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戰，人的愚昧如何將自身推向敗亡？【全新名家譯本】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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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金石堂強力推薦
金石堂閱讀週年慶第二波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理性與感性【限量花飾書口彩畫╳立體皺褶絹布裝幀╳燙金精裝靜奢版】
內容簡介
政府沒有我們想像的英明睿智！
如果理性是人類最珍貴的德性，為何歷史不斷顯示：
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對方的詭計？
權力不只使人腐化，更使人愚昧
兩座普立茲獎得主 芭芭拉．塔克曼 揭開掌權者一再犯蠢的歷史
芭芭拉．塔克曼著作中，批判力道最強、最具警世意義之作
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學者 陳思賢教授 專文導讀
「儘管其他各門學問皆能與時俱進，政府的治理卻是原地踏步；今日政府的治理方式，與三、四千年前相比，幾乎好不了多少。」――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在人類的歷史中，掌權者經常一再犯錯，明知某些作為有弊無利，雖另有其他選擇，卻仍然一意孤行，甚至其後主事者繼而相隨，最終導致失敗或覆滅。芭芭拉．塔克曼稱此為「愚政」。
國家的統治者原本應是「神聖理性的僕人，奉命維持人世間的秩序」，但往往被人類的非理性弱點壓倒，淪為愚政的施行者。本書探究了歷史上的四個愚政案例，包括：一、為何特洛伊國王不顧反對與勸阻，執意將木馬拖進城內，釀成屠城的悲劇？二、為何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與教會走向腐敗，以致激起宗教改革？三、為何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四、為何美國在越南陷入戰爭的泥淖，無法自拔？
芭芭拉．塔克曼認為，剛愎自用是導致愚政的重要因素。因為剛愎自用，令人拒絕從歷史的經驗借鏡獲益。此外，愚政更是權力的產兒，誠如艾克頓勳爵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權力往往會戕害思考，讓政治領袖做出愚行。然而，作者在本書並未對人類完全絕望，她說：「政府治理的智慧就像一支利箭，雖然很少使用，但始終在人類的箭囊裡待命。」或許我們該追問的是：這智慧之箭，何時能搭上弓弦？
《愚政進行曲》是塔克曼著作體系中，論述時代跨距最大、批判力道最強且最具警世意義之作，提醒所有讀者：「如果人類能夠從歷史中學習，它將教導我們何等珍貴的教訓！」
【本書焦點】
▸當特洛伊的普萊姆國王決定將木馬拖進城內時，祭司拉奧孔示警：「你們瘋了嗎？你們這些可憐蟲。你們以為敵軍已經離開？你們以為希臘人送的禮物不會暗藏玄機？難道不曉得奧德修斯的名聲？」無奈「執迷」奪去了人的理性。讓木馬進城的不是命運，而是自主的選擇。這個錯誤的決斷即是愚政的原型。
▸文藝復興時期的六位教宗――西斯篤四世、依諾增爵八世、亞歷山大六世、儒略二世、良十世、克勉七世――極盡腐化、敗德、貪婪，他們的統治讓信徒大失所望，讓教廷名聲掃地，對要求改革的呼聲不聞不問，對抗議、警告以及民怨沸騰的徵兆視而不見，結果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體性被打破，使得一半的信徒投向另立門戶的新教。
▸英國下議院議員艾德蒙．柏克說：「對於殖民母國英國而言，保住美洲殖民地在經濟、政治甚至道德層面的價值，遠遠超過徵稅利益的總和，甚至超越任何一條所謂的憲法原則。」但英國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關係，在一七六三年至一七七六年的十餘年間急遽惡化，最終英國在原本沒有叛亂者的地方製造出叛亂者，致使美國獨立。
▸歷時十九年五個月又二十九天的越戰，曾是人類史上最漫長的戰爭。美國的挫敗源自於想當然爾地認定，無論面對什麼目標，都能貫徹其意志；拒絕承認一個「四流的」亞洲國家也有其尊嚴與堅定的目標，這與當年英國對待北美洲殖民地的態度如出一轍。歷史的諷刺有時絲毫不留情面。
▸西哲柏拉圖曾云，賦予任何事物過多的權力，就像給船隻過大的船帆一樣危險。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則指出，權力慾是「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張膽的一種」。對權力的慾望只能藉由宰制他人的權力來滿足，政府就是它情有獨鍾的運作場域。而芭芭拉．塔克曼在這本書告訴我們：「政府是愚行的大本營；因為人們在這裡追求宰制他人的權力，卻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如果理性是人類最珍貴的德性，為何歷史不斷顯示：
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對方的詭計？
權力不只使人腐化，更使人愚昧
兩座普立茲獎得主 芭芭拉．塔克曼 揭開掌權者一再犯蠢的歷史
芭芭拉．塔克曼著作中，批判力道最強、最具警世意義之作
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學者 陳思賢教授 專文導讀
「儘管其他各門學問皆能與時俱進，政府的治理卻是原地踏步；今日政府的治理方式，與三、四千年前相比，幾乎好不了多少。」――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在人類的歷史中，掌權者經常一再犯錯，明知某些作為有弊無利，雖另有其他選擇，卻仍然一意孤行，甚至其後主事者繼而相隨，最終導致失敗或覆滅。芭芭拉．塔克曼稱此為「愚政」。
國家的統治者原本應是「神聖理性的僕人，奉命維持人世間的秩序」，但往往被人類的非理性弱點壓倒，淪為愚政的施行者。本書探究了歷史上的四個愚政案例，包括：一、為何特洛伊國王不顧反對與勸阻，執意將木馬拖進城內，釀成屠城的悲劇？二、為何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與教會走向腐敗，以致激起宗教改革？三、為何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四、為何美國在越南陷入戰爭的泥淖，無法自拔？
芭芭拉．塔克曼認為，剛愎自用是導致愚政的重要因素。因為剛愎自用，令人拒絕從歷史的經驗借鏡獲益。此外，愚政更是權力的產兒，誠如艾克頓勳爵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權力往往會戕害思考，讓政治領袖做出愚行。然而，作者在本書並未對人類完全絕望，她說：「政府治理的智慧就像一支利箭，雖然很少使用，但始終在人類的箭囊裡待命。」或許我們該追問的是：這智慧之箭，何時能搭上弓弦？
《愚政進行曲》是塔克曼著作體系中，論述時代跨距最大、批判力道最強且最具警世意義之作，提醒所有讀者：「如果人類能夠從歷史中學習，它將教導我們何等珍貴的教訓！」
【本書焦點】
▸當特洛伊的普萊姆國王決定將木馬拖進城內時，祭司拉奧孔示警：「你們瘋了嗎？你們這些可憐蟲。你們以為敵軍已經離開？你們以為希臘人送的禮物不會暗藏玄機？難道不曉得奧德修斯的名聲？」無奈「執迷」奪去了人的理性。讓木馬進城的不是命運，而是自主的選擇。這個錯誤的決斷即是愚政的原型。
▸文藝復興時期的六位教宗――西斯篤四世、依諾增爵八世、亞歷山大六世、儒略二世、良十世、克勉七世――極盡腐化、敗德、貪婪，他們的統治讓信徒大失所望，讓教廷名聲掃地，對要求改革的呼聲不聞不問，對抗議、警告以及民怨沸騰的徵兆視而不見，結果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體性被打破，使得一半的信徒投向另立門戶的新教。
▸英國下議院議員艾德蒙．柏克說：「對於殖民母國英國而言，保住美洲殖民地在經濟、政治甚至道德層面的價值，遠遠超過徵稅利益的總和，甚至超越任何一條所謂的憲法原則。」但英國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關係，在一七六三年至一七七六年的十餘年間急遽惡化，最終英國在原本沒有叛亂者的地方製造出叛亂者，致使美國獨立。
▸歷時十九年五個月又二十九天的越戰，曾是人類史上最漫長的戰爭。美國的挫敗源自於想當然爾地認定，無論面對什麼目標，都能貫徹其意志；拒絕承認一個「四流的」亞洲國家也有其尊嚴與堅定的目標，這與當年英國對待北美洲殖民地的態度如出一轍。歷史的諷刺有時絲毫不留情面。
