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蔡孝乾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50年代翻轉兩岸政局的關鍵人物,
熱播歷史劇《沉默的榮耀》最具爭議角色原型。
從史料嚴謹爬梳,白色恐怖時期台共要員
「老鄭」蔡孝乾的轉向始末與解密!
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台籍知識菁英,反殖民運動的左翼鬥士之一,也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蔡孝乾(1906-1982)生命歷程橫跨日據時期的左翼文化運動、戰後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的建構,乃至白色恐怖時期的急遽政治轉向、官拜少將。一般認為曾經化名「老鄭」的他「毫不留情地地出賣組織、同事與機密。他的供詞經常使得幾條生命被殺、幾十個家庭受傷、幾百個人遭遇折磨」,可謂1950年代國共對峙情勢扭轉的關鍵人物,「叛徒」、「頭號共諜」之名成了他儼然被蓋棺論定的歷史印記。
經過90年代前情報人員谷正文回憶錄裡繪聲繪影的描述,更為蔡孝乾被捕遭遇囚禁、刑求、出賣同志變節「投敵」的歷程,增添了許多戲劇化的形容,但真相果真如此?實情有賴更多的史料、更嚴謹的考究去建構。
長年投入歷史研究的藍博洲有鑑於此,全面詳閱及爬梳訊問筆錄等相關文獻資料,並與學者專家論證探討,期能更全面呈現台灣人的歷史面貌,做出更客觀、公允而深入的解讀。
並不時自問:「如果你是蔡孝乾,你會怎樣應對面臨的考驗?」試圖挖掘出更多的面向,真實還原歷史現場,呈現在那個詭譎混亂的時代下,老鄭、你我或任何人都難以倖免的人性試煉,以及必然付出的歷史代價。
熱播歷史劇《沉默的榮耀》最具爭議角色原型。
從史料嚴謹爬梳,白色恐怖時期台共要員
「老鄭」蔡孝乾的轉向始末與解密!
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台籍知識菁英,反殖民運動的左翼鬥士之一,也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蔡孝乾(1906-1982)生命歷程橫跨日據時期的左翼文化運動、戰後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的建構,乃至白色恐怖時期的急遽政治轉向、官拜少將。一般認為曾經化名「老鄭」的他「毫不留情地地出賣組織、同事與機密。他的供詞經常使得幾條生命被殺、幾十個家庭受傷、幾百個人遭遇折磨」,可謂1950年代國共對峙情勢扭轉的關鍵人物,「叛徒」、「頭號共諜」之名成了他儼然被蓋棺論定的歷史印記。
經過90年代前情報人員谷正文回憶錄裡繪聲繪影的描述,更為蔡孝乾被捕遭遇囚禁、刑求、出賣同志變節「投敵」的歷程,增添了許多戲劇化的形容,但真相果真如此?實情有賴更多的史料、更嚴謹的考究去建構。
長年投入歷史研究的藍博洲有鑑於此,全面詳閱及爬梳訊問筆錄等相關文獻資料,並與學者專家論證探討,期能更全面呈現台灣人的歷史面貌,做出更客觀、公允而深入的解讀。
並不時自問:「如果你是蔡孝乾,你會怎樣應對面臨的考驗?」試圖挖掘出更多的面向,真實還原歷史現場,呈現在那個詭譎混亂的時代下,老鄭、你我或任何人都難以倖免的人性試煉,以及必然付出的歷史代價。
目錄
■序曲
■第一章:殖民地的孩子
幸福的童年時代
《臺灣青年》的民族啟蒙運動
參加文化協會
離台
■第二章:上海大學時期
社會學系的具體情況
投入反殖民運動
支持台灣新文學
密切關注現實的中國政局
五卅運動的洗禮
五年來的台灣
入黨、戀愛與結婚
串聯南京的台灣學生
論辯中國國民運動及其前途
離滬前夕的行動與論述
■第三章:台共黨人
新文協中央執委
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產業政策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
被捕入獄
與海峽對岸的翁澤生聯繫
《大眾時報》顧問兼記者
缺席獲選台共中委
《大眾時報》週刊於東京發行創刊號
投入實際的工人運動
撤離台灣而被開除黨籍
■第四章:從漳州到蘇區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一九三一年
加入紅軍
抵達紅都瑞金
反帝擁蘇總同盟主任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
與妻離別
■第五章:長征
在中央縱隊政治部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關於「羅明路線」
隨幹部休養連四渡赤水
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
過草地
到達陝北吳起鎮
■第六章:在延安
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書記
敵軍工作部部長
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的工作報告
