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同一場戰爭，我們輸了又贏了；
本應是降伏者的我們，忽焉成為被「光復」的一員。
我們到底是誰？
在黯淡的「終戰」與輝煌的「抗戰」勝利之前，
可曾容得下屬於臺灣人的戰爭記憶？
「我沒機會思考，因為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
中國人被射殺時就站在大坑前……
我只是個臺灣軍伕，所以我認爲殺死中國人不是我的義務……
阿波野走到我面前，叫我一定要跟田島做一樣的事，
否則就要把我殺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臺籍「民間通譯」潘進添於澳洲回覆檢察官提問
（潘進添最終被判處絞刑，死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
一看，
裡面衹裝著兩粒白色的硓咕石，
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內只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
(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
──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被派往新幾內亞，在該地中彈身亡
如今我們銘記是誰的紀念日？我們哀悼、紀念的是誰的傷痛？
二戰終結數十年過去，除了參戰各國既有觀點的戰爭史和國族論述之外，風雲變幻的世局似乎從未留給臺灣人充分的餘裕，好好回顧自己的二戰歷史和戰爭經驗。
本書聚焦戰爭前後南太平洋戰場散落各處臺灣人的個人際遇，記錄了在編制上屬非戰鬥人員的「軍伕」，為何最終卻擔負殺害戰俘的戰犯罪名？以及，二十世紀初期即於南洋各地發展、營商乃至於落地生根的臺灣人，因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於戰爭期間遭受關押、監禁。他們後來的命運又是如何？
書中也沒有忽視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在戰爭前後是如何藉由教育、悼念儀式等論述手段，影響人們對戰爭記憶的言說、保存和紀念；帶引讀者思索政治是如何形塑我們對戰爭的記憶。
曾擔任電視劇集《聽海湧》與紀錄片《由島至島》顧問的歷史學者藍適齊，累積二十年的研究歷程，在本書中呈現二戰期間臺籍日本兵與海外臺灣人的遭遇和磨難，重溯被忽視的臺灣庶民戰爭記憶。跳脫「民族」、「國殤」等歷史大敘事視角，還原臺灣人真實的戰爭經驗。讓大眾得以更深入、細膩地了解那個世代在戰時所面對的艱難，還有戰後蒙受的壓抑和抹除。
本應是降伏者的我們，忽焉成為被「光復」的一員。
我們到底是誰？
在黯淡的「終戰」與輝煌的「抗戰」勝利之前，
可曾容得下屬於臺灣人的戰爭記憶？
「我沒機會思考，因為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
中國人被射殺時就站在大坑前……
我只是個臺灣軍伕，所以我認爲殺死中國人不是我的義務……
阿波野走到我面前，叫我一定要跟田島做一樣的事，
否則就要把我殺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臺籍「民間通譯」潘進添於澳洲回覆檢察官提問
（潘進添最終被判處絞刑，死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
一看，
裡面衹裝著兩粒白色的硓咕石，
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內只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
(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
──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被派往新幾內亞，在該地中彈身亡
如今我們銘記是誰的紀念日？我們哀悼、紀念的是誰的傷痛？
二戰終結數十年過去，除了參戰各國既有觀點的戰爭史和國族論述之外，風雲變幻的世局似乎從未留給臺灣人充分的餘裕，好好回顧自己的二戰歷史和戰爭經驗。
本書聚焦戰爭前後南太平洋戰場散落各處臺灣人的個人際遇，記錄了在編制上屬非戰鬥人員的「軍伕」，為何最終卻擔負殺害戰俘的戰犯罪名？以及，二十世紀初期即於南洋各地發展、營商乃至於落地生根的臺灣人，因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於戰爭期間遭受關押、監禁。他們後來的命運又是如何？
書中也沒有忽視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在戰爭前後是如何藉由教育、悼念儀式等論述手段，影響人們對戰爭記憶的言說、保存和紀念；帶引讀者思索政治是如何形塑我們對戰爭的記憶。
曾擔任電視劇集《聽海湧》與紀錄片《由島至島》顧問的歷史學者藍適齊，累積二十年的研究歷程，在本書中呈現二戰期間臺籍日本兵與海外臺灣人的遭遇和磨難，重溯被忽視的臺灣庶民戰爭記憶。跳脫「民族」、「國殤」等歷史大敘事視角，還原臺灣人真實的戰爭經驗。讓大眾得以更深入、細膩地了解那個世代在戰時所面對的艱難，還有戰後蒙受的壓抑和抹除。
目錄
序 漂流在浪湧間的島際旅程
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遺忘的代價：不被肯認的一代人
不被認可的追思：李登輝的案例
倫理議題：我們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Part 1 在異鄉，屬於他們的故事
第二章 被日軍徵召，被盟軍審判：成為戰犯的臺灣人
成為通譯，成為監控者
意外獲得的權力：林一和武林鶴一的故事
「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潘進添的故事
中華民國政府的曖昧與消極：臺籍戰犯是我國國民嗎？
臺灣民間輿論：無辜的戰俘，家庭倫理的悲劇
赦免之後，該去哪裡？
第三章 被當地人憎恨，被殖民者遺棄：旅居海外的臺灣商人
戰爭前，無須倚靠日本的臺灣商人
戰爭期間，「助紂為虐」的臺灣人，以及被連累的臺商
戰爭後，對臺灣人的「澈底掃除」
「很多人都不幸得了傷寒或痢疾」：威菲路兵營內惡劣的拘留環境
比日本人還晚遣返回國的臺灣人
殖民者的歷史責任：被日本帝國遺棄的海外臺灣人
Part2 在臺灣，關於他們的記憶
第四章 形塑臺灣戰爭記憶的歷史敘事：來自兩個政權的教科書
殖民時期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拯救「亞洲諸民族」
強調臺灣人的參戰貢獻：從「高砂義勇隊」到「愛國儲金」
讚揚臺灣民眾履行「皇國義務」：防空演習，忠誠心，日臺一體
中國政府在戰爭期間的立場改變：從「弱小民族」轉向「收復臺灣」
國民政府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迫使中國屈服的陰謀」
一場「與臺灣無關的戰爭」：被邊緣化的臺灣人戰爭記憶
歷史的喪失，以及當事者的缺席
第五章 重建臺灣戰爭經驗的歷史記憶：平民經驗與國際脈絡
90年代起，填補「四十年的斷層」
「遲來的被重視感」：向政府和公眾尋求應有的肯認
「日本國感謝的話，你有聽到一句嗎」：向日本政府爭取肯認與補償
史學界新焦點：平民的生活經驗，遺族的未竟渴求
超越國族，將臺灣的二戰記憶放回國際脈絡當中
結語
第六章 戰爭記憶的倫理與方法：理論的啟發，以及其他國家的實踐
紀念活動為何重要？在英、美、法，戰爭遺族的視角
重新認可生命的「可悲傷性」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馬來西亞華人的經驗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日本地方自治體和民間組織的經驗
臺灣歷史和解的可能性：建立對人尊重的「論爭型」記憶
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遺忘的代價：不被肯認的一代人
不被認可的追思：李登輝的案例
倫理議題：我們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Part 1 在異鄉，屬於他們的故事
第二章 被日軍徵召，被盟軍審判：成為戰犯的臺灣人
成為通譯，成為監控者
意外獲得的權力：林一和武林鶴一的故事
「他們沒給我機會思考」：潘進添的故事
中華民國政府的曖昧與消極：臺籍戰犯是我國國民嗎？
臺灣民間輿論：無辜的戰俘，家庭倫理的悲劇
赦免之後，該去哪裡？
第三章 被當地人憎恨，被殖民者遺棄：旅居海外的臺灣商人
戰爭前，無須倚靠日本的臺灣商人
戰爭期間，「助紂為虐」的臺灣人，以及被連累的臺商
戰爭後，對臺灣人的「澈底掃除」
「很多人都不幸得了傷寒或痢疾」：威菲路兵營內惡劣的拘留環境
比日本人還晚遣返回國的臺灣人
殖民者的歷史責任：被日本帝國遺棄的海外臺灣人
Part2 在臺灣，關於他們的記憶
第四章 形塑臺灣戰爭記憶的歷史敘事：來自兩個政權的教科書
殖民時期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拯救「亞洲諸民族」
強調臺灣人的參戰貢獻：從「高砂義勇隊」到「愛國儲金」
讚揚臺灣民眾履行「皇國義務」：防空演習，忠誠心，日臺一體
中國政府在戰爭期間的立場改變：從「弱小民族」轉向「收復臺灣」
國民政府教科書對戰爭的界定：「迫使中國屈服的陰謀」
一場「與臺灣無關的戰爭」：被邊緣化的臺灣人戰爭記憶
歷史的喪失，以及當事者的缺席
第五章 重建臺灣戰爭經驗的歷史記憶：平民經驗與國際脈絡
90年代起，填補「四十年的斷層」
「遲來的被重視感」：向政府和公眾尋求應有的肯認
「日本國感謝的話，你有聽到一句嗎」：向日本政府爭取肯認與補償
史學界新焦點：平民的生活經驗，遺族的未竟渴求
超越國族，將臺灣的二戰記憶放回國際脈絡當中
結語
第六章 戰爭記憶的倫理與方法：理論的啟發，以及其他國家的實踐
紀念活動為何重要？在英、美、法，戰爭遺族的視角
重新認可生命的「可悲傷性」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馬來西亞華人的經驗
以地域性超越國族框架：日本地方自治體和民間組織的經驗
臺灣歷史和解的可能性：建立對人尊重的「論爭型」記憶
序／導讀
序 漂流在浪湧間的島際旅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臺籍日本兵；歷史記憶；戰犯審判；海外臺灣人。這本書中的内容，主要環繞著上列的幾個關鍵歷史主題和研究對象。而這些關鍵字的排列次序，一方面顯示了我著手各項研究的時間歷程，同時也畫出了開展相關研究當下所在的幾個不同的空間。
