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近現代史 系列第二冊：對立與共存的中日關係──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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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百年追尋的憲政之夢
亦敵亦友的中日關係

　　本系列叢書旨在探尋東亞現實矛盾的深層根源，企圖從歷史的源頭切入，回答今日東亞局勢中那些揮之不去的問題。這個系列以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聚焦日、中、韓三國如何在衝突與和解間反覆擺盪，並呈現 「東亞如何成為今日的模樣」。

　　要理解近代中日關係，不能只看外交交鋒與戰爭衝突，更要看中國內部自清末以來「從君主國走向共和國」的巨大轉型。因此，全書以「憲政」貫穿主軸，重新檢視自《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來，中國在君主國與共和國、仁政與憲政、德治與法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論爭中不斷搖擺、反覆試探的百年軌跡。跨越清帝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法治主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發展而來的。與此同時，中國又是如何與亦師亦敵的日本彼此互動。

　　中國踏上立憲之路，所要面對的是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的重構。在缺乏憲政傳統的土地上，中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探求一條可能的道路。「憲政」因此成為現代中國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二十世紀以來的歷代中國政府，無不致力於立憲，然而這條崎嶇難行的憲政之路，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共和國，卻由於在內外交迫的困難局面與黨國體系的影響之下，一路走來是舉步維艱、躊躇難行的。即使到了今日，中國大陸、臺灣與香港三個憲政空間各自發展，但「憲政之路是否已到終點」仍然沒有答案。要理解未來，就得先看清過去留下的深刻傷痕與努力。
　　
　　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外交官與媒體如何透過留學、外交、報導等途徑，建構對彼此的認知。其中既有對現代化的期待，也有來自利益與文明觀差異的誤解與輕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始終與其內部「共和」進程的混亂與反覆緊密掛鉤。辛亥革命後的政局動盪，在許多日本人眼中，成為中國「不具備成為現代國家能力」的證據，這不僅影響了輿論，更深刻塑造了之後數十年日本的對華政策。

　　在中國現代史中，談論到中日關係，往往聚焦於彼此的對立與戰爭上。在這種敘事的角度下，對於雙方通常以失敗告終的「共存」嘗試，便往往遭到忽視。「共存」之所以難以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雙方的「共存」基礎極不穩固。日本的「共存」往往帶有支配與控制的色彩；而中國方面，任何與日本的合作，都極易在民族主義高漲與「共和」正當性的爭論中，被貼上「賣國」的標籤。

　　奠定現代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歷史中，中日戰爭是雙方爭執的高峰，並深刻形塑戰後東亞外交格局。這場戰爭不僅是武力的正面衝突，更包含在全面對立下仍持續進行的交涉與溝通。事實證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日之間仍未徹底斷絕聯繫。戰爭本身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共和」進程，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的勝出，從而也決定性地改變了戰後日中關係的格局。

　　中國追求「共和」的內部奮鬥，是理解近代日中關係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變數。日本的對華政策的每一次轉向，無論是提攜、干預，還是侵略，都源於其對「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想像。而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也往往利用對日關係作為爭奪正當性的工具。於是，「對立」與「共存」並非兩個獨立的階段，而是同一時期並存的兩種面向，兩者在中國「共和」的顛簸道路上，相互糾纏，彼此激化，共同譜寫了這一段複雜、矛盾又充滿悲劇性的百年史。

作者

中村元哉
一九七三年出生。曾任南山大學副教授、津田塾大學教授等職，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戰後中國的憲法實施與言論自由1945～1949》（《戦後中国の憲政実施と言論の自由1945-49》）（東京大學出版會）、《中國、香港、臺灣自由主義的系譜》（《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有志舎）。合著、編著作品有《戰後大中華史概要》（《概説 中華圏の戦後史》）（東京大學出版會）、《戰後日本與中華圈人物交流史》（《戦後日本と中華圏の人物交流史》）（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等作品。

譯者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日文主編，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數字力就是賺錢力》、《不為錢煩惱的老後》、《殺人人形館》、《魔神的遊戲》、《我愛廚房》、《天璋院篤姬》等文學小說及生活實用書，以及《從神話到歷史》、《絢爛的世界帝國》、《疾馳的草原征服者》、《全世界史講義II》、《日中關係1500年》等歷史書籍。

目錄

目錄

序章 中國的夢想與憲政的萌芽

第一章共和國的誕生
　第一節 亞洲的憲政與清朝
　第二節 憲政的起步
　第三節 從王朝到民國

第二章 民國的苦惱
　第一節 袁世凱與孫文——一種憲政
　第二節 北京政府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節 新文化運動與憲政思潮
　第四節 革命的再來——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

第三章 民國的抵抗
　第一節 國民政府的統一
　第二節 滿洲事變的衝擊
　第三節 帝國日本的侵略與憲政的準備

第四章 共和國的復興
　第一節 中日戰爭與抗日體制
　第二節 分裂的中國
　第三節 戰後中國的展望
　第四節 美蘇對立與國共對峙下的憲政

第五章 共和國的革新
　第一節 冷戰下的新共和國
　第二節 社會主義路線的激進化與糾正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與共和國的重建