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執行委員
在《解放日報》析論太平洋戰局
《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出版
在整風期間調回延安養病
■第七章:返台建黨
從延安到淮安
從淮安經滬歸台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組織的初步開展
歡迎李偉光返台
台灣省工委綱領
糟糕透了
與歐陽予倩的聯繫
■第八章:二二八及其後續的戰鬥
台北的兩條戰線
台灣省工委與中部的武鬥
張志忠領導自治聯軍的戰鬥
關於地下黨武鬥的小結
撤退上海的流亡者與《前進》「2‧28特輯」
襲擊西螺、埔心警廳的武裝活動
■第九章:積極發展組織
學生工作委員會及兩個外圍青年組織
丘念台周邊的組織
中南部地區的組織發展
交通員的被捕與接替
一九四八年春天
■第十章:對託管派的滲透與鬥爭
美帝對台灣的圖謀
二二八後的「台灣託管運動」
託管與反託管的聯合與鬥爭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與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鬥爭
省工委向託管派組織的滲透
■第十一章:香港會議
出席名單與議程
關於舊台共宗派與謝雪紅黨齡的糾葛
關於「二二八」的路線爭論
地下黨的〈關於「二二八」的經驗教訓〉
張執一總結「二二八」鬥爭的報告
台灣工作的策略總則
以蔡謝為主帥的暗明兩條工作線
一段祕史
■第十二章:一九四九年
蔡孝乾直接領導的部門
地下黨的經濟活動
四六事件前後
戒嚴
鄉土藝術團
從迎接到配合解放
《光明報》事件
印刷《開國文獻》等教材
■第十三章:第一次被捕
老鄭怎麼樣了
台北市委首任書記廖瑞發被捕
副書記陳澤民在高雄被捕
阿里山樂野基地
朱諶之來台聯繫
準備建立台灣人民武装
老鄭
第一次被捕
■第十四章:第二次被捕
老鄭跑了
計梅真與洪幼樵夫婦被捕
朱諶之在浙江定海被捕
中山北路六條通附近的黃天家
撤離阿里山
黃天從香港帶回「中央的指示」
簡吉、黃天與蔡孝乾陸續被捕
■第十五章:偵訊鬥爭
老特務編造的叛徒形象
文告的起草
所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五月卅一日的「懺悔」廣播
革命者與叛徒
偵訊筆錄
■第十六章:變節
台灣省工委案的處置
保密局為檢舉「潛匪」的運用
保密局借押馬雯鵑
陳澤民已瀕失明之境
保密局追審高山族與東部組織
毛人鳳限令一九五二年十月之前收編蔡孝乾等人
蔡孝乾「突患神經病」
「自首自新前共產黨員」記者會
辯護者
■第十七章:雙線跟監的返鄉探親
與「高饒反黨聯盟」的傳聞
對謝雪紅指名廣播
全程跟監的返鄉探親
■尾聲
「匪情研究」度餘生
兩岸歷史的黑洞
未完的結語
■年表
■後記:叛徒誰寫
■第一章:殖民地的孩子
幸福的童年時代
《臺灣青年》的民族啟蒙運動
參加文化協會
離台
■第二章:上海大學時期
社會學系的具體情況
投入反殖民運動
支持台灣新文學
密切關注現實的中國政局
五卅運動的洗禮
五年來的台灣
入黨、戀愛與結婚
串聯南京的台灣學生
論辯中國國民運動及其前途
離滬前夕的行動與論述
■第三章:台共黨人
新文協中央執委
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產業政策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
被捕入獄
與海峽對岸的翁澤生聯繫
《大眾時報》顧問兼記者
缺席獲選台共中委
《大眾時報》週刊於東京發行創刊號
投入實際的工人運動
撤離台灣而被開除黨籍
■第四章:從漳州到蘇區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一九三一年
加入紅軍
抵達紅都瑞金
反帝擁蘇總同盟主任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
與妻離別
■第五章:長征
在中央縱隊政治部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關於「羅明路線」
隨幹部休養連四渡赤水
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
過草地
到達陝北吳起鎮
■第六章:在延安
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書記
敵軍工作部部長
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的工作報告
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執行委員
在《解放日報》析論太平洋戰局
《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出版
在整風期間調回延安養病
■第七章:返台建黨
從延安到淮安
