鍥而不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五卷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鍥而不舍》是《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第五卷,記錄了五十位抗爭者的故事,涵蓋了中國本土、維吾爾、圖博、香港、澳門、台灣、海外華人與外籍人士。書中收錄了包括方方、李卓人、孫大午、康原、馮客、吳國光、徐曉、周冠威、張廣達、李孟居等五十位勇士的生命足跡。
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教授、老師、官員、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商業人士、尼姑,也有學生、工人、女權分子。他們跨越世代,年長者與年輕者相差七十歲,信仰各異,但都心懷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追求民主自由而輕視權力。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極權政府,卻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開除學籍、取消教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關閉企業、剝奪工作機會,甚至遭受監控、拘留、折磨和判刑入獄等。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的存在讓未來有了走向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希望。本書希望成為一座橋梁,連接本土和海外的「抗爭者」,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教授、老師、官員、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商業人士、尼姑,也有學生、工人、女權分子。他們跨越世代,年長者與年輕者相差七十歲,信仰各異,但都心懷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追求民主自由而輕視權力。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極權政府,卻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開除學籍、取消教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關閉企業、剝奪工作機會,甚至遭受監控、拘留、折磨和判刑入獄等。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的存在讓未來有了走向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希望。本書希望成為一座橋梁,連接本土和海外的「抗爭者」,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目錄
序: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1930 年代
01|張廣達(1931—):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扭曲
1940 年代
02|姚文田(1941—):我不出版媚俗的書,只出版追求民主自由的傳世之作
1950 年代
03|毛慶祥(1950—):鐵幕之下燃火種,何懼魔障再作孽
04|康原(1951—):我將繼續尋找那些被掩藏起來的或者被人們遺忘了的中國政治犯
05|廉長年(1953—):為信仰坐牢是求也求不來的
06|徐曉(1954—):我們不能失去獨立的姿態和反叛的鋒芒
07|孫大午(1954—):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
08|王輔臣(1955—):結束一黨專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信仰
09|方 方(1955—):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10|李卓人(1957—):因為與香港人民並肩前行而入獄,是我的榮譽勳章
11|區錦新(1957—):澳門如脫軌列車,丹心依舊照汗青
12|吳國光(1957—):即使公義未有出現,仍要「韌性的戰鬥」
1960 年代
13|孫立勇(1961—):每一個活著的六四平民抗暴者都是對共產黨最有力的控訴
14|馮客(1961—):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諾然後破壞承諾的歷史
15|苗德順(1963—):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16|劉萍(1964—):為了千千萬萬的母親不再害怕,我們要做些犧牲
17|陳樹慶(1965—):小卒過河,揮戈前行
18|熱依拉.達吾提(1966—):我希望自由地記錄和研究岌岌可危的維吾爾文化傳統
19|李化平(1966—):所有美好的東西都需要有人為之奮鬥
20|孫茜(1967—):法輪功冤案不平,國難未已!
21|陳明玉(1968—):在中國,慶賀台灣總統就職就是犯罪
22|徐光(1968—):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
1970 年代
23|王峭嶺(1972—):遇到逼迫,要喊,要高聲喊,要四處喊,要不停歇地喊!
24|李孟居(1972—):我身不由己地讀了四年的「中國人權大學」
25|郝勁松(1972—):我是不服從的公民,我要揮動法律的斧頭
26|盧雪松(1973—):我願像林昭一樣承擔起一個普通人對自我和時代的責任
27|唐慧(1973—):你們警匪一家,我一萬個不服
28|盧昱宇(1977—):我的刑期應當是三萬五千年
29|阿旺桑卓(1977—):在地獄般的監獄中,慈悲照亮了通往自由之路
30|劉健倫(1978—):寧化飛灰,不做浮塵
31|周冠威(1979—):時代革命,如水抗爭
32|任自元(1979—):惟信人間能服虎,敢將青鋒斬赤龍
1980 年代
33|堅果兄弟(1981—):藝術是一種抗爭的符號,藝術家是推巨石的西西弗斯
34|袁奉初(1982—):不管遭受多大的政治打壓,我身不死、志不休
35|王建兵(1983—):盛世歌吹文字獄,何人血淚自由章
36|丁燕(1983—):但願天下無疾苦,敢勸獨夫聽真話
37|梁太平(1984—):抗爭,是醒來的小草必然的選擇
38|曹海波(1985—):我把坐牢當做驕傲,我是為了子子孫孫不再做奴隸
39|李婷婷(1989—):在專制的中國,女權運動無法迴避政治
1990 年代
40|林耶凡(1990—):如果我保持沉默,共產黨將繼續虐待中國國民而逍遙法外
41|柳廣成(1990—):用反抗的畫筆,再現香港的反抗
42|何潔泓(1991—):不能對強權把人民輾碎如蟻的現實視而不見
43|李婷玉(1991—):我很榮幸見證和記錄了人類歷史上一段偉大的抗爭
44|袁嘉蔚(1993—):抱著最大的勇氣直視恐懼,就能無懼
45|平野雨龍(1994—):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攜手對抗專制中國
46|李田田(1994—):勇敢是處於逆境時的光芒,我要向光而生
47|馮斯瑜(1994—):強加的空洞的愛國主義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48|孫曉嵐(1995—):我在香港,身在牢獄,但我的思想仍然自由
49|郭藝(1997—):我看見了彭立發,我也能成為彭立發
2000 年代
50|梁啟駿(2006—):你們不缺羅織我罪名的理由,但我更不缺為自由鬥爭到底的勇氣
附錄: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及「民主英烈傳系列」人物名單
1930 年代
01|張廣達(1931—):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扭曲
1940 年代
02|姚文田(1941—):我不出版媚俗的書,只出版追求民主自由的傳世之作
1950 年代
03|毛慶祥(1950—):鐵幕之下燃火種,何懼魔障再作孽
04|康原(1951—):我將繼續尋找那些被掩藏起來的或者被人們遺忘了的中國政治犯
05|廉長年(1953—):為信仰坐牢是求也求不來的
06|徐曉(1954—):我們不能失去獨立的姿態和反叛的鋒芒
07|孫大午(1954—):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
08|王輔臣(1955—):結束一黨專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信仰
09|方 方(1955—):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10|李卓人(1957—):因為與香港人民並肩前行而入獄,是我的榮譽勳章
11|區錦新(1957—):澳門如脫軌列車,丹心依舊照汗青
12|吳國光(1957—):即使公義未有出現,仍要「韌性的戰鬥」
1960 年代
13|孫立勇(1961—):每一個活著的六四平民抗暴者都是對共產黨最有力的控訴
14|馮客(1961—):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諾然後破壞承諾的歷史
15|苗德順(1963—):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16|劉萍(1964—):為了千千萬萬的母親不再害怕,我們要做些犧牲
17|陳樹慶(1965—):小卒過河,揮戈前行
18|熱依拉.達吾提(1966—):我希望自由地記錄和研究岌岌可危的維吾爾文化傳統
19|李化平(1966—):所有美好的東西都需要有人為之奮鬥
20|孫茜(1967—):法輪功冤案不平,國難未已!
21|陳明玉(1968—):在中國,慶賀台灣總統就職就是犯罪
22|徐光(1968—):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
1970 年代
23|王峭嶺(1972—):遇到逼迫,要喊,要高聲喊,要四處喊,要不停歇地喊!