終章 日本對中國的看法與中國對日本的政策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一覽

序／導讀

序章　中國夢與憲政夢

從王朝到共和國──清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由皇帝統治的地方。從秦始皇開始，到清朝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是如此的。這樣的國家形態，就是所謂的君主國。而「君主國」的理想政治被稱為是「仁政」。也就是說皇帝以「仁」對待百姓的政治。而所謂的「仁」，用儒家的道德理論來說的話，就是以慈愛待人。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清朝被推翻了，於是中國從「君主國」變成「共和國」。共和國的體制與君主國的體制自然是不一樣的，共和國的主人不是皇帝一個人，而是全體國民（人民）。共和國是思考模式下的國家形式，是制定憲法後，在憲法的準則下進行政，即是「憲政」。
毫無疑問的，中華文明中心所在的清朝當然是一個君主國。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原來的君主國變成了共和國，也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共和國。這是從仁政到憲政的重大轉變。本書要探討的，正是這一巨大轉變的過程。也就是東亞傳統的國際秩序，轉變成由主權、國民、領土構成的國民國家基於近代西方國際法的國際秩序的過程。然而這樣的過程並這不是一次革命就可以成就的簡單事情，是需要漫長的時間，歷經重重困難的事業。不，如果要更正確地說的話，那個過程是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還在持續著的事業，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事業。可以說，從十九世紀末到今日，中國一直掙扎於要中華文明的仁政？還是要西洋文明的憲政？為此問題苦惱不已。
而目前最能讓人感受到此一苦惱的，就是在習近平政權下，因為二○一三年《南方周末》雜誌所刊載的，以〈中國夢，憲政夢〉為標題的新年賀文，所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現象。為了闡明本書的目的，我們姑且先將目光轉向導致這一政治現象的現代中國。

沒有經歷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程的領導人──習近平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和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世代的領導人是毛澤東，第二世代是鄧小平，第三世代是江澤民，第四世代是胡錦濤，到了習近平，已是第五世代的領導人。
習近平成為總書記的那一刻，也是中國誕生首位沒有直接經歷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參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領導人。不過，一九五三年出生於北京的習近平，是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在共產黨內部擁有強大權力，被視為八大元老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之子，所以習近平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高幹子弟，是被稱為「太子黨」的中國共產黨精英黨員。換句話簡單的說，就是：現在的中國掌舵手，是一位沒有直接經歷激盪的革命時期，熱烈投入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精英總書記。
但這位精英總書記也和過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一樣，在二○一三年三月之前，被選為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手掌握了黨、政、軍的所有權力。此外，為了強化外交與國防及國內的治安對策，二○一四年一月，習近平還擔任新設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可以說前所未有的集所有權力於一身。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與日本的中國觀

