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序

文革，一場的思想革命！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

然而，在人類歷史上，文化革命作為社會劇烈動盪時期的觀念映照，則古來皆然。

2500年前，柏拉圖記載下古希臘的「文化革命」：「教師懼怕、吹捧學生；學生輕視教師。年輕人和老年人平等，而且隨時會在言語上或行動上與老人頂撞；老年人俯就年輕人。」（《理想國》）

800年前，陸遊記載下中國宋朝理學運動的「文化革命」：「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敘》，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困學紀聞卷八》）

如果說，古希臘「文化革命」是奴隸制形態下的文化衝擊，古中華「文化革命」是封建制形態下的文化衝擊；那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則是資本主義形態下的文化衝擊。

五四運動分明是一場沖決千古傳統羅網的文化革命。李大釗、胡適、陳獨秀領袖群倫，魯迅更激進地宣言與舊文化的決裂：「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而早於魯迅的孫中山則無愧文化革命前驅。他在少年時便以激進作為和同伴大鬧廟宇，「褻瀆神靈」，將家鄉供奉的神像斷手指、刮臉皮、砸耳朵，致遭鄉民雷霆之怒。

孫中山期待文化革命：「想要中國進步，不但對於政治主張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革命。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知難行易》）

文化革命——思想革命！

這個使命，他留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擔起孫中山的囑託。──這是中國歷史的囑託，是世界文明史的囑託。

西元前500年，人類的軸心時代。（亞斯培爾斯）

古希臘，古中華，古印度，古猶太……，各文明古國以不同形態先後經受社會大變革的洗禮。在民族撕裂與整合中，東亞和西亞，東方和西方，被鐵與火的鍛壓，共同迸發出文化革命的強烈吶喊。

蘇格拉底以身殉志。他在臨刑前向雅典人疾呼：「你們不能只注意金錢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們不要老想著人身和財產，而首先要改善你們的心靈。」（《申辯篇》）

猶太先知為國破家亡自省自贖，將以色列的民族復興與崛起訴諸耶和華一神獨尊：「耶和華你神必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汙穢除掉。」（《舊約•申命記》）

釋迦牟尼以「佛」的名號呼籲眾生「覺悟」，將戒、定、慧的自我修養，指向「平等地」的至高境界：「得淨利養，與眾共之，平等無二。」（《遊行經》）

老子「道法自然」，破除夏、殷、周三代尊天尊神的傳統觀念，已經奏響文化革命的強音；而以「德」遵「道」配「道」，更將循「天之道，利而不害」而靈台翻新的重擔，壓在了中華子孫的肩上。

孔子清醒地正視社會現實，將老子「道」之崇高變通為「仁」之實用，明確了以「自愛愛人」為核心的倫理學說，打通了文化革命成果向儒學思想體系轉化的路徑。

「明明德」！從此，儒學思想體系以「忠恕」為最高準則的道德訴求，貫穿兩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

文化革命的內在指向──思想革命！

它不是道德說教，不是「強迫崇高」，也不是宗教囈語，更不是扼殺個性；它是糾正幾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影響下人類對個體性的畸重，喚醒人類對自身社會性的自覺認同：人只有在「為他」中，才能實現「自我」。

人類，是個性與社會性在對立統一中發展壯大的群體。個體生存，在於整體向心的穩定；整體發展，在於個體創新的推動。

人類，必須從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中走出自省之路；而文化革命，便是為著自省的主動作為。

毛澤東承前啟後。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對西元前500年人類軸心時代的呼應，是對人類觀念變革之訴求的昇華。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開宗明義，宣言了思想革命在這場運動中的地位。

《五一六通知》：「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十六條》：「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然而，毛澤東超越歷代先哲，把文化革命從宗教殿堂裡解放出來，從抽象的倫理道德、哲學體系中解放出來，將其置放在現代科學的理論基座上。

毛澤東清醒地正視資本世界的畸化：特權恣肆，金融敲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他摒棄脫離社會實踐的面壁思過、祈禱懺悔、閉門修養，而將人類觀念的變革訴諸最廣大民眾反抗極少數特權階層的階級鬥爭，訴諸人民主權制約和剝奪官僚壟斷的政治革命。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繼承、發展和昇華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科學與資本社會的政治科學；它以對馬克思主義的開創性實驗，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科學。

社會主義政治科學的確立，標誌著毛澤東思想昇華為毛澤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