們公開組黨是直擊中共命門的最勇敢的衝鋒 99
09｜王友琴（1952—）： 以史家之筆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109
10｜克萊夫．漢密爾頓（1953—）： 必須反抗中共無聲的侵略，必須斬斷中國隱藏的黑手 120
11｜曾建余（1953—）： 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是要用身體堵住腐敗的窟窿 131
12｜王岸然（1954—）： 人生是馬拉松，民主也是場馬拉松 141
13｜莫少平（1958—）： 惟有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權與自由，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153
14｜胡杰（1958—）： 我要將那些不屈服的生命記錄下來，每一個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 164
15｜盧躍剛（1958—）： 我們不願意做工具和喉舌，我們長的是自己腦袋！要說出真實的話！ 176
16｜王飛凌（1959—）： 解構中華秩序，迎接自由鐘聲 187
一九六○年代 197
17｜黃燕明（1960—）： 民主運動就是要砸爛奴役人民的專制機器，讓人民獲得自由 198
18｜許萬平（1961—）： 為了剷除中共暴政，我不惜累計入獄二十年 209
19｜王功權（1961—）： 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220
20｜李向陽（1962—）： 只要我活著，就要為人格尊嚴抗爭，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 231
21｜胡志偉（1962—）： 民主黨不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的目標 241
22｜王克勤（1964—）： 敢言別人所不敢言之真相，敢揭別人所不敢揭之黑幕 252
23｜杜導斌（1964—）： 我願意為中國永遠告別文字獄而奮鬥 263
24｜寇延丁（1965—）： 坐牢讓我所有東西都清零，但我不讓自己成為恨和恐懼的囚徒 273
25｜張忠順（1967—）：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今天中國的主題 286
26｜游精佑（1967—）： 圍觀應該成為一種公民生活的常態 297
一九七○年代 307
27｜李原風（1970—）： 我有批評中國執政黨和領導人的權利與自由 308
28｜鄒巍（1970—）： 我沒有結婚，我應該站出來 318
29｜邢望力（1971—）： 砍頭不要緊，一心為冤深；殺了邢望力，還有後來人 329
30｜恩和巴圖．陶格楚格（1972—）： 我要為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六百萬南蒙古同胞發聲 339
31｜阿里木江．依米提（1973—）： 基督徒不是賤民，基督教教義不是國家祕密 349
32｜毛善春（1974—）： 退出共產黨，才能無愧於自己的良知 359
33｜陳賢英（1974—）： 我要幫助丈夫許萬平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那是一種榮譽 370
34｜耐日拉圖．博爾吉金（1975—）： 南蒙古人從不畏懼為爭取國家自由和獨立而犧牲 381
35｜卓瑪嘉（1976—）： 我願意為自由而站在敵人的槍口之下 391
36｜莊梅岩（1976—）： 我們現在是方寸必爭，邪惡勢力是有如坦克車般來 400
37｜梁海怡（1977—）： 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就能將中共嚇破膽 411
一九八○年代 421
38｜羅昌平（1980—）： 我不是反腐英雄，我就是一根亂局中的攪屎棍 422
39｜楊岳橋（1981—）： 我身為大律師卻在被告欄陳詞，只是因為我挺身對抗強權 432
40｜仇子明（1982—）： 如果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的權利不復存在，自由就毫無意義 442
41｜關恆（1987—）： 我去新疆拍攝集中營，是因為不願被奴役的人也不願看到別人被奴役 452
42｜鄭達鴻（1988—）： 香港已經步入極權時代，總會有一些人在這裡繼續抗爭 462
43｜韓曉棟（1989—）： 願上帝將這片土地上的逼迫、仇恨化為恩典 473
一九九○年代 483
44｜蔡偉（1993—）：「端點星」為熱愛自由的人建立韌性的聯結 484
45｜張可森（1993—）： 只有獨裁政權才會恐懼人民強大 495
46｜馮達浚（1995—）：以攬炒抵擋惡法和暴政，與政權放手一搏 505
47｜梁晃維（1997—）： 時代革命之中，香港人用盡一切方法去與中共極權搏鬥 516
48｜梅世林（1998—）： 人民不需要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 527
二○○○年代 537
49｜關靖豐（2001—）： 只要克服恐懼，沒有真話是不能說的 538
50｜張雅笛（2003—）： 支持藏人，不只是為他們發聲，也是為我們自己爭一條自由的出路 549
附錄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一至六卷及民主英烈傳一至二卷人物名單 560
序／導讀
自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歡呼
華裔美籍政治學者王飛凌在《中華博弈》一書中指出：「關於世界秩序的重大選擇，現在以一場史詩級的較量形式鮮明地呈現出來。崛起的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領導下的西方所塑造的現有世界秩序（自由國際秩序）之間，展開了以中美競爭為核心的『中華博弈』。這場全球競爭中互相衝突的兩方，代表了作為人類組織主要單元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兩種對立秩序、不相容的人民權利和價值規範、不同的政府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及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截然不同的人與自然關係。因此，中華博弈攸關全人類的命運，因為這些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最輕會導致全人類的安全、安寧、正義、創新和效率截然不同的優化程度，因此關乎人類文明的塑造或重塑、方向或改變。」表面上看，共產極權的中國似乎更有效率、更有動員能力、具備無與倫比的人力物力，且已然滲透到西方文明的心臟部位；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由於承平太久，陷入倦怠、安樂、自我懷疑和自我束縛的怪圈，內部矛盾重重，似乎很難應對來自中國的嚴峻挑戰。
然而，若是更深層次地觀察和研究就會發現，共產極權的中國早已是外強中乾，中國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人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生活在一個吃怕有毒，說怕犯罪的骯髒世界。惟流氓無賴等無恥諂媚之徒活得逍遙自在。下輩子不來了。」評論區四十九萬留言，全都是贊同甚至更為激憤的言論，揭露了中國人最深的「隱痛」。這樣人心離散的背德帝國，是不會持久繁榮昌盛的，更無法避免作為其前身的秦帝國之覆轍。
