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講談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獻禮之作。臺灣商務70年，翻譯中文版唯一完整出版第十一冊！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比大國更懂大國，才是小國的智慧。
對中國的批判、交往與認同之前，必須更理解、更認識中國。
一九四九年誕生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
是社會主義的天堂夢，還是民族主義巨龍的胎動？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此時站起來的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不妨先回顧以下這幾件大事：
◎一九七六年，北京學生及民眾為悼念周恩來走上街頭，是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一九八九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發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以「六四悲劇」結尾。時移事往，對「六四」的歷史記憶仍在，而中國的民主是否還有未來？
◎同樣在一九七六年，「三分過錯，七分功績」、半神半人的毛主席，毛澤東過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一九九七年，「改革開放與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離世，鄧後的中國走向何方，世界如何面對大國化的中國？
日本「知中」學者、早稻田大學天兒慧教授怎麼看待這條「胎動中的巨龍」――
天兒慧教授在本書以毛澤東、鄧小平兩位政治領袖為主角，講述了現代中國的歷史，並將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放在晚清以來的歷史脈絡下來探討，指出新中國的建立不只是為了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有更濃厚的民族主義成分，是為了追求「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書以政治為主軸，並詳盡論列了新中國成立後，所面臨的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並強調對於現代中國，必須同時看到其「光」（光明面）與「影」（陰暗面）。而從毛澤東不斷發動的革命、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和領導人的更迭來看，新中國也並未走出傳統中國政治權謀鬥爭的局面。此外，本書將中國國內政治連結至國際局勢，特別是中蘇、中美關係的變化，而有更動態、更宏觀的觀察與分析，是認識現代中國的極佳入門讀物。
在改革開放後，伴隨經濟的蓬勃成長，中國也崛起成長為政治、軍事的大國，而有「中國威脅論」的出現。本書期待透過促進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對話，作為安定區域和平的提案。本書不僅是一部寫給日本人看的現代中國史，也是一部寫給中文世界讀者的著作，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得以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現代中國」，對於與中、日關係密切的臺灣尤其具有現實及啟發意義。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早稻田大學天兒慧教授是日本學術界、知識界的「知中」學者，並經常訪問中國講學、蒐集資料，本書是他長期研究現代中國的集成之作，更是他來自現場的觀察與報導。
★本書富含八十張歷史圖片，包括各時期的毛澤東、鄧小平，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照片，以及大量圖表、地圖，表現「以圖說史」的敘事特色，讓閱讀時更具有歷史的臨場感與畫面感。
★本書附錄附有：「主要人物略傳」、「歷史關鍵詞解說」、「建議延伸閱讀書目」、「中國、日本與世界歷史大事年表」，可作為閱讀的先備知識或補充資料，使本書成為極佳的現代中國史入門讀物。
★本系列「中國・歷史的長河」完整翻譯自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書系十二部作品，《巨龍的胎動》為此系列的第十一冊，是中文版出版順序的第一冊，也是首度出版的中文譯本。
★「中國・歷史的長河」各冊書封以清代徐揚所繪《姑蘇繁華圖》為底圖，各冊書封拼接起來可構成《姑蘇繁華圖》的局部，呈現清乾隆朝的盛世景觀，藉由十八世紀中葉的時代一瞬，作為對整個中國歷史的回眸定格。
名人推薦
名家推薦
（本書）為認識一九四九年後當代中國的一本入門參考書，更是刺激讀者思考日中臺三角關係與東亞局勢的一本好書。……這本原來以日文寫就的中國現代史，原本僅以日本讀者為對象，如今能在臺灣以中譯本面世，使中文世界的讀者也能理解像天兒這樣的日本學者如何看待中國，同時能刺激臺灣讀者思考如何應對自處，這對於促進東亞各地不同人群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對話，無疑具有正面的意義。――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推薦
漂洋過海而來的中國史──關於「中國‧歷史的長河」的十問十答
問：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是什麼樣的叢書？為什麼臺灣商務印書館要翻譯引進這個系列叢書？
答：日本出版界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在目前臺灣的出版市場上無法看到的，那就是幾家大規模的出版社在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會對世界史、日本史或是中國史這些領域，邀集學者們撰稿，規劃一個書系的主題出版。著名的例子包括岩波書店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岩波講座日本歷史」，中央公論新社的「世界?歷史」、「日本?歷史」以及在這裡要介紹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這個系列。
而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曾經先後出版過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的舊版，共出版了十冊，第二個版本是二00四年至二00五年的新版，共十二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現在要翻譯出版的就是講談社的新版「中國的歷史」，中譯後的書系名稱為「中國‧歷史的長河」。
「中國‧歷史的長河」是一套有整體企劃概念、由專業史學研究者執筆撰寫、面向一般大眾讀者出版的中國史讀物。平心而論，在過去的這三十年間國內所出版的中國史論著中，找不出一套與這個系列相提並論的作品，因此「中國‧歷史的長河」的問世正可以填補上這個重要的缺口。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的作者群是那些學者呢？
答：「中國‧歷史的長河」各冊邀集了長期研究該朝代、該歷史時期，並且極具代表性的學者擔任作者，這些學者也都是臺灣讀者所熟悉的作者。例如第十一冊《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者天兒慧教授，早在九0年代就已有作品《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臺灣中譯出版。而第七冊作者小島毅教授先前則有兩本介紹日本史的通俗作品在臺灣翻譯出版，分別是：《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及《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撰寫第八冊的杉山正明教授之前則有多本關於蒙古史的著作中譯出版，包括：《遊牧民的世界史》、《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忽必烈的挑戰》。這個作者陣容是難得的一時之選，其作品的可看性令人期待。
問：「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是一個企劃概念很強的書系，請問這些企劃概念表現在哪些環節上？