24|李孟居(1972—):我身不由己地讀了四年的「中國人權大學」
25|郝勁松(1972—):我是不服從的公民,我要揮動法律的斧頭
26|盧雪松(1973—):我願像林昭一樣承擔起一個普通人對自我和時代的責任
27|唐慧(1973—):你們警匪一家,我一萬個不服
28|盧昱宇(1977—):我的刑期應當是三萬五千年
29|阿旺桑卓(1977—):在地獄般的監獄中,慈悲照亮了通往自由之路
30|劉健倫(1978—):寧化飛灰,不做浮塵
31|周冠威(1979—):時代革命,如水抗爭
32|任自元(1979—):惟信人間能服虎,敢將青鋒斬赤龍
1980 年代
33|堅果兄弟(1981—):藝術是一種抗爭的符號,藝術家是推巨石的西西弗斯
34|袁奉初(1982—):不管遭受多大的政治打壓,我身不死、志不休
35|王建兵(1983—):盛世歌吹文字獄,何人血淚自由章
36|丁燕(1983—):但願天下無疾苦,敢勸獨夫聽真話
37|梁太平(1984—):抗爭,是醒來的小草必然的選擇
38|曹海波(1985—):我把坐牢當做驕傲,我是為了子子孫孫不再做奴隸
39|李婷婷(1989—):在專制的中國,女權運動無法迴避政治
1990 年代
40|林耶凡(1990—):如果我保持沉默,共產黨將繼續虐待中國國民而逍遙法外
41|柳廣成(1990—):用反抗的畫筆,再現香港的反抗
42|何潔泓(1991—):不能對強權把人民輾碎如蟻的現實視而不見
43|李婷玉(1991—):我很榮幸見證和記錄了人類歷史上一段偉大的抗爭
44|袁嘉蔚(1993—):抱著最大的勇氣直視恐懼,就能無懼
45|平野雨龍(1994—):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攜手對抗專制中國
46|李田田(1994—):勇敢是處於逆境時的光芒,我要向光而生
47|馮斯瑜(1994—):強加的空洞的愛國主義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48|孫曉嵐(1995—):我在香港,身在牢獄,但我的思想仍然自由
49|郭藝(1997—):我看見了彭立發,我也能成為彭立發
2000 年代
50|梁啟駿(2006—):你們不缺羅織我罪名的理由,但我更不缺為自由鬥爭到底的勇氣
附錄: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及「民主英烈傳系列」人物名單
序/導讀
序: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提及寫作的四點動機:純粹利己主義、審美熱情、歷史衝動和政治目的。他最想做的是使政治性寫作成為藝術。「我的出發點常常是一種對不公正現象的不平之感。當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我並不對自己說,『我要寫出一部藝術作品』。我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想揭穿某些謊言,我要引起人們對某些事實的注意,我的初衷是讓人們傾聽。」
對於歐威爾而言,寫作是反抗形形色色的極權暴政的方式之一,也是他最擅長的方式。當然,反抗極權暴政還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拿起槍來反抗,他曾這樣做過,一顆子彈險些奪走他的性命;又比如,加入社團和政黨,但他最終對「群氓」失望而離開;再比如,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但又如何保證不淪為另一種「普魯士的正步」(那是習近平這樣的暴君最喜歡的東西)?
無論如何,反抗都是一種艱難的選擇。歐威爾引用彌爾頓《失樂園》中的詩句來生動地描繪道:「所以他艱難而吃力地/向前:他艱難而吃力。」從來沒有不付出代價的抗爭。「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中記載的每一位抗爭者都「艱難而吃力地」前行,義不容辭,風雨兼程,以卵擊石,無所畏懼。他們如同填海的精衛,移山的愚公,揮舞干戚的刑天,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所記錄的人物中,超過六成都遭受過或長或短的牢獄之災—甚至有人超過一半的人生都在牢獄中度過,如本卷記載的坐牢二十六年的「六四暴徒」苗德順。對於某些人而言,六四是獲得「六四血卡」的「便宜法門」,六四甚至是一輩子吃香喝辣的「免費飯票」,但對苗德順而言,六四是恥辱的烙印,是苦難的開端,他因為那一刻的義憤而承受永無休止的折磨虐待,直至精神失常。他被遮蔽,被冷藏,被遺忘,但他比那些在媒體上誇誇其談的六四明星更讓人肅然起敬。記載苗德順這樣的真英雄的故事,就是歐威爾式的寫作的一部分。
無權者的反抗是可能的。哈維爾指出,在意識、良知以及存在的層次,堅持在真實中生活,並且基於責任感和信任感,經由互助合作的道德力量支撐起一個隱祕的運動空間,即與黨國平行的社會獨立生活世界,然後同時展開社會啟蒙,等待社會意識的普遍覺醒,等到人們普遍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於後極權主義體制的荒誕形式展開全面性的反抗,黨國則將會在瞬間土崩瓦解。本卷中所記載和表彰的反抗者,就走在這樣一條反抗之路上。
美國社會學家和政治家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說過:「如果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看到那裡的報紙上全是好消息,我可以打賭,這個國家的好人都在監獄裡。」本書所記載的絕大多數抗爭者的名字(或者抗爭者的言論和事蹟),都是中國官方媒體上被404的「敏感詞」。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受到過中共極權政府各種形式的打壓:或被黨國封殺,或被愚民圍攻,或施以霜刀雪劍,或被迫流亡異國他鄉,或在家鄉「內在地流亡」。但他們從來不曾放棄,儘管不是每一個反抗者都能堅持走到黑暗的盡頭,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悅與勝利的果實,但「我反抗,故我存在」,反抗本身就是存在的證明。如魯迅所說,人生「不過是與黑暗搗亂」,讓黑暗不能如此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在此意義上,反抗不是一時一地的反抗,而是一生持之以恆的事業,正如《荀子.勸學篇》所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理應用更多時間、精力、熱情和敬意,記錄抗爭者的故事—這種寫作,本身亦是一種抗爭。
在本卷中,女性抗爭者多達二十一人,接近總數的一半,為前五卷中人數最多者。她們包括:女作家徐曉、方方;草根維權者劉萍、陳明玉、唐慧、丁燕;忠於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維吾爾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和她的學生、致力於研究維吾爾歷史文化的漢族學者馮斯瑜;藏族女尼及宗教信仰自由捍衛者阿旺桑卓;法輪功修煉者孫茜、林耶凡;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由家庭婦女走上維權之路的王峭嶺;追隨林昭道路的大學老師盧雪松和同樣追求教育獨立和言論自由的小學教師李田田;人權、女權及性少數權益捍衛者李婷婷和郭藝;新聞自由捍衛者李婷玉;香港民主運動積極參與者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並反對中共暴政的日本年輕一代政治活動家平野雨龍⋯⋯其中,曾被關押或正在被關押乃至多次被關押的有徐曉、劉萍、熱依拉.達吾提、馮斯瑜、孫茜、陳明玉、王峭嶺、盧雪松、唐慧、阿旺桑卓、丁燕、李婷婷、何潔泓、李婷玉、袁嘉蔚、李田田、孫曉嵐、郭藝等十八人,多人在看守所、監獄和精神病院中遭受過酷刑虐待。
劉萍說:「我無罪,我所追求的每一步,都是依法走向公平、自由、民主。我在踐行我所信仰的。歷史會宣告我無罪!感謝主!我愛我這片生我養我的國土,我愛我的同胞!」王峭嶺說:「我的維權是被迫,我又明白正是大多數人不明白維護自己公民權利,所以才有今天越演越烈的態勢。有個律師朋友說,『709事件』是把女人們逼出家門。沒錯,是這樣。如果可能,我倒寧願做個家庭主婦。可事實是,在現在的中國,家庭婦女也不得不走向維權之路。」盧雪松說:「以愛戰勝心中的恐懼與仇恨,這一過程艱難而有價值。從愛出發,我相信所有人的神聖權利是完整的一體,它們關乎人間的公義和基本秩序。」李婷婷說:「對於我來說,做一個體制的受害者,不斷的訴苦反而讓人覺得沒有力量,而我則希望有了這樣的經歷之後,不忽視它,不輕視它,在女權運動這條路上一路走下去。」袁嘉蔚說:「任何人只要下定決心,勇氣就可能培養出來。如果在打擊或受苦下沒有屈服,那麼每度過一次,勇氣就自然增加幾分。」孫曉嵐說:「我將永遠敝開心窗,保持對他人關心,承擔代價後早日回歸自由、愛我的人身邊,未來我將會繼續活在真相當中,過光明磊落生活。」這些宣告,擲地有聲,金聲玉振。
中國女子的堅毅勇銳,確實是巾幗不讓鬚眉。2022年5月30日,人權組織「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發布了《她們:正遭關押及曾被關押的295位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報告》,該報告匯集了近八年來入獄的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簡歷及案情資訊。報告指出,中國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在爭取言論自由權、宗教信仰權利、性別平等權、生存權、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健康權、少數族裔平等權等領域進行著艱難而勇敢的抗爭,她們抗爭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人們對當下狹隘的女權概念的認知。監獄是中共當局鎮壓人權捍衛者的最後之地,裡面充滿了羞辱、虐待、酷刑和死亡。而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以難以想像的勇敢面對這一切:「她們以最決絕、最勇敢的方式展現著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堅強不屈的高貴品質。對她們,我們除了仰望與致敬,剩下的就是為她們的自由而呼籲吶喊,並且和她們一起為人權事業而奮鬥!」
