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
集理論家、歷史家、革命家於一身，為了台灣獨立奮鬥一生的傳奇人物。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千錘百鍊的時代良心
歷時二十年，堂堂五十萬餘字，收錄近千張寫真
永遠的革命家史明
這個人，在中國當過中共的地下情報員，與國民黨軍打過真槍實彈的游擊戰。
這個人，謀刺蔣介石未遂亡命日本，多次爆破蔣政權的軍車、鐵軌、派出所。
這個人，書寫不朽鉅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創立左派革命組織「獨立台灣會」。
這個人，陰森戒嚴下兩度冒死潛回台灣，渾身籠罩神秘色彩的最後一位黑名單。
沒錯，除了史明，你想不到第二個名字。
這本書，追憶幼年時期的阿嬤與士林，少年時陣的阿爸與文化協會，求學期間的台北一中與早稻田大學。
這本書，以第一人稱寫下七十年革命生涯的種種況味，又以史家視野反芻激越人生衝撞出的諸多智慧。
這本書，執意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蘇共及中共等嚴肅議題，做出最終版本的完整論述。
這本書，講述了一個挫敗的、不斷流亡的革命家的故事，留下了一個自豪的、持續前進的追夢人的身影。
是的，除了《史明回憶錄》，你找不到第二本著作。
98高齡的史明，終於親筆完成這部歷時二十年、堂堂五十萬餘字的回憶錄。你或許知道，他為了理想，不惜捨棄親情、愛情，為了台灣獨立，不惜散盡家產、赴湯蹈火，過著一種秉持純粹之心才能達致的革命人生。但真正的史明遠不只如此。他還是台灣民族史第一位的書寫者，台灣民族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難怪史明會說，這本回憶錄，寫得比《台灣人四百年史》更久、更用力，畢竟他要寫的對象，是個集理論家、歷史家、革命家於一身，為了台灣獨立奮鬥一生的傳奇人物。沒讀完本書，不該說你認識史明！
革命家是怎樣煉成的
與史明相知相惜30餘年的葉治平教授說：「我讀了這本回憶錄，再回顧三十多年來對史明的認識，才深深覺得自己只是以管窺天，對史明的描述更如盲人摸象……」，一語道破許多人所認識的史明，是「台獨大老」史明，而鮮少知道史明也曾經是「望族少爺」、「熱血青年」、「中共情報員」。
望族少爺
1918年，史明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北士林望族施家。本書開章就是他的阿嬤，「我自從呱呱落地後就受老祖母的扶養，白天纏前纏後、寸步不離，與老祖母如影相隨，夜裡也跟老祖母睡在一起，直到十九歲離家赴東京留學為止」。這位不簡單的台灣老婦人，培育了史明正直、執善固執、「路見不平，氣死閒人」的性格，也灌輸史明豐富的台灣史知識，讓他不把中國當祖國看待。「因為老祖母對我這樣的疼愛與教訓，才使我日後能排除萬難，毅然邁向我所信的路，並且貫徹到老。」透過史明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們不只感受到真摯雋永的祖孫情，也見識了不平凡的教育範例。此外，史明也在本書中生動趣味地思想起他的故鄉士林及兒時台灣社會的風俗節慶。正是這些台灣特有的風土民俗，醞釀出史明堅定不移的愛鄉之情，讓他終生以台灣人自豪，畢生為台灣獨立奮鬥不已。
熱血青年
1936年，就讀台北一中的史明，深深被父執輩的抗日情緒感染，滿懷著正義感，為了掙脫封建家庭及台灣殖民地社會的重重束縛，體驗真正的自由氣息，決然離家出走，偷跑到日本，先斬後奏考進早稻田大學。史明用好幾章來寫早稻田大學的歷史及與該校有關的重要人物，勾勒出當時整個世界及日本知識界的思想氣氛，尤其是日本左派的發展史。掌握了當時的思想脈動，才能瞭解青年史明如何受到啟蒙、如何吸收西方文明，怎樣從最初的人道主義者，進而成為終始不渝的社會主義者。史明寫這些章節時，顯然也有意與當前台灣年輕一輩對話。因此，他不只寫了許多早稻田時期的玩樂逸事，更用心良苦地羅列出彼時所閱讀的書籍，想告訴晚輩，不管以後要做什麼，在這段自我摸索、思考人生方向的青春時期，都該親近這些偉大心靈，一覽人類思想史上耀眼璀璨的智慧結晶。
中共情報員
1942年，未及參加早稻田大學畢業典禮的史明，倉促離開東京，懷著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熾熱期盼，透過秘密管道進入中國，參加中共的反帝抗日戰爭。起先他在蘇州做了三年地下情報工作，調查日軍動向，終戰後進入解放區，並負責組織「台灣隊」。本書用相當多篇幅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演變，寫國際共產組織的鬥爭改組，寫斯大林如何竄改扭曲馬克思主義，就是為了鋪陳中國共產黨，這一結合斯大林獨裁手段與中國帝王思想的假馬克思主義政黨，其崛起、發展及取得政權的歷史背景。理清了這些錯綜複雜的思想及組織，才能徹底解釋史明當年投身中共時，為何會經歷那麼多理想幻滅的挫折，另一方面也間接交代日後史明在日本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理由，因為失敗的是假的社會主義，世上還有真的社會主義值得追尋。