中共政權是秦帝國的升級版，毛澤東洋洋得意地以當代秦始皇自居，習近平更是視秦帝國聖經《商君書》為其修煉神功的葵花寶典。
秦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極權中國亦當如是。
漢人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秦帝國「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所以，看似龐然大物的秦帝國，實際上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唐人章碣更有〈焚書坑〉一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中共政權宛如秦帝國，今日中國的抗爭者則如同當年的楚人。終結這個極權帝國的，終究還是帝國內部的反抗力量。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七卷名為《三戶亡秦》，所謂「三戶」，坦率而論，在中共長期殘酷的打壓之下，大多數人忍耐、躺平、「看子彈飛」甚至助紂為虐，敢於展開各種形式反抗的人士確實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這「少數中的少數」，在大變局來臨之前，必然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本卷中所記錄的五十名抗爭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大類別：
首先，是組織反對黨，對抗中共一黨獨裁的人士。這是各種形式的反抗中最決絕的反抗，是讓中共忌憚的反抗，也是受到中共國家暴力機器最酷烈迫害的反抗。當年，中共依賴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之下的結黨結社自由，時而公開，時而隱祕，在蘇共的卵翼之下發展壯大。但中共一旦奪取天下、建立政權，立即將組黨權視為禁臠，中共成為惟一的執政黨，其它所謂八個民主黨派，都是以擁護中共統治為黨章第一條的「花瓶黨」—不以執政為目標的政黨，不是真正的現代政黨，這些「花瓶黨」連娼妓都不如。
儘管組黨在黨禁森嚴的共產中國是「禁忌中的禁忌」，但民間仍有以組黨為志業的抗爭者挺身而出、前仆後繼。本卷中記載了多名飛蛾撲火般的組黨抗爭者的故事：北京的查建國，原本出生中共幹部家庭，卻走上組建民主黨、成為「國家的敵人」的不歸路，並堅信「我們公開組黨是直擊中共命門的最勇敢的衝鋒」；貴州的黃燕明在六四屠殺之後，衝冠一怒，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並到天安門廣場撒傳單，猶如荊軻入秦廷，風蕭蕭兮易水寒；浙江的吳高興和鄒巍是六四天安門一代，也是浙江民主黨的中堅力量，與某些在國際舞台上頭頂神光圈、揮霍六四道義資源的學生領袖不同，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國內堅守、耕耘；四川的許萬平在六四屠殺之後，組建中國行動黨，第一次入獄後，又參與中國民主黨的活動，迎來第二次、第三次入獄，失去自由近二十年，一身病痛，無怨無悔；而許萬平的妻子陳賢英堅貞不屈地承諾，「我要幫助丈夫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那是一種榮譽」，正如魯迅所說「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也如劉曉波在〈心牢裡的女人〉一文中所說，「一切政治犯的妻子們、女友們，中共獨裁政權把你們的男人關進了有形監獄，同時也為她們製造了更為令人窒息的無形的靈魂牢獄。……她們的忠貞和堅韌，無疑是這個人性淪喪的社會中高貴人性的閃光。即便仍在獄中堅守信念和良知的男人們，也應該為她們的高貴而驕傲，也必須獻上一份虔誠的敬意」！—在抗爭者系列中，將會記載更多良心犯妻子的故事。
本卷中人數最多的一類抗爭者，是言論自由的爭取者。英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約翰．米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指出：「給我認知、說話和根據良心自由辯論的自由，這些自由高於一切。」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寫道：「如果言論自由被剝奪，那麼我們就會像羊群一樣被牽著走，啞口無言，任人宰割。」美國廢奴運動先驅道格拉斯強調：「如果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的權利不復存在，自由就毫無意義。在所有的權利中，這一點是暴君們最害怕的。這是他們首先要打倒的權利。他們知道它的力量。如果允許人們在他們面前談論正義、節制和即將到來的審判，那麼建立在不公正和錯誤基礎上的王位、領地、公國和權力肯定會顫抖。奴隸制不能容忍自由言論。」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指出：「如果自由有任何意義的話，它意味著有權告訴別人他們不想聽到的東西。」約翰．特倫查德和托馬斯．戈登在《加圖來信》中寫道：「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智慧；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公共自由。……這一神聖的特權對自由政府至關重要，因為財產的安全和言論自由總是相輔相成的；在那些淒慘的國家裡，一個人如果不擁有嘴巴的言論自由，他就幾乎不具備其它的一切自由。誰要推翻一個國家的自由，就必須從壓制言論自由開始。」
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權力的中共，害怕言論自由以及與之相關的其它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所以，追求言論自由的抗爭者們，將自由地言說作為「推牆」和「衝塔」
的起點。茆家升原本為醫生，卻因說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右派、淪為賤民，晚年致力於記載基層右派的冤屈史；戴晴貴為革命先烈的女兒和解放軍元帥葉劍英的養女，卻以記者和作家為職業和志業，堅信「大家都要堅持自己的公民權利，集權才能瓦解」；喬忠令在西單民主牆時代就在上海人民廣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有希望」，此後屢屢被中共送入精神病院，遭遇非人折磨；王友琴以一己之力記錄文革受難者的歷史，以史家之力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胡杰用影像的方式記錄被中共刻意隱瞞和扭曲的歷史，從林昭到《星火》諸君，驚天地泣鬼神；盧躍剛秉筆直書，從烈女武芳到幽禁而死的趙紫陽，在其筆下都成無韻之離騷；王克勤被譽為中國身價最高的調查記者—這裡的身價，不是說他最有錢，而是被他揭露的腐敗分子懸賞數百萬要他項上人頭；作家杜導斌常年出入於大小監獄之間，誓言「我願意為中國永遠告別文字獄而奮鬥」；李原風身為沒有媒體依託的「公民記者」，關注勞工權益和環保議題，在獄中承受酷刑折磨；「南國烈女」梁海怡在北國哈爾濱市中心的廣場上用柔弱的聲音發出時代的最強音：「你們要覺醒，要還人民以自由！打倒腐敗！我們要民主，要平等！」