且不論這種集權於一人的真相為何，就如許多研究中國者所強調的，今日的中國共產黨，毫無疑問，現代中國正積極調整並再平衡其光輝面與陰影面。中國共產黨也因此不得不努力摸索新的統治方式與權力結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已經成為邁向大國之路的國家。中國全國的生產總額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在國際政治與地球社會的存在感與日俱增。現在的中國與持續躍動的印度，是足以成為二十一世紀象徵的亞洲國家。
但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人民所得差距與區域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複雜的民族問題不僅無法消除，甚至還日趨明顯化。為了統合內部差異與矛盾，中華民族主義可以說目前只是處於剛剛開始狀態。創建中華民族主義，建立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近代民族國家，是中國百年來的課題。中國迄今還未能完成這個課題。
此外，一胎化政策帶來的心態變化，與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的劇烈人口變動，及一九七○年代出生（被稱為「七○後」）、一九八○年代出生（被稱為「八○後」）、一九九○年代出生（被稱為「九○後」）、二○○○年代出生（被稱為「○○後」）等象徵新世代人口的抬頭，無須多做字面上的說明，就能想像將會出現何種民族對立與階級對立的社會現象。這些之外，中國要直接面對危機還有能源、環境、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
日本應該都非常明白現代中國的光輝面與陰影面。然而，日本並沒有準確地掌握到那些訊息。由於現代中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共產黨本身正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約六十五年歷史上最大的挑戰。這裡說的「準確」的意思，不是基於反中意識的中國崩潰論或中國威脅論，而是基於學術知識上對中國的理性認識。
共產黨因為改革開放政策，在導入市場原理與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便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這改變了其原本勞工與農民對抗資本家的政黨屬性──不過，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改變，不過是回歸到一九五○年代之前中國共產黨主張的中國版人民民主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階段。那是主張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組成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建立的聯合政權的階段。也就是說，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經歷完過渡期了。但在目前以資本為導向，輕忽倫理的風潮下，共產黨不僅腐敗的程度深刻化，黨的權威也因此動搖了。
共產黨糾正腐敗行為的行動，已經擴及到共產黨的黨中央核心。雖說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日益激化，黨與軍方的關係也日趨緊張，但這畢竟不是日常的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地方對共產黨的信賴度下降了，民眾因不能忍受地方發生的問題，而不得不向黨中央陳情。還有，有些事情如若在日本發生，或許常常會被忽略，但在不能徹底實行法治的人治社會──在中國，以傳統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德治」──的中國，人民的陳情對權威不穩定的共產黨黨中央來說，是非常大的壓力。因為在沒有貫徹法治的中國，一個對應錯誤，民眾批評的矛頭就會射向黨中央。
因此，黨中央不得不一邊操縱司法、干預法院（將裁判所翻譯成「法院」是否適切，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的判決──因為中國共產黨事實上還沒有徹底落實司法的獨立，一邊以某種形式來宣洩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以此來反覆確認共產黨的正確性。而所謂的某種形式，此時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不外乎利用排外的民族主義，來促成多樣且複雜的國內團結。這種手段是不管在什麼時代，什麼地域，都是管用的好方法。而在中國，那就是人為的反日中華民族主義的表現。
那麼，反日的中華民族主義的力量是什麼呢？那個力量不是來自江澤民時代的反日愛國教育，也不是因為胡錦濤時代開始持續至今的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而是基於共產黨歷史觀下確保正統性的理論的力量。也就是說，為了勞工與農民而建立的共產黨，認為自己經過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與革命，能夠推翻封建與帝國主義，和與地主、資本家結合的不良的國民黨及民國政府，並以自己的指導力控制了複雜而多樣的中國，整合了多元化的中國的基本理論，就是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光輝理念。然而，這個理念從改革開放政策開始的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卻慢慢變得不適用了。因此，新的統合理論被提出來了，那是從前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曾經發揮過作用，即是以共產黨為中心的反帝國中華民族主義論。因為這個理論是不管是什麼立場的民眾，都不會完全否定的理論，是可以克服民族與階級的對立，並且能以共產黨為中心，達到讓大家團結在一起，像金科玉律一般的理念。在這種反帝國的心理下，最能讓中國人產生共鳴的，便是中國人反日的記憶。
當然，以上說的是共產黨的中國近代史觀──請注意，這不是日本的近代史觀與中日關係史觀──，但這個近代史觀卻並非完全真實。不過，這樣的現代中國的實態與反日民族主義的關係性，是必須反覆推敲、確認的。

日本忽略的中國

那麼，這就說盡了現代中國的一切了嗎？舉例來說，一般人對於中國人生產的食品，具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確實無法用一句「那是安全的」，來概括中國人生產的食品。但是，若說中國人生產的食品是危險的，那反過來的意思就是日本人生產的食品是安全的。然而，這樣的說法是沒有確切依據的。事實上，也有人認為由日本人出資，在中國生產的食品，因為其銷售的市場在日本，在日本強大輿論的監視下，中國人生產的食品在輸入日本時，都必須經過樣品的檢查，所以比只依賴生產者的良心，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日本生產食品，其安全的機率更高。
即使只看這樣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日本忽略的中國」，是確實存在的情況。因此，日本有必要不斷地基於理性思考來看待中國。在這樣的主體意識下重新審視現代中國與至今為止的中國近代史觀，就會發現有幾個被忽略了的事實。
那麼，那些個事實是什麼呢？
其中之一，就是解讀現代中國時的優先順序問題，而優先順位排在前面的，筆者認為是中國的憲法與憲政的歷史。以下，筆者便以習近平總書記的中國夢作為切入點，闡述其中的原因。

中國夢──中華民族主義的復興

看似是以強硬的姿態面對日本的習近平總書記，正如前文所述，是帶著中國的光與影執政的。為了應對眼前的困難挑戰，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這個口號。習近平在就任總書記後，於二○一二年11月29日，在參觀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時，發表了如下的重要演說：

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人民網》2012年11月30日）

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渴望團結與統一的表現。二○一三年三月十七日，習近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演說中，也做了以下的表示。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合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在習近平的時代，「中國夢」成為重要的關鍵字。這裡所說的「復興」，既有「取回原有的東西」之意，還有「回歸到世界文明的中心，成為世界文明的主導」這個積極性的決心。中國共產黨所屬的入口網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就刊載了多篇與「中國夢」相關的宣傳性論文，其中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是公茂虹的〈中國夢：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嶄新形象〉（二○一三年七月三日），筆者在此引用這篇文章中的以下一段話。

從世界文明史來看，中國夢是從華夏文明作為世界文明中心的失落和西方現代文明引領世界潮流的興起，再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光芒漸趨暗淡、中華文明的世界價值再次綻放的現實表達。……而從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的重要影響來看，世界也迫切需要充滿中華智慧、帶著中華溫暖、推動世界發展的中國夢。