但對史明的革命生涯而言，八年的中共經驗並非全然負面的。正是這個假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引他進入詭譎的戰時情報組織，教他學會收集敵情、發展地下組織，並帶領他真槍實彈的打了第一次游擊戰。這場穿越紅色浪潮的試煉，強化了史明的身體、意志及處世能力，使他更加接近真正的革命家。此時的史明已牢牢掌握住地下工作及游擊戰策略的諸多要領，準備在往後的刺蔣、台灣獨立及反中共統戰等運動上一展身手了。
目錄
黃界清序
葉治平序
自序
第一章 我難忘的老祖母施邱氏桂
一、老祖母的生平
二、老祖母的身教言教
三、台灣人意識的最初啟蒙者
第二章 我的故鄉八芝林（士林）
一、八芝林
二、八芝林昔日的舊街、新街
三、敬神祭祖的習俗
四、士林歲時記
第三章 我有兩個家
一、我的父親林濟川
二、我的母親林施氏秀
三、我的阿舅施振興
四、我的阿姑林氏玉英
五、三妹林翠雲，亡於美國潛水艦攻擊
第四章 啓蒙敎育
一、芝山岩惠濟宮
二、芝山岩學堂
三、士林庄「士林公學校」
四、幼鳥出籠：我上學了！
第五章 建成小學校
一、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民族
二、日本人的「建成小學校」
三、「小動物」慢慢抬起頭來
四、民族意識的啟蒙
第六章 台北第一中學校
一、進入日本人的「北一中」
二、以日文讀漢文
三、魔鬼教官的啟示
四、軟派與硬派
五、「天皇陛下萬歲」
六、中學時代的私人生活
七、反封建反殖民地，出走台灣
第七章 「靑年啊，懷抱大志吧！」
一、 日本軍國集團壟斷國政、侵略中國的全體主義
二、日本軍閥帶給台灣的禍害
三、瞞騙老祖母，前往東京求學
第八章 早稻田大學之敎旨與學制、田中總長
一、明治維新
二、早稻田大學學祖─大隈重信
三、創校首腦與四尊教授
四、早稻田大學的教旨與早稻田精神
五、「早稻田大學校歌」
六、學制（一九三七年度）
七、第四代總長田中穗積
八、田中總長的學術貢獻
九、中日事變爆發
十、田中總長去世
第九章 早稻田大學野黨精神與大正民主主義
一、第一次護憲時代
二、第二次護憲運動
三、早稻田大學與左翼主義運動
四、大學與學問受政治壓迫
五、中日戰爭擴大與學苑戰時體制化
第十章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
一、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時代
二、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的教授與講師
三、第一高等學院時老師推薦的書籍
四、第一學院學生生活
第十一章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學科
一、早大政治學部教授陣營
二、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時讀的書籍
第十二章 戰時中的早大學生生活
一、早大學生的氣質
二、大學部時代的學生生活
第十三章 穿越紅色浪潮
一、馬克思主義的召呼
二、當時學什麼馬克思主義？
三、蘇州年代：從中共地下情報員做起
四、蒐集情報的奢糜歲月
五、蘇州舊都的文化遺趾
六、毛澤東主義在張家口
七、個人獨裁的情景‧古井裡的年輕朋友
八、游擊戰初體驗
九、獨裁軍中，流行歌謠偷偷唱
十、提議組成「台灣隊」
十一、人民裁判，人間煉獄
第十四章 中國共產黨崛起、取天下及其內部鬥爭
一、建黨
二、井崗山建軍及大長征，到達延安
三、中日事變爆發，八年抗戰
四、抗日戰勝利，佔領華北軍區，國共內戰爆發
五、「百花齊放」「反右派鬥爭」
六、蘇共赫魯雪夫「批判斯大林與中共八全大會」
七、毛澤東狂熱一年的經濟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
八、彭德懷諫言與遭清算
九、毛、劉開始權力鬥爭
十、「造反有理」「紅衛兵」
十一、毛澤東辭職「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十二、江青跳上政治舞台
十三、毛澤東派與劉少奇派的權力鬥爭表明化
十四、劉少奇措手不及
十五、文化大革命第二階段，毛澤東軍事政變
十六、「紅衛兵」往全國發展
十七、武漢事件
十八、一九七六年，華國鋒任黨主席，毛澤東死亡
第十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侵略政策」
一、侵略的「中華民族主義」
二、中共的「統戰」戰略
三、江澤民繼承「統一台灣」政策
四、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及其革命運動的態度變化
五、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
六、一國兩制
七、台灣
八、人民解放軍
九、武裝警察
十、百弊叢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十一、反革命份子鎮壓運動
十二、生存空間
十三、中國「社會革命」，只有易姓革命
第十六章 出逃中國
一、共產黨也搞分化策略
二、偽造路條，逃離「解放區」
三、關關難過，關關過