根據由「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發布的「中國良心犯資料庫」統計,截至2024年3月6日,中國共有3198名政治犯,包含1668名女性,其中756人被定罪服刑中,47人刑拘候審—女性政治犯超過總數的一半。2024年3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將八名中國女政治犯列為特別關切案例,其中包括:因報導新冠疫情遭關押近四年且再次被捕的公民記者張展、民間組織「中國人權觀察」創始人徐秦、因發布中國疫情照片遭判刑八年的法輪功學員許那(又名許娜)等—在「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前幾卷中,已詳細記錄了這些人物的故事。
以地域和國族而論,本卷中收入八位香港抗爭者,就單一區域來說數量第一。他們是:李卓人、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梁啟駿。另外與香港關係密切者還有:曾經或仍然在香港任教的學者吳國光和馮客,以及「日本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第一人」平野雨龍。
在香港抗爭者中,有親歷六四而一生為之改變的泛民陣營前輩學李卓人,他的妻子、同樣是工運積極活動人士的鄧燕娥在探監路上被捕;有網上辱習辱華的中學生、香港最年輕的政治流亡者梁啟駿;有用電影和漫畫為武器抗爭的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亦有在反抗運動前線打拚的何潔泓、孫曉嵐。毋庸諱言,香港的反抗運動因「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悲壯地失敗了,香港將陷入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然而,反抗的力量並未滅絕,而是如地火般隱藏、醞釀,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說:「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本卷也收入迄今為止該系列寫到的第一位澳門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澳門第一名政治犯—區錦新。原本對中共和祖國抱有幻想的區錦新,因六四屠殺而一夜之間被點亮了眼睛。此後,他為澳門的民主、民權和民生打拚了大半生,並因此身陷囹圄。區錦新是真正的澳門之光,他以他的失去自由而賦予澳門這座東方賭城一抹不同於燈紅酒綠的亮色。
本卷也收入美國人康原、荷蘭人馮客、台灣人李孟居、日本人平野雨龍等四位「中國人民的真朋友」。中共所宣揚的「中國人民的朋友」,通常都是史諾、季辛吉等「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為中共的暴政塗脂抹粉,他們是幫凶、幫忙和幫閒,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民的敵人」。而真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必然站在被壓迫被凌辱的中國人民一邊,站在自由、民主、人權價值一邊:康原放棄風生水起的商業領域,創建「對話中國基金會」,致力於改善中國政治犯、良心犯的獄中待遇及為他們爭取自由;馮客以歷史學家的如椽巨筆,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三部曲」等作品,戳穿「革命」和「解放」的謊言,還原其暴虐、骯髒、齷齪的真面目;李孟居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在中國深陷黑獄,身不由己地上了四年的「人權大學」;平野雨龍眼睜睜地看著香港淪為警察城市,在街頭大聲疾呼,喚醒沉睡的日本人,對抗中共對自由世界的蠶食鯨吞⋯⋯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有賴中國人自身的覺醒和奮鬥,但也離不開這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際友人的雪中送炭、拔刀相助。
長久以來,自由世界低估了極權中國對人類的危害—極權中國源源不斷地輸出革命、屠殺、病毒、芬太尼和劣質的人口,「黃禍」的預言正在應驗。自由世界也低估了中國的民主化對人類的價值。如果中共政權崩塌,北韓、伊朗、哈瑪斯、委內瑞拉等邪惡國家豈能偷生?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全球化」的事業,中國的民主化將大大改變全球範圍內自由與專制的力量對比,將人類帶入風雲激盪的全球民主化「第四波」。
六四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和分水嶺。許多人的人生因此而被改變和斬斷。史學大師張廣達不願在刺刀下治學,毅然離開淪為屠場的北京,在法國及歐美諸國繼續其學術生涯,晚年落腳台灣,傳遞學術薪火;吳國光本來是短期出國訪學,因六四而「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山重水複中柳暗花明,於學術道路別開生面;孫立勇在六四後繼續抗爭被判重刑,流亡澳洲後創立基金會,默默幫助六四受難者及其子女;苗德順因「縱火」被判死緩,坐牢二十六年,以鋼鐵意志絕不屈服、絕不認罪,乃是俠之大者;六四學生徐光在三十多年間不屈之不撓地以組黨等各種方式抗爭,實踐了當年「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的誓言⋯⋯時光荏苒,多少人改旗易幟,多少人背道而馳,多少人沉默是金,他們卻一直走在光榮荊棘路上,如抗爭歌曲〈海闊天空〉所歌唱的那樣:「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撰寫抗爭者系列,也是尋找自由人權的行動史和思想史上的「被失蹤者」。本卷中,在六四之前十多年,在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時代就投身民主運動的,就有毛慶祥、王輔臣等人,他們不應當被「無物之陣」所吞噬。就「被失蹤者」而言,即便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有很多草根抗爭者幾乎不為外界所知,本卷所記錄的陳樹慶、李化平、陳明玉、唐慧、盧昱宇、任自元、堅果兄弟、袁奉初、王建兵、梁太平、曹海波、李婷玉、李田田,大都是中國的「隱形人」。讓他們被遮蔽、被消音的事蹟「大白於天下」,正是「我為何寫作」的動力所在。
當然,作者並不見得認同筆下每一個抗爭者的所有言行及思想,而不同抗爭者之間的分歧和爭辯也無需諱言。比如,作者尊重並認同女權主義的部分論點,也認為女性有權突破男權和父權的社會結構,爭取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環境,然而,作者並不認同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轉向追求LGBTQI+(多元性別認識: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Transgender跨性別者,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Intersex雙性人,+表示其他更多自我認同可能),後者可能導致對女權運動本身的顛覆—自我性別認定為女性的男性進入女性廁所和更衣室對女性施暴,參加女性體育競技造成對女性基本權益的碾壓,結局是事與願違。比如,作者不能認同法輪功等一系列新型宗教或修煉團體的做法,他們雖然反共,但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而與共產黨「精神同構」。但是,作者仍然願意為每一個因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而受到中共政權迫害的人士發聲,並如實記載這些領域的抗爭者。任何人都應當因為法律範疇內的言論和思想觀念的表達而受到威脅和迫害。
在當下的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越來越多,包括此前的功成名就者和既得利益者:身為億萬富翁、民營企業家的孫大午勇於探索民主憲政、共同富裕之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一度被央視宣揚、成為雜誌封面人物的律師郝勁松,因揭露家鄉環境汙染的危機也遭判重刑⋯⋯他們的遭遇顯示,在中國,愛自由、說真話,就意味著將自己置身於危險的境地,無論腰纏萬貫還是名滿天下,都可能成為黨國鐵拳打擊的對象。然而,既然「每一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抗爭者已遍及每一個階層、每一片國土,中共即便將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水潑不進,針刺不進」的大監獄,也無法剪除每一雙想飛的翅膀。
1966年,美國總統羅勃.甘迺迪訪問南非開普敦演講時說:「正是無數充滿勇氣和信念的行動塑造了人類歷史,每當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理想,或採取行動改善他人的命運,或起身反抗不公正,他發出一絲希望的漣漪,這些漣漪從數百萬個不同的能量和勇氣中相互交叉,形成一股洪流,可以沖垮最強大的壓迫和抵抗之牆。」我們期盼,反抗中共暴政的抗爭者們激發的漣漪,將匯聚成驚濤駭浪,摧枯拉朽,一往無前。
在抗爭者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推牆努力之下,在「總加速師」習近平的「加速」和「助攻」之下,中共政權已是四面樹敵、四面楚歌。雖然習近平渴望活到一百五十歲,然而,「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習近平和他代表的政權已然來日無多。
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提及寫作的四點動機:純粹利己主義、審美熱情、歷史衝動和政治目的。他最想做的是使政治性寫作成為藝術。「我的出發點常常是一種對不公正現象的不平之感。當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我並不對自己說,『我要寫出一部藝術作品』。我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想揭穿某些謊言,我要引起人們對某些事實的注意,我的初衷是讓人們傾聽。」
對於歐威爾而言,寫作是反抗形形色色的極權暴政的方式之一,也是他最擅長的方式。當然,反抗極權暴政還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拿起槍來反抗,他曾這樣做過,一顆子彈險些奪走他的性命;又比如,加入社團和政黨,但他最終對「群氓」失望而離開;再比如,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但又如何保證不淪為另一種「普魯士的正步」(那是習近平這樣的暴君最喜歡的東西)?