開始進行與臺灣的二戰歷史相關的研究，是從二○○五年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對臺灣二戰歷史的理解，與同樣在戰後臺灣接受教育的幾個世代的臺灣人一樣（大致是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之間出生），接近於零。臺灣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在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下，透過進行口述歷史和發掘史料，逐漸開始對臺灣的二戰歷史有了更多的認識（請參照本書中的相關討論）。但是很不巧（或者説是很巧）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負笈美國，從政治學、讀到亞洲研究、國際關係，一直到二○○四年取得歷史學的博士學位；期間卻一直鮮有機會參與學習臺灣學界關於二戰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五年恰好是二戰結束的六十周年；就是在這個時間點，才開啟了個人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與臺灣相關的二戰歷史。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啟幕的場景並不在臺灣。當時我剛剛開始第一份教職不久，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與近現代中國相關的課程。適逢新加坡的學術界和歷史博物館合作準備要舉辦一場盛大的學術研討會，名為「日本占領：六十年之後」（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xty Years After），來回顧同時紀念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我在大學的一位同事、也是歷史學者的Kevin Blackburn 教授是研討會的籌劃人之一，專門研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二戰歷史記憶。他知道我初來乍到，就特地來邀請，希望我能夠寫一篇論文在會議上發表以共襄盛舉。
由於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的研究主題是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和社會史，對二戰的歷史沒有深入的研究，對新加坡和東南亞的二戰更是陌生。幾經考慮，我婉拒了他的邀請，不過，他又專程來辦公室再一次誠摯地提出了邀請。而這次，他説了一個小故事。
他知道我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所以他特別告訴我：他在當地曾經進行了許多關於二戰歷史的訪談；在老一輩的華人的記憶中，日軍占領馬來亞和新加坡三年多的期間，對當地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所以，很多的老人都會說，「日本人很壞」。然而，這位同事又加了一句話；他說，也有很多的華人在受訪的時候同時告訴他，「臺灣人更壞」！
「臺灣人更壞」這幾個字真的太令人震驚！感到震驚，不僅只是因為我是臺灣人；而是因為身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卻從來都不知道二戰期間有臺灣人在東南亞、更不知道這些臺灣人曾經對當地人做過許多不好的事情。
從那個時刻，我開始投入研究二戰期間在東南亞的臺灣人，特別是在日軍中服務的臺灣人，之後也才會開始研究臺灣戰後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成為戰犯的臺灣人、以及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在印尼、澳洲、和香港等地被拘留的臺灣人平民百姓。這本書的内容，主要就是過去二十年之間，關於臺灣二戰歷史的小小研究成果。
在二○二五年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發現自己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研究位置，也許賦予了臺灣的二戰歷史一種「跨界」——一方面跨越空間的界限、另外一方面也跨越學科的界限——的研究視角。也因為如此，我在過去二十年之間有幸與臺灣、日本、香港、新加坡、澳洲、英國、法國和美國各地，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文化研究、和翻譯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就二戰的相關研究主題進行交流合作。
而在教學上，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視角一方面給了我不同的想法，陸續規劃開授了以「跨界」為主題的課程，包括「臺灣國際關係史」和「近現代歷史中的人群移動」。同時，也有機會「跨界」受邀編寫國中和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進而參與許多和國高中老師們交流的工作坊和研習活動，特別是關於東亞史、人群的移動、以及「戰爭與歷史傷痛」等主題。另外一方面，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則是得到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新收穫。✽
而在近幾年，也得到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跨界」的機會。首先，我獲得跨越時間和世代的界限、接觸和認識歷史當事人的機會。如前所述，開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二○○五年，當時戰爭已經結束了六十年。因為年代久遠，並未考慮要訪問戰爭世代、也沒有想做過口述歷史。所以我的二戰歷史研究，完全只有根據檔案書面的資料。而且，就算我動念想要訪問當事人，例如臺灣籍戰犯或是他們的後代家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料，也會因為個資法的限制、個人隱私的考量，還有時空改變、地址變動等緣故，很難聯絡到他們。
在二○一八年六月，我接到了一封email，内容寫著：
藍老師好，在網路上搜尋拜讀了您的文章，我家正是老師所說的蘭印時期被澳洲拘留的臺籍平民，母親則是老師提到十八位在澳洲出生的嬰兒其中之一。
看到信的内容，當下真的有觸電的感覺！沒想到，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居然主動來跟我聯絡！跟來信的林小姐確認之後，才知道她的祖父一家人（林家）和外祖父一家人（江家）都是二戰之前就定居在荷屬東印度群島（Netherlands East Indies，當時在臺灣稱為「蘭印」，即今天的印尼）的臺灣人。在二戰爆發之後，兩家人（連同住在當地其他數以百計的臺灣人）都立刻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拘留，一九四二年一月再輾轉送到澳洲拘留，直到戰爭結束之後在一九四六年才被遣送「回到」臺灣（請參與本書的第三章）。
而林小姐的母親江秀蓮女士，就是江家被拘留期間在澳洲出生的。我何其有幸，後來拜訪結識了江女士；不但聽到了她的家人從臺灣到印尼、澳洲、再到臺灣的「跨界」生命史，更有機會嘗到她親手做的家庭料理——荷蘭─印尼─臺灣「跨界」的可樂餅，還聽到她在六十歲之後才到師大報名學習、卻因為從小耳濡目染能夠字正腔圓説出的印尼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她們家中拜訪的時候，在供桌上看到兩個袋鼠圖案的錢幣，上頭刻著 Australia Penny 1942。這兩個澳洲戰爭時期的一分錢幣，是江家人從澳洲帶回來的少數「紀念品」，在臺灣的家中作為拜拜時「擲筊」之用。
隔了一年，在完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而且居然就在歷史現場。二○一九年的八月我參加了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舉辦的馬來西亞田野調查與參訪團。在十天的行程當中，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參訪行程是檳城著名的極樂寺。雖然這是第一次造訪檳城，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對檳城（與臺灣二戰歷史的一段特殊因緣）一直銘記在心。
大概在十五年前，我在日本找到了一份一九五○年代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其中有關於一九四六年一位臺籍戰犯楊樹木在馬來亞的檳城被英國法庭審判的資料（請參閲本書的第二章），包括楊樹木被審判時所登記的地址。這個地址其實是被盟國法庭判處死刑的臺籍戰犯們的家人（「遺族」）的地址，目的是讓法庭在將這些臺籍戰犯處決之後能夠通知他們的家人。幾乎所有的臺籍戰犯登記的地址都在臺灣，但是楊樹木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樣。因為他在戰爭之前就到了檳城工作、跟當地的華人女性結婚、在當地成家，所以登記的地址是在今天馬來西亞的檳城。也因為他的情況比較特別，我就特別有興趣對他進行研究，也把楊樹木的資料、特別是他在檳城的地址拍下來，存放在手機裡面（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用）。
不過，二○一九年到馬來西亞和檳城的田野調查與參訪，我進行的研究主題是當地華人的二戰紀念和記憶，完全沒有想到要找尋與臺籍戰犯或是楊樹木相關的資料。當我們抵達極樂寺的時候，當地豔陽高照，團員們都興高采烈的要開始參觀。不過，下車看到寺廟在一個高高的山坡上、需要走一段長長的階梯上山；於是就跟導游說，我在停車場附近的咖啡店休息就好，兩個小時之後、你們參觀結束再來會合。之後，在附近隨意找了一間咖啡店，雖然沒有冷氣，不過有好吃的檳城美食。不過，我把店裡好吃的都吃完了，也才過了一個小時。只好找咖啡店的老闆聊天。