答：首先這個企劃概念表現在書與書之間的架構上，可以看出特別的心思，例如在第三冊《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與第五冊《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之間加入了第四冊《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讀者對三國時代尤其感興趣，另一方面第四冊《三國志的世界》不只談歷史上的三國，也談文學裡的三國。在第七冊宋朝請來專治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小島毅教授撰稿，強調宋的思想與宗教面向；相對地，第八冊則邀請杉山正明教授以「遼、西夏、金、元」草原民族為另一歷史軸線來論述中國史，也別具巧思。
此外，在一本書的構成上也貫徹了企劃的概念，每本書書後皆有詳盡的附錄，包括「主要人物略傳」、「歷史關鍵詞解說」、「參考文獻」、「大事年表」等，提供入門讀者詳細的參考資料，關於閱讀這本書所需要的先備歷史知識都在書中可以找到，不假外求，降低讀者進入此書的門檻，使得此一系列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史入門讀物。中文譯本「中國‧歷史的長河」當然也忠實地完整參照了日文原書的原始設定，盡可能地原汁原味地呈現原著的風貌。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的譯文是採用簡體中文的譯本嗎，或是全新的譯本？
答：「中國的歷史」的1-10冊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譯本，但第11冊與第12冊則未能出版簡體中文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歷史的長河」是「中國的歷史」1-12冊的完整全譯本。而考量繁體與簡體中文的語言使用習慣不同，並試圖更貼近日文原書的原意，這十二冊的譯文都是由國內的譯者重新翻譯，與簡體中文的譯本完全不同，是全新的譯本。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相較於「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是否增加了新的內容？
答：「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是為了日本讀者而寫的中國史讀物，對臺灣讀者而言有其特別意義，可以藉此了解日本讀者閱讀中國史的視角。在出版繁體中文譯本「中國‧歷史的長河」這個系列時，其實也有必要在書中加入臺灣的觀點，強調臺灣讀者可以在這個系列中讀到什麼，在臺灣出版這個系列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反思、對話與討論。因此我們希望在每一本書都邀請臺灣的學者撰寫「導讀」，一方面作為將這個系列引進臺灣的「介面」，另一方面也呈現臺灣閱讀這個系列的「觀點」。除了導讀文章之外，在翻譯及編輯的過程中，也會適時地在內文中加上「譯註」、「編註」，在不為原書畫蛇添足的前提下，提供中譯本更多延伸的閱讀資源與便利性。
問：「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在裝幀設計上頗為考究，請問中譯本「中國‧歷史的長河」的裝幀設計有何別出心裁之處？
答：「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的裝幀設計是由「鈴木成一工作室」操刀。說起鈴木成一，臺灣的讀者應該不陌生，數年前臺灣曾出版鈴木成一的書籍設計作品集《鈴木成一裝丁物語》。包括大江健三郎、宮部美幸、村上龍、吉田修一、角田光代、江國香織、石田衣良、東野圭吾等日本知名作家的作品都曾由鈴木成一經手設計。
而我們對於中譯本「中國‧歷史的長河」的裝幀設計也絲毫不敢馬虎。「中國‧歷史的長河」十二冊以清代畫家徐揚所繪的《姑蘇繁華圖》為底圖，十二冊書封並排起來就是一幅局部的《姑蘇繁華圖》，顯現歷史的連續與整體意義。《姑蘇繁華圖》在書封白色的美術紙上以銀色的特別色來表現，再加上書名字的排列方式以及燙霧銀的大事年代，以典雅的手法呈現大河般的歷史氣勢。
問：「中國的歷史」各冊日文原書中有豐富的內文圖片，請問中譯本是否保留了這個特色？
答：中譯本保留了日文原書有豐富的內文圖片的特點，除了取得授權使用的大量歷史圖片，還有許多重新繪製的地圖與圖表，讓讀者可以在文字閱讀之外，透過圖像更能感受歷史的臨場感與畫面感。以《巨龍的胎動》為例，就收入了八十張歷史圖片，包括不同時期的毛澤東、鄧小平，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照片，以及各式圖表、地圖，表現「以圖說史」的敘事特色。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各冊的出版時程如何規劃？
答：由於我們太習慣以「由古至今」的順序閱讀中國的歷史，因此在這一個系列採取了「倒讀中國史」的方式安排出版順序，以現代中國為起點，一路往前追溯中國歷史各朝代的風景。以下是各冊預定出版的時間：
11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11月】
12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2017年第一季】
09海與帝國：明清時代【2017年第二季】
10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2017年第二季】
07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2017年第三季】
08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2017年第三季】
05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2017年第四季】
06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2017年第四季】
03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2018年第一季】
04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2018年第一季】
01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2018年第二季】
02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與春秋戰國時代【2018年第二季】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是一個系列的出版品，如果只讀其中的幾冊，會不會對於理解書中的內容有所影響？
答：雖然這個系列是有完整企畫概念的書系，但每一冊都是獨立成書的，作者在撰寫該書時都是以專著的形式寫作的，因此不論從哪一冊開始閱讀，或是僅閱讀其中感興趣的冊數，在內容的理解上都不會有問題。當然我們還是相信，隨著閱讀的冊數的增加，能夠從書中獲得融會貫通的樂趣，想必也會因此而增加。
問：「中國‧歷史的長河」整個系列陸續出版後，會不會以套書的形式銷售？
答：整個書系十二冊出版後會以套書的形式銷售。此外，為答謝購買每一冊的讀者，我們會設計一式「典藏書盒」，只要讀者收集十二冊書衣摺口的專屬貼紙，在活動期間寄回臺灣商務印書館，我們就會將典藏書盒寄贈給您。詳細活動辦法請參照書籍內的摺頁說明。
文／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陳若沖
目錄
導讀
如何面對中國？――歷史、「心情」與對話／汪宏倫
前言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十六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兩項重要演說／革命史觀的修正
◎救國救民的中國革命
難以轉換的歷史／鄒容、孫文、毛澤東／依據民眾力量的革命
◎以「民族國家」的建設為目標
獨立、統一、富強的中國／向天空攀升的巨龍
第一章 毛澤東與鄧小平
◎叛逆者與逆境者
叛逆者毛澤東／向蘇聯的權威挑戰／逆境者鄧小平／再度失勢
◎土著派與國際派
農村包圍都市／客觀看待國際社會／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夢」與「現實」
實事求是的思想／「大躍進」的評價／唯恐天下不亂／重視「安定」
◎「皇帝」與「半皇帝」
謁見「皇帝」／權力的完全繼承
第二章 從菁英革命到人民戰爭
◎辛亥革命的紛亂
士大夫的革命／中華民國的成立／由二次革命走向第三革命
◎五四運動＝「民眾力量」之胎動