羅昌平和仇子明都是調查記者，身不由己地成為中共鉗製言論自由的「侮辱革命烈士罪」的受害者；蔡偉創建「端點星」網站，記載被刪除的資訊；梅世林是四通橋勇士彭立發的效仿者，公開打出巨大標語，告訴同胞「中國不需要誰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他們都遭遇各種形式的打壓和迫害，但真話和說真話的人不會絕跡，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一時之間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永遠欺騙同一個人，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第三類抗爭者，是廣義的維權者。1990 年代後期以來，維權運動風起雲湧，讓中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維權運動是歷史更為悠長的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的階段。維權運動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維權人士亦活躍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有人權律師鄭恩寵和莫少平，有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實踐者曾建余，有NGO工作者寇延丁，有基層維權者李向陽、邢望力、毛善春，有新公民運動重要推手之一的商人王功權及積極參與者張忠順，還有本身為高級工程師、南方街頭運動中「福建三網友」之一的游精佑，以及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家庭教會傳道人韓曉棟。
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像王功權、張忠順、游精佑這樣的維權者和抗爭者，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層面上，早已是人人羨慕的「成功者」，或者說早已躋身於「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在中國已然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但他們對不公不義極為敏感，對弱勢群體極為同情，並未滿足於已獲得的相對優越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是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原則和理想，為更多同胞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挺身而出，甚至為此犧牲掉已有的一切，故而更是難能可貴。
維權不是奪權，維權者和抗爭者邁出第一步只是為了尊嚴與良知。今天的中共政權，猶如昔日納粹或史達林主義籠罩的東歐，「壓抑良知被視為一種美德」。如匈牙利思想家畢波所說，絕大多數人都服從於巨大的國家機器，沒有做任何有力的反抗。當個人表現得懦弱、卑鄙，他們的行為並不是源自「惡魔般的自由決定」，而是「一群沒有了自由意志的、可悲的、失去判斷力的人做出的行為」，是服從於社會、教育或個人考量，這些考量本身就浸染著「根深蒂固的偏見、空洞的陳詞濫調、愚蠢的成見」。但畢波對個人責任感的重要性毫不讓步：「只有少數人把政府當做一群匪徒，把政令當做一張廢紙，把違抗命令看作道義上的責任。」
他認為，如果不反抗，人就淪為行屍走肉。另一位共產黨時代匈牙利重要的反對派人士揚諾斯．基斯指出：「當人們變成他們道德權利的受害者時，我們必須表示抗議。因為人的尊嚴受到侵犯。
應當抗議，因為不作為將損害我們自身的尊嚴。應當抗議，這是為了將這種損害尊嚴的行為公諸於世，為了我們能夠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歸功於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正是王功權這樣敢於捨棄億萬財富和人身自由的公民的抗命行動，讓「歐洲精神」或者更準確地說「東歐精神」，轉化為自我拯救的「中國精神」。
本卷中記載的一個特殊類別的抗爭者，是不認同大一統的中國、同時致力於民主和民族運動的少數族裔抗爭者（以及他們的漢人支持者）；還有在國籍意義上是外國人的幫助者和聲援者（其中包括已歸化其它國家國籍的華人）。
以前者而論，有被譽為「維吾爾人母親」的維吾爾人權活動家熱比婭．卡德爾，她原本是新疆首富，中共政權也對其拋出橄欖枝，但她寧願失去萬貫家財也要為族人的命運發聲；有作為維吾爾族基督徒和傳道人的阿里木江．依米提—他是雙重異類：
在中共統治者和漢族中心主義者眼中，其維吾爾人身分乃是「原罪」；在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眼中，又是皈依基督教的異類，他被迫害時，有維吾爾人警察參與其中。有藏族作家、學者卓嘉瑪，他曾到北大旁聽和「偷學」文史課程，熟練掌握了作為「敵人的語言」的漢語，用漢語寫出為藏族歷史文化正名的巨著。還有長期被忽略的南蒙古獨立運動人士—恩和巴圖．陶格楚格、耐日拉圖．博爾吉金。南蒙古遭遇的中共劣質殖民統治，與維吾爾人和藏人一樣嚴酷，只是因為有蒙古國（北蒙古）的存在，讓內蒙古（南蒙古）問題長期受國際社會忽視。在未來的抗爭者和英烈傳系列中，將記載更多南蒙古人士的故事，南蒙古議題也將得到更充分的呈現。
在年輕一代漢人中，也湧現出更多同情和支持少數族裔的人士，比如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新疆拍攝集中營真相的關恆，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不願被奴役的人，也不願看到別人被奴役」；在留學法國期間參加「華語青年挺藏會」、回國探親被捕的張雅笛則表示，「支持藏人，不只是為他們發聲，也是為我們自己爭一條自由的出路」。
本卷中特別表彰的支持中國人權和民主化議題的外國籍人士包括：長期擔任「人權觀察」執行長的人權活動家和學者傑弗瑞．尼斯、致力於揭露中國無聲侵略的澳大利亞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等人。他們在各自領域都成就非凡且擁有巨大影響力，但因為對抗中共這個利維坦，而遭到中國國家級的制裁、整個事業圈的排斥和封殺，但他們如同索忍尼辛所形容的那樣，「牛犢頂橡樹」，這是一種擇善固執。早已加入美國籍的華裔政治學者王飛凌，以「中國三部曲」批判中國野蠻崛起，在赴中國進行教育交流時遭中國安全部門拘押—在這個中國版的蓋世太保機構眼中，美籍華人仍是可任意拿捏的「中國人」，只要相貌或生理上是黃皮膚、黑眼睛就是「中國人」。近年來，已有多名外籍華裔學者、記者、作家遭到類似對待，甚至在中國經歷漫長的牢獄之災。
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繞過立法會強行上路，四大罪名像一張巨網一樣張開：分裂、顛覆、恐怖、勾結外國勢力。從此以後，批評政府、參與運動、甚至只是跟外國外交官喝咖啡，都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安」，最高可以終身監禁。法律不再是保護人民的工具，而是獵捕人民的陷阱。後果是全面性的：
《蘋果日報》被關，黎智英被抓；大量民間組織（包括學生會）解散；民主派政黨凋零，甚至被迫自行終結；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被禁止；新聞自由排名暴跌；港人用腳投票，大規模移民。香港在《國家安全法》施行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公民社會瓦解、學術自由收縮、文化記憶被迅速抹除。