我問老闆，這附近還有什麼地方值得去逛逛？老闆說對面就是 Ayer Itam市場；他說的Ayer Itam，其實就是這個區域的地名。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地區叫做 Ayer Itam。當時心裡覺得，奇怪，為什麼對這個地名好像有一點印象；可是，我以前沒有來過檳城啊？怎麼會記得這個地名？過了一會兒才突然驚覺，對了，我在檔案資料中看過這個地名。過去閱覽過的跟檳城有關的史料並不多，那就一定是楊樹木的資料。我趕緊把手機裡的照片拿出來看，他在檳城的地址果然就寫著是 Ayer Itam。原來，我偶然地到了楊樹木曾經住過的地區了；第一次覺得跟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和地點，竟然這麼的接近！
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中紀錄的地址，還很明確地寫著當時的街道名稱和門牌號碼。雖然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地址了，還是想碰碰運氣，於是就拿著地址問老闆：請問，這個地點距離這裡有多遠啊？沒想到，老闆居然告訴我：我們就在這條路上啊！再請老闆看看門牌號碼；沒想到，楊樹木的地址居然距離這家咖啡店只有十幾個號碼！
我心想，雖然已經隔了七十多年，楊樹木的家人很有可能早就搬到別的地方、或者是原來的房子已經改建了，但還是想去他的地址看看。畢竟，我不知不覺的居然就到了楊樹木的老家附近！但是這個時候，距離跟其他團員們約定會合的時間只剩下了不到二十分鐘。咖啡店老闆熱心指引了正確的方向，我急忙謝過店家，就快步走向楊樹木的老家地址。
登記的門牌號碼，是一間看起來很傳統的房子；因為太過於興奮，居然忘記了禮貌、直接就去按門鈴！當時也沒有先準備，如果真的有人出來，我要說什麼？要問什麼？無論說什麼，應該對方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吧。還好，沒有人出來。
這個時候，剛好有隔壁的鄰居出來；我趕緊問他：這裡住的還是姓楊的人嗎？鄰居回答說，好像是哦，不過他們都出門了、沒有人在家。在門口多看了一下、還偷偷的拍了一張照片（現在回想，這樣的行為真的很像「不審者」，即日文中的「可疑分子」），心裡想著：在空間上能夠這麼接近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也是很好的收穫了。因為時間有限，我必須趕快走回停車場，要去跟團員們會合。
大概走了兩、三分鐘，突然聽到後面有摩托車靠近的聲音。回頭一看，一位先生把車停下來，走向我問：你要找楊家的人嗎？我嚇一跳；不過還是回答他，是的，我想知道住在這個門牌號碼的是不是仍然是姓楊的家庭？這位先生繼續追問：你為什麼要找楊家的人？我說：我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歷史研究者，因為研究的關係，在歷史資料中看到了楊樹木先生曾經住在這裡，所以想來問問，楊樹木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裡？聽完解釋，這位先生才告訴我：他剛剛騎車回到家門口，鄰居就告訴他，剛剛有一個人來找楊家的人；因為沒有人在家，那個人就離開了。他覺得很奇怪，所以才騎車上前來追問。
這時這位先生告訴我，楊樹木是他的祖父，他是楊樹木的長孫，家人一直都住在這裡。
聽了真的差點昏倒！沒想到，我居然見到了楊樹木的孫子。當下有幾十個、幾百個問題想問這位先生，想知道楊樹木和家人所有的故事。不過，我必須趕快去跟團員們會合；所以趕緊詢問能否交換聯絡方式，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現在回想，自己的行為真的很像詐騙吧？沒想到，這位先生居然說，好啊！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是 Simon （楊炳煒），我們還很快地自拍了兩張照片。
回到臺灣之後，開始跟Simon聯絡，他才告訴我：其實他的家人也幾乎從來不說祖父的事情，他也只聽過很簡短的故事。所以，當我說正在研究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非常的驚訝、也非常的有興趣。所以才在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很快地決定要相信我，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因為在一九四六年楊樹木被判刑處決之後，他的「遺族」——太太、還有四個小孩，都繼續住在原來的地方，當地有一些人對他們是很不友善、甚至是會報復的。所以，Simon也知道，自己的祖父被當成戰犯審判處決，是因為曾經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還是想要多知道關於楊樹木的事情；因為無論好事還是壞事，那都是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都想要知道，因為這樣才能夠讓他更認識這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父，也才更能夠理解自己家人經歷過的事情。
不過，在我們聯絡的過程中，Simon的内心還是有不少的掙扎。在看過一些英國法庭的審判紀錄後，他曾經問我：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歷史？事情發生在幾十年前，事情過去就已經過去了，為什麼現在還要説出這些事情？對家人來説，這些都是痛苦的回憶。我告訴他，在歷史上楊樹木可能只是個小人物，但是他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現在的人更瞭解什麼是戰爭；尤其是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平凡的人在戰爭當中，會面對什麼樣困難的處境、又要做出什麼樣困難的選擇。我也理解，作為家人可能不希望再説出這些黑暗的歷史。但是如果他願意的話，讓大家知道楊樹木的故事，對我們瞭解歷史、思考歷史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沉澱，Simon後來告訴我：好的，他想要知道更多；而且，他也希望透過我的研究，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歷史。在那之後，Simon就非常熱心的提供了家裡僅存的一些資料和照片給我參考，也告訴了我更多在楊樹木和家人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臺籍日本兵；歷史記憶；戰犯審判；海外臺灣人。這本書中的内容，主要環繞著上列的幾個關鍵歷史主題和研究對象。而這些關鍵字的排列次序，一方面顯示了我著手各項研究的時間歷程，同時也畫出了開展相關研究當下所在的幾個不同的空間。
開始進行與臺灣的二戰歷史相關的研究，是從二○○五年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對臺灣二戰歷史的理解，與同樣在戰後臺灣接受教育的幾個世代的臺灣人一樣（大致是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之間出生），接近於零。臺灣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在許多前輩學者的努力下，透過進行口述歷史和發掘史料，逐漸開始對臺灣的二戰歷史有了更多的認識（請參照本書中的相關討論）。但是很不巧（或者説是很巧）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負笈美國，從政治學、讀到亞洲研究、國際關係，一直到二○○四年取得歷史學的博士學位；期間卻一直鮮有機會參與學習臺灣學界關於二戰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五年恰好是二戰結束的六十周年；就是在這個時間點，才開啟了個人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與臺灣相關的二戰歷史。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啟幕的場景並不在臺灣。當時我剛剛開始第一份教職不久，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與近現代中國相關的課程。適逢新加坡的學術界和歷史博物館合作準備要舉辦一場盛大的學術研討會，名為「日本占領：六十年之後」（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xty Years After），來回顧同時紀念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我在大學的一位同事、也是歷史學者的Kevin Blackburn 教授是研討會的籌劃人之一，專門研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二戰歷史記憶。他知道我初來乍到，就特地來邀請，希望我能夠寫一篇論文在會議上發表以共襄盛舉。
由於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的研究主題是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和社會史，對二戰的歷史沒有深入的研究，對新加坡和東南亞的二戰更是陌生。幾經考慮，我婉拒了他的邀請，不過，他又專程來辦公室再一次誠摯地提出了邀請。而這次，他説了一個小故事。
他知道我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所以他特別告訴我：他在當地曾經進行了許多關於二戰歷史的訪談；在老一輩的華人的記憶中，日軍占領馬來亞和新加坡三年多的期間，對當地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所以，很多的老人都會說，「日本人很壞」。然而，這位同事又加了一句話；他說，也有很多的華人在受訪的時候同時告訴他，「臺灣人更壞」！