▸西哲柏拉圖曾云，賦予任何事物過多的權力，就像給船隻過大的船帆一樣危險。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則指出，權力慾是「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張膽的一種」。對權力的慾望只能藉由宰制他人的權力來滿足，政府就是它情有獨鍾的運作場域。而芭芭拉．塔克曼在這本書告訴我們：「政府是愚行的大本營；因為人們在這裡追求宰制他人的權力，卻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名人推薦
▸「愚政」這個警世概念，它指出了人類政治史上不絕如縷出現的政治「晃神狀態」（在民主政體中尤其諷刺！）──「愚政」常如同喪屍般持續前行。因它們已成為一種「典範」，所以似幽靈般制約我們。這些「典範」之所以會帶來「愚政」，乃是因其與某些人性的基本傾向（或說弱點╱劣根性？）密切連結，而人類慣有的hubris阻止了我們在當下認真、嚴肅、再三反省自身做出的價值選擇。
——陳思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芭芭拉．塔克曼在《愚政進行曲》中一如既往，打破所有規則。當多數通俗歷史學家仍緊守著傳記的岸邊、多數學院派歷史學家滿足於在小池塘裡安靜划水，塔克曼卻懷抱著旗幟鮮明的道德使命揚帆出海⋯⋯正如她的新聞記者與歷史學家同行法蘭西絲．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所云，塔克曼的「特殊才能」在於她能夠深入堆積如山的史料，帶著亞莉雅德妮的線球（Ariadne’s thread）走出來；那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讓讀者得以跟隨她穿越事件的迷宮，進入一個時代的生命⋯⋯塔克曼的魅力不僅是高超的敘事能力，揭穿欺瞞、虛偽與自大更是她的精彩之處。
——《新聞周刊》（Newsweek）
▸終極愚政——核戰——的陰影，像來自未來的幽靈，籠罩著芭芭拉．塔克曼這部既卓越又令人不安的著作：《愚政進行曲》。她隻字未提核戰，其實也無需提及。只要讀到她對世間掌權者的描述⋯⋯就一定會想到從一九四五年至今的嚴肅警告：人類正在打造毀滅自身的武器。對塔克曼而言，這正是愚政的本質——災禍早已被許多人清楚預見，也有隨時可以施行的因應之道，然而沉迷於權力的人士卻刻意視而不見。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愚政進行曲》在某個層面上，是對三個重大事件的精彩敘述⋯⋯在另一個層面上則是一篇道德論文，論述政府的罪行與愚昧，以及被統治者因此承受的痛苦後果。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當今在世的歷史作家中，只有一人能夠長期風靡如此廣泛的讀者群——芭芭拉．塔克曼的新書⋯⋯展示了她備受肯定的原因⋯⋯本書帶領我們縱橫三十個世紀，從特洛伊的陷落到越戰，一路上細察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如何激起宗教改革、英國如何失去美洲殖民地——她選出的四樁事件突顯了她的核心理念：人類歷史的災難肇因於統治者的愚行。然而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仍不足以滿足塔克曼，她還要求我們思考阿茲特克帝國的蒙特祖馬、西班牙的西哥德人、路易十四世與胡格諾派、德皇威廉二世的無限制潛艇戰，以及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樁接著一樁讓人歎為觀止的愚昧行為。
——《時尚》（Vogue）
▸如同她以往的著作，這本新書機智、聰慧而優雅。毫無疑問，塔克曼堪稱當今最卓越的通俗歷史學家。
——《新米爾福德時報》（The New Milford Times）
——陳思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芭芭拉．塔克曼在《愚政進行曲》中一如既往，打破所有規則。當多數通俗歷史學家仍緊守著傳記的岸邊、多數學院派歷史學家滿足於在小池塘裡安靜划水，塔克曼卻懷抱著旗幟鮮明的道德使命揚帆出海⋯⋯正如她的新聞記者與歷史學家同行法蘭西絲．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所云，塔克曼的「特殊才能」在於她能夠深入堆積如山的史料，帶著亞莉雅德妮的線球（Ariadne’s thread）走出來；那條清晰的故事主線，讓讀者得以跟隨她穿越事件的迷宮，進入一個時代的生命⋯⋯塔克曼的魅力不僅是高超的敘事能力，揭穿欺瞞、虛偽與自大更是她的精彩之處。
——《新聞周刊》（Newsweek）
▸終極愚政——核戰——的陰影，像來自未來的幽靈，籠罩著芭芭拉．塔克曼這部既卓越又令人不安的著作：《愚政進行曲》。她隻字未提核戰，其實也無需提及。只要讀到她對世間掌權者的描述⋯⋯就一定會想到從一九四五年至今的嚴肅警告：人類正在打造毀滅自身的武器。對塔克曼而言，這正是愚政的本質——災禍早已被許多人清楚預見，也有隨時可以施行的因應之道，然而沉迷於權力的人士卻刻意視而不見。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愚政進行曲》在某個層面上，是對三個重大事件的精彩敘述⋯⋯在另一個層面上則是一篇道德論文，論述政府的罪行與愚昧，以及被統治者因此承受的痛苦後果。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當今在世的歷史作家中，只有一人能夠長期風靡如此廣泛的讀者群——芭芭拉．塔克曼的新書⋯⋯展示了她備受肯定的原因⋯⋯本書帶領我們縱橫三十個世紀，從特洛伊的陷落到越戰，一路上細察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如何激起宗教改革、英國如何失去美洲殖民地——她選出的四樁事件突顯了她的核心理念：人類歷史的災難肇因於統治者的愚行。然而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仍不足以滿足塔克曼，她還要求我們思考阿茲特克帝國的蒙特祖馬、西班牙的西哥德人、路易十四世與胡格諾派、德皇威廉二世的無限制潛艇戰，以及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樁接著一樁讓人歎為觀止的愚昧行為。
——《時尚》（Vogue）
▸如同她以往的著作，這本新書機智、聰慧而優雅。毫無疑問，塔克曼堪稱當今最卓越的通俗歷史學家。
——《新米爾福德時報》（The New Milford Times）
目錄
導讀 何謂「愚政」？及其對今日世界的提問╱陳思賢
致謝
第一章 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第二章 愚政的原型：特洛伊人引木馬入城
第三章 逼迫新教另立門戶的文藝復興教宗：一四七○年至一五三○年
第四章 英國失去北美洲殖民地
第五章 美國在越南背棄自我
後記 船尾的一盞燈
參考書目與註釋
致謝
第一章 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第二章 愚政的原型：特洛伊人引木馬入城
第三章 逼迫新教另立門戶的文藝復興教宗：一四七○年至一五三○年
第四章 英國失去北美洲殖民地
第五章 美國在越南背棄自我
後記 船尾的一盞燈
參考書目與註釋
序／導讀
推薦序
導讀 何謂「愚政」？及其對今日世界的提問
陳思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二十世紀著名歷史作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在本書指出，有的掌權者容易陷入一種她稱為「邁向毀滅的愚政」（march of folly）的傾向：某種作為明明有害，雖另有其他選擇的可能，卻依然固執前進、甚至之後主事者繼而相隨，終至失敗甚或覆滅。她用march這個字，表示昂首自信、「愚事」持續進行，「義無反顧」地奔向失敗而無法自拔。這個主題的產生是來自吾人一貫地認為對重大歷史現象（或亂象）有宏觀性檢討的必要，故不可謂不重要；塔克曼在西方歷史中的古典、中世紀前後、近代與現代四個時期各選取一個例子來討論，說明執「愚政」不悔，而最終失敗的教訓。
◎如何定義「愚政」？
