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

序一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睹為快。沒想到，剛讀完兩章，永毅便來信邀我寫序。我雖然對文革略有所知，但是哪能和永毅相比。在認得他以前，就讀過他關於劉少奇的論文，內容已經忘記，只依稀記得，實事求是，在一邊倒學術氣氛中獨樹一幟，對慘遭政治迫害的劉少奇反有批評，然而不是深文周納，而是言必有據。我研究中共歷史，後來知道中研院有他編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歷史數據庫》，不時上網查閱，認為蒐羅豐富，縱跨毛澤東建政以來27年，很多文件在中國大陸都是秘而不宣的最高機密。他動手動腳找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甚至還為了探尋資料，一度坐進中國大陸的牢房。既是佩服其蒐集功力，更是佩服他對文網的無懼。

永毅這本研究文革的新作，選擇六個關鍵人物切入。他們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中共官方歷史中，毛澤東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發動者，旨在教育和改造已出現蛻化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用心良苦，卻遭野心家扭曲和利用，以致千萬人遭到政治迫害、中國經濟更嚴重倒退，人們陷入普遍貧窮。劉少奇和林彪都是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前者被寃枉為中國的赫魯雪夫，戴上反黨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鬥、關押、刑訊，而後折磨致死；後者篡奪黨政軍大權不成，畏罪搭機逃亡，折戟蒙古黃沙。周恩來是人民愛戴的好總理，總是委曲求全、減少文革迫害和破壞。江青是「白骨精」，集呂后、武則天和慈禧三個歷史「壞女人」之大成，以不肖文人張春橋為「狗頭軍師」，篡黨、篡政、篡軍，滿足個人權力欲望，肆行迫害無辜。

永毅從傳統政治文化基因的角度進行論述，直接批評毛澤東有帝王情結，自以為是秦始皇，對權力有出乎尋常的敏感，生怕權力外移，太阿倒持，文革是以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幻想，蠱惑青年學生，從繼承人劉少奇手中奪回不經意中喪失的大權，乃意識形態服務於權力鬥爭，為後者的道德遮羞布。劉少奇身為繼承人，像已開府立衙的東宮太子，為主分勞，卻被視為擴大權力，逾越君臣分際，故慘遭廢立和迫害。林彪是毛澤東指定的新繼承人，用來代替劉少奇，居然同樣形成權力第二中心，勉強皇帝接受己見，並從毛澤東身邊「招降納叛」，甚至隔代冊立太子，為其造神，縱容其成立私人隊伍。毛澤東洞察林彪之奸，立意拋棄。周恩來是宰相，代表與皇帝共天下的文官集團。相權與皇權相剋相生，卻一味窺伺上意，藉支持文革贏得毛澤東的歡心，擴大相權，並藉機鎮壓和殘害忠良。江青年老色衰，是有名無實的皇后，藉著毛澤東的威望，作為毛澤東的功狗，替毛澤東衝鋒陷陣，更藉機公報私仇，吐泄積怨。張春橋有如外戚的延伸，其實是毛澤東的入幕之賓。既能揣摩上意，為毛澤東思想演繹發皇，又能謹守分際，從不伸手要職位，故深得毛澤東青睞，一度想以其繼承或取代林彪與周恩來。

閱讀六人的文革歷史，像是回到帝制中國的上層權力鬥爭。永毅認為他們的政治行為受個人心理影響和制約，故廣泛閱讀西方心理學書籍，據以解析他們的心理狀態。有意思的是，資料似乎僅允許集中注意力於他相信有病態人格（多疑、妄想和失眠）的人物，即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三人。毛澤東不只有病態人格，而且患有偏執狂，潛意識裡埋有幻想情結。可能受到李志綏醫生對毛澤東描寫的啟發，永毅也以實例證明情欲影響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政治決定。毛澤東以傳統皇帝的雨露之恩及權力施惠，博取女寵的忠誠和情報。由於有幻想情結，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表率，相信只要他發出號召，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支持和擁護。文革時期揭出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民選幹部的主張，卻是葉公好龍，並非真正喜好，用來掩飾殘酷清洗而已。比起毛澤東來，林彪和江青的精神疾病，尤其嚴重。兩人都怕風怕雨、怕光怕熱，怕聲怕吵，被認為有嚴重憂鬱症、精神強迫症，或歇斯底里症。令人驚訝的是，這兩個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管理的重病號，毛澤東竟倚為臂助，賦予龐大政治權力。比較起來，劉少奇、周恩來和張春橋三人倒是正常多了，以致永毅的心理分析功力難以施展。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踏實的實證研究仍揭示了隱藏難見的歷史真相。一向被認為冷酷無情的張春橋，有其政治野心，也羅織無辜，但是孝順老母，忠於愛情，而廉潔儉樸，有其令人欣賞之處。見道固然不真，卻最忠實於毛澤東及其思想，後來加諸其身及其夫人的叛徒罪名全屬子虛烏有。周恩來的形象完全被顛覆，怎能誇為人民的好總理？溫文儒雅之下是乃是家奴嘴臉，藉著對毛澤東的迎合，擴大黨政軍實權，且乘政治運動之便，落井下石，迫害清白，最後則因為權力擴大，無法及時治療膀胱癌，而於劇痛之中撒手人寰。劉少奇更是一變其文革受迫害者的形象，呈現其迫害者的另一面。文革前他主持四清、五反和大批判等政治運動，殘酷無情，根本就是文革預演，為毛澤東提供理論、形式和方法的試點，甚至在毛澤東展開文革後，亟力迎合，領導批鬥所謂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高幹，甚至政治盟友。弔詭的是，雖然力求順從毛澤東之意，毛澤東卻認定他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擒賊先擒王」，以其整中低層幹部之道，還諸其人之身。

