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

不容青史盡成灰──寫在前面／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流離失所，備嘗艱辛，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仍存。許多被日軍佔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的軍國主義仍猶有餘悸；而中、蘇、美、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的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史料不足、或觀點不同，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大多失之單薄、偏頗、甚至扭曲，距離事實真相還有距離。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軍「三月亡華」的信念、贏得最後勝利？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為什麼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這場戰爭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能得到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七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答。

幸而青史並未成灰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蘇俄、台灣、英國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國民黨檔案、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數百位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上百篇研究論文、並出版不少專書。

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中國百年來的挑戰與奮鬥，特別是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一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不但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而且把抗戰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究。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邀集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特別是英國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的The Battles for China論文集，邀集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新的觀察與史觀，成績斐然。
 

這些研究的進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出版品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此外，目前的研究極少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討抗戰史；而使用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以及日本、英國等地最新公開的資料，那就更少了。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利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海內外學界的共識。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檔案的保存，可說是獨步全球。每年有許多學者從各地來到胡佛檔案館，查閱、使用這些珍貴的資料。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迄今已有數百位中外學者前來閱讀。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一窺他的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苦思不解的問題立刻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佈「臨命第400號」宣佈「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因為中央軍進入華北，日本也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6月《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亂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容徘徊猶豫於其間也。
 

如果沒有蔣氏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沖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突然改變態度，婉謝主導斡旋，以至蔣介石期望的國際干涉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

「重探抗戰史」跨國研究計畫
 

胡佛研究院和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search Society）合作，在2012年夏啟動「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45-1945）研究計畫，邀請美、台、中、日、英五國學者，分從不同角度、使用最新檔案，共同探究當年的抗戰。
 

多國學者合作，並不容易，特別是抗戰這個題目。2012年8月，十餘位學者在胡佛研究院聚首，目的是取得議題、研究方法及史觀方面的共識。我們白天各自看檔案，檔案館閉館後立刻齊聚討論，連續一個月逐日的討論與辯論，互相啟發。除了各種非正式腦力激盪外，三年來，在胡佛、上海、東京共舉辦了五次小型討論會（workshop），包括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汪精衛與汪政權」專題討論會。
 

共識是逐漸形成的。起先爭論頗多，首先，書名就有爭議。日本學者不能接受「抗日戰爭」的名稱，認為應稱為「中日戰爭」或「日中戰爭」。接著，選題與內容也有不同意見。有的希望多寫戰時政經社會的變化，有的想把主要戰役的經過與影響寫清楚。對於研究方法與史觀，彼此也有不同想法。
 

最後，大家同意兼顧軍事史與政治史，內容涵蓋抗戰時期的戰事、政經社會、外交關係、領導人物的心路歷程與彼此間的互動等各個層面；既探索戰爭的真相，也兼顧戰爭中「人」的互動。
 

我們嘗試以兩個概念為主軸：（一）「人與戰爭的關係」；（二）「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我們相信，戰爭導致災難和血淚，也使參戰者變得重要、甚至偉大。許多目不識丁的小兵，為了保家衛國，可以做出奮不顧身、氣吞山河的偉大行為。但是，戰爭也會使人變得邪惡，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將軍、或是單純樸實的士兵，當他陷入戰場的殺戮氣氛中，有可能變成冷酷無情的屠夫。所以，我們想了解日本為什麼侵華？為什麼會發生南京大屠殺？汪精衛為什麼甘做日本傀儡？散漫落後、「帝力於我何有哉」的中國人，為什麼願意追隨國民政府與日軍周旋十四年，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此外，「不黨不私」是我們共同的志念。例如，大部分中國大陸學者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看汪精衛及汪政權，只有極少部分學者從社會史和心態史學去探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歷次工作坊討論中，學者都沒有從「倫理道德」、「民族大義」的視角去研究汪精衛及其政權，而是把它放在當時國內外的大環境下探討，對汪政權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建設，也能平心靜氣地觀察與評析。
 

這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無盡的災難，也帶給中國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機會。1930年代的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各地軍閥割據，根本就不是個統一的國家；蔣介石、汪精衛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僅統治著長江下游的6個半省。但是，從九一八開始，國民政府先是在華北與日軍周旋，後來在長江沿岸與日軍大戰，然後遷都重慶，以西南為最後根據地，前後十幾年，安定了西北與西南、進行了一系列建設（交通建設、新生活運動、幣制改革、五五憲草等），還有戰爭期間的社會變化（人口大流動、婦女地位抬頭、政治經濟活動西移等等），都使得中國快速朝著統一的民族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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