俄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之誕生／革命主體的變化／從孫文到蔣介石／日本的侵略與救國主義
◎毛澤東的農村革命
農村根據地理論／英雄式長征／抗日戰爭體制之形成／西安事件之發生
◎抗日戰爭與共產黨之擴張
南京大屠殺的慘劇／軍與黨組織的擴大／共產黨擴張之三大原因
◎自立的共產黨領導者――毛澤東
延安整風運動／日本戰敗／蔣介石、毛澤東的兩巨頭會談
◎毛澤東的逆轉戰略
國共內戰的激化／共產黨的反擊／三大戰役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誕生
第三章 搖擺不定的新國家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
制定臨時憲法／歐洲冷戰的陰影／三反五反運動／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新中國的安全保障
◎韓戰與土地改革
參與韓戰／第一次停戰會談／史達林之死與停戰／土地改革運動／農民、工人的解放
◎蘇聯型社會主義的建設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倡／向蘇聯一面倒／向蘇聯型社會主義靠近的努力／高崗、饒漱石事件／農業集體化
◎去蘇聯化與反右派鬥爭
史達林批判的衝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去蘇聯化路線／批判修正主義／批鬥右派分子／毛澤東的激進主義
第四章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之挑戰
◎大躍進政策
東風壓倒西風／「大躍進政策」的發動／建立在虛偽報告上的增產命令／人民公社之建設／混亂、矛盾、分裂的開始／糧食生產下降與糧食浪費
◎緊迫的國際情勢與「大躍進」的失敗
反攻大陸VS解放臺灣／西藏暴動／中蘇對立的擴大／糧食不足之大騷動／彭德懷集團的失勢／餓死人數高達四千萬人
◎「大躍進政策」的矯正與鄧小平
疑問的萌生／大躍進之後地鄧小平／重新審視農業集體化／黑貓白貓論／劉、鄧的倡導／毛澤東威信的降低／毛澤東的反擊／階級鬥爭的重視
◎中蘇論爭與世界人民革命戰爭
蘇聯技術人員的撤回／赫魯雪夫下台與核爆試驗成功／鄧小平的微妙立場／中間地帶論／世界人民革命戰爭論／實現理想社會的再挑戰
第五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何謂文化大革命
解放人類、解放社會／豐饒還是平等社會的實現？／紅五類、黑五類／如火如荼的權力鬥爭／毛澤東的危機意識／毛澤東「打倒當權派」之戰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文革五人小組與姚文元論文
◎一發不可收拾的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與紅衛兵的登場／砲打司令部／紅衛兵所帶來的屈辱性批判與打擊／上海人民公社的挫折／武鬥之蔓延與極左事件／切割紅衛兵，以求恢復秩序
◎毛澤東的夢想――對烏托邦社會的憧憬
毛澤東――地方分權論者／堅持公社型態的權力理念／共產主義式的生活方式／與大躍進時期的差別／林彪集團的壯大／毛主席的後繼者／個人崇拜及皇帝式獨裁
◎中國政治的陰暗面――謎樣的林彪事件
毛澤東與林彪／讚頌毛澤東的背後／毛澤東的挑撥與手段／林彪的武裝政變
第六章 革命與現代化的拉扯
◎毛周體制與美中友好
重要人物――周恩來／尼克森衝擊／中國加入聯合國／日中建交／意見相左的周恩來與「四人幫」／鄧小平的復出／四人幫批判周恩來
◎周恩來、毛澤東之死
鄧小平與四人幫／周恩來的遺言／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周恩來逝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再度失勢／毛澤東之死
◎華國鋒體制與鄧小平的再度復出
四人幫失勢／華國鋒獨占權力／鄧小平的再復出
◎從文革走向改革開放
以實事求是所展開的對抗／訴求民主化之聲音／去文革路線的確定／華國鋒體制之崩壞／民主化之鎮壓者／鄧小平體制之確立
第七章 向改革開放、現代化之路邁進
◎從毛澤東的「準軍事外交」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外交」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鄧小平訪日／為期十個月的中越戰爭／一國兩制的統一臺灣／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提倡「先富論」／四個經濟特區
◎人民公社的解體
包幹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元戶」的出現／獎勵農村工業
◎資本主義的導入
實施對外開放政策／與陳雲集團的分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漸進主義式的改革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對立
反對精神汙染／政治體制改革／對胡耀邦的批判／胡耀邦失勢下台／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摸索／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混亂／官僚的貪汙、腐敗
◎六四天安門事件
前總書記胡耀邦之死／「動亂行為」及趙紫陽／學生運動的升級與戒嚴令／六四悲劇／胡耀邦、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差異／蘇聯、東歐的崩壞與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堅持
第八章 中國大國化的光與影
◎國際孤立的考驗
鎮壓民主運動的非難／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轉向東亞模式／貫徹防守姿態
◎鄧小平路線的繼承與挑戰――南巡講話
左派的反擊，批判鄧小平／鄧小平的最後呼籲――「南巡講話」／人、物資、金錢的流動／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三大布局／後繼領導者的育成與拔擢／「政治藝術家」鄧小平逝世
◎朱鎔基改革
漸進式的市場化與都市化／過熱經濟的軟著陸／納稅系統的不完備及逃漏稅／「進退維谷」的三個困境／雇用、失業問題以及國家資產的不當外流／朱鎔基改革的第二階段／體制內改革的緊要關頭
◎中美關係與臺灣問題
柯林頓政權與李登輝上台／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府／臺海危機／摸索協調的中美臺關係／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走向非統一、非獨立，共存共榮之關係／「九一一事件」與中美友好
第九章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後
◎富強大國
何謂「中華民族的
序／導讀
導讀
如何面對中國？――歷史、「心情」與對話（節錄）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這是一本日本的政治學者所寫的中國現代史。筆者的專長不在政治學，更不是史家，但是願意從自己所關心的「歷史認識」與「東亞和解」的角度，嘗試為臺灣讀者做一點導讀的工作。
作者背景與本書脈絡
本書的作者天兒慧教授（以下敬稱略），是日本中國研究學界中的資深學者。除了堪稱等身的豐富著作外，天兒也活躍於輿論界，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評論，參與各種論壇，在日本國內外都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屬於典型「團塊世代」的天兒慧出身岡山縣，學術生涯堪稱崎嶇坎坷。他不諱言自己曾經是個「浪人」，求學與就職過程並不順遂，輾轉於日本各地不同院校，但也正是這些看似不順遂的經歷，造就他知識上累積突破的契機。二〇〇二年，他終於回到曾經就讀的母校早稻田大學，在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擔任教授迄今，並歷任所長、中心主任、日本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等要職。天兒於一九七六年就有機會進入中國，對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變遷，有著來自現場的敏銳觀察。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間，他應外務省之聘，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職，利用兩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國各地，親眼目睹城鄉與地域間的巨大差距，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飛躍進步。由於這些第一手的體驗，加上勤奮地閱讀文獻、蒐集各種資料，他對中國的觀察深刻入微，立論嚴謹扎實。天兒的最高學位是社會學博士（一橋大學），但他的關注議題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從研究取徑來看，可說是位從事區域研究的政治學家。他對中國的研究從內戰時期的基層幹部開始著手，以此題目寫成博士論文，其後的研究一路跟著中國的發展動向，針對從改革開放到鄧後時期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發表了上百篇論文與十多部專著。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局勢變動，天兒的研究也觸及複雜的日中關係與東亞國際政治，包括敏感的「臺灣問題」。這本出版於二〇〇四年底的《巨龍の胎動――毛沢東VS鄧小平》，某種意義下可說是他先前研究的濃縮精華。