從淮安經滬歸台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組織的初步開展
歡迎李偉光返台
台灣省工委綱領
糟糕透了
與歐陽予倩的聯繫
■第八章:二二八及其後續的戰鬥
台北的兩條戰線
台灣省工委與中部的武鬥
張志忠領導自治聯軍的戰鬥
關於地下黨武鬥的小結
撤退上海的流亡者與《前進》「2‧28特輯」
襲擊西螺、埔心警廳的武裝活動
■第九章:積極發展組織
學生工作委員會及兩個外圍青年組織
丘念台周邊的組織
中南部地區的組織發展
交通員的被捕與接替
一九四八年春天
■第十章:對託管派的滲透與鬥爭
美帝對台灣的圖謀
二二八後的「台灣託管運動」
託管與反託管的聯合與鬥爭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與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鬥爭
省工委向託管派組織的滲透
■第十一章:香港會議
出席名單與議程
關於舊台共宗派與謝雪紅黨齡的糾葛
關於「二二八」的路線爭論
地下黨的〈關於「二二八」的經驗教訓〉
張執一總結「二二八」鬥爭的報告
台灣工作的策略總則
以蔡謝為主帥的暗明兩條工作線
一段祕史
■第十二章:一九四九年
蔡孝乾直接領導的部門
地下黨的經濟活動
四六事件前後
戒嚴
鄉土藝術團
從迎接到配合解放
《光明報》事件
印刷《開國文獻》等教材
■第十三章:第一次被捕
老鄭怎麼樣了
台北市委首任書記廖瑞發被捕
副書記陳澤民在高雄被捕
阿里山樂野基地
朱諶之來台聯繫
準備建立台灣人民武装
老鄭
第一次被捕
■第十四章:第二次被捕
老鄭跑了
計梅真與洪幼樵夫婦被捕
朱諶之在浙江定海被捕
中山北路六條通附近的黃天家
撤離阿里山
黃天從香港帶回「中央的指示」
簡吉、黃天與蔡孝乾陸續被捕
■第十五章:偵訊鬥爭
老特務編造的叛徒形象
文告的起草
所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五月卅一日的「懺悔」廣播
革命者與叛徒
偵訊筆錄
■第十六章:變節
台灣省工委案的處置
保密局為檢舉「潛匪」的運用
保密局借押馬雯鵑
陳澤民已瀕失明之境
保密局追審高山族與東部組織
毛人鳳限令一九五二年十月之前收編蔡孝乾等人
蔡孝乾「突患神經病」
「自首自新前共產黨員」記者會
辯護者
■第十七章:雙線跟監的返鄉探親
與「高饒反黨聯盟」的傳聞
對謝雪紅指名廣播
全程跟監的返鄉探親
■尾聲
「匪情研究」度餘生
兩岸歷史的黑洞
未完的結語
■年表
■後記:叛徒誰寫
序/導讀
【後記】叛徒誰寫
文/藍博洲
如果你是蔡孝乾你會怎樣應對面臨的考驗呢?在調查研究蔡孝乾的過程中,我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問自己。
稍涉台灣光復初期的歷史的人,大概沒有不曾聽聞蔡孝乾大名的吧。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臺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收錄了翁佳音主要參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與「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而寫的〈安享天年的「省工會主委」蔡孝乾〉,該文同時附錄了三張插圖:一是蔡戴情報局軍帽的晚年像,二是《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封面,三是一九六四年在海邊的留影。最後,他引用前調査局局長葉翔之的話,說「蔡在『一九五一年拋棄共產黨,投效國家,參加反共行列』……之後,不少的台灣左翼分子與左翼機關紛紛遭逮捕或破獲,此即台灣現代史上的『撲殺紅色時代』。……他在調查局(情報局)裡,曾以千里『長征』的經驗,成爲『匪情專家』。……一生一波三折,每折又有曲折,撲朔迷離,有驚無險。在充滿坎坷的近現代台灣史上,他不能不說是罕見的異數吧!」在此前後,主張台獨的林樹枝在《新潮流》雜誌發表一篇關於鹿窟事件的〈戰死吧!向前吧!於是祖國便拋棄你了!〉也抄寫道: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蔡孝乾在泉州街被捕「自新」,「使全台灣大大小小的台共組織,在後來的幾年中陸陸續續被破獲」。
●讓事實說話
事實,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蔡孝乾的歷史面貌究竟如何,只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道理。
一般認為,蔡孝乾的《訊問筆錄》顯示,「他亳不留情地出賣組織、同志與機密。他的供詞經常使得幾條生命被殺、幾十個家庭受傷、幾百個人遭遇折磨。」