無論如何,反抗都是一種艱難的選擇。歐威爾引用彌爾頓《失樂園》中的詩句來生動地描繪道:「所以他艱難而吃力地/向前:他艱難而吃力。」從來沒有不付出代價的抗爭。「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中記載的每一位抗爭者都「艱難而吃力地」前行,義不容辭,風雨兼程,以卵擊石,無所畏懼。他們如同填海的精衛,移山的愚公,揮舞干戚的刑天,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所記錄的人物中,超過六成都遭受過或長或短的牢獄之災—甚至有人超過一半的人生都在牢獄中度過,如本卷記載的坐牢二十六年的「六四暴徒」苗德順。對於某些人而言,六四是獲得「六四血卡」的「便宜法門」,六四甚至是一輩子吃香喝辣的「免費飯票」,但對苗德順而言,六四是恥辱的烙印,是苦難的開端,他因為那一刻的義憤而承受永無休止的折磨虐待,直至精神失常。他被遮蔽,被冷藏,被遺忘,但他比那些在媒體上誇誇其談的六四明星更讓人肅然起敬。記載苗德順這樣的真英雄的故事,就是歐威爾式的寫作的一部分。
無權者的反抗是可能的。哈維爾指出,在意識、良知以及存在的層次,堅持在真實中生活,並且基於責任感和信任感,經由互助合作的道德力量支撐起一個隱祕的運動空間,即與黨國平行的社會獨立生活世界,然後同時展開社會啟蒙,等待社會意識的普遍覺醒,等到人們普遍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於後極權主義體制的荒誕形式展開全面性的反抗,黨國則將會在瞬間土崩瓦解。本卷中所記載和表彰的反抗者,就走在這樣一條反抗之路上。
美國社會學家和政治家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說過:「如果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看到那裡的報紙上全是好消息,我可以打賭,這個國家的好人都在監獄裡。」本書所記載的絕大多數抗爭者的名字(或者抗爭者的言論和事蹟),都是中國官方媒體上被404的「敏感詞」。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受到過中共極權政府各種形式的打壓:或被黨國封殺,或被愚民圍攻,或施以霜刀雪劍,或被迫流亡異國他鄉,或在家鄉「內在地流亡」。但他們從來不曾放棄,儘管不是每一個反抗者都能堅持走到黑暗的盡頭,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悅與勝利的果實,但「我反抗,故我存在」,反抗本身就是存在的證明。如魯迅所說,人生「不過是與黑暗搗亂」,讓黑暗不能如此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在此意義上,反抗不是一時一地的反抗,而是一生持之以恆的事業,正如《荀子.勸學篇》所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理應用更多時間、精力、熱情和敬意,記錄抗爭者的故事—這種寫作,本身亦是一種抗爭。
在本卷中,女性抗爭者多達二十一人,接近總數的一半,為前五卷中人數最多者。她們包括:女作家徐曉、方方;草根維權者劉萍、陳明玉、唐慧、丁燕;忠於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維吾爾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和她的學生、致力於研究維吾爾歷史文化的漢族學者馮斯瑜;藏族女尼及宗教信仰自由捍衛者阿旺桑卓;法輪功修煉者孫茜、林耶凡;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由家庭婦女走上維權之路的王峭嶺;追隨林昭道路的大學老師盧雪松和同樣追求教育獨立和言論自由的小學教師李田田;人權、女權及性少數權益捍衛者李婷婷和郭藝;新聞自由捍衛者李婷玉;香港民主運動積極參與者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並反對中共暴政的日本年輕一代政治活動家平野雨龍⋯⋯其中,曾被關押或正在被關押乃至多次被關押的有徐曉、劉萍、熱依拉.達吾提、馮斯瑜、孫茜、陳明玉、王峭嶺、盧雪松、唐慧、阿旺桑卓、丁燕、李婷婷、何潔泓、李婷玉、袁嘉蔚、李田田、孫曉嵐、郭藝等十八人,多人在看守所、監獄和精神病院中遭受過酷刑虐待。
劉萍說:「我無罪,我所追求的每一步,都是依法走向公平、自由、民主。我在踐行我所信仰的。歷史會宣告我無罪!感謝主!我愛我這片生我養我的國土,我愛我的同胞!」王峭嶺說:「我的維權是被迫,我又明白正是大多數人不明白維護自己公民權利,所以才有今天越演越烈的態勢。有個律師朋友說,『709事件』是把女人們逼出家門。沒錯,是這樣。如果可能,我倒寧願做個家庭主婦。可事實是,在現在的中國,家庭婦女也不得不走向維權之路。」盧雪松說:「以愛戰勝心中的恐懼與仇恨,這一過程艱難而有價值。從愛出發,我相信所有人的神聖權利是完整的一體,它們關乎人間的公義和基本秩序。」李婷婷說:「對於我來說,做一個體制的受害者,不斷的訴苦反而讓人覺得沒有力量,而我則希望有了這樣的經歷之後,不忽視它,不輕視它,在女權運動這條路上一路走下去。」袁嘉蔚說:「任何人只要下定決心,勇氣就可能培養出來。如果在打擊或受苦下沒有屈服,那麼每度過一次,勇氣就自然增加幾分。」孫曉嵐說:「我將永遠敝開心窗,保持對他人關心,承擔代價後早日回歸自由、愛我的人身邊,未來我將會繼續活在真相當中,過光明磊落生活。」這些宣告,擲地有聲,金聲玉振。
中國女子的堅毅勇銳,確實是巾幗不讓鬚眉。2022年5月30日,人權組織「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發布了《她們:正遭關押及曾被關押的295位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報告》,該報告匯集了近八年來入獄的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簡歷及案情資訊。報告指出,中國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在爭取言論自由權、宗教信仰權利、性別平等權、生存權、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健康權、少數族裔平等權等領域進行著艱難而勇敢的抗爭,她們抗爭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人們對當下狹隘的女權概念的認知。監獄是中共當局鎮壓人權捍衛者的最後之地,裡面充滿了羞辱、虐待、酷刑和死亡。而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以難以想像的勇敢面對這一切:「她們以最決絕、最勇敢的方式展現著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堅強不屈的高貴品質。對她們,我們除了仰望與致敬,剩下的就是為她們的自由而呼籲吶喊,並且和她們一起為人權事業而奮鬥!」
根據由「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發布的「中國良心犯資料庫」統計,截至2024年3月6日,中國共有3198名政治犯,包含1668名女性,其中756人被定罪服刑中,47人刑拘候審—女性政治犯超過總數的一半。2024年3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將八名中國女政治犯列為特別關切案例,其中包括:因報導新冠疫情遭關押近四年且再次被捕的公民記者張展、民間組織「中國人權觀察」創始人徐秦、因發布中國疫情照片遭判刑八年的法輪功學員許那(又名許娜)等—在「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前幾卷中,已詳細記錄了這些人物的故事。
以地域和國族而論,本卷中收入八位香港抗爭者,就單一區域來說數量第一。他們是:李卓人、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何潔泓、袁嘉蔚、孫曉嵐、梁啟駿。另外與香港關係密切者還有:曾經或仍然在香港任教的學者吳國光和馮客,以及「日本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第一人」平野雨龍。
在香港抗爭者中,有親歷六四而一生為之改變的泛民陣營前輩學李卓人,他的妻子、同樣是工運積極活動人士的鄧燕娥在探監路上被捕;有網上辱習辱華的中學生、香港最年輕的政治流亡者梁啟駿;有用電影和漫畫為武器抗爭的劉健倫、周冠威、柳廣成;亦有在反抗運動前線打拚的何潔泓、孫曉嵐。毋庸諱言,香港的反抗運動因「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悲壯地失敗了,香港將陷入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然而,反抗的力量並未滅絕,而是如地火般隱藏、醞釀,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說:「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本卷也收入迄今為止該系列寫到的第一位澳門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澳門第一名政治犯—區錦新。原本對中共和祖國抱有幻想的區錦新,因六四屠殺而一夜之間被點亮了眼睛。此後,他為澳門的民主、民權和民生打拚了大半生,並因此身陷囹圄。區錦新是真正的澳門之光,他以他的失去自由而賦予澳門這座東方賭城一抹不同於燈紅酒綠的亮色。