「臺灣人更壞」這幾個字真的太令人震驚！感到震驚，不僅只是因為我是臺灣人；而是因為身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卻從來都不知道二戰期間有臺灣人在東南亞、更不知道這些臺灣人曾經對當地人做過許多不好的事情。
從那個時刻，我開始投入研究二戰期間在東南亞的臺灣人，特別是在日軍中服務的臺灣人，之後也才會開始研究臺灣戰後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成為戰犯的臺灣人、以及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在印尼、澳洲、和香港等地被拘留的臺灣人平民百姓。這本書的内容，主要就是過去二十年之間，關於臺灣二戰歷史的小小研究成果。
在二○二五年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發現自己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研究位置，也許賦予了臺灣的二戰歷史一種「跨界」——一方面跨越空間的界限、另外一方面也跨越學科的界限——的研究視角。也因為如此，我在過去二十年之間有幸與臺灣、日本、香港、新加坡、澳洲、英國、法國和美國各地，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文化研究、和翻譯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就二戰的相關研究主題進行交流合作。
而在教學上，這樣從外回看臺灣的視角一方面給了我不同的想法，陸續規劃開授了以「跨界」為主題的課程，包括「臺灣國際關係史」和「近現代歷史中的人群移動」。同時，也有機會「跨界」受邀編寫國中和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進而參與許多和國高中老師們交流的工作坊和研習活動，特別是關於東亞史、人群的移動、以及「戰爭與歷史傷痛」等主題。另外一方面，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則是得到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新收穫。✽
而在近幾年，也得到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跨界」的機會。首先，我獲得跨越時間和世代的界限、接觸和認識歷史當事人的機會。如前所述，開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二○○五年，當時戰爭已經結束了六十年。因為年代久遠，並未考慮要訪問戰爭世代、也沒有想做過口述歷史。所以我的二戰歷史研究，完全只有根據檔案書面的資料。而且，就算我動念想要訪問當事人，例如臺灣籍戰犯或是他們的後代家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料，也會因為個資法的限制、個人隱私的考量，還有時空改變、地址變動等緣故，很難聯絡到他們。
在二○一八年六月，我接到了一封email，内容寫著：
藍老師好，在網路上搜尋拜讀了您的文章，我家正是老師所說的蘭印時期被澳洲拘留的臺籍平民，母親則是老師提到十八位在澳洲出生的嬰兒其中之一。
看到信的内容，當下真的有觸電的感覺！沒想到，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居然主動來跟我聯絡！跟來信的林小姐確認之後，才知道她的祖父一家人（林家）和外祖父一家人（江家）都是二戰之前就定居在荷屬東印度群島（Netherlands East Indies，當時在臺灣稱為「蘭印」，即今天的印尼）的臺灣人。在二戰爆發之後，兩家人（連同住在當地其他數以百計的臺灣人）都立刻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拘留，一九四二年一月再輾轉送到澳洲拘留，直到戰爭結束之後在一九四六年才被遣送「回到」臺灣（請參與本書的第三章）。
而林小姐的母親江秀蓮女士，就是江家被拘留期間在澳洲出生的。我何其有幸，後來拜訪結識了江女士；不但聽到了她的家人從臺灣到印尼、澳洲、再到臺灣的「跨界」生命史，更有機會嘗到她親手做的家庭料理——荷蘭─印尼─臺灣「跨界」的可樂餅，還聽到她在六十歲之後才到師大報名學習、卻因為從小耳濡目染能夠字正腔圓説出的印尼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她們家中拜訪的時候，在供桌上看到兩個袋鼠圖案的錢幣，上頭刻著 Australia Penny 1942。這兩個澳洲戰爭時期的一分錢幣，是江家人從澳洲帶回來的少數「紀念品」，在臺灣的家中作為拜拜時「擲筊」之用。
隔了一年，在完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而且居然就在歷史現場。二○一九年的八月我參加了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舉辦的馬來西亞田野調查與參訪團。在十天的行程當中，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參訪行程是檳城著名的極樂寺。雖然這是第一次造訪檳城，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對檳城（與臺灣二戰歷史的一段特殊因緣）一直銘記在心。
大概在十五年前，我在日本找到了一份一九五○年代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其中有關於一九四六年一位臺籍戰犯楊樹木在馬來亞的檳城被英國法庭審判的資料（請參閲本書的第二章），包括楊樹木被審判時所登記的地址。這個地址其實是被盟國法庭判處死刑的臺籍戰犯們的家人（「遺族」）的地址，目的是讓法庭在將這些臺籍戰犯處決之後能夠通知他們的家人。幾乎所有的臺籍戰犯登記的地址都在臺灣，但是楊樹木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樣。因為他在戰爭之前就到了檳城工作、跟當地的華人女性結婚、在當地成家，所以登記的地址是在今天馬來西亞的檳城。也因為他的情況比較特別，我就特別有興趣對他進行研究，也把楊樹木的資料、特別是他在檳城的地址拍下來，存放在手機裡面（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用）。
不過，二○一九年到馬來西亞和檳城的田野調查與參訪，我進行的研究主題是當地華人的二戰紀念和記憶，完全沒有想到要找尋與臺籍戰犯或是楊樹木相關的資料。當我們抵達極樂寺的時候，當地豔陽高照，團員們都興高采烈的要開始參觀。不過，下車看到寺廟在一個高高的山坡上、需要走一段長長的階梯上山；於是就跟導游說，我在停車場附近的咖啡店休息就好，兩個小時之後、你們參觀結束再來會合。之後，在附近隨意找了一間咖啡店，雖然沒有冷氣，不過有好吃的檳城美食。不過，我把店裡好吃的都吃完了，也才過了一個小時。只好找咖啡店的老闆聊天。
我問老闆，這附近還有什麼地方值得去逛逛？老闆說對面就是 Ayer Itam市場；他說的Ayer Itam，其實就是這個區域的地名。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地區叫做 Ayer Itam。當時心裡覺得，奇怪，為什麼對這個地名好像有一點印象；可是，我以前沒有來過檳城啊？怎麼會記得這個地名？過了一會兒才突然驚覺，對了，我在檔案資料中看過這個地名。過去閱覽過的跟檳城有關的史料並不多，那就一定是楊樹木的資料。我趕緊把手機裡的照片拿出來看，他在檳城的地址果然就寫著是 Ayer Itam。原來，我偶然地到了楊樹木曾經住過的地區了；第一次覺得跟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和地點，竟然這麼的接近！
日本厚生省留下的官方檔案中紀錄的地址，還很明確地寫著當時的街道名稱和門牌號碼。雖然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地址了，還是想碰碰運氣，於是就拿著地址問老闆：請問，這個地點距離這裡有多遠啊？沒想到，老闆居然告訴我：我們就在這條路上啊！再請老闆看看門牌號碼；沒想到，楊樹木的地址居然距離這家咖啡店只有十幾個號碼！
我心想，雖然已經隔了七十多年，楊樹木的家人很有可能早就搬到別的地方、或者是原來的房子已經改建了，但還是想去他的地址看看。畢竟，我不知不覺的居然就到了楊樹木的老家附近！但是這個時候，距離跟其他團員們約定會合的時間只剩下了不到二十分鐘。咖啡店老闆熱心指引了正確的方向，我急忙謝過店家，就快步走向楊樹木的老家地址。
登記的門牌號碼，是一間看起來很傳統的房子；因為太過於興奮，居然忘記了禮貌、直接就去按門鈴！當時也沒有先準備，如果真的有人出來，我要說什麼？要問什麼？無論說什麼，應該對方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吧。還好，沒有人出來。
這個時候，剛好有隔壁的鄰居出來；我趕緊問他：這裡住的還是姓楊的人嗎？鄰居回答說，好像是哦，不過他們都出門了、沒有人在家。在門口多看了一下、還偷偷的拍了一張照片（現在回想，這樣的行為真的很像「不審者」，即日文中的「可疑分子」），心裡想著：在空間上能夠這麼接近自己研究的歷史人物，也是很好的收穫了。因為時間有限，我必須趕快走回停車場，要去跟團員們會合。
大概走了兩、三分鐘，突然聽到後面有摩托車靠近的聲音。回頭一看，一位先生把車停下來，走向我問：你要找楊家的人嗎？我嚇一跳；不過還是回答他，是的，我想知道住在這個門牌號碼的是不是仍然是姓楊的家庭？這位先生繼續追問：你為什麼要找楊家的人？我說：我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歷史研究者，因為研究的關係，在歷史資料中看到了楊樹木先生曾經住在這裡，所以想來問問，楊樹木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裡？聽完解釋，這位先生才告訴我：他剛剛騎車回到家門口，鄰居就告訴他，剛剛有一個人來找楊家的人；因為沒有人在家，那個人就離開了。他覺得很奇怪，所以才騎車上前來追問。
這時這位先生告訴我，楊樹木是他的祖父，他是楊樹木的長孫，家人一直都住在這裡。
聽了真的差點昏倒！沒想到，我居然見到了楊樹木的孫子。當下有幾十個、幾百個問題想問這位先生，想知道楊樹木和家人所有的故事。不過，我必須趕快去跟團員們會合；所以趕緊詢問能否交換聯絡方式，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現在回想，自己的行為真的很像詐騙吧？沒想到，這位先生居然說，好啊！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是 Simon （楊炳煒），我們還很快地自拍了兩張照片。