第十七章 回到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四、苦悶的日子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四、獲得日本居留權，擺攤子、賣餃子
五、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
六、戰後在日本的台灣人
七、重啟地下工作
八、大統領廖文毅
九、王育德與辜寬敏
十、建立「日華信用組合」，經營「泡麵工廠」
十一、《獨立台灣》創刊
【附錄】 池袋常在leh 落雨─記史明先生／陳明仁
第十九章 島內地下工作
一、島內地下工作年表
二、島內地下工作列誌
三、虎穴進出：兩次潛回台灣
第二十章 壯志未酬：六起失敗的地下革命事件
一、林水泉、顏尹謨革命事件
二、溫連章革命事件
試閱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
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
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家人看到我們，都嚇了一
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
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
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一九五一年年底，我遭蔣家殖民政權特務警察，以叛亂罪名追查，既激憤也很緊張。但我就像在中國衝破凶險、過五關斬六將回到台灣那樣，精神冷靜，不驚慌，也不害怕，愈遭殃心志反倒愈堅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天天都是躲躲藏藏的東奔西走。
到翌年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前往基隆，在朋友（𨑨迌人）的介紹下，做「海蟑螂」，到停泊在基隆的外國船裡賣日用品或是台灣的特產品。不過幾天，很幸運的與基隆港的卸貨工頭做朋友，他叫做「打手的」（phah-chhiú-ê），經過一些日子的喝酒聊天或𨑨迌之後，等到互相熟悉了，見機拿出五兩重的金條送他，希望他借給我能夠自由上下船的一頂紅帽子（監視船隻的蔣家特務，都以這頂紅帽子為記號，才讓人出入香蕉船）。工頭接過金條，頓時吃了一驚，這五兩重的金條對他來說是頂大的一筆錢，當下馬上就對我千謝萬謝，隨即去拿一頂紅帽子來給我（他心裡當然知道我是要做什麼的）。
在基隆港口每次裝香蕉，都是從下午一直作業到隔天透早，由香蕉工人扛香蕉簍，從陸地裝卸到船艙裡。香蕉都用竹篾交叉編織而成的簍子裝著，一簍大約三十餘公斤，那時我年紀尚輕，還扛得起香蕉簍，一簍一簍扛上船，卸到船艙裡。通常是卸到夜半二、三點，工作才告一段落。
於是，我選在五月初，天氣不冷（當時還沒有暖氣設備），扛香蕉簍上船後，就把紅帽子托其他同伴的工人夥伴交回去給工頭交差，因為特務警察是以點紅帽子算人頭，只要帽子數量足夠，就算是工人都有上岸，他們就不會看人。
香蕉船艙底的上方有出入口，香蕉裝完後，出入口都以厚木板壓著，再以帆布蓋上去，所以我躲在船艙底，就好像躲在黑漆漆的棺材裡頭一樣。
無論如何，我要逃亡日本的計劃已付諸實行了，內心很澎湃，也很清楚，我要為革命、為獨立、為自由打拚的一生，已走到不可回頭的這一步了。
我在船艙底選擇了一個位置，是出入口對角的角落，我把三、四個香蕉簍子堆疊三層，擺放在我的四周，人就藏在簍子所圍成的高牆裡面，稍微可以伸腳躺下的狹隘空間裡。我在裡頭昏昏欲睡時，也感慨萬千的想到：「為何我一世人都在逃亡跑路!?」但只要船早點開動，我就會再次離開台灣了。
然而過一會兒，在黑暗中，忽然一絲光線穿過竹簍子照進來，偶然抬頭一看，很驚惶的發現，有個穿著藍布衣服的船員，從打開的出入口樓梯下到船艙裡，更奇怪的是，他一直朝我所躲藏的這角落緩緩的爬過來。他在爬到離我僅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忽然推一推我周圍所疊好的香蕉簍，簍子稍微晃動一下，他說了一句：「可危險啊！」同時在甲板上又有另一個人大聲喊：「好了！」我在一旁是拚命閉氣，忍耐著必死的一瞬間。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我頭上有個通風口，從甲板上穿過通風口放下一條線，上頭綁著一隻溫度表，就是要測量艙底的溫度，那個溫度表卻卡在我疊好的香蕉簍子邊而不能上下，他是要下來撿溫度表的，也因為下艙的這個人搖動了香蕉簍子，使得溫度表往上動，所以甲板上的船員才喊好了。那時，在艙裡的船員也立即回頭就爬回去，同時將厚木板蓋回原位，艙內又恢復如同棺材裡的黑暗。天啊!!如果簍子被他震動得倒向我的角落來，那一瞬間我就會被發現，到時，就什麼都完了。此時，我始終都閉著氣且不敢隨意亂動的等待著，實在是很危險。人生事就是那麼危機四伏，多一分少一秒，事情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三點鐘後，船終於開動了，此時我心想著：很好的出發，這次一定會跑成功!!