這樣的中國夢，確實讓人覺得中國自信過剩了。因為自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國建交，雙方關係正常化以來的現在，是中日關係最冷淡的時刻，日本不僅感受不到中國夢的美好，甚至可以說是不屑一顧。
然而，必須注意到的問題是，日本對中國的問題，竟僅思考到這裡就停止了。舉例來說，共產黨的權威即使已經不如昔日，但仍舊想盡辦法經營著這個既有光輝面又佈滿陰影的龐大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或許，潛藏在這樣的中國的，還有不同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成為世界基準的西洋文明，那可能是可以符合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模式文明。這樣的模式是否確實存在，我們目前並不清楚，但我們絕對不能缺少這種具有彈性的思維。
此外，二十世紀的中國，因為受到西洋文明優勢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被形容為是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但這個的中國也和日本一樣的，在接觸到西洋文明後，接受了西洋文明。因此，與官方提出的「中國夢」不同，追求西方文明的民間的「中國夢」，被自發性地談論起來，似乎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那麼，那樣的聲音是否已經出現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那樣的聲音正好出現在二○一四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並且成為共產黨強化取締人權活動者的伏筆。在此順帶一提，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是指一九八九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運動進行武裝鎮壓的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大批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恢復對他們的民主訴求持寬容態度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榮譽，並要求共產黨實現國家民主化。然而，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解除了表示理解學生們的總書記趙紫陽，並於六月四日展開武裝鎮壓學生們的行動。

憲政夢──對自由、民主、立憲的希望與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夢大約一個月後的二○一三年1月3日，在廣州發行的自由派週刊《南方周末》，原本計畫在元旦特刊上刊登一篇本已被當局預先審查通過，題名為〈中國夢、憲政夢〉的新年賀詞，卻在付印前遭受廣東省委員會宣傳部的插手干預，在沒有經過週刊編輯部與編寫記者的同意下，文章的題名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這裡的夢，指的自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而其內容也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做了修改。在日本媒體報導了這件事後，相信許多日本人都還記得這件事。
如今留存在網路上的原文，是已經直白地插入了「中國夢、憲政夢、自由夢」等文字的文章。 以下是從格調有點高的原文部分摘錄下來的文字。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從厚厚的歷史塵埃中挺起胸，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頭，重走先輩的憲政長征，重溫先輩的偉大夢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們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醒來。先敗於英［鴉片戰爭］，後敗於日［甲午戰爭］。百姓愈加民不聊生，恥感深深刺痛中國士人。保國！保種！由洋務而君憲，由立憲而革命。從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憤者不惜徹底打倒「孔家店［儒家］」，決絕地將自己的文明連根拔起。
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先輩們終於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憲政中國並沒有隨之而來。……
今天，我們斷斷不只夢想物質豐盛，更希望性靈充盈；我們斷斷不只夢想國力能強盛，更希望國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國，救亡與啟蒙，誰也離不開誰，誰也不能壓倒誰。而憲政便是這一切美夢的根基。……
我們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與各國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種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蕩中，要遵循人類共通的價值，也要不憚於做自己的新夢。……
中國人本應就是自由人。中國夢本應就是憲政夢。……

這篇文章並沒有對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做出正面的批判。但是文章基於以憲法實現政治──憲政的強烈決心，還是多少諷刺了不顧憲法如何，使用不同於法治的理論進行統治的共產黨。最終的結果，是人們還是會接受現代憲政主義，甚至渴望超越現代憲政主義，開創出新的原則和制度。這個主張可能會從根本顛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理想。
正因如此，共產黨才不得不對原本的文章進行改動吧！文章刊出的半年後，二○一三年的八月七日，共產黨在自己的機關媒體《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在中國搞所謂的憲政，則只能是緣木求魚」的文章，徹底否定了憲政的主張。有這樣的一種說法，說是在共產黨對黨內發佈「七不講」──不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錯誤歷史、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等問題──的禁令下，再加上這篇文章所造成的影響，讓研究憲政的學術環境，已經遠不如從前那麼自由了。

落實好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關鍵是要搞好黨的建設，使中國共產黨成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使掌握中國各級權力的官員都認同憲法裡的核心原則。否則，憲法就是一紙空文。
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一個新生兒。只要將中國共產黨建設成一個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就能得到徹底的貫徹和實施。而搞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憲政，則只能是緣木求魚。