就目前能見的解密檔案,此言所指,應該是檔案管理局所藏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檔:一九五○年八月廿九日在保密局的「訊問筆錄」。根據這份約八千字的訊錄所載,蔡孝乾供詞的具體內容包括:中共中央派來台灣主持工作的經過,來台後如何著手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中共黨員參加暴動的情形,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情形,省工委會所屬的組織及領導人事,關於全省各地區組織,與朱諶之的關係,台灣省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與中共關係,以及其他等九大項目。
據此,在疫情隔離期間,我全面詳閱爬梳比對了目前可見的相關人等的被捕日期與「訊問筆錄」之後,看到蔡孝乾所供的涉案者,不是在他之前已被捕者,就是未曾來台或已離台者,或者身分早已暴露而轉入地下乃至迄今仍下落不明者。這樣,我能夠像一般所說蔡孝乾的組織與同志是因為他的「出賣」而導致全面破壞的嗎?於是舉引上述材料與不同看法,通過網路,與一些學者專家私下論證探討,希望能夠更全面呈現台灣人的歷史面貌。其中,一個大陸的台灣史權威學者回答我說,根據審訊記錄,證明蔡承認的東西,都是已知的東西。似乎不能算是蔡的叛變證據。但是蔡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太高了。他的言行,動足觀瞻。他對地下工委成員的逐一招認,不斷在證實當局的判斷。這對於當局破案仍然是最重要的證據。他的責任是第一位的,叛變似無可綰。至於在獄中要與十多歲的妻妹同住,性質是惡劣的。此事如果不存在,那是栽贓。如果存在,就不好解釋了。另外,某個歷來反共,不能說不是朋友的「獨派」朋友說,絕大多數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害的台灣人,都是中國人國共內鬥的無辜受害者,是反國民黨而在二選一的時代條件下的不得不。即便參加共產黨者,也是如蔡孝乾之流的極少數。因為中共派一個腐敗的蔡孝乾來,害得無以數計的台灣人家破人亡。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再重蹈歷史的覆轍。討論至此,無法也無需進行下去了。
蔡孝乾的政治地位早有立場不同的各自定論。異中有同。他應該都是不同立場者眼中的所謂「叛徒」吧。
●除了罵名,叛徒誰寫?
當我詳讀了各種有關蔡孝乾的檔案之後,忽然想到魯迅的一句話:「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我當然知道,所謂「敢撫哭叛徒的吊客」,主要是强調勇氣與堅持,而不是「叛徒」。我又想到老台共蘇新晚年所說:「不要因為蔡前後來叛變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以後叛變是以後的事情。」我不是蘇新說話對象的「台共」,更與蔡孝乾非親非故,無意替他個人「翻案」。以史為鑑。僅僅因為通讀了他青年以來所寫的文論,以及不同時期的各種報導與審訊紀錄,更陸陸續續踏查了他為尋求殖民地台灣人的解放而走過的長征路,從而對日據以來的台灣命運有了沉重的歷史感,我決定按照蘇新「對於歷史事件必須保存原來的真面目」的深刻體悟,去寫曾經「主控台灣的歷史洪流」而「一直被歷史學家引為傳奇」的兩岸不可故意迴避的歷史人物──「叛徒」蔡孝乾。至於他目前還不能解釋的真實面貌,就留待未來的史家根據更多的解密檔案,做出相應的客觀評價吧。
文/藍博洲
如果你是蔡孝乾你會怎樣應對面臨的考驗呢?在調查研究蔡孝乾的過程中,我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問自己。
稍涉台灣光復初期的歷史的人,大概沒有不曾聽聞蔡孝乾大名的吧。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臺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收錄了翁佳音主要參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與「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而寫的〈安享天年的「省工會主委」蔡孝乾〉,該文同時附錄了三張插圖:一是蔡戴情報局軍帽的晚年像,二是《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封面,三是一九六四年在海邊的留影。最後,他引用前調査局局長葉翔之的話,說「蔡在『一九五一年拋棄共產黨,投效國家,參加反共行列』……之後,不少的台灣左翼分子與左翼機關紛紛遭逮捕或破獲,此即台灣現代史上的『撲殺紅色時代』。……他在調查局(情報局)裡,曾以千里『長征』的經驗,成爲『匪情專家』。……一生一波三折,每折又有曲折,撲朔迷離,有驚無險。在充滿坎坷的近現代台灣史上,他不能不說是罕見的異數吧!」在此前後,主張台獨的林樹枝在《新潮流》雜誌發表一篇關於鹿窟事件的〈戰死吧!向前吧!於是祖國便拋棄你了!〉也抄寫道: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蔡孝乾在泉州街被捕「自新」,「使全台灣大大小小的台共組織,在後來的幾年中陸陸續續被破獲」。
●讓事實說話