以毛澤東、鄧小平作為敘事軸線
本書是天兒應講談社之邀，為該社出版的「中國の歴史」系列而寫。在此之前，天兒已經出版過《中華人民共和国史》，本書可說是其姐妹作，也可說是擴大版。 除了前言外，本書的構成一共分成九章，其中第一章綜述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第二章至第六章處理毛時期，七八兩章主要為鄧時期，第九章則是對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綜合分析與評述。
也許是因為本書被定位為面向大眾而寫的通俗歷史作品，天兒在本書中並未凸顯他在過去分析中國時所提出的結構概念作為分析框架（例如「五大因素」或「四個斷層」），而是標舉出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代表性人物作為貫串全書的敘事軸線，使得本書多了幾分「演義」的趣味，這從日文原書的副標題「毛澤東VS鄧小平」即可看出。這樣的書寫策略有其根據，畢竟任何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都無法否定或忽視這兩個領導人物在形塑一九四九年後新中國發展軌跡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在個性、路線、領導風格乃至人生歷程的對比，常為人所津津樂道，天兒在本書中，將毛澤東歸結為「叛逆者」，鄧小平為「逆境者」，前者勇於挑戰權威、大膽追求夢想，以軍事戰略見長，成為呼風喚雨的領導者，後者百折不回、沉穩務實，終能突破逆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掌舵者。天兒以此對比為主要線索，講述中國如何從屈辱、混亂、挑戰、挫折中，逐步走向富強的現代化之路。這也使得本書內容偏重政治史，尤其是菁英階層的統治模式、權力鬥爭、以及不同階段的政治事件、運動與決策（如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六四天安門事件等）所造成的影響。這在標榜「政治掛帥」的中國，其實是相當可以理解的。毋寧說，這個敘事架構某種程度反映出一九四九年之後，「新中國」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的必經之路。
貫串本書首尾的主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以政治為主軸，但本書涵蓋的範圍並非僅止於內政，同時也觸及了經濟、社會與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使讀者可以較為全面地掌握到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與國家形成（state-formation）的歷史過程。 天兒在書中也強調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因此在他看來，儘管歷經了共產革命，中國的權力運作（如毛澤東的「皇帝」與鄧小平的「半皇帝」模式）與國際戰略及外交思維（如王道與霸道之分）等，都還是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天兒對當代中國各個時期不同面向的具體分析，有待讀者自行閱讀掌握，此處不另贅述。在這篇導讀中，筆者想要喚起讀者注意的，主要有兩件事：第一，天兒如何看待中國？第二，臺灣讀者如何閱讀本書、又能從中學到什麼？
同時看見中國的「光」與「影」
戰後日本的知識文化界，經常有「左派vs.右派」、或是「進步派vs.保守派」的區分。一般來說，人們總有「左派=親中（=對臺不友善）」、「右派=親臺（=反中）」的印象。然而，筆者並不想用「親中／反中」的簡單二分法，或是輕易以「左派」、「右派」的標籤來為作者定位，因為這樣的圖式放在天兒的身上，並不適用。天兒因為經常在左派色彩濃厚的《朝日新聞》發表評論，被貼上「左派」的標籤，甚至被右派點名攻擊；但在某些議題上（例如修改憲法、歷史記憶等問題），天兒的看法和典型的傳統左派也不盡然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他雖然主張與中國修好關係，但對臺灣仍抱持友善的態度。（事實上，他對臺灣相當關注，也尊重臺灣人民的想法與情感。此點將於下文詳述。）
整體來說，天兒一方面嘗試客觀地分析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脈動，一方面則是嘗試深入理解中國人的心情與想法，並予以尊重。例如，相較於許多外國評論者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類官方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修辭充滿懷疑、批判甚至嗤之以鼻，天兒寧願相信，從毛澤東、鄧小平以降，中國的菁英領導階層是真心誠意懷抱著「復興中華」的崇高理想，而他也對這些領導人物所付出的努力致上敬意（參見本書第九章）。對於中國崛起之後將改變權力平衡，進而破壞國際秩序、威脅周遭地區的「中國威脅論」，天兒則是抱持著質疑反對的態度。他以同情理解的角度來解讀中國的外交方針與實際作為，認為從結果來看，中國在現實中仍重視國際合作、支援與協調，基本上仍符合他稱之為「協調主義」的精神；至於國防經費大量增加與軍事實力的擴張，主要則是為了保持對美國軍事威嚇的最小限度抵抗、以及對臺灣獨立保持威嚇，因此不能因為軍事力增強就認為中國將會放棄和平共存的國際協調主義。天兒的言下之意認為，與其嫌惡中國、彼此醜化猜忌，不如建立互信，相互提攜，甚至應該幫助中國在國際上站穩腳步，恢復其大國的自信心，如此才能維持穩定，避免衝突。
上面這些論點，看在飽受中國文攻武嚇、長期被北京打壓的臺灣讀者眼裡，恐怕有點不是滋味，以為天兒未免太過「體貼」中國，但其實並不盡然。根據民族主義的邏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祖國」必須統一，而臺獨是實現「祖國統一」的重大阻礙，因此必須增強軍備以嚇阻臺獨。天兒此處的分析僅是點出此一客觀事實（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他在主觀上其實反對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事實上，即使天兒曾被右翼與保守派批評為「賣國」，但在許多人眼裡，他其實並不特別「親中」，因為他並不會為了與中國交好而隱惡揚善，甚至曲意奉承，報喜不報憂。他強調對於當代中國，必須同時看到「光」（光明面）與「影」（陰暗面），不能因為個人好惡而僅著重強調其中一面。他在本書第九章指出，中國在近年來光鮮亮麗的經濟成長表面之下，其實隱藏了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例如環境破壞、貧富與城鄉差距、失業問題、三農問題、貪腐問題等等。天兒也不會因為「友中」的立場而影響他對某些普世價值的堅持，例如他在過去評論中曾關注民主與人權議題，直指中國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缺失不足。在本書中，他也毫不諱言指出，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是法律體制的充實完備，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欠缺，距離民主法治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也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要面對的挑戰。
試閱
叛逆者毛澤東