筆者非常讚賞塔克曼所提出的march of folly這個觀念，它生動地描繪了人類陷於「傲慢自負」（希臘悲劇中稱之為hubris）的根性，雖為高等生物卻時常做出「飛蛾撲火」之事。但她所舉的四個例子，筆者卻認為並不是最合適，因與此四案例同時期乃有更好的事例，可來充分說明什麼是「愚政」！要言之，「愚政」應不是指一時（或短期內）、一人或連續數人對某特定事情做出錯誤的決策（即使是源於自傲）；而是背後有一種非關個人（personal）「風格」或「偏好」的理由，來自於當時時空脈絡的價值觀、世界觀或意識形態上的執迷，亦即是impersonal的因素。而這通常是受到某種「思維╱價值」模式的影響，且這些模式乃是經過一段不短時間的沉澱、累積、醞釀之後所形成的思想「典範」（paradigm，即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所指涉的意義）。它經常滲透到潛意識的層次，默默影響著我們，因此難以自覺自省，也就易於「固執己見」，迷途忘返。
對於塔克曼在書中舉出歷史上的四個「愚政」案例，我們可嘗試討論如下：
一、木馬屠城
特洛伊王普萊姆中計，他認為希臘人用以祭祀雅典娜女神的木馬具有神聖性，不妨迎入城內。其間雖有反對、勸諫之聲，但被贊成方執意接收之聲勢壓倒，最終釀成木馬屠城的悲劇。
但我們來看看同時代的另一則故事，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劇作中的安蒂岡妮（Antigone）。她是底比斯城邦伊底帕斯王的女兒，因為堅持要為叛國而死的哥哥收屍，不忍其曝於荒野，而觸怒時任國王的舅舅克里昂（Creon），被下到死牢。所有人都替她求情，惟舅舅不為所動。最後她自縊於牢中，她的情人、也是表哥（Creon之子）聞訊心碎亦自盡，又導致舅母（Creon之妻）悲憤至極而殉愛子。克里昂悔不當初，他剛愎的決定導致三位親人接連死去，哀痛欲絕矣。
與木馬屠城相比，克里昂國王更是典型的「愚政」。他堅持國法的威嚴（叛國者不得收葬），因此對堅決抗命的安蒂岡妮施以極刑，後雖收回成命，但為時已晚，公主已自縊於牢中。克里昂身為國君，須以國法為念，否則何以治國？但他鐵了心，把善良純真、遵天理良心而行的外甥女打下死牢則不近人情。此案例的背後是政治哲學的一大難題：國法與天理（自然法）孰重？克里昂太傲慢於君王╱執法者的角色，自始至終陷於hubris，這是「愚政」的糾結所在──「愚政」是源自於面對一個重大價值選擇的徬徨躊躇。
二、文藝復興教宗的腐敗專擅
關於愚政的第二個案例，塔克曼指出：
「從一四七○年到一五三○年的六十年間，文藝復興的塵世精神被連續六位教宗──五位義大利人、一位西班牙人──彰顯無遺，他們極盡腐化、敗德、貪婪之能事，操弄權力政治直到天怒人怨。他們的統治讓信徒大失所望，讓教廷名聲掃地，讓要求改革的呼聲無人聞問，對所有的抗議、警告以及民怨沸騰的徵兆視而不見，最後的結果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體性被打破，教宗一半的信徒投向另立門戶的新教。」
其實這六位教宗的專擅腐敗，只是前此一連串事件的後果。要研究中世紀末期的羅馬教會，最重要的背景脈絡乃是：政教衝突。它是普世帝國與普世教會重疊的必然結果，因為「凱撒」與「上帝的代理人神甫」統治著同一群人。教宗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因此他認為教權高於王權，無論君位正當性或治理政策都需要教宗的背書。教宗把手伸入國家政事，這稱作papal imperialism（教宗治世論）。教宗因為享有「教」與「政」的雙重權力，所以中世紀教會法中有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所謂教宗有「完全權力」（plenitudo potestatis, plenary power）。從這裡就又衍生出「教宗至上論」（papal supremacy）與「教宗無誤論」（Pope never errs）。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或是任何一位教宗，若不專擅，乃是異數；而毫不受制衡的專擅者，其統治體系自然極易背離民心、甚或腐敗。
因此，中世紀以降，歐洲日益蓬勃的papal imperialism才是塔克曼第二例「愚政」的伊始吧？（然平心而論，在基督教義之下，教宗作為「掌管天國鑰匙者」確實應握有世間的最大權力。）
三、美洲殖民地獨立
塔克曼指出的第三個愚政是十八世紀後半葉英王喬治三世與其巴力門（parliament，即「議會」）一意孤行、執意課稅，造成美洲殖民地離心離德，終致引發獨立。
但美洲殖民地獨立事件的背景乃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盛行的重商主義、金本位制度（黃金與白銀的流入）與海外殖民拓展這三大互為糾結之現象。此三事加起來造就了英國十八世紀巴力門對海外殖民地的態度只有一個：「財政收入」至上──即是「向錢看」。喬治三世個人的冥頑不靈、剛愎自用，固然讓事態一發不可收拾（美洲殖民地原先沒有要獨立，只要求向議會派代表以定稅賦的「英國人古老權利」），但是大環境的氛圍乃是「殖民地就是金雞母」──黃金白銀持續流入的誘惑實在難擋，要與美洲不起衝突也難。這才是「朝向此愚政而行」的致命吸引力。也因此，人類應追求「權利」或是「財富」，成為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課題。
四、越戰
至於二十世紀的越戰，塔克曼與許多人都認為，美國打了一場「不應該打的戰爭」，前後任總統相繼陷入泥淖，無法自拔，是她舉出的第四項「愚政」。其實對於這場戰爭的檢討非常重要，不只是對美國人而已。
筆者非常同意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中所暗示，戰爭的失敗，導致人們懷疑戰爭的必要性。越戰是美國第一次重大的敗戰（除一八一二年美英戰爭之外），在此之前，美國沒有輸過任何戰爭、或是未達成其戰爭目標，因此這一難堪結局反而招致人們議論這場戰爭有無必要。柯波拉彷彿說，如果剿滅了越共，結果就會合理化一切……（所以他在電影中也聚焦在「如何可以剿滅越共」，這場戰爭不應變成一九六○年代歷史中偶然乍現的一場由政客、將軍與士兵們聯合參演的「遊戲」）。如果美國打贏了越戰，那越戰就不在「愚政」的範疇了。而實際的歷史中，它是一場美國死了五萬人、受傷百萬人的satirical drama（黑色荒謬劇）。其實這是一個不幸的單一事件，是一個單一的悲劇。
而什麼才可能是當今真正的「愚政」呢？
◎愚政的當代案例
顯著的例子是自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美國近數十年來對以色列「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全球如今都已看到美國一貫「執迷」偏袒以色列所造成的國際政治後果，例如巴勒斯坦與伊朗問題的惡化，每天第一時間呈現世人眼前，可謂歷歷在目。甚至現今中東的所有問題可以說就是以色列問題，包括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都可看成是這種「愚政」的間接結果。
又如一九七○年代，尼克森與季辛吉為了結束越戰而拉攏蘇聯與中國，對蘇聯提出「低盪」（Détente）政策緩和對抗；與中國建交並陸續助其納入世界外交與經濟體系，這個結果就是現在疲於奔命地處理「貿易戰」與地緣政治衝突（每個衝突背後都有俄羅斯與中國的影子）。試想現今美國的執政者如果不需疲於應對俄羅斯或是中國，那他將會少傷多少腦筋？他會如何看待之前的主事者與其政策呢？他當然會稱之為「愚政」！可惜以上兩個例子的完整後續影響，是在冷戰落幕前即已離世的塔克曼未及見到的。
所謂的「愚政」，應該特別強調其「陷溺無法自拔」的這個面向。「偏向虎山行」意味著一種強大心理傾向、意識形態或是政經結構的存在，不斷制約我們的選擇與行動，導致最後出現巨大自我矛盾或是利益損失。而凡此都需要夠長夠大的時空作為背景才能突顯，因此，為避免「見樹不見林」之弊，探究「愚政」必須檢視較長時間尺度之下對國家或人類社會牽連更深遠影響的議題（而非個別政策之錯誤選擇或個人失誤），否則歷史上的「愚政」案例將不可勝數，也無從歸納得出具有說服力的原則與判準。
而什麼是較長時期的影響或牽連深遠的事呢？除了在國際外交上我們已舉出以上兩個例子，更早的範例就是近代所謂「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打造追求，這已是眾所周知的近代歷史中最大也最有誘惑力的「愚政」，此點在本書中作者亦略提及。而其他方面很好的候選議題乃是諸如AI、基因工程（例如人造人）與「反減碳、反環保」的工業主義心態等。前兩者來自「科技主義」世界觀，後者是服膺「發展至上」的價值觀，它們都使我們接受「愚政」的考驗。AI正在挑戰人類之本質與存有，人類現在將不只面臨march of folly（愚蠢與否）的批評，甚且正在march into doom（走向毀滅）的十字路口；基因工程亦然，它當然會使人類的本質產生改變；最後，反環保的工業至上主義也許是「愚政」這個名詞創發以來最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例子！
◎「愚政」對吾人的扣問