本卷也收入美國人康原、荷蘭人馮客、台灣人李孟居、日本人平野雨龍等四位「中國人民的真朋友」。中共所宣揚的「中國人民的朋友」,通常都是史諾、季辛吉等「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為中共的暴政塗脂抹粉,他們是幫凶、幫忙和幫閒,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民的敵人」。而真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必然站在被壓迫被凌辱的中國人民一邊,站在自由、民主、人權價值一邊:康原放棄風生水起的商業領域,創建「對話中國基金會」,致力於改善中國政治犯、良心犯的獄中待遇及為他們爭取自由;馮客以歷史學家的如椽巨筆,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三部曲」等作品,戳穿「革命」和「解放」的謊言,還原其暴虐、骯髒、齷齪的真面目;李孟居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在中國深陷黑獄,身不由己地上了四年的「人權大學」;平野雨龍眼睜睜地看著香港淪為警察城市,在街頭大聲疾呼,喚醒沉睡的日本人,對抗中共對自由世界的蠶食鯨吞⋯⋯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有賴中國人自身的覺醒和奮鬥,但也離不開這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際友人的雪中送炭、拔刀相助。
長久以來,自由世界低估了極權中國對人類的危害—極權中國源源不斷地輸出革命、屠殺、病毒、芬太尼和劣質的人口,「黃禍」的預言正在應驗。自由世界也低估了中國的民主化對人類的價值。如果中共政權崩塌,北韓、伊朗、哈瑪斯、委內瑞拉等邪惡國家豈能偷生?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全球化」的事業,中國的民主化將大大改變全球範圍內自由與專制的力量對比,將人類帶入風雲激盪的全球民主化「第四波」。
六四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和分水嶺。許多人的人生因此而被改變和斬斷。史學大師張廣達不願在刺刀下治學,毅然離開淪為屠場的北京,在法國及歐美諸國繼續其學術生涯,晚年落腳台灣,傳遞學術薪火;吳國光本來是短期出國訪學,因六四而「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山重水複中柳暗花明,於學術道路別開生面;孫立勇在六四後繼續抗爭被判重刑,流亡澳洲後創立基金會,默默幫助六四受難者及其子女;苗德順因「縱火」被判死緩,坐牢二十六年,以鋼鐵意志絕不屈服、絕不認罪,乃是俠之大者;六四學生徐光在三十多年間不屈之不撓地以組黨等各種方式抗爭,實踐了當年「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的誓言⋯⋯時光荏苒,多少人改旗易幟,多少人背道而馳,多少人沉默是金,他們卻一直走在光榮荊棘路上,如抗爭歌曲〈海闊天空〉所歌唱的那樣:「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撰寫抗爭者系列,也是尋找自由人權的行動史和思想史上的「被失蹤者」。本卷中,在六四之前十多年,在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時代就投身民主運動的,就有毛慶祥、王輔臣等人,他們不應當被「無物之陣」所吞噬。就「被失蹤者」而言,即便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有很多草根抗爭者幾乎不為外界所知,本卷所記錄的陳樹慶、李化平、陳明玉、唐慧、盧昱宇、任自元、堅果兄弟、袁奉初、王建兵、梁太平、曹海波、李婷玉、李田田,大都是中國的「隱形人」。讓他們被遮蔽、被消音的事蹟「大白於天下」,正是「我為何寫作」的動力所在。
當然,作者並不見得認同筆下每一個抗爭者的所有言行及思想,而不同抗爭者之間的分歧和爭辯也無需諱言。比如,作者尊重並認同女權主義的部分論點,也認為女性有權突破男權和父權的社會結構,爭取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環境,然而,作者並不認同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轉向追求LGBTQI+(多元性別認識: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Transgender跨性別者,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Intersex雙性人,+表示其他更多自我認同可能),後者可能導致對女權運動本身的顛覆—自我性別認定為女性的男性進入女性廁所和更衣室對女性施暴,參加女性體育競技造成對女性基本權益的碾壓,結局是事與願違。比如,作者不能認同法輪功等一系列新型宗教或修煉團體的做法,他們雖然反共,但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而與共產黨「精神同構」。但是,作者仍然願意為每一個因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而受到中共政權迫害的人士發聲,並如實記載這些領域的抗爭者。任何人都應當因為法律範疇內的言論和思想觀念的表達而受到威脅和迫害。
在當下的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越來越多,包括此前的功成名就者和既得利益者:身為億萬富翁、民營企業家的孫大午勇於探索民主憲政、共同富裕之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一度被央視宣揚、成為雜誌封面人物的律師郝勁松,因揭露家鄉環境汙染的危機也遭判重刑⋯⋯他們的遭遇顯示,在中國,愛自由、說真話,就意味著將自己置身於危險的境地,無論腰纏萬貫還是名滿天下,都可能成為黨國鐵拳打擊的對象。然而,既然「每一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抗爭者已遍及每一個階層、每一片國土,中共即便將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水潑不進,針刺不進」的大監獄,也無法剪除每一雙想飛的翅膀。
1966年,美國總統羅勃.甘迺迪訪問南非開普敦演講時說:「正是無數充滿勇氣和信念的行動塑造了人類歷史,每當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理想,或採取行動改善他人的命運,或起身反抗不公正,他發出一絲希望的漣漪,這些漣漪從數百萬個不同的能量和勇氣中相互交叉,形成一股洪流,可以沖垮最強大的壓迫和抵抗之牆。」我們期盼,反抗中共暴政的抗爭者們激發的漣漪,將匯聚成驚濤駭浪,摧枯拉朽,一往無前。
在抗爭者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推牆努力之下,在「總加速師」習近平的「加速」和「助攻」之下,中共政權已是四面樹敵、四面楚歌。雖然習近平渴望活到一百五十歲,然而,「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習近平和他代表的政權已然來日無多。
試閱
方方: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方方,生於江蘇南京一戶書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楊賡笙是辛亥革命元老,其曾伯祖父汪辟疆為國學大師,其舅公楊叔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其父親於193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隨後在南京工作。1957年,兩歲的方方隨父母遷至武漢,此後一直在武漢成長、生活、創作,成為最能代表武漢地域文化的當代作家之一。
1974年,方方高中畢業,因文革取消高考,且父親去世,急於承擔家庭重擔,她被招工到位於百步亭的武漢運輸合作社,當了四年裝卸工。她幹的活就是拉板車扛大包,純體力勞動。雖然勞動辛苦,但那時年輕,倒也挺得過去,她由此體驗到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活狀態和內心狀態,瞭解到現實的殘酷和人生的蒼涼,這是人生重要的一課。她眼中「底層人」的特點有三:境遇的悲涼、曠達的人生態度和濃重的江湖義氣。她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我的家庭是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環境很好,不知道人世艱難,當了搬運工之後,突然走到社會的最底層,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們的人生對我的世界觀觸動很大,讓我看到了社會完全不同的一類人,我到同事家,一個五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們覺得很樂觀。」
1975年,方方在勞動之餘開始寫詩。1978年,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未畢業便開始寫小說。1982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分配至湖北電視台任編輯,並開始發表作品,其小說處女作為《大篷車上》。「一路寫來,就成了大家眼裡的作家。感謝文學,感謝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當年我沒有上大學,那麼中國第一批下崗女工裡面肯定有我」!