本書並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傳記。因此，於本章所敘述的兩人人物形象，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第二章以後的歷史記述所提供的切入點。在此前提之下，最先浮現腦海的，分別是兩人的「叛逆者」與「逆境者」形象。回顧毛澤東的生涯，一般而言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在先前所述近藤邦康的《毛澤東》一書中，將前期的毛澤東視為革命家，後期視為建設者。關於前期的認識，大多呈現共通的看法，但也有論者提出，毛澤東後期的作為實為獨裁者，甚至是皇帝化的見解。又或者是在一九七○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時，曾說自己是「無髮無天」，也有人因此評論他為「孤獨的修行僧」或是「孤獨的、永遠的革命家」。
若要問我毛澤東一生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何？我想應該就是面對著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所展現的「叛逆」精神。然而矛盾的是，當毛澤東自己成為「權威者」時，卻不容許被他人否定。促使毛澤東成為叛逆者，是年少時代對「父親」的反抗。他對艾德加．史諾陳述自己少年時期的軼事，也大多是與父親的對立回憶。
「家中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也就是統治者。反對黨則是我與母親、弟弟，有時候也包含家中雇人。……約在我十三歲時，某次父親招待許多客人來到家中，我卻當場與父親起了口角衝突。我父親當著眾人之面罵我是個懶人、廢物。這樣的言詞激怒了我，我也以咒罵還擊，並離家出走。」
十四歲時，父母單方面安排毛澤東與一位二十歲的女性結婚，毛澤東拒絕接受，而且也從來沒有與這位女性一同生活。
毛澤東二十五歲時（一九一八年），大約是他離開湖南半年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擔任事務員，此時他對於北京大學所象徵的「知識人的權威」之觀念，萌生反感之意。與毛澤東同年紀，後來成為知識界中最高權威者之一的梁漱溟，當時已於北京大學執教。雖然兩人見過幾次面，但梁漱溟完全沒有把當時的毛澤東放在眼裡。建國後，兩人立場倒置，毛對著梁漱溟大罵說：「你實在是又臭又髒。」此後，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地位排名第九，臭不可聞之人），直至文革結束前都翻不了身。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黨大會十二名參加者的其中一人。後來，不管是受到軍閥與國民黨、地主勢力等嚴厲的壓迫，亦或是在上層領導者遭到殺害、改變政治立場、失勢等瞬息萬變的局勢中，毛秉持一貫的精神，擔負革命運動的一翼。儘管如此，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之後，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等深受蘇聯、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者志趣相左，被黨中央劃為黨內非主流。
但毛澤東秉持獨自的想法與強烈的意志，以湖南、江西一帶為中心，建立農村根據地，並加以擴大，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毛澤東在農村根據地的防禦被蔣介石的軍隊攻破（當時他的軍事指導權被剝奪）後，於「長征」的大遷徙中，在貴州省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獲得中國共產黨內實際的領導權。這已經是建黨十四年後的事情。
向蘇聯的權威挑戰
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向矗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挑戰。其一是抗日戰爭期間及其結束時，挑戰了中國的最高權威者蔣介石。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後正式開始。所謂一致抗日，意思是在以蔣介石為最高司令官的統一政府、統一國民革命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抗日活動。對此，雖然毛澤東在表面上予以承認，實際上卻已經在西安北部黃土高原一帶的根據地，取得實質的統治權，當時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共產黨軍，毛亦未交出指揮權。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召開以「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為目標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亦即所謂的「重慶會談」，雙方同意實現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而統一的中華民國。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願讓出自己手中的政權及軍權，最後爆發國共內戰。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說是毛澤東向「蔣介石的權威」的反叛、挑戰。
毛的另一個「叛逆」，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長期以來，史達林都無視毛澤東的存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自建黨以來都是跟隨共產國際的腳步，而毛澤東則是唯一一位不是共產國際及史達林指名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毛的叛逆之矛，並沒有直接針對史達林。但是，據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件（西安事變）中，毛澤東看見史達林「盡快釋放蔣介石」的秘密電報後十分憤怒，因為他原本強硬主張，應該將軟禁中的蔣介石處死。
儘管如此，在建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便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雖然在莫斯科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毛卻受到史達林冷淡地對待，嘗盡辛酸。先不管表面上的態度如何，實際上毛恐怕一直拒絕臣服於史達林的權力之下。一九五○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表面上是「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以中國的立場看來，背後卻是被強迫簽定數個「侵害主權」的秘密協定。這對誕生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其實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得不依附蘇聯的現實。
不難想像，在史達林死後，毛會將累積的怨憤不滿，一股腦兒地擲向蘇聯。相對於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毛則是以「擁護史達林」的形式，開始公然地挑戰「蘇聯的權威」。中蘇對立的嚴峻程度，正如後所述，就連共產主義的大義、與強敵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被模糊化。最後，甚至愚弄、犧牲一同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當自身是「弱者」之時，叛逆大多意味著革命。而當自己成為「強者」之時，若仍鼓吹「叛逆」，則容易導致巨大的「破壞、混亂」。
逆境者鄧小平