中國憲政百年史

如以上所述的，在現代中國存在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調和與衝突，這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是稍有不同的。在討論不同在哪裡之前，我們必須先面對一個爭議點，那就是能夠調和兩者的，是仁政呢？還是憲政呢？當然，關於民主主義的優缺點及其應有的狀況為何，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觀點與主張，那些觀點與主張，都關係著近代立憲主義最後要如何在中國落實的爭議。
然而，從筆者到此為止的敘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書頻繁地使用了君主國、共和國、仁政與憲政、德治（人治、黨治）與法治，及近代立憲主義的概念。本書的立場不在追求這些概念的關連性與法學、政治學的專門性，而是希望能夠藉由筆者的整理，讓本書更容易被讀者閱讀。
發展出中華文明的中國歷代王朝，一直都藉由尊崇儒家規範的皇帝所施行的德治，為更多百姓帶來更好的生活。換句話說，君臨中華文明中心的皇帝，是施行仁政的。然而，以德治為基礎的仁政，如今已經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將被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取而代之。憲政將是在中華文明的中心地成為被需求的政治方式。
從字面上來理解，所謂的憲政，就是以憲法為基礎的治理國家手段。憲法是為了防範因為德治而可能出現的惡政所制定的規則，憲政便是依據那樣的規則來執行國家管理的政治。舉例來說，法治的性質會因憲法的性質而改變，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性質自然也會有所不同。若以嚴格區別的眼光來看待，藉由法律來限制君主權力的法治主義，與藉由法律來拘束包括君主在內的專斷權力、依法擁護人權的法律統治的立場上來說，法治主義的憲政與法律統治的憲政，其本質是有相當的不同。人們通常會想像的，有憲法的君主國──例如戰前的日本，就是採用以法治為基礎的君主立憲政體，即所謂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擁有憲法的共和國──例如美國，則是採用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立憲制國家。
但是，用這樣的二分法的理解，並非都是正確的。舉英國為例來說，就可以清楚地明白為什麼這麼說了。英國雖然是立憲君主制國家，但實行的是依法統治的憲政。所以，不論是立憲君主制國家還是立憲民主制國家，其立憲主義模式的憲政內容本身，事實上都給基於法治的憲政，提供了一些變化。
一般而言，立憲主義源自現代憲政的概念，它以依法治理國家、保障人民自由、權力分立和人民主權為基礎。但是，在這個普遍性的定義下，立憲主義還可以被細分化。例如，對於以憲法直接保障自由與權利這件事上，在民國期間的用語叫做「直接保障主義」，而依法律保障自由與權利，在民國期間的用語則叫做「間接保障主義」。直接保障主義強調司法對憲法的保障，阻止透過法律限制自由和權利的可能性──即所謂的法律保留。因此，直接保障主義有時會與民主制度下透過選舉代表進入擁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發生衝突。另一方面，間接保障主義原則雖然是透過體現民意的法律，以民主的方式，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但如果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失控，開始透過法律和命令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時，那麼法治不僅會遭受破壞，甚至可能損害法治主義，讓立憲主義變得虛有其名。也就是說，依據憲法的內容規定的應有權力構造出現變化，於是依據憲法的憲政也隨之改變了。
以上，筆者簡單地陳述了憲法的概念，現在再把話題拉回到中國吧。
就如同從中國夢、憲政夢相關的一連串政治現象，就可以明白般，「憲政」絕對是可以解讀懷抱著民族、國家、自由、民主等火苗的現代中國的重要關鍵字。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憲法和憲政要面對的對象，是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也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可以說施行憲政是國制的擴展。若說已經有著憲政傳統的西方，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到未來，對憲政應有的狀態仍然處於半永久性的摸索狀態，那麼對人類來說最普遍性的政治課題──憲政，對現代中國來說當然也題重要的政治課題。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並非西方文明派是憲政派，而中華文明派就是反憲政派。這一點從前面提到過的「中國夢、憲政夢」，就可以清楚地解讀到了吧。
還有一點我們更應該注意到的，就是中國追求憲政的歷史，那是相當漫長的時間。
請再一次檢視「中國夢、憲政夢」中的一節。我們可以在那裡看到辛亥革命幾個文字。辛亥革命是指西元一九一一年10月開始，中國南方各省相繼脫離清朝朝廷，宣布獨立，建立民國的這一連串政治過程。這個過程最終導致清朝滅亡，領導革命派的孫文在這個過程中將中國由君主國轉化為共和國，並且開啟了憲政之路。但若要嚴格追溯中國憲政的起點，那麼應該是清末發布《欽定憲法大網》的公元一九○八年。曾經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等人，為了追求自由、人權、平等、民主、共和、憲政，在二○○八年發布的《○八憲章》，就有著「今年是中國立憲一○○週年」的敘述文字。
如此，從清末到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確實有著無法抹去的深刻痕跡。這是在討論憲政在中國是否成功、是否有意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問題。但是，有多少日本人想過中國已經有百年的憲政史了呢？就算嚴格定義憲政史是由憲法制定史、憲法運用史、憲法學說史、立憲主義思想構成的歷史，但大致上來說，自一九四七年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現在的台灣憲法──以來，已經存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憲政史。當然，人們可能會產生疑問，懷疑在這段時期裡，憲政思想是否已在中國紮根，而中國本土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間沒有憲法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以及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憲政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否都應納入憲法史呢。自清末以來，中國確實一直在嘗試接受憲政的思想，起草憲法的工作也幾乎沒有中斷，憲法學的研究也一直在緩緩地逐步發展中。