有評論人士指出，儘管有諸多「港奸」配合中共的暴政，但香港不是「自己弄壞的」，它是被一套高度成熟、冷血、長期的控制工程拆掉的。拆到最後，不是只拆制度，而是拆人的心理：讓你覺得沉默才安全，讓你覺得說話是冒險，讓你覺得追求自由是罪。當一個社會的人開始自我審查，那個社會就已經被攻陷一半了。香港的故事不是香港自己的故事。它是一個預告片，一個示範片：極權如何把「承諾」當成工具，把「法治」當成包裝，把「一國兩制」當成過渡期的麻醉藥。等麻醉退了，你才發現自己早就上了手術台。
在已然淪為警察城市的香港，抗爭者的命運跟在中國一模一樣：要麼在獄中，要麼在走向監獄的路上。本卷中記載了九名香港抗爭者的故事。胡志偉、楊岳橋、鄭達鴻、張可森、馮達浚、梁晃維屬於不同世代的政治活動人士，或為傳統泛民，或為本土派，立場各不相同，但都成為四十七人案（民主派初選案）受刑人，有人已刑滿獲釋，有人仍在獄中備受煎熬；莊梅岩是獲獎無數的劇作家，曾創作六四題材的劇本《5 月 35 日》，因此而遭到封殺，面對轟轟烈烈上演的「香港文革」，面對有如坦克般開來的邪惡勢力，她選擇在自己的城市移民，如同納粹時代德國的「內在流亡者」；王岸然和關靖豐，一老一少，都是為香港宏福苑大火發聲、尋求真相而被捕，他們的遭遇表明，宏福苑大火與烏魯木齊大火一樣都是不可接觸的言論禁區，而香港已變得跟「內地」
並無二致。
必須承認，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共治下的中國，甚至包括海外華人社群，抗爭者不到萬分之一，抗爭者的力量遠遠無法與中共這個怪獸抗衡。然而，如蘇東坡所言，「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歡呼」，三戶亡秦絕非傳說和神化，而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和即將重演的現實。當三戶、三十戶、三百戶、三千戶、三萬戶……越來越多的抗爭者湧現出來，且「得道多助」，蔚為大觀，「除習」和「滅共」的轉捩點就到來了。
2026年2月9日初稿，3月3日二稿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華裔美籍政治學者王飛凌在《中華博弈》一書中指出：「關於世界秩序的重大選擇，現在以一場史詩級的較量形式鮮明地呈現出來。崛起的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領導下的西方所塑造的現有世界秩序（自由國際秩序）之間，展開了以中美競爭為核心的『中華博弈』。這場全球競爭中互相衝突的兩方，代表了作為人類組織主要單元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兩種對立秩序、不相容的人民權利和價值規範、不同的政府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及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截然不同的人與自然關係。因此，中華博弈攸關全人類的命運，因為這些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最輕會導致全人類的安全、安寧、正義、創新和效率截然不同的優化程度，因此關乎人類文明的塑造或重塑、方向或改變。」表面上看，共產極權的中國似乎更有效率、更有動員能力、具備無與倫比的人力物力，且已然滲透到西方文明的心臟部位；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由於承平太久，陷入倦怠、安樂、自我懷疑和自我束縛的怪圈，內部矛盾重重，似乎很難應對來自中國的嚴峻挑戰。
然而，若是更深層次地觀察和研究就會發現，共產極權的中國早已是外強中乾，中國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人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生活在一個吃怕有毒，說怕犯罪的骯髒世界。惟流氓無賴等無恥諂媚之徒活得逍遙自在。下輩子不來了。」評論區四十九萬留言，全都是贊同甚至更為激憤的言論，揭露了中國人最深的「隱痛」。這樣人心離散的背德帝國，是不會持久繁榮昌盛的，更無法避免作為其前身的秦帝國之覆轍。
中共政權是秦帝國的升級版，毛澤東洋洋得意地以當代秦始皇自居，習近平更是視秦帝國聖經《商君書》為其修煉神功的葵花寶典。
秦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極權中國亦當如是。
漢人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秦帝國「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所以，看似龐然大物的秦帝國，實際上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唐人章碣更有〈焚書坑〉一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中共政權宛如秦帝國，今日中國的抗爭者則如同當年的楚人。終結這個極權帝國的，終究還是帝國內部的反抗力量。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七卷名為《三戶亡秦》，所謂「三戶」，坦率而論，在中共長期殘酷的打壓之下，大多數人忍耐、躺平、「看子彈飛」甚至助紂為虐，敢於展開各種形式反抗的人士確實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這「少數中的少數」，在大變局來臨之前，必然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本卷中所記錄的五十名抗爭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大類別：
首先，是組織反對黨，對抗中共一黨獨裁的人士。這是各種形式的反抗中最決絕的反抗，是讓中共忌憚的反抗，也是受到中共國家暴力機器最酷烈迫害的反抗。當年，中共依賴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之下的結黨結社自由，時而公開，時而隱祕，在蘇共的卵翼之下發展壯大。但中共一旦奪取天下、建立政權，立即將組黨權視為禁臠，中共成為惟一的執政黨，其它所謂八個民主黨派，都是以擁護中共統治為黨章第一條的「花瓶黨」—不以執政為目標的政黨，不是真正的現代政黨，這些「花瓶黨」連娼妓都不如。
儘管組黨在黨禁森嚴的共產中國是「禁忌中的禁忌」，但民間仍有以組黨為志業的抗爭者挺身而出、前仆後繼。本卷中記載了多名飛蛾撲火般的組黨抗爭者的故事：北京的查建國，原本出生中共幹部家庭，卻走上組建民主黨、成為「國家的敵人」的不歸路，並堅信「我們公開組黨是直擊中共命門的最勇敢的衝鋒」；貴州的黃燕明在六四屠殺之後，衝冠一怒，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並到天安門廣場撒傳單，猶如荊軻入秦廷，風蕭蕭兮易水寒；浙江的吳高興和鄒巍是六四天安門一代，也是浙江民主黨的中堅力量，與某些在國際舞台上頭頂神光圈、揮霍六四道義資源的學生領袖不同，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國內堅守、耕耘；四川的許萬平在六四屠殺之後，組建中國行動黨，第一次入獄後，又參與中國民主黨的活動，迎來第二次、第三次入獄，失去自由近二十年，一身病痛，無怨無悔；而許萬平的妻子陳賢英堅貞不屈地承諾，「我要幫助丈夫熬過漫長的牢獄生涯，那是一種榮譽」，正如魯迅所說「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也如劉曉波在〈心牢裡的女人〉一文中所說，「一切政治犯的妻子們、女友們，中共獨裁政權把你們的男人關進了有形監獄，同時也為她們製造了更為令人窒息的無形的靈魂牢獄。……她們的忠貞和堅韌，無疑是這個人性淪喪的社會中高貴人性的閃光。即便仍在獄中堅守信念和良知的男人們，也應該為她們的高貴而驕傲，也必須獻上一份虔誠的敬意」！—在抗爭者系列中，將會記載更多良心犯妻子的故事。