若是將「叛逆者」視為毛澤東的首要特徵，那麼該如何看待鄧小平？眾所周知，鄧小平是身高約一百五十多公分的矮個子，既不能說是儀表非凡，也不算是引人注目。生長在四川鄉下的富裕家庭，擁有最好的環境，並受到家中長輩的疼愛。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大相逕庭。楊炳章的《鄧小平――政治的傳記》中，對於少年時期的鄧小平有如下的評述：「成績不上不下，是個普通的學生」、「鄧在（準備留學的）補習班中也表現平平，並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印象」、「鄧本來的政治意識不高，年紀也輕。……並沒有像陳毅、聶榮臻等、其他的四川同鄉讓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鄧小平獲得至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因而離開中國，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於法國半工半讀，這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但是這個時期的鄧小平，並沒有像周恩來一樣有著輝煌的活動經歷，他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少年》中工作，幫忙蠟版油印，最後獲得「油印博士」的封號，這段軼事亦十分有名。一九二六年鄧小平經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後便負責黨中央內部的記錄工作等秘書性質的活動。從這些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顯露出任何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的跡象。
雖然鄧小平個子矮小，稱不上風度翩翩，能力也不怎麼起眼，但或許是基於強烈的自尊心，使他鍛鍊出「忍耐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貫徹自我主張的精神」。勤工儉學計畫也因他的成績不佳，而必須自付一半的留學支出。年僅十六歲的他，是參加者中年紀最小的。他在船艙最下等的底層甲板上待了近一百天的時日，到了法國在最糟的勞動條件下工作，被揶揄為「油印博士」般的、勤勉持續地做著屈居人下的差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鄧小平不知不覺地鍛鍊成「逆境中的強者」＝逆境者。
關於鄧小平的私人生活雖然只是外界臆測，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時，與姿色端麗的金維映女鬥士結為連理，無奈這段婚姻只維持短短一年便告結束。金維映在離婚後不久與李維漢再婚。李維漢比鄧小平年長八歲，是法國勤工儉學計畫的學長，擁有輝煌的經歷。一九二八年任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其後歷任上海、江蘇的最高幹部，一九三一年外派至蘇聯，一九三三年回國後成為黨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組織部長。金維映與李維漢結婚後不久便生下李鐵映（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這一連串的事情，而有鄧小平被李維漢「奪妻」的說法。話雖如此，寒山碧卻指稱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
無論如何，這對鄧小平而言，確實是「身為男性的屈辱」。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中，鄧小平也不得不忍耐。鄧小平在離婚後不久便任職江西省黨委員會宣傳部長，在留蘇派掌握權力的黨中央內，被批判為「羅明路線」的推進者，被剝奪所有職務，並「留黨察看」，這是他在黨內第一次失勢。這個事件的原委是，為了對抗國民黨軍的「包圍討伐」，黨中央採取「寸土不讓」的方針，但福建省黨委員會代理書記羅明卻與中央不同調，表明採用毛澤東的「放棄據點，展開游擊戰」的方式，鄧小平也表示支持；因此被黨中央批判為「右傾的機會主義」，遭到整肅。鄧小平在「留黨察看」的狀態下開始長征，被編入前妻金維映所指揮的中央第二縱隊，其上又有司令官兼政治委員李維漢，他不得不像一名兵士般表現出追隨與服從。對鄧小平個人來說，這恐怕像是在巨大的屈辱之下偷生，才得以完成不可思議的長征。
再度失勢
然而，對鄧小平而言，其後，特別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為止，他在政治舞台的活動經歷，可以用「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來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憑藉著親近毛澤東而逐漸活躍，並浮上了檯面。然而，在大躍進的「大挫折」後，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設國家及社會的方式抱持著疑義，實際上打算推行完全迥異的經濟建設模式，不料等待著他的、卻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特大號陷阱。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不久，他便被紅衛兵拖上街，冠上「中國排名第二的當權派」的罪名，受盡屈辱而失勢。
不過，與最大當權派的劉少奇，被剝除黨籍、永久除名後失意病死的狀況相比，鄧小平被處分「留黨察看」三年半，軟禁在江西省農村中的境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此逆境中，鄧小平把時間花費在讀書、勞動以及鍛鍊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看見他在宿舍庭院中繞了數十圈的身影後，寫下這段文字：「看著父親堅定且快速的步伐，便能清楚明白，他是為了將來的戰鬥做準備，父親的信念、計畫及決心已越來越明確，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穩固。」
一九七六年一月，堪稱為鄧小平的伯樂─周恩來因癌症逝世後，鄧被冠以「死不悔改的當權派」之罪名再度失勢。鄧小平對於這次的失勢，展現了頑強不屈的姿態。之後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華國鋒懇求，希望華國鋒允許自己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民眾離開廣場。此時，鄧小平與「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爭論，被記錄在某一部後來被禁止發行的書籍中：
張春橋冷笑地說道：「太遲了，小平同志。你就不要再演戲了。」鄧小平以威懾的眼神使勁地瞪著他，露出冷冷的一抹笑容回答說：「春橋同志，這次我倒想要看看你的把戲，要怎麼落幕。」語畢，鄧小平憤然起身，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
對於年過七十、數度戰勝逆境的鄧小平而言，這種程度的「挫折」，或許已經不到值得賭上生死的程度。其後，正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失勢，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如同不死鳥一般復活於政壇，帶領著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路線邁進。
農村包圍都市
毛澤東與鄧小平皆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如果說寫著「啊，中國就快要滅亡了」的小冊子是驅使毛澤東走向革命的契機，那麼，鄧小平以「中國正是因為孱弱所以想要變強。正是因為貧困所以想要富裕。為了找尋救贖中國的道路而想向西洋學習」作為留學法國的動機，同樣也是基於民族感情的驅使而道出的內心話。兩人皆是基於民族的危機意識而參加革命運動，而且在其後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在其思想上較能探尋出清楚的軌跡，鄧小平就未必如此。
毛澤東在少年時代便喜愛中國的古典作品，特別是《水滸傳》、《孫子兵法》等作品的思想，這是受到清末時期故鄉的英雄曾國藩的影響。在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有機會接觸歐美各種革命的新思想，他認為當時的自己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之觀念的混合物」。毛澤東傾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受到俄國革命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紀念俄國革命三周年，於長沙展開的反軍閥示威運動的經驗中，毛澤東更加地確信：「只有憑藉著群眾運動中民眾的政治性力量，才能夠保障改革的實現。」