二十世紀中國史與憲政──為了豐富日本人的中國近現代史認知而寫

那麼，為什麼日本人欠缺對中國憲政一百年史的中國觀呢？正確一點地來說的話，那就是在二次戰前日本著名的學者們成立的中華民國法治研究會雖然進行分析了中華民國憲法的特徵，卻輕忽一九五○年代日本外務省所關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致。現代中國沒有自由化與民主化。這就是日本對現代中國的普遍看法吧！但是，在這個如同標準答案的普遍性看法中，卻關係著現代中國的正統性，與共產黨的歷史觀。
簡而言之，中國共產黨越能將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神話化，就越能穩固現在統治的正統性。並且可以藉此來批判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革命擊敗的中國國民黨與民國時代，指稱那是一個充滿壓迫性的黑暗時代。而民國時期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接管了由孫文領導的以南京為首都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所謂的南京政府）的袁世凱等人，以北京為首都的北京政府時期（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和由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時期（一九二八年～一九四八年），與其後邁入憲政階段的中華民國政府期（一九四八年～現在）。但無論哪個時期，如果存在著像今天中國人所希望的憲政史的話，對共產黨來說都是極其不方便的。況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確實曾發生過一些與憲政相悖的事件，例如鎮壓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鬥爭，以及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混亂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憲政史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極不方便存在的現實。所以，無論是對民國史還是對人民共和國史來說，憲政史基本上都不受到重視。即使提起憲政史，也只是被描繪成一部空洞的歷史，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
當然，民國時期，尤其是國民黨時期所制定的憲法和憲政，並非一部值得全面讚揚的歷史。但不可否認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民族主義、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的時代，因此許多日本人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傳統印象，不自覺地便接近共產黨的歷史觀，但那只能部分性地說明中國近代史。
經常發展成政治外交問題的中日間歷史認知問題，常被理解為原因出在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認知，與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史認知。然而事實確實如此嗎？難道問題不是潛伏在兩國各自的本國史觀，尤其是戰後史觀嗎？如果日本有學術的自由，能夠原原本本地基於事實呈現戰前與戰後的歷史就好了。那些歷史的事實包括滿洲事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問題、重慶大轟炸、東京空襲、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轟炸，及戰後的公害問題、核電廠的事故等。不過，要求現在的中國理性地面對中國近代史，可能比要求日本誠實呈現戰前與戰後的歷史更加困難，尤其是對反右派鬥爭、「大躍進」政策、文化大革命等含有負面形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既然如此，那就不如試著從日本的角度，根據事實，客觀而冷靜地去理解中國近現代史。而筆者該為可以輔助我們進行這個理解的，就是憲法與憲政的歷史。
本書以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到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這七十年間，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為討論對象。以憲法與憲政作為理解中日對立與沒有談判時期的中國歷史的輔助工具，重新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或許能更豐富日本眼中的中國近現代史的面貌，也或許能夠更加客觀地掌握日中對立與共存的歷史。

試閱

第四節　革命再起──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

北京政府的苦鬥

從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後半，中國國內政局分裂為兩個中央政府，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廣東政府。就像聯省自治所象徵的那樣，制度的走向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搖擺不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竟朝著武力衝突的方向發展，這種情形自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活動，同時也迫使北京政府的財政逐漸走向崩潰。
北京政府在經歷過直系與皖系對立、直系與奉系對立後，黎元洪重回大總統的位子，一九二二年8月，再度召開舊國會，至此，基於舊約法的法統被恢復了。再啟的國會宣布「應該體認制憲工作是當前唯一的目標」（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展現了讓憲政回到軌道的企圖心。重視權力分立與自由保障，後來給中國憲政史發展帶來影響的王寵惠，於此時受命組閣，並欲落實胡適等人「憲政政府、公開政府、計面性政府」的政治信條。結果，廣東政府以維護舊約法為目標的行動陷入僵局，孫文的南方勢力於是再次走向革命。
而北京政府重建憲政的工作，也一再遭受打擊，重建憲政的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因為北京政府想以《天壇憲草》為基礎，再度展開制憲的行動，但是原本就有很多人對《天壇憲草》感到不滿，所以對北京政府此次制定憲法的行動採取抵制的態度。於是，北京政府不得不強行召開憲法會議。然而這種不顧外界看法，一意孤行的作為，反而擴大了社會對國會制定憲法的不信任感。