本卷中人數最多的一類抗爭者，是言論自由的爭取者。英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約翰．米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指出：「給我認知、說話和根據良心自由辯論的自由，這些自由高於一切。」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寫道：「如果言論自由被剝奪，那麼我們就會像羊群一樣被牽著走，啞口無言，任人宰割。」美國廢奴運動先驅道格拉斯強調：「如果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的權利不復存在，自由就毫無意義。在所有的權利中，這一點是暴君們最害怕的。這是他們首先要打倒的權利。他們知道它的力量。如果允許人們在他們面前談論正義、節制和即將到來的審判，那麼建立在不公正和錯誤基礎上的王位、領地、公國和權力肯定會顫抖。奴隸制不能容忍自由言論。」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指出：「如果自由有任何意義的話，它意味著有權告訴別人他們不想聽到的東西。」約翰．特倫查德和托馬斯．戈登在《加圖來信》中寫道：「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智慧；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公共自由。……這一神聖的特權對自由政府至關重要，因為財產的安全和言論自由總是相輔相成的；在那些淒慘的國家裡，一個人如果不擁有嘴巴的言論自由，他就幾乎不具備其它的一切自由。誰要推翻一個國家的自由，就必須從壓制言論自由開始。」
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權力的中共，害怕言論自由以及與之相關的其它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所以，追求言論自由的抗爭者們，將自由地言說作為「推牆」和「衝塔」
的起點。茆家升原本為醫生，卻因說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右派、淪為賤民，晚年致力於記載基層右派的冤屈史；戴晴貴為革命先烈的女兒和解放軍元帥葉劍英的養女，卻以記者和作家為職業和志業，堅信「大家都要堅持自己的公民權利，集權才能瓦解」；喬忠令在西單民主牆時代就在上海人民廣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有希望」，此後屢屢被中共送入精神病院，遭遇非人折磨；王友琴以一己之力記錄文革受難者的歷史，以史家之力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胡杰用影像的方式記錄被中共刻意隱瞞和扭曲的歷史，從林昭到《星火》諸君，驚天地泣鬼神；盧躍剛秉筆直書，從烈女武芳到幽禁而死的趙紫陽，在其筆下都成無韻之離騷；王克勤被譽為中國身價最高的調查記者—這裡的身價，不是說他最有錢，而是被他揭露的腐敗分子懸賞數百萬要他項上人頭；作家杜導斌常年出入於大小監獄之間，誓言「我願意為中國永遠告別文字獄而奮鬥」；李原風身為沒有媒體依託的「公民記者」，關注勞工權益和環保議題，在獄中承受酷刑折磨；「南國烈女」梁海怡在北國哈爾濱市中心的廣場上用柔弱的聲音發出時代的最強音：「你們要覺醒，要還人民以自由！打倒腐敗！我們要民主，要平等！」羅昌平和仇子明都是調查記者，身不由己地成為中共鉗製言論自由的「侮辱革命烈士罪」的受害者；蔡偉創建「端點星」網站，記載被刪除的資訊；梅世林是四通橋勇士彭立發的效仿者，公開打出巨大標語，告訴同胞「中國不需要誰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他們都遭遇各種形式的打壓和迫害，但真話和說真話的人不會絕跡，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一時之間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永遠欺騙同一個人，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第三類抗爭者，是廣義的維權者。1990 年代後期以來，維權運動風起雲湧，讓中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維權運動是歷史更為悠長的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的階段。維權運動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維權人士亦活躍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有人權律師鄭恩寵和莫少平，有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實踐者曾建余，有NGO工作者寇延丁，有基層維權者李向陽、邢望力、毛善春，有新公民運動重要推手之一的商人王功權及積極參與者張忠順，還有本身為高級工程師、南方街頭運動中「福建三網友」之一的游精佑，以及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家庭教會傳道人韓曉棟。
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像王功權、張忠順、游精佑這樣的維權者和抗爭者，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層面上，早已是人人羨慕的「成功者」，或者說早已躋身於「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在中國已然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但他們對不公不義極為敏感，對弱勢群體極為同情，並未滿足於已獲得的相對優越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是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原則和理想，為更多同胞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挺身而出，甚至為此犧牲掉已有的一切，故而更是難能可貴。
維權不是奪權，維權者和抗爭者邁出第一步只是為了尊嚴與良知。今天的中共政權，猶如昔日納粹或史達林主義籠罩的東歐，「壓抑良知被視為一種美德」。如匈牙利思想家畢波所說，絕大多數人都服從於巨大的國家機器，沒有做任何有力的反抗。當個人表現得懦弱、卑鄙，他們的行為並不是源自「惡魔般的自由決定」，而是「一群沒有了自由意志的、可悲的、失去判斷力的人做出的行為」，是服從於社會、教育或個人考量，這些考量本身就浸染著「根深蒂固的偏見、空洞的陳詞濫調、愚蠢的成見」。但畢波對個人責任感的重要性毫不讓步：「只有少數人把政府當做一群匪徒，把政令當做一張廢紙，把違抗命令看作道義上的責任。」
他認為，如果不反抗，人就淪為行屍走肉。另一位共產黨時代匈牙利重要的反對派人士揚諾斯．基斯指出：「當人們變成他們道德權利的受害者時，我們必須表示抗議。因為人的尊嚴受到侵犯。