1988年,方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進行曲》獲《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她由此受到文壇和讀者的矚目。1989年,她又以中篇小說《風景》一鳴驚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同年,她調至湖北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出版短篇小說集《江那一岸》。此後,又相繼發表獲獎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桃花燦爛》、《紙婚年》等。
在方方早期的作品中,《風景》是最具代表性和震撼力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僅存活十五天的亡嬰之口,描繪了武漢一個碼頭工人家庭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時期「動物凶猛」的生存狀態,其中諸多細節來自其四年碼頭工人的切身體驗。小說以魔幻超驗的視角、冷峻粗獷的語言、苦澀絕望的悲劇風格,打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國文學傳統,既傷且怒,勇銳地呈現了中共號稱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在「新中國」的悲慘生活真相。《風景》在文壇引發熱烈反響,被公認為「新寫實主義」的典範之作。
1994年,方方擔任時政類雜誌《今日名流》社長兼主編。她與諸位同仁很快將這份由《長江》文藝叢刊改版而成的雜誌辦成了一本「長期關注社會事件、文化熱點和歷史風雲的、具有強烈『參與』性格的特色雜誌」。關於王同億詞典風波、「馬橋」事件、「中國可以說不」爭議、「茅盾文學獎」質疑、「文革」三十年的反思、「知青運動」的回顧、林昭身前身後的尋訪、曹海鑫冤案的追問等,都轟動一時。《今日名流》在各種壓力下,堅持「站在中國社會觀察以及文化和歷史反思的前沿,對每一次社會和思想的波動,發出著自己獨特的聲音」,被業界定評為「1994年以來創辦的高品位雜誌」。
然而,正如當時與方方共同工作的編輯童志剛所說,「在中國,一本內容獨特而優秀的雜誌,有時不僅不是你最終成功的基礎,反而有可能成為你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2001年,《今日名流》因發表徐景賢撰寫的《鄧小平策反馬天水》一文,被宣傳部局勒令停刊。從此,發行八年多、為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所青睞的《今日名流》,只在編者和讀者的記憶中存在。
2000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烏泥湖年譜》。該書描述了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爆發期間,一群居住在烏泥湖(長江水利規劃設計院宿舍所在地)的水利專家承受政治運動風暴,所經歷的精神、道義、良知的考驗和歷練,將反右運動的殘酷暴虐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2008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次年,該書獲第三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小說描述了唱漢戲的女藝人「水上燈」的傳奇人生,以史詩筆法書寫現代中國女性的苦難史,在方方的寫作生涯中是一大突破。
2016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次年,該書榮獲民間舉辦的第三屆路遙文學獎。根據方方在小說後記中的說法,《軟埋》的故事來自一位朋友的母親的經歷。朋友的母親在土改時從四川逃出後,即患上老年痴呆症,卻依然清晰地說:「我不要軟埋。」何謂軟埋?「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在小說中,一位老婦人丁子桃突然痴呆後,她的兒子吳青林才知道了父母的身世。父親吳家名原是山西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殺後,隱姓埋名成為醫生。母親則在土改時,經歷娘家人被殺,婆家全家集體自殺且被軟埋。爾後,母親在逃生中遇到吳家名,但失去了以前的記憶。
2017年5月,《軟埋》被停印下架。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發表批判該書的檄文:《〈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軍隊上將趙可銘也揮舞大棒《〈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要學習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批評《苦戀》、《河殤》等錯誤作品的鮮明無產階級立場與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態度。」
2020年,《軟埋》獲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隨後,《軟埋》英文版亦面世。方方表示:「文學是照顧人心的,文學的本質是弱者的,告訴你這個世界上不是你一個人這樣活著,生活方式不是就為了升官、發財,奮鬥是一種,不奮鬥也是一種,人有各種各樣的活法,不進取也挺好,無公害的生活就可以。文學讓人內心豐富,在你孤獨寂寞的時候是一盞暗夜明燈。」她還說:「文學本質上和弱者有些息息相通的地方。」一個人常在很脆弱的時候才會從文學作品中尋找力量,尋找支撐他的東西,或者是生活參照。寫作者本身也是一種弱者,因為其內心的弱,才會尋求另外一種表達,才會去建構另外一個世界。「一直有另外一個世界給自己做支撐,這就是文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由我自己構建,它讓我覺得很充實」。
2020年1月23日,武漢啟動封城。25日,方方開始寫作武漢日記,記錄封城期間的種種情況。那一天,正是陰曆大年初一。方方在封城期間,共寫了六十篇日記。疫情初期,方方日記引起讀者的巨大共鳴,同時在社交網路上廣為傳播。有網友為方便他人全程閱讀,彙編了她的所有記錄,自取名為《方方封城日記》並發布到網上。
方方寫道:「我的記錄中,無非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整個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而不只是中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人類的無知與傲慢,讓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廣。」在疫情之初,她直指這場災難有「人禍」因素:「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
在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方方在日記中稱「整個中國的人都在為他而哭」,引發許多中國人共鳴。在武漢人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恐慌的時刻,她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制度:「親愛的網管們:有些話,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我們都已經被封在這裡十多天了,見到那麼多的慘絕人事。如果連發洩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家瘋掉?」