剩下三章處理文革權力鬥爭之運動帶來的三個重要政治現象：一是夫人參政和夫妻政治，一是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另一是異端思潮和異議人物，以及其血腥鎮壓。毛澤東認為文革是革命，追求歷史進步，卻帶來歷史倒退型的婦女參政，不僅江青和葉群，妻以夫貴，以丈夫代表參與大政，更有很多的高幹夫人成為丈夫辦公室主任，狐假虎威，滿足前此被壓抑的政治欲望，更濫用權力，滿足私欲。其次，由於採取運動群眾的辦法，特別是毛澤東指示的軍管支左，由現役軍官接掌黨政群各機關單位的大權，尤其是中下級幹部經由各種合法和非法方式取得殺人權，釀成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不能像土地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一樣，將眾多暴力事件甩鍋為單純的群眾失控。的確，毛澤東不曾指示使用極端暴力和進行集體屠殺，但是採取土地革命群眾鬥爭地主的做法，卻是文革時期縱容縣以及其下幹部掀起極端暴力和殺人浪潮、甚至在廣西釀成食人風潮的根本原因。永毅因此再三強調，與其究責群眾自發失控，不如指責對以訓練幹部和教育群眾有發明權的毛澤東和劉少奇。最後一章，討論文革促成異端思潮和異議人物，以及中共對兩者的鎮壓。其實所謂異端和異議，不過文革理論刺激出來的思想探索，有受毛澤東思想啟發，主張徹底毀滅黨組織和重建國家體制的，有反對毛澤東對劉少奇各種反黨指控，也有發起讀書運動從蘇共歷史真相了解文革，更有主張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還有對毛澤東提出的諫言。但無論是否真反毛、反共或反黨，都一律視為反毛、反共和反黨而無情鎮壓。這三章代表文革促成的三個重大錯誤，永毅敏銳地看到其重要性，更提出前人所未有或未曾發揮的見解與豐富論據，發人深省。在這三方面，作者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方法都難以著力。儘管如此，還是系統且深入地揭示了三個可謂歷史倒退現象：建立在男性霸權上的婦女參政，有返祖現象嫌疑的極端暴力和集體屠殺，以及對異議思潮和異議人士的鎮壓和迫害。

永毅認定意識形態為權力鬥爭服務，而權力鬥爭不可能為意識形態服務。對他而言，意識形態僅是幫助毛澤東在權力鬥爭中取得道德的制高點而已。仔細閱讀永毅介紹的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不斷革命」理論以後，我想指出，意識形態和俄國經驗，對毛澤東如何成為史達林加秦始皇也有影響。毛澤東相信馬克思階級鬥爭推進歷史，而歷史最終要進化到共產主義階段的理論。雖然是共產革命的功利主義者，也是共產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生奉行馬列主義，在1950年代透過所謂階級鬥爭，先後消滅和改造了地主階級、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敢教日月換新天，把中國打造成只有公有經濟（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隨即毛澤東即以結合群眾運動方式改變蘇聯計畫經濟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只是社會主義經濟並無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天然優越性，生產大躍進反而帶來大饑饉，而在經濟恢復後，官僚階層更出現各種蛻化和退化現象，甚至忘記實現中國共產革命歷史任務的誓言：亦即實現比人民專政和工農階級專政更進步的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建立和逐漸完善的一個迥異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