這天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事後，很多人都在說，既然周圍都是香蕉，那麼吃香蕉就可以活了麼！他們不知道香蕉都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所以我在船艙底都沒吃沒喝，也沒有屎尿，一直到第三天，腦筋裡開始出現幻覺，睡覺時一直做夢，夢到了神戶，一定要大吃神戶牛肉、牛排，喝蘇打水的大夢。
通常台北到神戶的船，是繞過下關（門司），再通過瀨戶內海，三天二夜就會到達神戶。當時，我搭的這艘「天山輪」，是在戰時運送蔣家國府的物資船，是中國招商局的五千噸美國貨船（LST），坐到第四天還沒到下關，我就開始煩惱這艘船說不定會開到中國去（當時有不少國民黨的船，會開到中國去投降中國共產黨），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完了。後來才知道，船為了躲避戰時留下來的魚雷，繞道四國的外海（太平洋），所以行程才會多花兩天。
五月十一日，船終於到達神戶港，靠岸後，日本的起貨工人就下艙來準備卸貨。他們有六個人，分成兩排坐著，其中一個工人就坐在我前面，根本沒想到我在他後面，我立刻採取行動，迅速舉起左手摀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出聲，再以右手塞一兩金子到他的手裡，然後在他的耳朵邊輕聲的以日語說：「我是從台灣來的，我很愛住日本，拜託你幫我一下。」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物資相當缺乏，老百姓都很苦，一兩金子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價值，他立刻說：「オ‧ゴクロウサマ！」（啊！辛苦了！）我要求他與我換穿衣服，他也隨即答應。換穿衣服後，他先爬到艙口看沒有警察後，才帶我出船艙。在戰後，大概這種類似的偷渡案例不少，所以他的同伴工人看到我，也當成沒看見一樣。
上岸後，我拜託這個工人帶我到神戶市的東亞道路，他隨即幫我僱了部計程車，還熱心的說：「我跟你去！」說著就馬上跟著坐進計程車內。東亞道路原來是神戶市一條有名的大馬路，當時街道被美軍轟炸得近乎面目全非，我要找的地點已經認不出來了。
此時我在心裡想著：「這個人雖是我的恩人，但是跟著我一起這麼長的時間，對我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豈不麻煩？」於是，我突然叫司機把計程車繞到一條車子無法進入的小巷弄前，車一停，我馬上再拿出一兩金子丟給工人，說聲：「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感謝！再見！）轉瞬間，我急忙跳下計程車，同時將車門關上，轉身拔腿就往巷弄裡跑，如此就把他甩掉（事後回想起來，真是過意不去）。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之後，我在小巷弄附近東繞西繞，越繞越不對勁，剛好走到一戶人家的庭園門口，大門正好開著，於是我就走進去問路，裡面的女人一聽，就回答說：「你要找的公寓離這裡只有二十來公尺。」我一聽，就安心下來，給她回個禮就走出庭園，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兩個日本警察在巡邏。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個禮拜前的四月二十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生效日，日本人獲得政治獨立，聯軍總司令麥帥將統治權還給日本，所以日本警察從二十八日起就恢復日本的治安權（聯軍佔領日本以來，日本警察一點權力都沒有），所以能出來巡察。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
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加入金石堂 LINE 官方帳號『完成綁定』，隨時掌握出貨動態：
提醒您！！
金石堂及銀行均不會請您操作ATM! 如接獲電話要求您前往ATM提款機，請不要聽從指示，以免受騙上當！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