應當抗議，因為不作為將損害我們自身的尊嚴。應當抗議，這是為了將這種損害尊嚴的行為公諸於世，為了我們能夠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歸功於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正是王功權這樣敢於捨棄億萬財富和人身自由的公民的抗命行動，讓「歐洲精神」或者更準確地說「東歐精神」，轉化為自我拯救的「中國精神」。
本卷中記載的一個特殊類別的抗爭者，是不認同大一統的中國、同時致力於民主和民族運動的少數族裔抗爭者（以及他們的漢人支持者）；還有在國籍意義上是外國人的幫助者和聲援者（其中包括已歸化其它國家國籍的華人）。
以前者而論，有被譽為「維吾爾人母親」的維吾爾人權活動家熱比婭．卡德爾，她原本是新疆首富，中共政權也對其拋出橄欖枝，但她寧願失去萬貫家財也要為族人的命運發聲；有作為維吾爾族基督徒和傳道人的阿里木江．依米提—他是雙重異類：
在中共統治者和漢族中心主義者眼中，其維吾爾人身分乃是「原罪」；在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眼中，又是皈依基督教的異類，他被迫害時，有維吾爾人警察參與其中。有藏族作家、學者卓嘉瑪，他曾到北大旁聽和「偷學」文史課程，熟練掌握了作為「敵人的語言」的漢語，用漢語寫出為藏族歷史文化正名的巨著。還有長期被忽略的南蒙古獨立運動人士—恩和巴圖．陶格楚格、耐日拉圖．博爾吉金。南蒙古遭遇的中共劣質殖民統治，與維吾爾人和藏人一樣嚴酷，只是因為有蒙古國（北蒙古）的存在，讓內蒙古（南蒙古）問題長期受國際社會忽視。在未來的抗爭者和英烈傳系列中，將記載更多南蒙古人士的故事，南蒙古議題也將得到更充分的呈現。
在年輕一代漢人中，也湧現出更多同情和支持少數族裔的人士，比如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新疆拍攝集中營真相的關恆，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不願被奴役的人，也不願看到別人被奴役」；在留學法國期間參加「華語青年挺藏會」、回國探親被捕的張雅笛則表示，「支持藏人，不只是為他們發聲，也是為我們自己爭一條自由的出路」。
本卷中特別表彰的支持中國人權和民主化議題的外國籍人士包括：長期擔任「人權觀察」執行長的人權活動家和學者傑弗瑞．尼斯、致力於揭露中國無聲侵略的澳大利亞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等人。他們在各自領域都成就非凡且擁有巨大影響力，但因為對抗中共這個利維坦，而遭到中國國家級的制裁、整個事業圈的排斥和封殺，但他們如同索忍尼辛所形容的那樣，「牛犢頂橡樹」，這是一種擇善固執。早已加入美國籍的華裔政治學者王飛凌，以「中國三部曲」批判中國野蠻崛起，在赴中國進行教育交流時遭中國安全部門拘押—在這個中國版的蓋世太保機構眼中，美籍華人仍是可任意拿捏的「中國人」，只要相貌或生理上是黃皮膚、黑眼睛就是「中國人」。近年來，已有多名外籍華裔學者、記者、作家遭到類似對待，甚至在中國經歷漫長的牢獄之災。
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繞過立法會強行上路，四大罪名像一張巨網一樣張開：分裂、顛覆、恐怖、勾結外國勢力。從此以後，批評政府、參與運動、甚至只是跟外國外交官喝咖啡，都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安」，最高可以終身監禁。法律不再是保護人民的工具，而是獵捕人民的陷阱。後果是全面性的：
《蘋果日報》被關，黎智英被抓；大量民間組織（包括學生會）解散；民主派政黨凋零，甚至被迫自行終結；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被禁止；新聞自由排名暴跌；港人用腳投票，大規模移民。香港在《國家安全法》施行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公民社會瓦解、學術自由收縮、文化記憶被迅速抹除。
有評論人士指出，儘管有諸多「港奸」配合中共的暴政，但香港不是「自己弄壞的」，它是被一套高度成熟、冷血、長期的控制工程拆掉的。拆到最後，不是只拆制度，而是拆人的心理：讓你覺得沉默才安全，讓你覺得說話是冒險，讓你覺得追求自由是罪。當一個社會的人開始自我審查，那個社會就已經被攻陷一半了。香港的故事不是香港自己的故事。它是一個預告片，一個示範片：極權如何把「承諾」當成工具，把「法治」當成包裝，把「一國兩制」當成過渡期的麻醉藥。等麻醉退了，你才發現自己早就上了手術台。
在已然淪為警察城市的香港，抗爭者的命運跟在中國一模一樣：要麼在獄中，要麼在走向監獄的路上。本卷中記載了九名香港抗爭者的故事。胡志偉、楊岳橋、鄭達鴻、張可森、馮達浚、梁晃維屬於不同世代的政治活動人士，或為傳統泛民，或為本土派，立場各不相同，但都成為四十七人案（民主派初選案）受刑人，有人已刑滿獲釋，有人仍在獄中備受煎熬；莊梅岩是獲獎無數的劇作家，曾創作六四題材的劇本《5 月 35 日》，因此而遭到封殺，面對轟轟烈烈上演的「香港文革」，面對有如坦克般開來的邪惡勢力，她選擇在自己的城市移民，如同納粹時代德國的「內在流亡者」；王岸然和關靖豐，一老一少，都是為香港宏福苑大火發聲、尋求真相而被捕，他們的遭遇表明，宏福苑大火與烏魯木齊大火一樣都是不可接觸的言論禁區，而香港已變得跟「內地」
並無二致。
必須承認，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共治下的中國，甚至包括海外華人社群，抗爭者不到萬分之一，抗爭者的力量遠遠無法與中共這個怪獸抗衡。然而，如蘇東坡所言，「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歡呼」，三戶亡秦絕非傳說和神化，而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和即將重演的現實。當三戶、三十戶、三百戶、三千戶、三萬戶……越來越多的抗爭者湧現出來，且「得道多助」，蔚為大觀，「除習」和「滅共」的轉捩點就到來了。
2026年2月9日初稿，3月3日二稿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試閱
胡杰：我要將那些不屈服的生命記錄下來，每一個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節錄）
胡杰，出生於山東濟南市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軍官、母親是軍醫，他從小接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正統教育。
文化大革命貫穿著胡杰的少年時期。他後來回憶說：「我是1966年上小學，1976 年高中畢業，這十年剛好是我上學的十年。
應該說小學六年級前就幾乎沒有上過學，天天玩，什麼玩的都玩過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樹，偷東西，打架。到了中學，基礎也很差，就是喜歡畫畫，喜歡看一點書。文革的記憶有很多種，看武鬥看得心驚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畢竟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沒有自己家裡有親人死去的那種疼痛。很多東西還是我後來通過拍攝，通過一個一個人的採訪，才慢慢明白了那個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
1977 年，胡杰參軍入伍，成為一名空軍士兵。他成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開放拉開帷幕，軍人被允許考大學。他買了英語書，偷偷地學。室友發現並上報，指導員集合連隊，公開批評他：「你學英語，難道是想投敵叛國嗎？」他後來回顧說：「我當過十五年兵，軍隊給我們灌輸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人民？就是社會大眾。我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為社會為人民去服務。當我看到人民沒有被尊重，他們的權利被踐踏，為他們呼籲的知識分子被判刑整死，我總覺得有責任去記錄。」