雖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否真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可以懷疑和爭論，但是共產黨相信自己由先進的工人無產階級和高度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所組成，其歷史使命就是分階段實行共產主義革命。這個共產黨，為完成其歷史使命，採取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1943年初春，毛澤東成為理論上黨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成為理論上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原有思想、軍事、政治、政策和組織五大領導，亦即擁有五個大方面的決策權。毛澤東透過政治局會議，改組中央書記處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根據政治局決定的大政方針辦事。毛澤東把書記處成員減少成三人，自己擔任書記處主席，擁有對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同時兼任其下最重要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當時劉少奇是三人書記處的第二把手，不敢以毛澤東同僚自居，強調只是毛澤東的助手而已。毛澤東以四個主席的身分，控制全黨，而這個黨有歷史使命，採取馬克思本人沒聽說過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組織之，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當時的組織部長陳雲曾闡釋服從的真義說，上級的指示一定要執行。正確的要執行，錯誤的也要執行，否則服從兩字徒託空言。

這個黨組織，隨著其所謂中國革命的推展，壟斷各種政治、道德，甚至經濟資源，尤其強調一元化黨領導的組織原則，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黨領群，除有從上到下的黨務系統外，在政府、軍隊和群眾團體中均成立有黨組織，厲行黨管人事制度，由黨管理黨與非黨系統的所有黨員和幹部。毛澤東所創建的一元化黨領導的統治體制，在消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指失去經濟基礎）後，出現嚴重蛻化，所以在1966年想透過提供所謂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來加以防止。毛澤東甚至以允許全面選舉來改造或徹底重建這個體制的基層，更以奪回高級幹部的權力為號召，動員紅衛兵、造反派和所謂革命群眾。其實，毛澤東這個做法，就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兩方面來說，都是劉少奇預演過的，兩人同樣號召社會主義學習的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改造和肅清與毛澤東社會主義價值矛盾的幹部。差別只是劉少奇把鬥爭矛頭指向基層和學界，而毛澤東將之指向文人黨的高層。

永毅強調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如何向劉少奇學習理論、方式和方法。其實，如果把注意力轉到延安時代的整風、審幹和反奸，他可能也會發現文革前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是延安時代兩人精誠合作的整風、審幹和反奸之重演。永毅的大作說，文化大革命小組有點像東漢的御史大夫，我倒覺得很像1942年成立的總學習委員會（主管整風）、審幹（審查幹部）委員會和反奸委員會三個臨時性組織。1943年年初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後就出任前兩者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毛澤東，劉少奇則顯然是第一副主任委員，把康生這個原來的副主委員比了下去。劉少奇更是反奸委員會主任委員，獨當一面。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康生三人的領導下，延安不但當時出現反自由主義運動和坦白運動，也出現日以繼夜、跡近瘋狂、歷時半個多月的搶救運動，以及放鬆節拍的反奸坦白運動，一萬多人被懷疑為特務分子，被逼認罪坦白，向黨請罪。儘管後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甄別平反，拿掉特務分子的帽子，卻已備嘗荼毒，而坦白出來的供詞也都成了人事檔案，附影隨形，死而後已。

延安時代，有特務分子嫌疑的所有幹部送保衛機關審訊，文革中則有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高級幹部，由周恩來成立的專案小組處理。劉少奇慘遭逼供信荼毒，周恩來還在請示如何處理劉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劉賊可殺」。雖然因為毛澤東的不同意照辦，但是劉少奇還是缺乏亟需的醫藥用品而難逃瘐斃。由於時代的演進，前後兩個「整風、審幹、反奸」運動之間當然有其差別。除規模難以比擬外，延安時代強調一個不捉、大部不殺，故死人不多。此時則死刑權下放到縣以下，不時出現大量逼供信，而且出現集體屠殺。雖然毛澤東和其他黨領導並沒有直接參與，籌劃，其大量發生卻是毛澤東運動群眾策略中原有縱容「過左、過火」策略的邏輯產物。

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採取以下策略。他知道提出任何政策和號召後都有三種反應：一種是積極分子，積極贊成；一種是落後分子，強烈反對；還有一種是中間分子，看大勢。三種人的實際分布情形是中間大兩頭小，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都不多，依偎兩者之間的所謂中間分子乃是絕大多數。毛澤東的群眾運動策略因此是，找出落後分子，樹立為對立面，以仇恨動員積極分子，拉攏和中立中間分子，組織最大力量孤立和打擊落後分子。理想的情形是，落後分子只是一小撮人，僅占百分之五或更少，而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積極分子。一旦政治運動展開，各機關學校軍隊位的首長組成小核心，再建立包括各級幹部的中核心，再形成以積極分子為主要成分的大核心。這個動員和逐一組織過程中，千萬避免把落後分子估計得太多，因而殃及中間分子，製造過多敵人，同時妨害積極分子人數的快速成長，而無以對落後分子形成足夠的打擊力量。永毅研究過土地革命，編過有關土地革命的書，知道動員群眾策略跟毛澤東的經驗有關。土地革命中毛澤東便以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為目標，動員和組織貧苦農民，透過鬥爭大會，進一步煽動其他貧苦農民，對地主富農採取過火、過左行動，全力促成農村社會和政治單位的兩頭一大一小的兩極化。當然煽動貧苦農民積極加入行動以後，地主富農的人數可能出現不合理的劇增，增加土地革命的阻力，但透過覆查和退賠可以處理，甚至爭取到感激涕零。