筆者認為塔克曼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愚政」這個警世概念，它指出了人類政治史上不絕如縷出現的政治「晃神狀態」（在民主政體中尤諷刺！）──「愚政」常如同喪屍般持續前行。因它們已成為一種「典範」，所以似幽靈般制約我們。這些「典範」之所以會帶來「愚政」，乃是因其與某些人性的基本傾向（或說弱點╱劣根性？）密切連結，而人類慣有的hubris阻止了我們在當下認真、嚴肅、再三反省自身做出的價值選擇。
由於筆者對何謂「愚政」的揀擇標準與作者有所不同，使這篇文章成為一篇較特別的導讀。在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將這篇導讀視為一個論壇，由文章帶出議題，讓作者在本書所提出的「愚政」概念作為一個提問，刺激今日的我們反覆思考，並持續與當前的現實對話，也盼能藉此與讀者諸君交流。
作者序
後記 船尾的一盞燈（節錄）
如果明知某個目標的弊大於利，卻仍執意追求，這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而排斥理性就是愚政的主要特徵。古希臘斯多葛學派（the Stoics）認為，理性是為世間事務指出方向的「思考之火」（thinking fire），而帝王或國家統治者則是「神聖理性的僕人，奉命維持人世間的秩序」。這套理論很令人欣慰，但無論是過去抑或現在，「神聖理性」往往被人類的非理性弱點壓倒──譬如野心、焦慮、追求地位、保留顏面、幻想、自欺以及深刻的偏見。儘管人類思維結構的基礎是從前提推導結論的邏輯程序，但它未必能夠抵禦非理性的弱點與激情。
當特洛伊人一早醒來，發現希臘軍隊憑空消失，只在城牆外留下一個奇特而巨大的怪物時，理性思考顯然會提醒他們，其中可能有詐。理性的做法至少應該聽從長老卡庇斯、祭司拉奧孔和預言家卡珊德拉急切的建議，檢查木馬內部是否躲藏敵軍。明明眼前就有可行之道，特洛伊人卻掉頭不顧，寧可選擇自我毀滅。
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可能比較難以運用理性，他們深深浸淫在當時格外猖獗的貪婪與掠奪行徑、肆無忌憚的自我滿足之中，以至於幾乎無法以理性來回應信徒的需求。想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種不同價值觀的文化。人們可能會以為，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本能，那幾位教宗應該會察覺不滿情緒有如洪水高漲，已經淹到自己腳邊。然而，他們看待教宗權位只重視塵世的面向，他們沉溺於君王間的征戰與私人的揮霍炫耀，對於無形的民怨卻毫無警覺。因此，教宗的愚政與其說是喪失理性，不如說是完全背棄了自身的使命職責。
至於後來英國對北美洲殖民地、美國對越南的一連串舉措，顯然都是基於根深蒂固的預設立場。這些舉措一再與常識、理性推論以及中肯建議背道而馳，其愚政本質不言自明。
在政府運作中，理性的無能為力極其嚴重，因為會影響它觸及的所有事物──公民、社會以及整個文明。古希臘的西方思想奠基者深切關注這個問題。尤里比底斯在晚期劇作中承認，道德罪惡和愚行的奧秘，已經無法再用外在原因來解釋，也不能歸因於災禍女神阿特（Atē）像蜘蛛一般的噬咬，或是諸神的干預之舉。無論男女，都必須面對邪惡和愚昧，視為自身本性的一部分。他筆下的米蒂亞（Medea）深知自己被「比我的理性意圖更為強烈」的激情掌控。約莫五十年後，柏拉圖非常期盼人類能緊緊抓住理性的「神聖金線」永不鬆手，但最終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人類同胞深陷在情感的生活中，像傀儡一樣被慾望與恐懼的繫繩牽引拉扯、翩翩起舞。他指出，當慾望與理性判斷各行其是，那代表靈魂生病；「當靈魂違背作為其自然法則的知識、觀點或理性，我稱之為愚昧。」
關於政府，柏拉圖假設明智的統治者會對自己最熱愛的事物──亦即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物，在此等同於國家的最佳利益──付出最多的心力。柏拉圖對這項法則能否永遠正常運作缺乏信心，因此建議一套預防性程序：應在國家未來的「國衛」（guardians）成長期間對其進行觀察與測試，以確保他們的言行舉止遵循此一法則。
隨著基督教的降臨，個人的責任被送回外部與超自然領域──聽命於上帝與魔鬼。理性曾經在十八世紀重返短暫但輝煌的統治地位，之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又帶我們回到尤里比底斯的世界，探究靈魂深處黑暗力量的控制權；這些力量不服從心智，因此無法透過良善的意圖或理性的意志來修正。
引發政治愚行最主要的力量是權力慾，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稱之為「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張膽的一種」。權力慾只能藉由宰制他人的權力來滿足，因此政府是它情有獨鍾的運作場域。商業也能提供某種形態的權力，但僅限於登上金字塔頂端的成功人士，而且沒有伴隨公職而來的權勢、頭銜、紅地毯與摩托車隊護送。其他行業──體育、科學、專業職能、創意工作與表演藝術──雖然能夠提供各種滿足感，卻無法提供掌握權力的機會。這些行業或許能夠吸引追求地位者，一旦成為「名流」就可以享受群眾崇拜、豪華禮車與各種獎項，但這些只是權力的外在裝飾品，而非本質。政府依然是愚行的大本營；因為人們在這裡追求宰制他人的權力，卻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擔任公職次數與位階都高人一等的湯瑪斯．傑佛遜，對公職的看法也最為尖刻。他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每當一個人對（公職）投以渴望的目光⋯⋯他的行為便開始腐化。」與他同時代、遠在大西洋彼岸的亞當．斯密更加批判：「因此，地位⋯⋯成為人類半生勞碌的終點，也成為一切騷動、喧囂、掠奪和不義的根源，為這世界帶來貪婪和野心。」兩人談論的都是道德的沉淪，而非能力的不足。如果討論的焦點在於能力，其他政治人物對公職的評價同樣低落。一九三○年代，參議院一個調查軍火工業的委員會需要尋求一位主席，一位和平運動領袖徵詢參議員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的建議。諾里斯先以年事已高為由將自己排除，隨後逐一審視同僚的名單，將他們逐一劃掉――太懶惰、太愚蠢、太親近軍方、道德怯懦、工作過度、身體欠佳、利益衝突、連任壓力⋯⋯等到諾里斯篩選完畢，九十六位參議員只剩下傑拉德．奈伊（Gerald Nye）一人，諾里斯認為只有他具備這項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獨立性與聲望地位。艾森豪將軍曾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達相當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歐洲需要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是維護歐洲安全的不二法門。但艾森豪不認為這構想會實現，因為「每個人都太謹慎、太恐懼、太懶惰，而且（個人）野心太大」。奇特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份清單都出現「懶惰」此一特質。
引發愚政更強烈的誘因是浮濫的權力。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中建構「哲人王」（philosopher-king）的美好願景之後，隨即產生疑慮，並且認定法律是唯一的防護機制。他認為，給予任何事物過多的權力，就像給船隻過大的船帆一樣危險，將無法維持節制中庸。權力浮濫一方面導致混亂，另一方面造成不公。對於獨斷獨行的權力，沒有任何人能夠抵擋其誘惑，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變得愚不可及，那是最糟糕的疾病」。他的王國將被動搖，「所有的權力都將煙消雲散」。這確實是文藝復興時期教宗的命運，他們因此失去半數、甚至全部的權力；同病相憐的領導人還有法王路易十四，儘管發生在他死後；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總統體制也會造成權力浮濫，那麼詹森也是一例，他開口閉口「我的空軍」，並認為總統職位賦予他撒謊與欺騙的權力；當然，還有最顯而易見的案例──尼克森。