1984年，胡杰考入上海空軍政治學院。那段時間，課堂的內容相當開放。系主任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講西方經濟學和哲學；不講中共黨史，改講淞滬會戰。
1989年，胡杰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油畫。那時，六四屠殺剛過，社會上一片肅殺之氣。胡杰與藝術家們在一個小圈子中交流想法，廣泛討論藝術、歷史和社會政治議題。
1992年，胡杰定居南京，短暫地在新華社江蘇分社擔任影視編輯。他利用新華社記者的身分，採訪到獄中的貪官、被黑社會威脅的縣委書記，更多體察到社會的黑暗面。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新華社的報導都是歌舞昇平。胡杰寫的很多報導都不能發表，他對此感到沮喪。如何才能將真實的社會狀況呈現出來？拍紀錄片的念頭就這樣產生，「如果沒有人道出真相，為什麼我不自己來呢？」
1995 年，帶著一台向日本歸來的朋友買下的超八攝像機，胡杰開始了無師自通的紀錄片拍攝之旅。他一頭扎進圓明園遺址旁邊的畫家村。那時，存在六年的畫家村正被政府驅散，聚集於此的體製外畫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流浪。他抱著一邊學用機器，一邊記錄這個頗為無奈的事件的心態，拍出了《圓明園的畫家生活》。
1999年，胡杰正式辭職，成為一名獨立紀錄片導演。那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人拍紀錄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論指導的書籍。
他後來回憶說，在電影方面的積累，大都來源於盜版光碟。
由於拍攝題材敏感，胡杰從不主動募款籌資，免得對方受到威脅，他尤其不接受境外資金，小心保護其拍攝計畫。經濟來源怎麼辦？他透露：「我自己掙，賣畫、為別人拍照、拍結婚錄像，還是能生存。」拍攝紀錄片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且投入與收入不成正比。他出去採訪時，只能精打細算。火車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邊，他都睡過。回家時，鬍子頭髮長了好長，全身都是蚊子咬過的瘡疤。他母親說：「我們都快認不出他了。」
對於影片中的受訪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兩年打電話、拉關係，向對方表示自己的真誠。評論人楊銀波在寫道：「在胡杰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
胡杰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信任採訪，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識，是大多影視行業者不具備的。」
胡杰將其作品分為三類：一類是現實題材，聚焦普通人，尤其是邊緣和底層人群，比如《遠山》（煤礦工人）、《麥地沖的歌聲》（苗族村寨的基督徒）、《收廢品的人》等。《在海邊》呈現了闖關東族群的後人，返回山東後成為「外來人員」，並從事高風險勞動的生活樣貌；《平原上的山歌》記錄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後歸鄉探母的經歷。
《遠山》拍煤礦工人，胡杰跑了不少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煤礦。那些礦工多是附近的農民，不割麥子的時候就去背煤，做幾年就會得矽肺病，然後失去勞動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遭到礦主的仇視，找來打手要將他滅口。有礦工來報信，讓他快逃。他趕緊背起包和磁帶，飛奔著逃離礦區，「子彈從耳邊飛過」，宛如置身戰地。
第二類作品是歷史題材，胡杰以此填補官方關於反右運動、文革和大饑荒的敘事空白，發掘被被遺忘的最勇敢、最聖潔的抗爭者的生命和靈魂。代表作包括《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糧食關紀念碑》、《星火》、《我的母親王佩英》等。有評論指出：「胡杰的影片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史的多個關鍵轉捩點進行解讀，尤其是1950年代對獨立思想者的迫害、隨後的大饑荒，以及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尋倖存者，發掘罕見的書面材料，創造出一段綜合歷史，而他本人多以敘述者或評判者的角色在場，鮮明地站在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這一邊。」他的影片給人一種粗礪感，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都是獨立製作，同時也是為了給觀者一種真實和探索的感覺。
1999年，胡杰偶然聽到林昭的故事，深受震撼，從艱難的探訪開始，找林昭的同學、戀人、親友，與其說他在尋找林昭，不如說林昭在召喚他，直到點滴碎片稍微完整地還原出一個曼妙堅強的聖女，直到他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園中找到林昭的骨灰，摸到林昭臨刑前被剪下的花白的長髮。那幾年，胡杰跟林昭的魂魄一起活，他讀她的萬言血書，和她一起悲痛吶喊，聽她的哀愁。
最後剪輯這部電影時，他用「崩潰」來形容：「痛哭失聲，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做不下去了。」
胡杰，出生於山東濟南市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軍官、母親是軍醫，他從小接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正統教育。
文化大革命貫穿著胡杰的少年時期。他後來回憶說：「我是1966年上小學，1976 年高中畢業，這十年剛好是我上學的十年。
應該說小學六年級前就幾乎沒有上過學，天天玩，什麼玩的都玩過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樹，偷東西，打架。到了中學，基礎也很差，就是喜歡畫畫，喜歡看一點書。文革的記憶有很多種，看武鬥看得心驚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畢竟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沒有自己家裡有親人死去的那種疼痛。很多東西還是我後來通過拍攝，通過一個一個人的採訪，才慢慢明白了那個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
1977 年，胡杰參軍入伍，成為一名空軍士兵。他成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開放拉開帷幕，軍人被允許考大學。他買了英語書，偷偷地學。室友發現並上報，指導員集合連隊，公開批評他：「你學英語，難道是想投敵叛國嗎？」他後來回顧說：「我當過十五年兵，軍隊給我們灌輸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人民？就是社會大眾。我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為社會為人民去服務。當我看到人民沒有被尊重，他們的權利被踐踏，為他們呼籲的知識分子被判刑整死，我總覺得有責任去記錄。」