憲政的夭折

北京政府在苦苦尋求重建憲政之時，制憲出現了新的進展。一九二三年10月，曹錕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基礎，接受美國的支援，以大筆的金錢賄賂國會的議員，就任大總統，並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為了區別一九四六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時制定的憲法在此稱為《曹錕憲法》──，試圖建立新的法統。
然而，賄選的行徑妨礙了憲政文化的確立，對後世有著不良的影響，所以《曹錕憲法》在當時便無法確保合法的法統地位。因此，在沒有合法的法統之下制定的《曹錕憲法》，即使將國會定位為最高的權力機關，以此來彰顯民主性，仍然受到嚴厲的批評。
不過，《曹錕憲法》並非完全没有其歷史性的意義。《曹錕憲法》的劃時代意義在於承認了條文中沒有明記的「其他」的自由和權利，即所謂的剩餘自由與權利。《曹錕憲法》沒有直接保障自由和權利（直接保障主義），而是像《大日本帝國憲法》一樣，保留了通過法律加以限制的其他自由與權利（間接保障主義），在中國憲法史上首次承認了剩餘自由和權利的存在，儘可能地維護了人權。人們經常誤解，以為憲法條款在北京政府時期退步了，其實問題出在制憲權力的不穩定。
進入一九二○年代後，人們對擁有制憲權的國會越發感到不信任，因此，由國民為全體來制定憲法的思潮高漲起來。一九二二年8月，以張君勱為中心，由省議會、商會、律師和媒體等人民團體組成的國是會議，制定了兩份憲法草案。隨後，在賄賂選舉徹底破壞了人們對國會的信任後，通過中間團體實現主權在民的氣勢更加高漲。孫文等人也在一九二四年的年底，展開了以職能代表制為基礎的國民會議運動。
就這樣，中華民國的法統一直沒有被恢復。而造成這種情形的決定性原因，在於一九二四年直系、皖系、奉系的再度對立，及包括溥儀在內的清室被逐出紫禁城。這次的北京政變不僅讓曹錕下台，原本民國對清朝皇室的禮遇，也被單方面地修改、廢除，讓已經變得貧困化的滿人社區走向崩潰，也推翻了作為民國起點的辛亥革命時所達成的協議事項。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會制度本身也消失了。也就是說，舊約法的存在根據完全不見了，民國的合法法統地位，可以說是名實皆不存了。一九二五年2月召開的善後會議，是北京政府對重建憲政所做的最後努力，但由於憲法制定權還是由政府掌握，仍不足以使共和國體制的民國復活。該會議於同年4月解散。

從重建憲政到革命再起

此後，北京政府沒有進行任何重大的重建憲政的嘗試，因為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財政上，北京政府都已經無能為力了。
雖然說北京政府是構成華盛頓體系的成員，卻不一定能在這個體系內獲得好處。一九二五年10月，在擔心對華貿易有負面影響的日本的斡旋下，特別關稅會議通過了恢復關稅自主權的原則，並宣布將在幾年後廢除英國和美國要求的「釐金」，也就是地方政府徵收的「通行費」。然而，北京政府未能實施有效的財政重建措施，最終導至破產。相反的，國民黨的南方革命力量取代北京政府上台執政。一九二五年孫文逝世後，孫文的繼任者蔣介石成為領導的中心，國民黨於一九二六年發動了國民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統一全國為目標，展開新的北伐戰爭。
另外，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活動，也在此時展開了，這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一幕。一九二四年11月，孫文以「大亞細亞主義」為題，在神戶高等女校舉辦的演講。演講的內容在直接面對當時中國境內日漸高漲的反日民族主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向日本傳達了質問的信息。那句著名的提問「日本將成為西方霸權的看門狗？還是會成為東方王道主義的大本營？」，雖然是演講後補充上去的內容，但需要重視的是，他的演講也在呼籲，在中國重建共和的民族國家過程中，中日應該要合作。在中國，因為區別西方、東方與本國的世界觀並不強烈，要產生像日本那樣的亞洲主義的可能性一開始就不大，但孫文仍然敢貼近日本的亞洲主義，試圖對日本寄予一線希望。
筆者想把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過程中，認為對中國憲政史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點，在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股革命力量的崛起的這個時期裡，出現了認為重燃革命之火優先於重建憲政的思潮。
事實上，蘇聯並沒有立即將所有特權交還給中國。然而，由於不公開細節的事實，有助於幫助蘇聯獨享在中國得到好的印象，也能幫助國民黨和共產黨重新崛起，成為新的革命力量。當然，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也各自參與了在中國的活動。因此，國民黨的孫文制定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並在一九二四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改變了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的既有目標，開始主張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三民主義。此外，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員可以同時持有國民黨黨籍──後來這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並受到認為「少數人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的列寧等人的社會主義路線」的影響，試圖建立政治和軍事一體化，以宣傳和動員的方式，來實踐革命的黨組織。簡而言之，國民黨也與共產黨一樣了，要採取民主集中制來作為黨的組織原則。
第二點，因為革命勢力的抬頭，人民日益意識到國家的自由和平等比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更重要。
孫文透過召開跨黨派的國民會議，以求恢復民國的法統，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會議運動。然而，一九二五年3月，孫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在北京逝世了。為了實現中國的自由與平等，他視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要課題，晚年對給中國平等待遇的蘇聯寄以厚望，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自由與平等，而非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他的這些言行是國家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的典型例子。
第三點，自一九二○年代中葉以來，與憲政應有的狀態及其確立息息相關目的民族主義風潮高漲。
中國各地的工人運動開始活躍起來，在上海，以大日本紡績為首的日本在華紡織廠，頻頻發生工人罷工的事件。一九二五年5月30日，以英國為中心的租界警察，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工人對此事件感到不滿的人們紛紛在各地組織罷工與遊行示威的活動，結果除了反日民族主義的運動外，也發展出了反英與反帝國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個被稱為五三○的運動，後來也延燒到英國統治下的廣州和香港，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國民黨與共產黨為了支持這些運動，包括經濟援助在內，盡一切可能的手段動員和組織群眾，但工人運動的爆發，也受到在社會自發性和義憤填膺的心理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的推動。而承載著這樣社會運動的，正是工人、傭兵和流民匪賊等遊走於社會的流動性剩餘人口。來自這樣的社會運動而被發揚起來的民族主義，為推翻帝國主義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創造了國民革命的了條件。
以上三點，都是與實行憲政背道而馳的革命潮流。然而，即使在這樣的革命氛圍中，仍然潛藏著對中國憲政史後續發展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以下是第四點和第五點。