心智的停滯或僵化──統治者與決策者拘泥於自身初始構想、不做任何改變──是孕育愚政的肥沃土壤。蒙特祖馬便是一個致命且悲慘的先例。根據季辛吉的說法，政府領導人的學習會被自身既有的信念框限，這些信念也正是「他們在任職期間消耗的才智資產」。從經驗中汲取教訓這種能力，領導人幾乎從來不會實踐。為什麼美國支持中國失去民心政權的經驗，不能為其越南政策提供先例？為什麼越南經驗完全無助於伊朗政策？為什麼上述這一切都無法提供任何啟示，讓今日的美國政府免於在薩爾瓦多愚昧行事？「如果人類能夠從歷史中學習，它將教導我們何等珍貴的教訓！」英國詩人塞繆爾．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哀嘆：「然而激情與黨派之見蒙蔽了我們的雙眼；經驗帶給我們光明就像掛在船尾的一盞燈，只能照亮我們身後的浪潮。」這個意象很美，但傳遞的信息卻是誤導，因為照亮我們已經駛過的浪潮，應該有助於我們研判前方的風波。（未完）
導讀 何謂「愚政」？及其對今日世界的提問
陳思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二十世紀著名歷史作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在本書指出，有的掌權者容易陷入一種她稱為「邁向毀滅的愚政」（march of folly）的傾向：某種作為明明有害，雖另有其他選擇的可能，卻依然固執前進、甚至之後主事者繼而相隨，終至失敗甚或覆滅。她用march這個字，表示昂首自信、「愚事」持續進行，「義無反顧」地奔向失敗而無法自拔。這個主題的產生是來自吾人一貫地認為對重大歷史現象（或亂象）有宏觀性檢討的必要，故不可謂不重要；塔克曼在西方歷史中的古典、中世紀前後、近代與現代四個時期各選取一個例子來討論，說明執「愚政」不悔，而最終失敗的教訓。
◎如何定義「愚政」？
筆者非常讚賞塔克曼所提出的march of folly這個觀念，它生動地描繪了人類陷於「傲慢自負」（希臘悲劇中稱之為hubris）的根性，雖為高等生物卻時常做出「飛蛾撲火」之事。但她所舉的四個例子，筆者卻認為並不是最合適，因與此四案例同時期乃有更好的事例，可來充分說明什麼是「愚政」！要言之，「愚政」應不是指一時（或短期內）、一人或連續數人對某特定事情做出錯誤的決策（即使是源於自傲）；而是背後有一種非關個人（personal）「風格」或「偏好」的理由，來自於當時時空脈絡的價值觀、世界觀或意識形態上的執迷，亦即是impersonal的因素。而這通常是受到某種「思維╱價值」模式的影響，且這些模式乃是經過一段不短時間的沉澱、累積、醞釀之後所形成的思想「典範」（paradigm，即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所指涉的意義）。它經常滲透到潛意識的層次，默默影響著我們，因此難以自覺自省，也就易於「固執己見」，迷途忘返。
對於塔克曼在書中舉出歷史上的四個「愚政」案例，我們可嘗試討論如下：
一、木馬屠城
特洛伊王普萊姆中計，他認為希臘人用以祭祀雅典娜女神的木馬具有神聖性，不妨迎入城內。其間雖有反對、勸諫之聲，但被贊成方執意接收之聲勢壓倒，最終釀成木馬屠城的悲劇。
但我們來看看同時代的另一則故事，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劇作中的安蒂岡妮（Antigone）。她是底比斯城邦伊底帕斯王的女兒，因為堅持要為叛國而死的哥哥收屍，不忍其曝於荒野，而觸怒時任國王的舅舅克里昂（Creon），被下到死牢。所有人都替她求情，惟舅舅不為所動。最後她自縊於牢中，她的情人、也是表哥（Creon之子）聞訊心碎亦自盡，又導致舅母（Creon之妻）悲憤至極而殉愛子。克里昂悔不當初，他剛愎的決定導致三位親人接連死去，哀痛欲絕矣。
與木馬屠城相比，克里昂國王更是典型的「愚政」。他堅持國法的威嚴（叛國者不得收葬），因此對堅決抗命的安蒂岡妮施以極刑，後雖收回成命，但為時已晚，公主已自縊於牢中。克里昂身為國君，須以國法為念，否則何以治國？但他鐵了心，把善良純真、遵天理良心而行的外甥女打下死牢則不近人情。此案例的背後是政治哲學的一大難題：國法與天理（自然法）孰重？克里昂太傲慢於君王╱執法者的角色，自始至終陷於hubris，這是「愚政」的糾結所在──「愚政」是源自於面對一個重大價值選擇的徬徨躊躇。
二、文藝復興教宗的腐敗專擅
關於愚政的第二個案例，塔克曼指出：
「從一四七○年到一五三○年的六十年間，文藝復興的塵世精神被連續六位教宗──五位義大利人、一位西班牙人──彰顯無遺，他們極盡腐化、敗德、貪婪之能事，操弄權力政治直到天怒人怨。他們的統治讓信徒大失所望，讓教廷名聲掃地，讓要求改革的呼聲無人聞問，對所有的抗議、警告以及民怨沸騰的徵兆視而不見，最後的結果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體性被打破，教宗一半的信徒投向另立門戶的新教。」
其實這六位教宗的專擅腐敗，只是前此一連串事件的後果。要研究中世紀末期的羅馬教會，最重要的背景脈絡乃是：政教衝突。它是普世帝國與普世教會重疊的必然結果，因為「凱撒」與「上帝的代理人神甫」統治著同一群人。教宗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因此他認為教權高於王權，無論君位正當性或治理政策都需要教宗的背書。教宗把手伸入國家政事，這稱作papal imperialism（教宗治世論）。教宗因為享有「教」與「政」的雙重權力，所以中世紀教會法中有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所謂教宗有「完全權力」（plenitudo potestatis, plenary power）。從這裡就又衍生出「教宗至上論」（papal supremacy）與「教宗無誤論」（Pope never errs）。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或是任何一位教宗，若不專擅，乃是異數；而毫不受制衡的專擅者，其統治體系自然極易背離民心、甚或腐敗。
因此，中世紀以降，歐洲日益蓬勃的papal imperialism才是塔克曼第二例「愚政」的伊始吧？（然平心而論，在基督教義之下，教宗作為「掌管天國鑰匙者」確實應握有世間的最大權力。）
三、美洲殖民地獨立
塔克曼指出的第三個愚政是十八世紀後半葉英王喬治三世與其巴力門（parliament，即「議會」）一意孤行、執意課稅，造成美洲殖民地離心離德，終致引發獨立。
但美洲殖民地獨立事件的背景乃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盛行的重商主義、金本位制度（黃金與白銀的流入）與海外殖民拓展這三大互為糾結之現象。此三事加起來造就了英國十八世紀巴力門對海外殖民地的態度只有一個：「財政收入」至上──即是「向錢看」。喬治三世個人的冥頑不靈、剛愎自用，固然讓事態一發不可收拾（美洲殖民地原先沒有要獨立，只要求向議會派代表以定稅賦的「英國人古老權利」），但是大環境的氛圍乃是「殖民地就是金雞母」──黃金白銀持續流入的誘惑實在難擋，要與美洲不起衝突也難。這才是「朝向此愚政而行」的致命吸引力。也因此，人類應追求「權利」或是「財富」，成為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課題。
四、越戰
至於二十世紀的越戰，塔克曼與許多人都認為，美國打了一場「不應該打的戰爭」，前後任總統相繼陷入泥淖，無法自拔，是她舉出的第四項「愚政」。其實對於這場戰爭的檢討非常重要，不只是對美國人而已。
筆者非常同意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中所暗示，戰爭的失敗，導致人們懷疑戰爭的必要性。越戰是美國第一次重大的敗戰（除一八一二年美英戰爭之外），在此之前，美國沒有輸過任何戰爭、或是未達成其戰爭目標，因此這一難堪結局反而招致人們議論這場戰爭有無必要。柯波拉彷彿說，如果剿滅了越共，結果就會合理化一切……（所以他在電影中也聚焦在「如何可以剿滅越共」，這場戰爭不應變成一九六○年代歷史中偶然乍現的一場由政客、將軍與士兵們聯合參演的「遊戲」）。如果美國打贏了越戰，那越戰就不在「愚政」的範疇了。而實際的歷史中，它是一場美國死了五萬人、受傷百萬人的satirical drama（黑色荒謬劇）。其實這是一個不幸的單一事件，是一個單一的悲劇。
而什麼才可能是當今真正的「愚政」呢？
◎愚政的當代案例
顯著的例子是自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美國近數十年來對以色列「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全球如今都已看到美國一貫「執迷」偏袒以色列所造成的國際政治後果，例如巴勒斯坦與伊朗問題的惡化，每天第一時間呈現世人眼前，可謂歷歷在目。甚至現今中東的所有問題可以說就是以色列問題，包括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都可看成是這種「愚政」的間接結果。