自覺到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當時接受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階級鬥爭」、「勞動者階級的進步性」等觀念，信奉並實踐著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以都市為中心的工人革命多次宣告失敗，毛澤東漸漸地察覺到，農村與農民才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在毛澤東初期著作中，最有名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中，他斷言：「如果將民主革命的功績以十分來計算，市民與軍事的功績為三分，而農民在鄉村的革命功績則是占了七分。」
往後，就算當時的黨中央領導者再怎麼強調都市的奪取、以工人為軸心的都市革命，毛澤東依舊主張「從農村包圍都市」，堅持以組織農民軍及農民革命，擴大農村根據地的方式，最後終於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共產黨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有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亦斷言：「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際上就是賦予農民權力。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
在與「留蘇派」等教條主義的領袖們的鬥爭中，毛澤東主張「馬克思主義只有在中國化以後才有意義」，全面性地導入中國特色。這包括了：以農村為根據地、帶著強烈傳統性的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另外，「共產主義即是大同社會」之觀念，也與中國傳統理想社會相互連結。這樣的傾向，讓中國在建國後暫時中斷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久後出現「土法」（鄉村、本地的做法）方式的「大躍進」之挑戰。
客觀看待國際社會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活動以後，對於外國事務的關心也越來越冷淡。毛澤東首次出國，是在先前所述建國後的蘇聯訪問。而第二次前往莫斯科，是在一九五七年俄國革命四十周年之時，他出國的次數，前前後後數來也就只有這兩回。進入中南海（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辦公室及領導者的居住區）以後，喜愛閱讀的毛澤東，更加傾心於中國古典作品。有位曾經進入過毛澤東的寢室兼書齋「菊香書屋」的人，形容毛的書櫃：「在一個又一個的書櫃上，可見龐大數量的中國文學及歷史書籍。外國文學的翻譯書並不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十分稀少，史達林的著作則是一本也沒有，在這方面的藏書可以說是極度地欠缺。」由此可知，將毛澤東稱為「土著派的革命家」並不為過。
那麼，鄧小平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正如前文所指出，一九二○年鄧小平以十六歲少年的身分遠赴法國、一九二六年前往莫斯科，最後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回到中國，約莫六年半的青春歲月都在國外度過。在此一過程中，鄧小平無意間認識了許多激進派的留學生，不知不覺間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並漸漸地開始參加相關的活動。楊炳章在述說留法時代的鄧小平時，對鄧曾有如下評述：「並非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理論色彩去參加黨的活動。不僅是一九二○年代的留法期間，在整體的政治生涯上，鄧幾乎是不閱讀，也不寫長文的人。但是，其行動卻讓人看見他強烈的決斷力與熱情。」
因此，雖說鄧小平也在國外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卻與「留蘇派」的王明、博古（秦邦憲）等國際派領導者不同，他們往往埋首於馬克思、列寧及史達林的著作之中，甚至可說是將這些著作內容當成是金科玉律的教條。回國後參加革命運動的鄧小平，透過實際的行動而逐漸向毛澤東的革命、軍事戰略論靠攏，日日投身於農村戰爭，與國際派的形象越顯疏離。在建國後，像是謀求與蘇聯關係的緊密化，或是如周恩來一般、展開以世界為舞台的外交活動等的思考行為，對鄧小平來說，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在一九六○年代前半期的中蘇爭論中，鄧小平身為中國方面的代表，面對蘇聯的代表卻一步也不肯退讓。這就是身為愛國主義者的鄧小平所應有的表現吧。另外，他在復出後不久的一九七四年，出席紐約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以中國代表的身分發表「三個世界論」的演說，受到世界的注目。其後，毛澤東逝世，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鄧小平逐次訪問日本、美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致力於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同時，為了能夠積極引進先進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大幅修正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的鎖國政策，推動大膽的開放路線。或許是因為青年時代在國際社會的體驗，使得鄧小平能用客觀的眼光看待國際社會，並能夠積極地接受進步的事物。基於上述，可將鄧小平歸類為「國際派」。
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若要舉出毛澤東的另一個顯著特徵，那便是作為軍事戰略家的卓越能力與實力。我不贊同「毛並非大家所認為的軍事天才」之說法。雖然無法提出確切的論證，但以客觀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以我的立場看來，這已經是十分保守的說法，因為我內心認為，毛澤東的傑出程度，並不遜於拿破崙、凱撒、成吉思汗等軍事戰略家。那麼，毛澤東的傑出之處為何？我想，那就是毛始終貫徹著「弱小的自己面對著強大的敵人，該如何取勝」的思考原點。自與父親的對抗開始，與地主階級的戰鬥、與日本軍隊的戰鬥、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戰鬥，甚至是到最後與美國、蘇聯的戰鬥，都是以認識「弱小的自己」為出發點，構想著叛逆＝戰鬥的藍圖。
在此，首先想到的是「自強」。毛澤東最初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是一九一七年的〈體育的研究〉，他於文章開頭便感嘆國家力量的弱化、武風的不振，以及民族體質的虛弱傾向，並主張應該要有自覺，以鍛鍊的方式謀求體力的精實。將這樣的想法應用於組織論的成果，便是「根據地理論」。當然並非是絕對的，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下，創造出相對強大的據點。在建立根據地的同時，想要將自己推進到相對優勢的地位，則需要兩個條件：（一）充分活用空間、（二）盡可能地拉攏廣大的人群，使他們和自己站在同一邊。換言之，（一）就是游擊戰，（二）就是統一戰線理論。游擊戰的戰略可以歸納為以下十六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敵人進攻我就撤退、敵人駐紮我就擾亂、敵人疲憊我就攻擊、敵人撤退我就追擊）另外，重視統一戰線理論，將敵人縮減到最少，在各個階段盡量連結可聯絡的勢力，將敵人層層包圍。
除了活用（一）、（二）的戰術外，也有必要逐漸地轉換敵我之間的力量關係，在此能夠運用的是（三）持久戰理論。其中又分為三階段：一是戰略性的防禦階段，二是戰略性的對峙階段，三是戰略性的反攻階段。在第一階段，要完全避開大型的決戰及陣地戰，以運動戰的方式逐漸破壞敵方的士氣及戰鬥力。第二階段，基本上一邊威脅敵方的占領地區，一邊準備反攻。接著是第三階段，對此時已大量耗損戰力，且感到孤立的敵軍，進行反攻。如此將（一）、（二）、（三）戰術以綜合性、有機性的搭配為基礎的見解，正是所謂「人海戰術」的戰爭理論，亦即「人民戰爭論」。而且還不忘訴求這場戰爭的正當性，認為戰爭可以二分為「正義的戰爭」與「不正義的戰爭」，而人民的戰爭正是所謂的「正義之戰」。在中日戰爭中，對抗以正規戰求速戰速決的日本軍隊，毛澤東活用上述的戰爭理論而取得勝利，正是佐證理論的最好典範。一九四六年開始與國民黨的內戰，基本上也是以此種戰爭方式獲勝。