方方對中共的防疫暴政做出直接的質疑和批評:「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災難是重症病人送進醫院,如果他死了,進醫院的時刻就是跟家人訣別的時刻,彼此都永無相見之日。⋯⋯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4月8 日,武漢封城結束。此前的3月24日,方方在最後一篇日記《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中寫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那麼,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設若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恰在這一天,美國和德國發布了《武漢日記》的預售廣告。此前已開始翻譯《軟埋》的美國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網上讀到《武漢日記》後深受震撼,暫時放下《軟埋》的翻譯工作,先夜以繼日地翻譯《武漢日記》,讓其英文版迅速上市。
該消息發布後,諱疾忌醫的中共政權認為方方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是「漢奸」、「賣國賊」、「反華勢力在中國的領頭人物」。甚至在國家安全部門眼裡,方方或許還是「間諜」。中共操縱所謂的民間輿論對方方實施了超過一年的網路暴力,誹謗和漫罵,遍網都是。有人叫囂組團來武漢殺她;有人號召武林人士對她實施毆打;有人在武漢沿街貼小字報對她辱罵;有人聲稱要塑造公開羞辱她的塑像;至於做視頻、寫歌曲、繪漫畫對她進行汙辱者攻擊者,更是數不勝數。一些汙名化謠言甚至波及她的家人。
官方不是根據《武漢日記》所撰寫的內容進行理性判斷,而是根據一些御用文人和網民的惡意曲解和摘錄對作者進行盲目打壓。對方方的冷暴力也由此開始:她不能在國內發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不能參與任何文學活動和公益活動,名字不能見諸任何主流媒體,專業人士對她文學作品的研究也一律禁止,即使自媒體刊載她的文章,不是被封殺就是被遮蔽。甚至,她不停地被上級電話提醒:不准接受外媒採訪,她被監聽被監控,但凡出門,就有以「慰問」為名的電話詢問在哪裡。非但如此,極左勢力還提出一個口號叫「圍點打援」,即凡是支持她的人,如果他們有所謂「過激言論」,或是他們的親屬歷史上有過什麼違規言行,官方便對其進行懲處。
方方多次當面詢問前來對其海外出版進行調查的官方人士:你們應該都讀了《武漢日記》,你們認為裡面有謠言嗎?有反政府言論嗎?有在疫情中煽動人們不配合抗疫的文字嗎?他們的回覆幾乎都是:沒有。方方說,既然沒有,這些記錄都是公開發布在網上,人人都可以看到。那麼結集出版,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豈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麼就成了遞刀子?怎麼就是賣國或是損害國家利益?他們不說話。
在方方此前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這些所謂敏感的歷史題材,對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暴虐的政治運動都有深刻的揭露。因此,她從自己此次的遭遇中敏銳地體認到,當前極左勢力在中國非常囂張、非常有市場:「有人稱現在是文革2.0版,或許有一定道理。中國經歷文革後,反思不徹底,改革不到位,該否定和該面對的很多歷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這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我們應該警惕什麼,這也導致今天的官員們群體採取寧左勿右的姿勢,像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文革專用語也都再次出現。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正在朝著失敗的路上走,在後退。」
有好幾個朋友問方方:「你在寫的時候,是不是懷著勇敢之心,讓自己堅持下去?你是不是抱著豁出去的態度?你是不是有一種大義凜然的精神?」方方說:「沒有。這些都沒有。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不需要勇敢的事,更談不上需要豁出去,也不必大義凜然。因我是作家,身處一場大災難中,去記錄這前所未遇的事件程序,幾乎就是條件反射,是職業本能。作為一個多年的寫作者,尤其是我這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參與的人,何曾會想過,這樣真實的記錄不被允許?這樣平和的文字,會引發全國性的軒然大波,甚至造成人群的撕裂?」
方方的答案是:「他們需要的作家是『中國的作家』而非『獨立的作家』。他們以為『中國的作家』應該依附於中國,不能對中國進行任何批評,否則就是賣國;而我認為,『獨立的作家』應該遵循自己的判斷,不管哪國,該批評的都可以批評。自然而然,我們互為對立。這樣想過,便很坦然了。沒有悲觀,沒有沮喪,甚至連憤怒都沒有了。我只剩坦然。我坦然面對《武漢日記》帶給我的一切。作家本該就是獨立的寫作者。作家不需要依附或順從於他人,更不會聽命於任何權力,也不畏懼任何打壓,甚至,作家從來就是有反叛精神的人。」
方方後來在《武漢日記》的後記中寫道:「《武漢日記》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榮耀。儘管它來自不經意間。但它就是這樣來了,不是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去經歷一場如此劇烈並且如此荒唐的網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汙垢般的風雨。我則幸運地撞上並扛住了。現在我還好好地生活著,仍堅定地守著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
方方,生於江蘇南京一戶書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楊賡笙是辛亥革命元老,其曾伯祖父汪辟疆為國學大師,其舅公楊叔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其父親於193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隨後在南京工作。1957年,兩歲的方方隨父母遷至武漢,此後一直在武漢成長、生活、創作,成為最能代表武漢地域文化的當代作家之一。
1974年,方方高中畢業,因文革取消高考,且父親去世,急於承擔家庭重擔,她被招工到位於百步亭的武漢運輸合作社,當了四年裝卸工。她幹的活就是拉板車扛大包,純體力勞動。雖然勞動辛苦,但那時年輕,倒也挺得過去,她由此體驗到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活狀態和內心狀態,瞭解到現實的殘酷和人生的蒼涼,這是人生重要的一課。她眼中「底層人」的特點有三:境遇的悲涼、曠達的人生態度和濃重的江湖義氣。她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我的家庭是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環境很好,不知道人世艱難,當了搬運工之後,突然走到社會的最底層,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們的人生對我的世界觀觸動很大,讓我看到了社會完全不同的一類人,我到同事家,一個五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們覺得很樂觀。」
1975年,方方在勞動之餘開始寫詩。1978年,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未畢業便開始寫小說。1982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分配至湖北電視台任編輯,並開始發表作品,其小說處女作為《大篷車上》。「一路寫來,就成了大家眼裡的作家。感謝文學,感謝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當年我沒有上大學,那麼中國第一批下崗女工裡面肯定有我」!