回到臺灣之後，開始跟Simon聯絡，他才告訴我：其實他的家人也幾乎從來不說祖父的事情，他也只聽過很簡短的故事。所以，當我說正在研究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非常的驚訝、也非常的有興趣。所以才在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很快地決定要相信我，讓我可以繼續跟他聯絡。因為在一九四六年楊樹木被判刑處決之後，他的「遺族」——太太、還有四個小孩，都繼續住在原來的地方，當地有一些人對他們是很不友善、甚至是會報復的。所以，Simon也知道，自己的祖父被當成戰犯審判處決，是因為曾經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還是想要多知道關於楊樹木的事情；因為無論好事還是壞事，那都是他的祖父的歷史，他都想要知道，因為這樣才能夠讓他更認識這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父，也才更能夠理解自己家人經歷過的事情。
不過，在我們聯絡的過程中，Simon的内心還是有不少的掙扎。在看過一些英國法庭的審判紀錄後，他曾經問我：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歷史？事情發生在幾十年前，事情過去就已經過去了，為什麼現在還要説出這些事情？對家人來説，這些都是痛苦的回憶。我告訴他，在歷史上楊樹木可能只是個小人物，但是他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現在的人更瞭解什麼是戰爭；尤其是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平凡的人在戰爭當中，會面對什麼樣困難的處境、又要做出什麼樣困難的選擇。我也理解，作為家人可能不希望再説出這些黑暗的歷史。但是如果他願意的話，讓大家知道楊樹木的故事，對我們瞭解歷史、思考歷史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沉澱，Simon後來告訴我：好的，他想要知道更多；而且，他也希望透過我的研究，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歷史。在那之後，Simon就非常熱心的提供了家裡僅存的一些資料和照片給我參考，也告訴了我更多在楊樹木和家人的故事。
試閱
第一章 消失的臺灣平民抗日史觀下被遺忘的二戰記憶
「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臺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NewGuinea）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臺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臺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Futuru（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二○一一年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中國及其民眾正投入一場激烈的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戰」──對抗日本帝國。與此同時，臺灣及其民眾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臣民，被動員投入「大東亞戰爭」。雖然中國與臺灣的民眾同時參與了同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分屬敵對陣營。
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臺灣被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人民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一夕之間，過往的敵人變成了「同胞」。在戰後臺灣，中日戰爭從與盟軍並肩作戰者的經驗出發，毫無疑問地被塑造成一場勝利的戰爭。然而，同一場戰爭從那些與日本並肩作戰的臺灣人的經驗來看，則被視為一場戰敗，這與中國國族主義對這場戰爭的敘述有本質上的不同。
臺灣人在戰爭中與日本一同作戰的經驗，顯然為戰後中國的集體記憶帶來了難題。那麼，歷史書寫的行動者是如何記憶──以及遺忘──戰後臺灣這些彼此衝突的戰爭經驗？
而從戰爭記憶研究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學者們認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與德國而言）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而言）這類「不名譽戰爭」，為歷史教科書編寫者與學校教師帶來了艱鉅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道德正當性」，戰後以「苦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為基礎的歷史敘事，又是如何面對、處理類似的艱難課題，也就是那些具有爭議、甚至不名譽的臺灣人戰爭經驗？同時，為了追求政治團結，戰後臺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歷史書寫者是否找到調和這些衝突觀點的方法？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在任何戰後的歷史敘事中，軍人（以及後來的退伍軍人）都無疑是重要的焦點。軍人們的故事是戰後敘事的重要主題，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於（戰後）國家與國族認同的建構而言，軍人的故事尤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軍人在戰場上展現的勇敢、忠誠與自我犧牲──代表國家──常被視為愛國精神的最高體現，並在（戰時及）戰後的敘事中被反覆呈現，有時甚至被推崇至神話般的地位。換言之，軍人被塑造成國家的建設者、防衛者與具體的化身，並被視為國家危難時所有公民應當效法的模範。
然而，在臺灣戰後的二戰敘事中，與日本並肩作戰、也就是與中國為敵的超過二十萬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幾乎難以見諸於臺灣戰後的歷史書寫。與此同時，從戰爭中倖存的臺籍老兵則幾乎未見於戰後的退伍軍人敘事中。
隨著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數萬臺灣人被徵召進入日本軍隊，擔任各種職務。有些人擔任軍伕，有些人則擔任軍屬。有不少臺灣原住民被徵召，並以高砂義勇隊的身分被派往東南亞參與作戰。這些被徵召的臺灣人的職務各有不同，多數人起初被分派從事非軍事性質的勤務，但有學者指出，「當戰況激烈時，他們無從選擇，只能『被迫』拿起槍，從那一刻起成為『軍人』」。此外，戰爭期間還有臺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擔任軍醫、看護婦，以及技師。這些臺灣人後來被統稱為「臺籍日本兵」，泛指這些在日本軍隊中服勤或與日本軍人並肩作戰的臺灣人。
在戰爭期間，隨著日本的軍隊在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推進，這些臺灣人也被派往橫跨亞洲與太平洋陌生且遙遠的土地，從事各種勞動與戰鬥。其中主要的海外地點包括海南島、菲律賓、新幾內亞，以及拉寶爾（位於今天的巴布亞紐幾內亞）。戰爭結束時，根據中國及盟軍當局的統計，約有一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在中國，另有超過六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分布於亞洲各地及日本本土（這還不包括在臺灣本島服勤與服役的臺灣人）。不過，戰後日本厚生省彙編的統計資料顯示出更高的人數：戰時共有超過八萬名臺灣人軍人，以及超過十二萬六千名臺灣人軍屬被日本殖民當局或軍方徵召或動員。其中，陣亡人數超過三萬人。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合理推斷，到戰爭結束時，參與戰爭的臺灣人總數超過二十萬。
但是，戰後的戰爭敘事卻長期由中國人退伍軍人的經驗與觀點壟斷；而在公共空間中，退伍軍人的代表形象也幾乎完全都是中國人退伍軍人。事實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人退伍軍人是關於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唯一獲得政治認可的「退伍軍人」，不論是國家政策與行政措施，或是戰爭的主流歷史書寫皆是如此。舉例來說，在制度上，隸屬行政院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臺灣負責退伍軍人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該委員會名稱中的「國軍」一詞，明確界定了退伍軍人的身分，即指曾在國民黨領導的國軍中服役的退伍軍人。因此，這個委員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照顧曾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中國人退伍軍人，以及僅限於一九四九年後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臺籍老兵的福利。根據該會的管理體系，二戰時期的臺籍老兵完全被排除在外。