革命中的憲政

第四點，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如第一點所說的，都具有革命政黨的共通性，但它們其實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決定性的差異。
正如一九二四年4月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提出，在五權憲法的基礎上，中華民國的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人事（又稱「考試權」）等五項，然後依軍政、訓政、憲政的順序重建民國。所謂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就是首先以軍事的力量統一國家軍政，再進到國民黨推動建設民族國家的訓政，然後以憲法為基礎，實行主權在民的憲政。換言之，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預先劃定了自己作為革命黨的時期。
孫文死後，國民黨內部出現意識形態的對立，一九二五年7月，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汪兆銘）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但是作為日本通的國民黨右派元老戴季陶，提出國民黨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的主張。自此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距離便擴大了。
第五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鴻溝越來越深，其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情況，開始出現批評獨裁的聲浪。
以陳獨秀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但是擔任第一屆委員長的陳獨秀後來因為與列夫．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iy）有共鳴，對共產國際與共產黨中央提出批評，結果在一九二九年時，陳獨秀被剝奪共產黨黨籍。陳獨秀發現蘇聯社會主義的非民主性體質，在中日戰爭期間寫下了「致西流」的信，進一步批評歐美民主主義的傳統。他所主張的無產階級民主，絕非擁護共產黨獨裁的主張（《陳獨秀選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
又，在共產黨創黨時期的成員之中，信仰馬克斯主義，對共產黨有大貢獻的李大釗，在一九二七年被奉系的張作霖殺害；曾經留學日本，在中日戰爭時期協調中日關係的周佛海，則被視為漢奸，在戰後死於獄中。如此看來，參加中共一大的十三個人中，除了陳公博之外的十二人中，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能夠保持較高的權勢，平安地迎接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

藉由國民革命，蔣介石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基礎。蔣介石曾任廣東的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他以自己在日本的經驗，整頓軍隊，讓軍隊有了規律。國民革命軍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主力，而支持蔣介石的，正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們。
國民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格，也帶著反軍閥的性格，所以能夠博得來自社會的支持。但是，隨著國民革命軍的發展，汪精衛與孫文之子孫科擔心蔣介石的權力基礎擴大，於是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移到武漢。
這個武漢國民政府利用民眾與英國當局的衝突，以實力收回英國在漢口（武漢）與九江的租界。被收回租界的英國當然心有不甘，於是請求日本派兵干涉，但遭到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派兵。這樣收回租界的成果，與擁蔣派或反蔣派無關，在外人的眼光中，那是國民革命的成果，而這樣的成果也激勵了在華的朝鮮人、越南人、印度人、緬甸和台灣的獨立運動家們。
之後，國民革命軍在這股反帝國主義運動推波助瀾下，陸續收回有著中國最大租界的上海， 和有諸多領事館與教會的南京。當蔣介石在上海鎮壓親共產黨的組織，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在不久後也和南京國民政府合流了。
就這樣，國民革命推翻了北京政府，在企圖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政府的背景下，蔣介石的北伐順利往前推進。但是，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不樂意見到中國有新的統一政權，所以三度出兵山東，想要藉此阻擾北伐。不過，由於蔣介石得到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及山西的閻錫山等人支持，一九二八年6月，國民革命軍終於接收了北京政府，被日本關東軍炸死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也在同年12月帶領東北追隨蔣介石，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了全國，並且定南京為中華民國的首都。此時由於首都定在南京，北京便被改名為北平，而直隸省也改稱河北省，作為國家象徵的國旗，也由原來的五色旗，改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加上代表三民主義理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卻沒能解决如何恢復中華民國的共和國法統這一重大課題。而且，為了恢復憲政，必須消除北京政府時期憲政失控的因素。國民黨方面的法學家們認識到，在警惕反立憲主義的社會主義憲政滲透的同時，也必須加速重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控制軍權及確立穩定的中央財政。（張志本，《憲法論》，上海法學編譯社，一九三三年）。
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入侵、共產黨作為國內反對力量不斷擴張的情況下，要怎麼樣做才能夠以上述的方式重建憲政呢？一九三○年代前半的民國，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迎來了讓共和國復甦的時代，也就是說迎來了作為共和國的民國抗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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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 9789570537949
  • 分級
  • 普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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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6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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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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