1988年,方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進行曲》獲《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她由此受到文壇和讀者的矚目。1989年,她又以中篇小說《風景》一鳴驚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同年,她調至湖北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出版短篇小說集《江那一岸》。此後,又相繼發表獲獎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桃花燦爛》、《紙婚年》等。
在方方早期的作品中,《風景》是最具代表性和震撼力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僅存活十五天的亡嬰之口,描繪了武漢一個碼頭工人家庭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時期「動物凶猛」的生存狀態,其中諸多細節來自其四年碼頭工人的切身體驗。小說以魔幻超驗的視角、冷峻粗獷的語言、苦澀絕望的悲劇風格,打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國文學傳統,既傷且怒,勇銳地呈現了中共號稱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在「新中國」的悲慘生活真相。《風景》在文壇引發熱烈反響,被公認為「新寫實主義」的典範之作。
1994年,方方擔任時政類雜誌《今日名流》社長兼主編。她與諸位同仁很快將這份由《長江》文藝叢刊改版而成的雜誌辦成了一本「長期關注社會事件、文化熱點和歷史風雲的、具有強烈『參與』性格的特色雜誌」。關於王同億詞典風波、「馬橋」事件、「中國可以說不」爭議、「茅盾文學獎」質疑、「文革」三十年的反思、「知青運動」的回顧、林昭身前身後的尋訪、曹海鑫冤案的追問等,都轟動一時。《今日名流》在各種壓力下,堅持「站在中國社會觀察以及文化和歷史反思的前沿,對每一次社會和思想的波動,發出著自己獨特的聲音」,被業界定評為「1994年以來創辦的高品位雜誌」。
然而,正如當時與方方共同工作的編輯童志剛所說,「在中國,一本內容獨特而優秀的雜誌,有時不僅不是你最終成功的基礎,反而有可能成為你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2001年,《今日名流》因發表徐景賢撰寫的《鄧小平策反馬天水》一文,被宣傳部局勒令停刊。從此,發行八年多、為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所青睞的《今日名流》,只在編者和讀者的記憶中存在。
2000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烏泥湖年譜》。該書描述了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爆發期間,一群居住在烏泥湖(長江水利規劃設計院宿舍所在地)的水利專家承受政治運動風暴,所經歷的精神、道義、良知的考驗和歷練,將反右運動的殘酷暴虐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2008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次年,該書獲第三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小說描述了唱漢戲的女藝人「水上燈」的傳奇人生,以史詩筆法書寫現代中國女性的苦難史,在方方的寫作生涯中是一大突破。
2016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次年,該書榮獲民間舉辦的第三屆路遙文學獎。根據方方在小說後記中的說法,《軟埋》的故事來自一位朋友的母親的經歷。朋友的母親在土改時從四川逃出後,即患上老年痴呆症,卻依然清晰地說:「我不要軟埋。」何謂軟埋?「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在小說中,一位老婦人丁子桃突然痴呆後,她的兒子吳青林才知道了父母的身世。父親吳家名原是山西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殺後,隱姓埋名成為醫生。母親則在土改時,經歷娘家人被殺,婆家全家集體自殺且被軟埋。爾後,母親在逃生中遇到吳家名,但失去了以前的記憶。
2017年5月,《軟埋》被停印下架。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發表批判該書的檄文:《〈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軍隊上將趙可銘也揮舞大棒《〈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要學習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批評《苦戀》、《河殤》等錯誤作品的鮮明無產階級立場與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態度。」
2020年,《軟埋》獲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隨後,《軟埋》英文版亦面世。方方表示:「文學是照顧人心的,文學的本質是弱者的,告訴你這個世界上不是你一個人這樣活著,生活方式不是就為了升官、發財,奮鬥是一種,不奮鬥也是一種,人有各種各樣的活法,不進取也挺好,無公害的生活就可以。文學讓人內心豐富,在你孤獨寂寞的時候是一盞暗夜明燈。」她還說:「文學本質上和弱者有些息息相通的地方。」一個人常在很脆弱的時候才會從文學作品中尋找力量,尋找支撐他的東西,或者是生活參照。寫作者本身也是一種弱者,因為其內心的弱,才會尋求另外一種表達,才會去建構另外一個世界。「一直有另外一個世界給自己做支撐,這就是文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由我自己構建,它讓我覺得很充實」。
2020年1月23日,武漢啟動封城。25日,方方開始寫作武漢日記,記錄封城期間的種種情況。那一天,正是陰曆大年初一。方方在封城期間,共寫了六十篇日記。疫情初期,方方日記引起讀者的巨大共鳴,同時在社交網路上廣為傳播。有網友為方便他人全程閱讀,彙編了她的所有記錄,自取名為《方方封城日記》並發布到網上。
方方寫道:「我的記錄中,無非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整個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而不只是中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人類的無知與傲慢,讓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廣。」在疫情之初,她直指這場災難有「人禍」因素:「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
在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方方在日記中稱「整個中國的人都在為他而哭」,引發許多中國人共鳴。在武漢人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恐慌的時刻,她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制度:「親愛的網管們:有些話,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我們都已經被封在這裡十多天了,見到那麼多的慘絕人事。如果連發洩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家瘋掉?」
方方對中共的防疫暴政做出直接的質疑和批評:「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災難是重症病人送進醫院,如果他死了,進醫院的時刻就是跟家人訣別的時刻,彼此都永無相見之日。⋯⋯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4月8 日,武漢封城結束。此前的3月24日,方方在最後一篇日記《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中寫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那麼,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設若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恰在這一天,美國和德國發布了《武漢日記》的預售廣告。此前已開始翻譯《軟埋》的美國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網上讀到《武漢日記》後深受震撼,暫時放下《軟埋》的翻譯工作,先夜以繼日地翻譯《武漢日記》,讓其英文版迅速上市。
該消息發布後,諱疾忌醫的中共政權認為方方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是「漢奸」、「賣國賊」、「反華勢力在中國的領頭人物」。甚至在國家安全部門眼裡,方方或許還是「間諜」。中共操縱所謂的民間輿論對方方實施了超過一年的網路暴力,誹謗和漫罵,遍網都是。有人叫囂組團來武漢殺她;有人號召武林人士對她實施毆打;有人在武漢沿街貼小字報對她辱罵;有人聲稱要塑造公開羞辱她的塑像;至於做視頻、寫歌曲、繪漫畫對她進行汙辱者攻擊者,更是數不勝數。一些汙名化謠言甚至波及她的家人。
官方不是根據《武漢日記》所撰寫的內容進行理性判斷,而是根據一些御用文人和網民的惡意曲解和摘錄對作者進行盲目打壓。對方方的冷暴力也由此開始:她不能在國內發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不能參與任何文學活動和公益活動,名字不能見諸任何主流媒體,專業人士對她文學作品的研究也一律禁止,即使自媒體刊載她的文章,不是被封殺就是被遮蔽。甚至,她不停地被上級電話提醒:不准接受外媒採訪,她被監聽被監控,但凡出門,就有以「慰問」為名的電話詢問在哪裡。非但如此,極左勢力還提出一個口號叫「圍點打援」,即凡是支持她的人,如果他們有所謂「過激言論」,或是他們的親屬歷史上有過什麼違規言行,官方便對其進行懲處。
方方多次當面詢問前來對其海外出版進行調查的官方人士:你們應該都讀了《武漢日記》,你們認為裡面有謠言嗎?有反政府言論嗎?有在疫情中煽動人們不配合抗疫的文字嗎?他們的回覆幾乎都是:沒有。方方說,既然沒有,這些記錄都是公開發布在網上,人人都可以看到。那麼結集出版,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豈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麼就成了遞刀子?怎麼就是賣國或是損害國家利益?他們不說話。
在方方此前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這些所謂敏感的歷史題材,對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暴虐的政治運動都有深刻的揭露。因此,她從自己此次的遭遇中敏銳地體認到,當前極左勢力在中國非常囂張、非常有市場:「有人稱現在是文革2.0版,或許有一定道理。中國經歷文革後,反思不徹底,改革不到位,該否定和該面對的很多歷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這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我們應該警惕什麼,這也導致今天的官員們群體採取寧左勿右的姿勢,像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文革專用語也都再次出現。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正在朝著失敗的路上走,在後退。」
有好幾個朋友問方方:「你在寫的時候,是不是懷著勇敢之心,讓自己堅持下去?你是不是抱著豁出去的態度?你是不是有一種大義凜然的精神?」方方說:「沒有。這些都沒有。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不需要勇敢的事,更談不上需要豁出去,也不必大義凜然。因我是作家,身處一場大災難中,去記錄這前所未遇的事件程序,幾乎就是條件反射,是職業本能。作為一個多年的寫作者,尤其是我這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參與的人,何曾會想過,這樣真實的記錄不被允許?這樣平和的文字,會引發全國性的軒然大波,甚至造成人群的撕裂?」
方方的答案是:「他們需要的作家是『中國的作家』而非『獨立的作家』。他們以為『中國的作家』應該依附於中國,不能對中國進行任何批評,否則就是賣國;而我認為,『獨立的作家』應該遵循自己的判斷,不管哪國,該批評的都可以批評。自然而然,我們互為對立。這樣想過,便很坦然了。沒有悲觀,沒有沮喪,甚至連憤怒都沒有了。我只剩坦然。我坦然面對《武漢日記》帶給我的一切。作家本該就是獨立的寫作者。作家不需要依附或順從於他人,更不會聽命於任何權力,也不畏懼任何打壓,甚至,作家從來就是有反叛精神的人。」
方方後來在《武漢日記》的後記中寫道:「《武漢日記》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榮耀。儘管它來自不經意間。但它就是這樣來了,不是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去經歷一場如此劇烈並且如此荒唐的網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汙垢般的風雨。我則幸運地撞上並扛住了。現在我還好好地生活著,仍堅定地守著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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