又如一九七○年代，尼克森與季辛吉為了結束越戰而拉攏蘇聯與中國，對蘇聯提出「低盪」（Détente）政策緩和對抗；與中國建交並陸續助其納入世界外交與經濟體系，這個結果就是現在疲於奔命地處理「貿易戰」與地緣政治衝突（每個衝突背後都有俄羅斯與中國的影子）。試想現今美國的執政者如果不需疲於應對俄羅斯或是中國，那他將會少傷多少腦筋？他會如何看待之前的主事者與其政策呢？他當然會稱之為「愚政」！可惜以上兩個例子的完整後續影響，是在冷戰落幕前即已離世的塔克曼未及見到的。
所謂的「愚政」，應該特別強調其「陷溺無法自拔」的這個面向。「偏向虎山行」意味著一種強大心理傾向、意識形態或是政經結構的存在，不斷制約我們的選擇與行動，導致最後出現巨大自我矛盾或是利益損失。而凡此都需要夠長夠大的時空作為背景才能突顯，因此，為避免「見樹不見林」之弊，探究「愚政」必須檢視較長時間尺度之下對國家或人類社會牽連更深遠影響的議題（而非個別政策之錯誤選擇或個人失誤），否則歷史上的「愚政」案例將不可勝數，也無從歸納得出具有說服力的原則與判準。
而什麼是較長時期的影響或牽連深遠的事呢？除了在國際外交上我們已舉出以上兩個例子，更早的範例就是近代所謂「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打造追求，這已是眾所周知的近代歷史中最大也最有誘惑力的「愚政」，此點在本書中作者亦略提及。而其他方面很好的候選議題乃是諸如AI、基因工程（例如人造人）與「反減碳、反環保」的工業主義心態等。前兩者來自「科技主義」世界觀，後者是服膺「發展至上」的價值觀，它們都使我們接受「愚政」的考驗。AI正在挑戰人類之本質與存有，人類現在將不只面臨march of folly（愚蠢與否）的批評，甚且正在march into doom（走向毀滅）的十字路口；基因工程亦然，它當然會使人類的本質產生改變；最後，反環保的工業至上主義也許是「愚政」這個名詞創發以來最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例子！
◎「愚政」對吾人的扣問
筆者認為塔克曼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愚政」這個警世概念，它指出了人類政治史上不絕如縷出現的政治「晃神狀態」（在民主政體中尤諷刺！）──「愚政」常如同喪屍般持續前行。因它們已成為一種「典範」，所以似幽靈般制約我們。這些「典範」之所以會帶來「愚政」，乃是因其與某些人性的基本傾向（或說弱點╱劣根性？）密切連結，而人類慣有的hubris阻止了我們在當下認真、嚴肅、再三反省自身做出的價值選擇。
由於筆者對何謂「愚政」的揀擇標準與作者有所不同，使這篇文章成為一篇較特別的導讀。在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將這篇導讀視為一個論壇，由文章帶出議題，讓作者在本書所提出的「愚政」概念作為一個提問，刺激今日的我們反覆思考，並持續與當前的現實對話，也盼能藉此與讀者諸君交流。
作者序
後記 船尾的一盞燈（節錄）
如果明知某個目標的弊大於利，卻仍執意追求，這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而排斥理性就是愚政的主要特徵。古希臘斯多葛學派（the Stoics）認為，理性是為世間事務指出方向的「思考之火」（thinking fire），而帝王或國家統治者則是「神聖理性的僕人，奉命維持人世間的秩序」。這套理論很令人欣慰，但無論是過去抑或現在，「神聖理性」往往被人類的非理性弱點壓倒──譬如野心、焦慮、追求地位、保留顏面、幻想、自欺以及深刻的偏見。儘管人類思維結構的基礎是從前提推導結論的邏輯程序，但它未必能夠抵禦非理性的弱點與激情。
當特洛伊人一早醒來，發現希臘軍隊憑空消失，只在城牆外留下一個奇特而巨大的怪物時，理性思考顯然會提醒他們，其中可能有詐。理性的做法至少應該聽從長老卡庇斯、祭司拉奧孔和預言家卡珊德拉急切的建議，檢查木馬內部是否躲藏敵軍。明明眼前就有可行之道，特洛伊人卻掉頭不顧，寧可選擇自我毀滅。
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可能比較難以運用理性，他們深深浸淫在當時格外猖獗的貪婪與掠奪行徑、肆無忌憚的自我滿足之中，以至於幾乎無法以理性來回應信徒的需求。想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種不同價值觀的文化。人們可能會以為，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本能，那幾位教宗應該會察覺不滿情緒有如洪水高漲，已經淹到自己腳邊。然而，他們看待教宗權位只重視塵世的面向，他們沉溺於君王間的征戰與私人的揮霍炫耀，對於無形的民怨卻毫無警覺。因此，教宗的愚政與其說是喪失理性，不如說是完全背棄了自身的使命職責。
至於後來英國對北美洲殖民地、美國對越南的一連串舉措，顯然都是基於根深蒂固的預設立場。這些舉措一再與常識、理性推論以及中肯建議背道而馳，其愚政本質不言自明。
在政府運作中，理性的無能為力極其嚴重，因為會影響它觸及的所有事物──公民、社會以及整個文明。古希臘的西方思想奠基者深切關注這個問題。尤里比底斯在晚期劇作中承認，道德罪惡和愚行的奧秘，已經無法再用外在原因來解釋，也不能歸因於災禍女神阿特（Atē）像蜘蛛一般的噬咬，或是諸神的干預之舉。無論男女，都必須面對邪惡和愚昧，視為自身本性的一部分。他筆下的米蒂亞（Medea）深知自己被「比我的理性意圖更為強烈」的激情掌控。約莫五十年後，柏拉圖非常期盼人類能緊緊抓住理性的「神聖金線」永不鬆手，但最終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人類同胞深陷在情感的生活中，像傀儡一樣被慾望與恐懼的繫繩牽引拉扯、翩翩起舞。他指出，當慾望與理性判斷各行其是，那代表靈魂生病；「當靈魂違背作為其自然法則的知識、觀點或理性，我稱之為愚昧。」
關於政府，柏拉圖假設明智的統治者會對自己最熱愛的事物──亦即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物，在此等同於國家的最佳利益──付出最多的心力。柏拉圖對這項法則能否永遠正常運作缺乏信心，因此建議一套預防性程序：應在國家未來的「國衛」（guardians）成長期間對其進行觀察與測試，以確保他們的言行舉止遵循此一法則。
隨著基督教的降臨，個人的責任被送回外部與超自然領域──聽命於上帝與魔鬼。理性曾經在十八世紀重返短暫但輝煌的統治地位，之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又帶我們回到尤里比底斯的世界，探究靈魂深處黑暗力量的控制權；這些力量不服從心智，因此無法透過良善的意圖或理性的意志來修正。
引發政治愚行最主要的力量是權力慾，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稱之為「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張膽的一種」。權力慾只能藉由宰制他人的權力來滿足，因此政府是它情有獨鍾的運作場域。商業也能提供某種形態的權力，但僅限於登上金字塔頂端的成功人士，而且沒有伴隨公職而來的權勢、頭銜、紅地毯與摩托車隊護送。其他行業──體育、科學、專業職能、創意工作與表演藝術──雖然能夠提供各種滿足感，卻無法提供掌握權力的機會。這些行業或許能夠吸引追求地位者，一旦成為「名流」就可以享受群眾崇拜、豪華禮車與各種獎項，但這些只是權力的外在裝飾品，而非本質。政府依然是愚行的大本營；因為人們在這裡追求宰制他人的權力，卻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擔任公職次數與位階都高人一等的湯瑪斯．傑佛遜，對公職的看法也最為尖刻。他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每當一個人對（公職）投以渴望的目光⋯⋯他的行為便開始腐化。」與他同時代、遠在大西洋彼岸的亞當．斯密更加批判：「因此，地位⋯⋯成為人類半生勞碌的終點，也成為一切騷動、喧囂、掠奪和不義的根源，為這世界帶來貪婪和野心。」兩人談論的都是道德的沉淪，而非能力的不足。如果討論的焦點在於能力，其他政治人物對公職的評價同樣低落。一九三○年代，參議院一個調查軍火工業的委員會需要尋求一位主席，一位和平運動領袖徵詢參議員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的建議。諾里斯先以年事已高為由將自己排除，隨後逐一審視同僚的名單，將他們逐一劃掉――太懶惰、太愚蠢、太親近軍方、道德怯懦、工作過度、身體欠佳、利益衝突、連任壓力⋯⋯等到諾里斯篩選完畢，九十六位參議員只剩下傑拉德．奈伊（Gerald Nye）一人，諾里斯認為只有他具備這項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獨立性與聲望地位。艾森豪將軍曾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達相當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歐洲需要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是維護歐洲安全的不二法門。但艾森豪不認為這構想會實現，因為「每個人都太謹慎、太恐懼、太懶惰，而且（個人）野心太大」。奇特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份清單都出現「懶惰」此一特質。