最後一章非常重要。關於這個主題，除北大錢理群教授以外，不知有誰曾有深入研究。但是我要強調一點，這種文革製造出來的異議人士，其實為數不多。永毅中學時代做過紅衛兵，曾經是毛澤東的狂熱擁護者，在上海看過張春橋鬥陳丕顯，上山下鄉，走過文革後期，1980年鄧小平告別革命後，前往美國學習，而且留在美國做事居留，對美國式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有一般中國大陸學者所缺乏的理解，因此反省和研究文革十年，角度與前人有異，更能提出深刻的見解和議論。最近中國大陸蒙昩主義再次當道，杯葛對文革歷史的研究和出版，不願人民知道和了解文革真相。永毅得以在海外華人世界出版此一好書，是吾輩幸運。毛澤東自認文革為其一生兩大功業，另一是把蔣中正趕到臺灣。其實，發動文革絕不可能是一大功業，因為既不能防止他建立的單一公有經濟體制被修正與變色，反而帶來十年的巨大國家災難和歷史倒退。永毅此一力作，為文革歷史作了令人佩服的見證。是為序。

序二

徐有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紐約新學院訪問教授

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隨著海內外一批青年學者的崛起，出現了多元雜陳、眾聲喧譁的可喜局面，文革研究的視野不斷擴展，而宋永毅教授在「從心所欲」之年推出的力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則在眾多的論述中另闢蹊徑，為深入理解和充分闡釋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為新穎和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當然，一直有人從心理和文化角度研究文革，比如，我們可以舉出Robert J. Lifton的著作《革命的不朽：毛澤東與中國的文化革命》（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作為文革前期研究的例子，以石文安的論文〈中國文革的犧牲品：暗傷〉（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作為文革之後研究的例子，但是，這兩例都是以青少年的思想行為變化為題材，做心理文化分析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宋永毅教授的這部著作則是一種更為大膽的嘗試，他把心理文化方法運用於文革的宏大敘事，解釋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決定文革進程的領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應該承認，在研究文革的中文論著中，從文化或心理角度進行闡釋的為數不少，但是在這些論著中，文化心理元素只是例證或者素材，我們看不到作為指導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學科研究的，有堅實理論基礎和相當闡釋力的文化或心理理論框架。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充分體現了中國經驗與西方學術背景的密切結合，他的研究建立在熟悉和利用了現代西方有關理論的基礎之上，他參考的理論有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心理學，也有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史學，他還借鑑了西方學者運用精神病理學來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

本書作者首先把上述新思路運用於研究毛澤東與文革運動的關係。一般認為，毛澤東老謀深算、冷酷無情，這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作者同時還注意到另一個方面，即毛的獨具個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他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現得極為突出，不時影響了甚至支配了他對形勢的判斷和做出的決策，這使得文革運動經常發生風雲突變，而這種讓人無所適從的變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無法解釋的。作者在本書中列舉了不少事例，說明毛澤東在情欲的支配之下如何做出了違背常理的決定，這裡僅舉兩個小小的例子。

第一例是1967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五．一三事件」：軍內保守派「老三軍派」策劃演出文藝節目，以為本派在政治上取得優勢，而軍內造反派「新三軍派」得知消息後，決定去造反以阻止演出，「新三軍派」人多勢眾，肯定得勝，但這時毛澤東身邊有兩個情人屬於「老三軍派」，他們向毛吹了枕邊風，使得毛表態支持「老三軍派」的演出，從而使得此派反敗為勝，並進而改變了軍內派性鬥爭的力量對比。第二例是1974年文革派借反對開後門向黨內和軍內老幹部發起攻擊勢頭正盛時被毛澤東突然叫停：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等文革派抓住老幹部們走後門安排子女參軍一事向以葉劍英為首的老幹部發難，這本是師出有名、頗得民心的事情，但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做出批示，加以制止，這使得一場大張旗鼓進行的鬥爭戛然而止，即將到手的勝利化為烏有。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反常？原來，毛也安排了好幾位已經玩弄過的來自文工團的情人到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學院去上學，他怕反對開後門的事情深究起來牽涉到自己，這是毛澤東搞權色交易在政治上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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