還有另一個跟退伍軍人有關的國家級機構──忠烈祠，在象徵層面上對國家形塑國族認同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對於誰能夠「入祀」忠烈祠並成為紀念對象，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根據國防部發布的管理辦法，位於首都臺北的國家級忠烈祠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民革命」犧牲的人，包括在「抗戰」期間以及一九四九年後反共大業中捐軀的烈士。總計約有三十九萬名「烈士」入祀忠烈祠。後來，國民黨政府將一些死於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以「烈士」身分入祀。然而，那些以日本軍人身分作戰並在戰爭中犧牲的臺灣人軍人則未被入祀。同樣地，在象徵層面上，由臺灣總統主持的「秋祭國殤」儀式每年於九月三日（臺灣的軍人節）在臺北忠烈祠舉行。顯然，在這種最高層級紀念陣亡將士的國家儀式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退伍軍人構成了「烈士」的主體。
相較之下，二戰的臺籍老兵在戰後未獲得任何國家承認或退伍軍人福利，他們也明顯被排除在戰後退伍軍人的敘事之外。官方從未為這些臺籍日本兵設立任何紀念碑或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在歷史書寫上，臺籍老兵同樣也在幾乎所有戰後關於戰爭的歷史敘述中缺席。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代中這段時間，除了極少數的零星媒體報導關於一些臺籍老兵和政治人物（不成功地）試圖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以及在少數電影中曾簡短提到臺灣人在戰爭中戰鬥外，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以及軍人／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大多被遺忘。因此，戰時臺灣人對抗中國軍隊和盟軍的歷史，在戰後臺灣幾乎鮮有人知。
正如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文學系學者荊子馨（LeoT.S.Ching）的論述，國民黨政府在戰後臺灣「對那些被他們聲稱為國民的人們採取了新殖民政策。」關於戰爭，被記得的更多是關於統治者，而非人民。因此，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一種經由積極政治建構的戰爭公共記憶──以及一種官方強制的失憶──透過「遺忘」戰後臺灣的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而形成。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當其開始處理戰後臺灣的戰時／殖民遺緒時，官方的遺忘恰好符合其需求。官方的失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兩階段的遺忘，第一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寬恕」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對抗中國）；第二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從戰爭中贖回（redeem）臺灣人軍人，並在反共大業中重新接納臺灣人為「中國人」。
那些與日本人並肩作戰、對抗中國「抗戰」的臺籍日本兵的經歷，對戰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言是個難題。這樣的戰時遺緒導致嚴重的法律和政治後果：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以漢奸（叛徒）和／或戰犯的罪名起訴了許多臺灣人，罪名是他們據稱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在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同樣的，通敵／背叛與抵抗／忠誠的議題確實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學術界的關注。然而，通敵的現象往往被過度簡化為道德敗壞的產物。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Brook）指出，與法國人（在他們對戰時經驗的研究中）相比，「中國人在面對並接受他們被占領的歷史上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同意卜正民的見解，並指出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完整探討過戰時漢奸的課題」。卜正民提醒歷史學家應「探究通敵行為背後的道德主體是如何形成，而不是事後對這些行為進行道德評判。」
臺籍日本兵的案例遠比那些中國通敵的案例更為複雜。關鍵的問題在於，如羅久蓉所指出，「臺灣人是否該為他們的戰時行為承擔責任？」羅久蓉進一步解釋，「因為臺灣人的戰時活動和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經驗無可分割，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要如何定義漢奸或戰犯成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這樣的爭議存在於國民黨的政府官員之間，也存在於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本地人之間。因此，在國民黨政府「急需與本地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刻，卻同時試圖對臺灣人在戰爭期間及殖民統治下的行為進行審判，這引發「臺灣人強烈且負面的反應」。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努力重獲民眾支持的目標更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
為了達到其目標，國民黨迫切需要尋求臺灣人的合作與支持。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官方遺忘臺灣人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成為一種有效解決未解問題的方法。透過遺忘臺灣人對中國人及盟軍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有效──不論其是否有意為之──對在日本軍隊中服務的臺灣人軍人以及其他在戰爭期間與日本「通敵」的臺灣人實施政治上的「赦免」（amnesty）。這種透過遺忘的「赦免」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中止對臺灣人戰爭罪刑的起訴，並防止對臺灣人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隨後，國民黨政府將能夠與本地人建立其急需的「良好關係」。
在戰後臺灣，這種藉由遺忘的「赦免」有助於減少（甚至抹消）來台中國人與新納入中國的臺灣人之間的敵意，讓國民黨政府得以打造和維持其在臺灣急需的政治團結。法國史學家史蒂芬．加孔（StéphaneGacon）認為，「公民給予其他公民赦免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未被內部衝突破壞的國家團結。」透過「官方遺忘」臺籍日本兵及其「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防止戰後臺灣的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國內衝突。與此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戰後臺灣，遺忘臺灣人軍人戰時的行為不只讓國民黨政府得以「預防」跟「撤銷」針對臺灣人的法律程序，同時也更進一步抹除任何臺灣人戰時（對中國人）罪行「本身的記憶」。隨著臺灣人的戰時責任這個問題被「抹消」，國民黨政府也不用再對此負起任何責任。
其實，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於臺灣站穩腳步後，只能憑藉臺灣可用的物質跟人力資源，以試圖強化其軍事力量並對中國共產黨重新發起攻擊。在這樣的情境下，國民黨政府變得高度依賴臺灣人，也根本無法承擔將所有曾在如今已倒台且官方譴責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工作或與之有牽連的」臺灣人「驅逐出境，更不用說將他們繩之以法」。藉由寬恕臺灣人軍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做過的事（例如曾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犯下的「戰爭犯罪」），國民黨政府得以讓臺灣人從不可逆行動的後果中獲得贖回，這些不可逆行動的後果包括中國人戰時的苦難或臺灣人參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藉由遺忘以及進而寬恕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能夠讓臺灣人顯得比他們的「行為」更有「價值」，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將臺灣人轉變為國民黨亟需的反共力量。
為了反共大業，國民黨政府採取行動去贖回一些臺籍老兵。例如，在一九五七年，一群在戰後被審判為戰犯、而後獲釋並被遣返日本的臺灣人，請求國民黨政府允許他們志願加入中華民國軍隊。外交部接手了這個案件，並認為這樣的請求「值得嘉許」。考量到這群「臺灣青年」的「反共」立場及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外交部多次建議其駐日領事館及主管僑務機構配合這些前戰犯的請求。橫濱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於是協助這群臺灣人在東京的國民黨分部設立辦公室，使這些被釋放的戰犯能夠「積極參與反共活動」，並「成為反共大業中的重要力量」。多年後，這群臺灣人中的簡茂松回憶，幾位居住在日本的臺籍日本兵（包括他本人）於一九七一年前往臺灣，在臺北會見了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在會談中，蔣介石親自請這些臺籍老兵組織「義勇軍」，以便在時機成熟時協助國民黨「計畫中的」反共大業。上述這些例子顯示，國民黨政府為了反共大業，選擇贖回臺籍日本兵，使他們成為「光復大陸」的力量，不論這些臺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了什麼。