基於上述，毛澤東確實是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然而，若是追溯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軌跡便能明白，毛澤東並不能稱得上是位有才能的建設者。當心中有假想敵時，毛能夠竭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建國之後，設定假想敵並策畫打倒敵人戰略的機會卻大幅減少。比起打倒假想敵的策略，把目光放在國家、社會、經濟方面的建設上，分別訂立目標，思考如何打穩根基，累積實力去完成，是更為重要的工作。
可惜的是，毛澤東的思維往往偏向軍事戰略的性質，這對建國以後國家及社會的建設來說，實際上成為了「陷阱」，或者說是「缺陷」。面對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劉少奇，以及其後決定打倒林彪之時，毛的戰略清晰可見。然而，如此以軍事戰略思維為出發點的特質，對於中國人而言，究竟是好是壞，這便又是另一個問題。
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對照這樣的毛澤東，鄧小平又是如何？鄧小平在幾場戰役中確實有著顯赫的成績，顯示其指揮能力。但與其說這是鄧小平基於自己的軍事戰略，不如說是他忠實地實踐著毛澤東計畫的結果。循著此一軌跡探看，一九三○年代至一九六○年代初期，基本上，鄧小平作為一位效力於毛澤東的忠誠部下，確實地完成毛所賦予的任務。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任命鄧小平擔任原由張國燾（為毛的對手，因反抗毛而被黨除名）所率領一二九師團的政治委員，將一二九師團納入毛的勢力範圍內。最後鄧小平不但掌握一二九師團，並開創了河北、河南及山東省境的根據地。
由鄧小平所領導，於國共內戰中與劉伯承聯手的第二野戰軍，在幾個扭轉國共勢力關係的重大戰役中，殲滅大批國民黨軍，將戰鬥導向勝利。一九五七年與赫魯雪夫的論爭當中，毛澤東指著鄧小平，提醒道：「千萬不能小看這個小個子。他可是殲滅了蔣介石一百萬的精銳部隊。」此番發言正是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實踐能力上的肯定。建國後不久，鄧小平被派任至西南地方戰區，當地仍駐留大批的國民黨軍，最後鄧不負毛澤東的期待，平定西南。在反右派鬥爭之時，面對著毛發起的運動，於陣前指揮的人，也是鄧小平，他當時是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逝世後，其所論述過的各式主張，被黨中央正式承認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並列。但是鄧小平的著作，就以《鄧小平文選》全三卷作為例子，就算全部讀完，也無法看出類似毛澤東所提出的革命論（《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哲學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戰略論（《持久戰論》、〈游擊戰論〉等）等，與革命和戰爭相關的理論內容。至少在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的文章大多是關於黨、政府、軍、根據地的活動報告，以及相關的具體政策。
但是，在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有關「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和平與發展」等、相關理論性質的思想論述內容逐漸增多。這些主張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的內涵，以最高領導者的身分來說，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與其說這些理論是鄧小平秉持著哲學的信念，加以體系化後的產物，不如說是他彙整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或是將其他領導者與智囊團的見解，加以整理消化過後的結果，這樣的說法較為妥當。亦即，一如字面上之意義，鄧小平是革命、戰爭、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實事求是的思想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實踐後，最重視的便是調查與現實的實踐。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初期的農村革命，農村根據地的建設最重視的就是反覆的可靠調查，其中也包含毛澤東自身的調查經驗。以先前提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木口村調查〉、〈興國縣調查〉、〈才溪鄉調查〉等，皆是毛澤東所進行的農村調查，具有高度真實性。在與黨內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論爭中，最重視的便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特別是在一九四○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批判留蘇派向教條主義傾斜時，便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實事求是」。
由上述可知，毛澤東為了打倒敵人，關於實情的掌握以及具體的實踐方法都十分傾向實用主義。但是，建國以後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毛卻不以可靠、客觀的情勢分析作為基礎，既不偏向實用主義，也沒有長遠的思考。為何如此，實在是令人想不透。例如，在建國前後，由自己開始提倡「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正當無論是領導者或是國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卻突然高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行推動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化。其後沒幾年，毛澤東又捨棄了在數據上看來大致順利的蘇聯模式，走向獨有的、急進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式，鼓吹「大躍進政策」，最後招致悲慘的結果。而「文化大革命」雖是創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運動，實際上卻引起以憎惡豢養憎惡的激烈暴力，帶來破壞、失序的巨大混亂。
對於國家、經濟、社會之建設，必須在掌握實際客觀的狀況下，設定目標，訂立計畫，依循規章、法則，按照各個發展階段，一步步地累積變革之工程。在有具體可見的目標＝敵人存在的狀態下，毛澤東能夠冷靜透徹、耐性十足地應對，但他可能不擅長面對看不見的、無形的目標。相較於對於客觀實際規律的掌握，他過度依賴人自覺的努力及可能性（主觀能動性）。即便是純粹的經濟問題，一到毛澤東的手裡，就演變成「階級鬥爭」、「權力鬥爭」的政治問題。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狀況，幾乎就是戰爭情勢，最前線的現場情報就是致勝的關鍵。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想要親臨現場卻變得十分困難。無論在什麼場合，他要前往的「現場」，都必須讓人在事前進行詳細的探查，並在許多保鑣圍繞之下進行視察。因此毛澤東大多數的日子，都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隔絕，在中南海的高牆內生活。關於他的日常生活，雖然可以從其主治醫生李志綏的著作中窺探一二；但像是對部下送上的資訊及政策草案進行指示與評論、喜好閱讀、耽溺於和女性的遊玩、熱愛作詩、在會議上的爭論等，這些毛澤東的日常活動卻幾乎無法直接碰觸到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在第二章以後也會論述到，「人民公社的理想模式」與文革時期「公社形式權力的創造」等，這些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則是越來越遠離現實，成為烏托邦式的思想。因此，一旦到了要具體實現這些目標的階段時，便遭到來自乖離現實的強烈反擊而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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