引發愚政更強烈的誘因是浮濫的權力。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中建構「哲人王」（philosopher-king）的美好願景之後，隨即產生疑慮，並且認定法律是唯一的防護機制。他認為，給予任何事物過多的權力，就像給船隻過大的船帆一樣危險，將無法維持節制中庸。權力浮濫一方面導致混亂，另一方面造成不公。對於獨斷獨行的權力，沒有任何人能夠抵擋其誘惑，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變得愚不可及，那是最糟糕的疾病」。他的王國將被動搖，「所有的權力都將煙消雲散」。這確實是文藝復興時期教宗的命運，他們因此失去半數、甚至全部的權力；同病相憐的領導人還有法王路易十四，儘管發生在他死後；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總統體制也會造成權力浮濫，那麼詹森也是一例，他開口閉口「我的空軍」，並認為總統職位賦予他撒謊與欺騙的權力；當然，還有最顯而易見的案例──尼克森。
心智的停滯或僵化──統治者與決策者拘泥於自身初始構想、不做任何改變──是孕育愚政的肥沃土壤。蒙特祖馬便是一個致命且悲慘的先例。根據季辛吉的說法，政府領導人的學習會被自身既有的信念框限，這些信念也正是「他們在任職期間消耗的才智資產」。從經驗中汲取教訓這種能力，領導人幾乎從來不會實踐。為什麼美國支持中國失去民心政權的經驗，不能為其越南政策提供先例？為什麼越南經驗完全無助於伊朗政策？為什麼上述這一切都無法提供任何啟示，讓今日的美國政府免於在薩爾瓦多愚昧行事？「如果人類能夠從歷史中學習，它將教導我們何等珍貴的教訓！」英國詩人塞繆爾．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哀嘆：「然而激情與黨派之見蒙蔽了我們的雙眼；經驗帶給我們光明就像掛在船尾的一盞燈，只能照亮我們身後的浪潮。」這個意象很美，但傳遞的信息卻是誤導，因為照亮我們已經駛過的浪潮，應該有助於我們研判前方的風波。（未完）
試閱
第一章 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節錄）
縱觀人類歷史，一個顯著的現象不分古今中外：政府經常會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與人類其他的活動相比較，政府施政的表現似乎相對不佳。在這個領域，智慧──不妨定義為基於經驗、常識、現有資訊來做出判斷──往往無法充分發揮、遭遇重重阻礙。為什麼位高權重者的行事經常會違背理性思維的指引、自身正當利益的提醒？為什麼心智的運作經常會窒礙難行？
話說從頭，為什麼特洛伊（Troy）的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希臘人的詭計？為什麼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儘管眾多大臣指出這種政策有弊無利？為什麼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Charles XII）、拿破崙（Napoleon）與後來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都要入侵俄國（蘇聯），儘管一道又一道前車之鑑慘不忍睹？為什麼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統治者蒙特祖馬（Montezuma）統領驍勇剽悍的軍隊與三十萬人口的都城，卻還是屈膝於一群只有數百人的西班牙侵略者，儘管對方早已暴露他們只是凡人、並非天神？為什麼蔣介石一直拒絕聽從改革建言、體察國家警訊，直到有朝一日驚覺自身的統治大勢已去？為什麼石油進口國家只知爭奪既有的油源，明明協同一致抗衡石油出口國家可以讓它們掌控局面？為什麼近代英國的工會行事如此乖張，動輒讓整個國家癱瘓，彷彿自己並不是國家的一分子？為什麼美國企業一味追求「成長」，不惜耗竭地球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水與潔淨的空氣？（工會與企業嚴格而言並非政治意義的「政府」，但仍然顯現了人類治理的狀態。）……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開始籌劃一項膽大包天的作戰行動：在珍珠港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但最終決策一直舉棋不定，政府與軍方鉤心鬥角持續一整年。支持日本先發制人的人士有點心虛地承諾，作戰成功之後，美國從此絕無可能干預日本的事務，同時也有可能不會再與日本為敵。質疑者則反問：如果美國持續與日本為敵，該怎麼辦？他們強調日本如果與美國長期作戰，並無勝算可言。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警告的聲音一直此起彼落。首相近衛文麿辭職，高級將領內鬨，顧問游移不決，天皇悶悶不樂。天皇曾問海軍大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偷襲珍珠港有無可能像日俄戰爭時期偷襲旅順港一樣大獲全勝？永野表示日本連能不能獲勝都沒有把握。（永野可能是因為與天皇對話，習慣性地表現出東方人的自我貶抑；只不過在一個非常嚴肅的時刻，他似乎沒有必要這麼做。）
既然當時人心疑惑，為何還會放行一個風險極大的計畫？部分原因在於日本先前的恫嚇伎倆並未奏效，挫折感催生出一種孤注一擲的心態。另一個原因則如同德國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文人面對軍方只能無助地退讓。此外也要考慮當時法西斯強權氣焰高漲，深信自家的軍事征服行動無往不利。日本動員出一股力量可怕的軍事意志，締造極為卓越的勝利，包括攻占新加坡與偷襲珍珠港，後者幾乎讓美國陷入驚慌。日本甘冒巨大風險，根本原因在於它如果不能繼續前進，就必須安於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建議保持現狀，政治人物這麼做只會斷送前途。過去一個世代，日本陸軍在中國橫行霸道，與國內的黨羽聯手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追求建立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帝國，如今已不能後退。野心過度膨脹成為一座牢籠，日本讓自己淪為囚徒。
日本另一個可行的策略是繼續進軍荷屬東印度，同時避免招惹美國。這種做法雖然會在日本背後留下一個未知數，但未知數總比確定的敵人容易對付，尤其是敵人的實力遠遠超過日本的時候。
日本在此處做出奇特的錯誤盤算。當時，至少半數美國民眾堅定支持孤立主義，日本的作為卻讓美國民眾團結一致、全國上下投入戰爭。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社會嚴重分歧，以至於國會表決一項徵兵服役一年的法案時，只以一票之差通過，就只多一票。事實就是，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並不會導致美國對它開戰。荷蘭、英國或法國殖民地遭到的攻擊再怎麼嚴重，美國也不會因此參戰。然而攻擊美國領土必定會讓美國投入戰局，那是美國參戰的唯一前提。日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攻擊珍珠港無法擊潰美國民眾的士氣，反而會讓全國上下團結禦敵。這種奇特的理解匱乏來自所謂的「文化無知」（cultural ignorance），也是愚政之中的常見要素。（美日都對彼此懷有文化無知，但對日本而言，這一點尤為關鍵。）日本根據自身的狀況來判斷美國，認定美國政府就像日本政府一樣，可以隨時隨地帶領國家投入戰爭。無論原因是出於無知、誤判抑或純然的鹵莽滅裂，日本向對手揮出一記重拳，使其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從此決心參戰。