在戰後臺灣，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透過語言、教育與文化等新政策，對臺灣人實施了激烈且全面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措施。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書寫顯示，國民黨政府贖回並重新接納一些臺籍老兵的前提是，臺籍日本兵的歷史──就像日本殖民統治遺緒──需要被「連根拔起」。上述分析揭示，在國民黨政權下，臺籍日本兵若要獲得寬恕以及／或贖回，通常必須在公共領域中被政治性地遺忘。如魏斐德所說，對於那些被懷疑逾越「中國性」界限的個案，「漢人」身分可以讓你重新被接納，過去的紀錄也可能被一筆勾銷。對臺籍日本兵而言，被一筆勾銷的是他們的戰時經歷以及他們對於戰爭的記憶；在戰後臺灣「重新接納」入「中國性」的代價就是被遺忘。
「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臺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NewGuinea）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臺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臺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Futuru（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二○一一年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中國及其民眾正投入一場激烈的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戰」──對抗日本帝國。與此同時，臺灣及其民眾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臣民，被動員投入「大東亞戰爭」。雖然中國與臺灣的民眾同時參與了同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分屬敵對陣營。
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臺灣被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人民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一夕之間，過往的敵人變成了「同胞」。在戰後臺灣，中日戰爭從與盟軍並肩作戰者的經驗出發，毫無疑問地被塑造成一場勝利的戰爭。然而，同一場戰爭從那些與日本並肩作戰的臺灣人的經驗來看，則被視為一場戰敗，這與中國國族主義對這場戰爭的敘述有本質上的不同。
臺灣人在戰爭中與日本一同作戰的經驗，顯然為戰後中國的集體記憶帶來了難題。那麼，歷史書寫的行動者是如何記憶──以及遺忘──戰後臺灣這些彼此衝突的戰爭經驗？
而從戰爭記憶研究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學者們認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與德國而言）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而言）這類「不名譽戰爭」，為歷史教科書編寫者與學校教師帶來了艱鉅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道德正當性」，戰後以「苦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為基礎的歷史敘事，又是如何面對、處理類似的艱難課題，也就是那些具有爭議、甚至不名譽的臺灣人戰爭經驗？同時，為了追求政治團結，戰後臺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歷史書寫者是否找到調和這些衝突觀點的方法？
戰後被政府遺忘的臺籍日本兵
在任何戰後的歷史敘事中，軍人（以及後來的退伍軍人）都無疑是重要的焦點。軍人們的故事是戰後敘事的重要主題，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於（戰後）國家與國族認同的建構而言，軍人的故事尤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軍人在戰場上展現的勇敢、忠誠與自我犧牲──代表國家──常被視為愛國精神的最高體現，並在（戰時及）戰後的敘事中被反覆呈現，有時甚至被推崇至神話般的地位。換言之，軍人被塑造成國家的建設者、防衛者與具體的化身，並被視為國家危難時所有公民應當效法的模範。
然而，在臺灣戰後的二戰敘事中，與日本並肩作戰、也就是與中國為敵的超過二十萬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幾乎難以見諸於臺灣戰後的歷史書寫。與此同時，從戰爭中倖存的臺籍老兵則幾乎未見於戰後的退伍軍人敘事中。
隨著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數萬臺灣人被徵召進入日本軍隊，擔任各種職務。有些人擔任軍伕，有些人則擔任軍屬。有不少臺灣原住民被徵召，並以高砂義勇隊的身分被派往東南亞參與作戰。這些被徵召的臺灣人的職務各有不同，多數人起初被分派從事非軍事性質的勤務，但有學者指出，「當戰況激烈時，他們無從選擇，只能『被迫』拿起槍，從那一刻起成為『軍人』」。此外，戰爭期間還有臺灣人在日本軍隊中擔任軍醫、看護婦，以及技師。這些臺灣人後來被統稱為「臺籍日本兵」，泛指這些在日本軍隊中服勤或與日本軍人並肩作戰的臺灣人。
在戰爭期間，隨著日本的軍隊在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推進，這些臺灣人也被派往橫跨亞洲與太平洋陌生且遙遠的土地，從事各種勞動與戰鬥。其中主要的海外地點包括海南島、菲律賓、新幾內亞，以及拉寶爾（位於今天的巴布亞紐幾內亞）。戰爭結束時，根據中國及盟軍當局的統計，約有一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在中國，另有超過六萬七千名臺籍日本兵分布於亞洲各地及日本本土（這還不包括在臺灣本島服勤與服役的臺灣人）。不過，戰後日本厚生省彙編的統計資料顯示出更高的人數：戰時共有超過八萬名臺灣人軍人，以及超過十二萬六千名臺灣人軍屬被日本殖民當局或軍方徵召或動員。其中，陣亡人數超過三萬人。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合理推斷，到戰爭結束時，參與戰爭的臺灣人總數超過二十萬。
但是，戰後的戰爭敘事卻長期由中國人退伍軍人的經驗與觀點壟斷；而在公共空間中，退伍軍人的代表形象也幾乎完全都是中國人退伍軍人。事實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人退伍軍人是關於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唯一獲得政治認可的「退伍軍人」，不論是國家政策與行政措施，或是戰爭的主流歷史書寫皆是如此。舉例來說，在制度上，隸屬行政院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臺灣負責退伍軍人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該委員會名稱中的「國軍」一詞，明確界定了退伍軍人的身分，即指曾在國民黨領導的國軍中服役的退伍軍人。因此，這個委員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照顧曾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中國人退伍軍人，以及僅限於一九四九年後在國民黨政府下服役的臺籍老兵的福利。根據該會的管理體系，二戰時期的臺籍老兵完全被排除在外。
還有另一個跟退伍軍人有關的國家級機構──忠烈祠，在象徵層面上對國家形塑國族認同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對於誰能夠「入祀」忠烈祠並成為紀念對象，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根據國防部發布的管理辦法，位於首都臺北的國家級忠烈祠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民革命」犧牲的人，包括在「抗戰」期間以及一九四九年後反共大業中捐軀的烈士。總計約有三十九萬名「烈士」入祀忠烈祠。後來，國民黨政府將一些死於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以「烈士」身分入祀。然而，那些以日本軍人身分作戰並在戰爭中犧牲的臺灣人軍人則未被入祀。同樣地，在象徵層面上，由臺灣總統主持的「秋祭國殤」儀式每年於九月三日（臺灣的軍人節）在臺北忠烈祠舉行。顯然，在這種最高層級紀念陣亡將士的國家儀式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退伍軍人構成了「烈士」的主體。
相較之下，二戰的臺籍老兵在戰後未獲得任何國家承認或退伍軍人福利，他們也明顯被排除在戰後退伍軍人的敘事之外。官方從未為這些臺籍日本兵設立任何紀念碑或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在歷史書寫上，臺籍老兵同樣也在幾乎所有戰後關於戰爭的歷史敘述中缺席。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代中這段時間，除了極少數的零星媒體報導關於一些臺籍老兵和政治人物（不成功地）試圖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以及在少數電影中曾簡短提到臺灣人在戰爭中戰鬥外，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以及軍人／退伍軍人的公共論述中大多被遺忘。因此，戰時臺灣人對抗中國軍隊和盟軍的歷史，在戰後臺灣幾乎鮮有人知。
