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千年悲歡

前言

我開始動筆寫《千年悲歡》這本書，是在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釋放之後。在被祕密監禁的八十一天之中，我意識到有些還沒做完的事情。讓我感覺遺憾的第一件事，是我對我父親的了解並不完整；儘管我在他身邊長大，也一起經歷過很多難忘的歲月，但實際上，我對他的了解是很淺的。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但是這個遺憾很難彌補。我對我父親始終具有巨大的好奇心，想知道在他身上曾經發生過什麼，因為在他身上發生過的什麼，毫無疑問地，也關聯到我自己是如何被認定為國家敵人的。我們兩個人都被指控了同一類的罪名；我父親一九三一年被監禁在國民黨監獄時，被指控擾亂社會治安、進行共產主義宣傳，而我二○一一年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所以，我沒有辦法越過我父親的經歷，來看待我今天的處境。另一件在監禁期間感到遺憾的事，則是當我有機會出獄的時候，可能已經不認識我的兒子了；當時，我被告知可能會處以十年以上的徒刑，而我的兒子才兩歲。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人在獄中，等到我出來的時候，我們將會成為彼此的陌生人。

所以，在我被釋放之後，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將我父親一九一○年出生之後直到二○○九年我兒子出生之間共九十九年的歷史，通過我的方式敘述一遍，可以給我的兒子留下一個紀錄；作為我來說，這是一份責任。基於這個想法，我開始寫這本叫做《千年悲歡》的書。這本書實際上寫了十年之久，比我想像的還要更加困難，因為書中敘事一半的時間、長達五十年的歷史，跟我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是我父親那一代人的歷史。在這一百年中，中國經歷了清朝覆亡之後非常大的動盪，之後共產黨取得政權，而我父親從一個詩人，變成了「右派分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人，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流放；我父親一九五七年落難的時候正是我出生的時候，我和他共同經歷了流放期間的生活。之後我去了美國，在美國待了十二年之後再次返回中國。回去之後，在中國住了二十二年，直到二○一五年再次離開中國，來到歐洲。我現在仍然生活在歐洲。

這本書是我以中文寫作完成的，之後被翻譯成英語和另外二十多種語言。在台灣出版社的支持下，我的書最終得以用中文出版，與說漢語的讀者見面，讓我感到欣慰；這個中文版本是我最關心和在意的。這本書有自己的一些特質，首先，書的語言是由我這麼一個生長在所謂的毛澤東時代的人，用我的知識和語言結構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際上已經完全地切斷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出現了一種新式的、政治化的、專制性的語言體系，基本上抹去了個人情感，和個人的、個性化的表達。從這本書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是極為偏頗的一種敘事，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地區和某個時期的文化特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從西方引進的文化，都不具有很強烈的關聯性。並非我自覺地要這樣做，而是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我不具有別的可能性。儘管我已經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缺陷和偏頗，但我還是得用我的方式，誠實地敘述出來，成為一個真實的紀錄。我盡量地陳述事實，減弱我個人情感的表述，還原為一個歷史原型的基礎性表述，這構成了這本書的基本特徵。

在我的寫作過程中也意識到了一些其他的面向。首先，我是個藝術家，主要的表達方式是通過視覺，同時，我也在網路上表達，接受了很多採訪。受到我父親的影響，我始終認為詩歌是人類最高層次的一種表達，當然，好的詩歌並不多。中文這麼一個巨大的文化的載體，經受了五四運動之後的那種新文化的衝擊，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暴風驟雨般政治風暴的洗滌，剩下的是非常破碎和類似於廢墟般的場景。

同時我也意識到，中文作為一個載體，眼前仍然面臨著一個滅絕的語言環境。首先是因為語言的生態，中國仍然處在一種高度專制和意識形態審查的社會，在那裡，基本上可以說是寸草不生。在台灣，由於政治和社會的特殊處境，語言生長的環境同樣面臨著局限性和挑戰性。今天，以中文為載體的思想、藝術，甚至簡單的日常語言，都仍然處於非常艱辛的時期，需要重新培育和生長。現在看來，這樣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並不會很快地結束。所以，我們仍然存在於文化和語言的戰亂時期，我們都是文化和語言的難民。

對這本書而言，無論是內容或是質量，當然都還是要由讀者來鑑定的，我非常高興《千年悲歡》能在台灣首次與中文讀者見面。這本書顯然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在中國，我的名字和存在仍然是一個禁區。對我來說，能夠在台灣、以中文出版，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也是一個今時今日中文世界裡不同政治環境和生活境況下的歷史事件，讓我們能夠更深一步地思考一種文化和一種語言的過去、現在，以及即將面臨的不可知的未來。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寫於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