1984年，胡杰考入上海空軍政治學院。那段時間，課堂的內容相當開放。系主任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講西方經濟學和哲學；不講中共黨史，改講淞滬會戰。
1989年，胡杰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油畫。那時，六四屠殺剛過，社會上一片肅殺之氣。胡杰與藝術家們在一個小圈子中交流想法，廣泛討論藝術、歷史和社會政治議題。
1992年，胡杰定居南京，短暫地在新華社江蘇分社擔任影視編輯。他利用新華社記者的身分，採訪到獄中的貪官、被黑社會威脅的縣委書記，更多體察到社會的黑暗面。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新華社的報導都是歌舞昇平。胡杰寫的很多報導都不能發表，他對此感到沮喪。如何才能將真實的社會狀況呈現出來？拍紀錄片的念頭就這樣產生，「如果沒有人道出真相，為什麼我不自己來呢？」
1995 年，帶著一台向日本歸來的朋友買下的超八攝像機，胡杰開始了無師自通的紀錄片拍攝之旅。他一頭扎進圓明園遺址旁邊的畫家村。那時，存在六年的畫家村正被政府驅散，聚集於此的體製外畫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流浪。他抱著一邊學用機器，一邊記錄這個頗為無奈的事件的心態，拍出了《圓明園的畫家生活》。
1999年，胡杰正式辭職，成為一名獨立紀錄片導演。那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人拍紀錄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論指導的書籍。
他後來回憶說，在電影方面的積累，大都來源於盜版光碟。
由於拍攝題材敏感，胡杰從不主動募款籌資，免得對方受到威脅，他尤其不接受境外資金，小心保護其拍攝計畫。經濟來源怎麼辦？他透露：「我自己掙，賣畫、為別人拍照、拍結婚錄像，還是能生存。」拍攝紀錄片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且投入與收入不成正比。他出去採訪時，只能精打細算。火車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邊，他都睡過。回家時，鬍子頭髮長了好長，全身都是蚊子咬過的瘡疤。他母親說：「我們都快認不出他了。」
對於影片中的受訪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兩年打電話、拉關係，向對方表示自己的真誠。評論人楊銀波在寫道：「在胡杰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
胡杰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信任採訪，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識，是大多影視行業者不具備的。」
胡杰將其作品分為三類：一類是現實題材，聚焦普通人，尤其是邊緣和底層人群，比如《遠山》（煤礦工人）、《麥地沖的歌聲》（苗族村寨的基督徒）、《收廢品的人》等。《在海邊》呈現了闖關東族群的後人，返回山東後成為「外來人員」，並從事高風險勞動的生活樣貌；《平原上的山歌》記錄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後歸鄉探母的經歷。
《遠山》拍煤礦工人，胡杰跑了不少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煤礦。那些礦工多是附近的農民，不割麥子的時候就去背煤，做幾年就會得矽肺病，然後失去勞動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遭到礦主的仇視，找來打手要將他滅口。有礦工來報信，讓他快逃。他趕緊背起包和磁帶，飛奔著逃離礦區，「子彈從耳邊飛過」，宛如置身戰地。
第二類作品是歷史題材，胡杰以此填補官方關於反右運動、文革和大饑荒的敘事空白，發掘被被遺忘的最勇敢、最聖潔的抗爭者的生命和靈魂。代表作包括《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糧食關紀念碑》、《星火》、《我的母親王佩英》等。有評論指出：「胡杰的影片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史的多個關鍵轉捩點進行解讀，尤其是1950年代對獨立思想者的迫害、隨後的大饑荒，以及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尋倖存者，發掘罕見的書面材料，創造出一段綜合歷史，而他本人多以敘述者或評判者的角色在場，鮮明地站在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這一邊。」他的影片給人一種粗礪感，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都是獨立製作，同時也是為了給觀者一種真實和探索的感覺。
1999年，胡杰偶然聽到林昭的故事，深受震撼，從艱難的探訪開始，找林昭的同學、戀人、親友，與其說他在尋找林昭，不如說林昭在召喚他，直到點滴碎片稍微完整地還原出一個曼妙堅強的聖女，直到他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園中找到林昭的骨灰，摸到林昭臨刑前被剪下的花白的長髮。那幾年，胡杰跟林昭的魂魄一起活，他讀她的萬言血書，和她一起悲痛吶喊，聽她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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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626929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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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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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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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規格
- 18開17*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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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地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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