正如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文學系學者荊子馨（LeoT.S.Ching）的論述，國民黨政府在戰後臺灣「對那些被他們聲稱為國民的人們採取了新殖民政策。」關於戰爭，被記得的更多是關於統治者，而非人民。因此，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一種經由積極政治建構的戰爭公共記憶──以及一種官方強制的失憶──透過「遺忘」戰後臺灣的臺籍日本兵的歷史而形成。
為何遺忘？國民黨政府對於失憶的需求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當其開始處理戰後臺灣的戰時／殖民遺緒時，官方的遺忘恰好符合其需求。官方的失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兩階段的遺忘，第一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寬恕」臺籍日本兵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對抗中國）；第二階段，遺忘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從戰爭中贖回（redeem）臺灣人軍人，並在反共大業中重新接納臺灣人為「中國人」。
那些與日本人並肩作戰、對抗中國「抗戰」的臺籍日本兵的經歷，對戰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言是個難題。這樣的戰時遺緒導致嚴重的法律和政治後果：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以漢奸（叛徒）和／或戰犯的罪名起訴了許多臺灣人，罪名是他們據稱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在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同樣的，通敵／背叛與抵抗／忠誠的議題確實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學術界的關注。然而，通敵的現象往往被過度簡化為道德敗壞的產物。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Brook）指出，與法國人（在他們對戰時經驗的研究中）相比，「中國人在面對並接受他們被占領的歷史上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同意卜正民的見解，並指出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完整探討過戰時漢奸的課題」。卜正民提醒歷史學家應「探究通敵行為背後的道德主體是如何形成，而不是事後對這些行為進行道德評判。」
臺籍日本兵的案例遠比那些中國通敵的案例更為複雜。關鍵的問題在於，如羅久蓉所指出，「臺灣人是否該為他們的戰時行為承擔責任？」羅久蓉進一步解釋，「因為臺灣人的戰時活動和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經驗無可分割，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要如何定義漢奸或戰犯成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這樣的爭議存在於國民黨的政府官員之間，也存在於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本地人之間。因此，在國民黨政府「急需與本地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刻，卻同時試圖對臺灣人在戰爭期間及殖民統治下的行為進行審判，這引發「臺灣人強烈且負面的反應」。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努力重獲民眾支持的目標更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
為了達到其目標，國民黨迫切需要尋求臺灣人的合作與支持。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官方遺忘臺灣人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成為一種有效解決未解問題的方法。透過遺忘臺灣人對中國人及盟軍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有效──不論其是否有意為之──對在日本軍隊中服務的臺灣人軍人以及其他在戰爭期間與日本「通敵」的臺灣人實施政治上的「赦免」（amnesty）。這種透過遺忘的「赦免」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中止對臺灣人戰爭罪刑的起訴，並防止對臺灣人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隨後，國民黨政府將能夠與本地人建立其急需的「良好關係」。
在戰後臺灣，這種藉由遺忘的「赦免」有助於減少（甚至抹消）來台中國人與新納入中國的臺灣人之間的敵意，讓國民黨政府得以打造和維持其在臺灣急需的政治團結。法國史學家史蒂芬．加孔（StéphaneGacon）認為，「公民給予其他公民赦免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未被內部衝突破壞的國家團結。」透過「官方遺忘」臺籍日本兵及其「戰爭罪行」，國民黨政府得以防止戰後臺灣的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國內衝突。與此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戰後臺灣，遺忘臺灣人軍人戰時的行為不只讓國民黨政府得以「預防」跟「撤銷」針對臺灣人的法律程序，同時也更進一步抹除任何臺灣人戰時（對中國人）罪行「本身的記憶」。隨著臺灣人的戰時責任這個問題被「抹消」，國民黨政府也不用再對此負起任何責任。
其實，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於臺灣站穩腳步後，只能憑藉臺灣可用的物質跟人力資源，以試圖強化其軍事力量並對中國共產黨重新發起攻擊。在這樣的情境下，國民黨政府變得高度依賴臺灣人，也根本無法承擔將所有曾在如今已倒台且官方譴責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工作或與之有牽連的」臺灣人「驅逐出境，更不用說將他們繩之以法」。藉由寬恕臺灣人軍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做過的事（例如曾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犯下的「戰爭犯罪」），國民黨政府得以讓臺灣人從不可逆行動的後果中獲得贖回，這些不可逆行動的後果包括中國人戰時的苦難或臺灣人參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藉由遺忘以及進而寬恕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能夠讓臺灣人顯得比他們的「行為」更有「價值」，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將臺灣人轉變為國民黨亟需的反共力量。
為了反共大業，國民黨政府採取行動去贖回一些臺籍老兵。例如，在一九五七年，一群在戰後被審判為戰犯、而後獲釋並被遣返日本的臺灣人，請求國民黨政府允許他們志願加入中華民國軍隊。外交部接手了這個案件，並認為這樣的請求「值得嘉許」。考量到這群「臺灣青年」的「反共」立場及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外交部多次建議其駐日領事館及主管僑務機構配合這些前戰犯的請求。橫濱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於是協助這群臺灣人在東京的國民黨分部設立辦公室，使這些被釋放的戰犯能夠「積極參與反共活動」，並「成為反共大業中的重要力量」。多年後，這群臺灣人中的簡茂松回憶，幾位居住在日本的臺籍日本兵（包括他本人）於一九七一年前往臺灣，在臺北會見了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在會談中，蔣介石親自請這些臺籍老兵組織「義勇軍」，以便在時機成熟時協助國民黨「計畫中的」反共大業。上述這些例子顯示，國民黨政府為了反共大業，選擇贖回臺籍日本兵，使他們成為「光復大陸」的力量，不論這些臺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了什麼。
在戰後臺灣，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透過語言、教育與文化等新政策，對臺灣人實施了激烈且全面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措施。關於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書寫顯示，國民黨政府贖回並重新接納一些臺籍老兵的前提是，臺籍日本兵的歷史──就像日本殖民統治遺緒──需要被「連根拔起」。上述分析揭示，在國民黨政權下，臺籍日本兵若要獲得寬恕以及／或贖回，通常必須在公共領域中被政治性地遺忘。如魏斐德所說，對於那些被懷疑逾越「中國性」界限的個案，「漢人」身分可以讓你重新被接納，過去的紀錄也可能被一筆勾銷。對臺籍日本兵而言，被一筆勾銷的是他們的戰時經歷以及他們對於戰爭的記憶；在戰後臺灣「重新接納」入「中國性」的代價就是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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