雖然當時日本的情況是它發動了一場戰爭，不是已經深陷於戰爭之中，但它與一九一六年至一七年的德國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的統治階層都拿國家存亡與人民生命當賭注，而且許多人心知肚明：長遠來看，這場賭局幾乎必輸無疑。但他們還是衝動行事，因為霸權太過誘人，因為好大喜功，因為貪婪。
從上述案例可以得出一個原則：愚政是權力的產兒。我們都聽過艾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道權力會使人腐化。但我們比較不易察覺，權力也會使人做出愚行；指揮掌控的權力往往會戕害思考；當權力逐漸擴大，責任感反而降低。整體而言，權力的責任在於盡可能秉持理性來治理國家，追求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伴隨而來的義務則是保持消息暢通；關注各方資訊；心靈與判斷保持開放；抗拒剛愎自用的魔咒。若有開放的心靈足以看出某項政策只會損害而非增進自身利益，有自信足以承認眼前現實，並有智慧足以扭轉這項政策，如此政府治理的藝術可謂登峰造極。（未完）
縱觀人類歷史，一個顯著的現象不分古今中外：政府經常會推行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與人類其他的活動相比較，政府施政的表現似乎相對不佳。在這個領域，智慧──不妨定義為基於經驗、常識、現有資訊來做出判斷──往往無法充分發揮、遭遇重重阻礙。為什麼位高權重者的行事經常會違背理性思維的指引、自身正當利益的提醒？為什麼心智的運作經常會窒礙難行？
話說從頭，為什麼特洛伊（Troy）的統治者要將那具行跡可疑的木馬拖進城內，儘管所有的理由都顯示那是希臘人的詭計？為什麼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歷屆政府對美洲殖民地堅持脅迫政策而非安撫，儘管眾多大臣指出這種政策有弊無利？為什麼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Charles XII）、拿破崙（Napoleon）與後來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都要入侵俄國（蘇聯），儘管一道又一道前車之鑑慘不忍睹？為什麼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統治者蒙特祖馬（Montezuma）統領驍勇剽悍的軍隊與三十萬人口的都城，卻還是屈膝於一群只有數百人的西班牙侵略者，儘管對方早已暴露他們只是凡人、並非天神？為什麼蔣介石一直拒絕聽從改革建言、體察國家警訊，直到有朝一日驚覺自身的統治大勢已去？為什麼石油進口國家只知爭奪既有的油源，明明協同一致抗衡石油出口國家可以讓它們掌控局面？為什麼近代英國的工會行事如此乖張，動輒讓整個國家癱瘓，彷彿自己並不是國家的一分子？為什麼美國企業一味追求「成長」，不惜耗竭地球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水與潔淨的空氣？（工會與企業嚴格而言並非政治意義的「政府」，但仍然顯現了人類治理的狀態。）……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開始籌劃一項膽大包天的作戰行動：在珍珠港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但最終決策一直舉棋不定，政府與軍方鉤心鬥角持續一整年。支持日本先發制人的人士有點心虛地承諾，作戰成功之後，美國從此絕無可能干預日本的事務，同時也有可能不會再與日本為敵。質疑者則反問：如果美國持續與日本為敵，該怎麼辦？他們強調日本如果與美國長期作戰，並無勝算可言。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警告的聲音一直此起彼落。首相近衛文麿辭職，高級將領內鬨，顧問游移不決，天皇悶悶不樂。天皇曾問海軍大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偷襲珍珠港有無可能像日俄戰爭時期偷襲旅順港一樣大獲全勝？永野表示日本連能不能獲勝都沒有把握。（永野可能是因為與天皇對話，習慣性地表現出東方人的自我貶抑；只不過在一個非常嚴肅的時刻，他似乎沒有必要這麼做。）
既然當時人心疑惑，為何還會放行一個風險極大的計畫？部分原因在於日本先前的恫嚇伎倆並未奏效，挫折感催生出一種孤注一擲的心態。另一個原因則如同德國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文人面對軍方只能無助地退讓。此外也要考慮當時法西斯強權氣焰高漲，深信自家的軍事征服行動無往不利。日本動員出一股力量可怕的軍事意志，締造極為卓越的勝利，包括攻占新加坡與偷襲珍珠港，後者幾乎讓美國陷入驚慌。日本甘冒巨大風險，根本原因在於它如果不能繼續前進，就必須安於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建議保持現狀，政治人物這麼做只會斷送前途。過去一個世代，日本陸軍在中國橫行霸道，與國內的黨羽聯手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追求建立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帝國，如今已不能後退。野心過度膨脹成為一座牢籠，日本讓自己淪為囚徒。
日本另一個可行的策略是繼續進軍荷屬東印度，同時避免招惹美國。這種做法雖然會在日本背後留下一個未知數，但未知數總比確定的敵人容易對付，尤其是敵人的實力遠遠超過日本的時候。
日本在此處做出奇特的錯誤盤算。當時，至少半數美國民眾堅定支持孤立主義，日本的作為卻讓美國民眾團結一致、全國上下投入戰爭。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社會嚴重分歧，以至於國會表決一項徵兵服役一年的法案時，只以一票之差通過，就只多一票。事實就是，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並不會導致美國對它開戰。荷蘭、英國或法國殖民地遭到的攻擊再怎麼嚴重，美國也不會因此參戰。然而攻擊美國領土必定會讓美國投入戰局，那是美國參戰的唯一前提。日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攻擊珍珠港無法擊潰美國民眾的士氣，反而會讓全國上下團結禦敵。這種奇特的理解匱乏來自所謂的「文化無知」（cultural ignorance），也是愚政之中的常見要素。（美日都對彼此懷有文化無知，但對日本而言，這一點尤為關鍵。）日本根據自身的狀況來判斷美國，認定美國政府就像日本政府一樣，可以隨時隨地帶領國家投入戰爭。無論原因是出於無知、誤判抑或純然的鹵莽滅裂，日本向對手揮出一記重拳，使其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從此決心參戰。
雖然當時日本的情況是它發動了一場戰爭，不是已經深陷於戰爭之中，但它與一九一六年至一七年的德國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的統治階層都拿國家存亡與人民生命當賭注，而且許多人心知肚明：長遠來看，這場賭局幾乎必輸無疑。但他們還是衝動行事，因為霸權太過誘人，因為好大喜功，因為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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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6267647424
- 分級
- 普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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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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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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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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