事實,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蔡孝乾的歷史面貌究竟如何,只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道理。
一般認為,蔡孝乾的《訊問筆錄》顯示,「他亳不留情地出賣組織、同志與機密。他的供詞經常使得幾條生命被殺、幾十個家庭受傷、幾百個人遭遇折磨。」
就目前能見的解密檔案,此言所指,應該是檔案管理局所藏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蔡孝乾檔:一九五○年八月廿九日在保密局的「訊問筆錄」。根據這份約八千字的訊錄所載,蔡孝乾供詞的具體內容包括:中共中央派來台灣主持工作的經過,來台後如何著手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中共黨員參加暴動的情形,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情形,省工委會所屬的組織及領導人事,關於全省各地區組織,與朱諶之的關係,台灣省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與中共關係,以及其他等九大項目。
據此,在疫情隔離期間,我全面詳閱爬梳比對了目前可見的相關人等的被捕日期與「訊問筆錄」之後,看到蔡孝乾所供的涉案者,不是在他之前已被捕者,就是未曾來台或已離台者,或者身分早已暴露而轉入地下乃至迄今仍下落不明者。這樣,我能夠像一般所說蔡孝乾的組織與同志是因為他的「出賣」而導致全面破壞的嗎?於是舉引上述材料與不同看法,通過網路,與一些學者專家私下論證探討,希望能夠更全面呈現台灣人的歷史面貌。其中,一個大陸的台灣史權威學者回答我說,根據審訊記錄,證明蔡承認的東西,都是已知的東西。似乎不能算是蔡的叛變證據。但是蔡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太高了。他的言行,動足觀瞻。他對地下工委成員的逐一招認,不斷在證實當局的判斷。這對於當局破案仍然是最重要的證據。他的責任是第一位的,叛變似無可綰。至於在獄中要與十多歲的妻妹同住,性質是惡劣的。此事如果不存在,那是栽贓。如果存在,就不好解釋了。另外,某個歷來反共,不能說不是朋友的「獨派」朋友說,絕大多數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害的台灣人,都是中國人國共內鬥的無辜受害者,是反國民黨而在二選一的時代條件下的不得不。即便參加共產黨者,也是如蔡孝乾之流的極少數。因為中共派一個腐敗的蔡孝乾來,害得無以數計的台灣人家破人亡。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再重蹈歷史的覆轍。討論至此,無法也無需進行下去了。
蔡孝乾的政治地位早有立場不同的各自定論。異中有同。他應該都是不同立場者眼中的所謂「叛徒」吧。
●除了罵名,叛徒誰寫?
當我詳讀了各種有關蔡孝乾的檔案之後,忽然想到魯迅的一句話:「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我當然知道,所謂「敢撫哭叛徒的吊客」,主要是强調勇氣與堅持,而不是「叛徒」。我又想到老台共蘇新晚年所說:「不要因為蔡前後來叛變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以後叛變是以後的事情。」我不是蘇新說話對象的「台共」,更與蔡孝乾非親非故,無意替他個人「翻案」。以史為鑑。僅僅因為通讀了他青年以來所寫的文論,以及不同時期的各種報導與審訊紀錄,更陸陸續續踏查了他為尋求殖民地台灣人的解放而走過的長征路,從而對日據以來的台灣命運有了沉重的歷史感,我決定按照蘇新「對於歷史事件必須保存原來的真面目」的深刻體悟,去寫曾經「主控台灣的歷史洪流」而「一直被歷史學家引為傳奇」的兩岸不可故意迴避的歷史人物──「叛徒」蔡孝乾。至於他目前還不能解釋的真實面貌,就留待未來的史家根據更多的解密檔案,做出相應的客觀評價吧。
試閱
■〈第四章:從漳州到蘇區〉
「一九三二年,江西的紅軍打進漳州時,我和十多個台籍學生到「第一軍團」政治部去報名,被採用後分配在政治部工作。二十天後,隨軍撤退,是年五月初抵達瑞金。我接著被派在列寧師範學校教書,校長是徐特立。六月,蘇區反帝大同盟召開代表大會時,我被選為執委,後來擔任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我是唯一的台籍代表,我參加了主席團,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蔡孝乾《訊問筆錄》(一九五○年八月十九日)」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載稱,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他逃離台灣後來到漳州。但是,他在保密局一九五○年的「偵訊筆錄」與《自白書》卻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潛往廈門,然後來到漳州。
彰化詩人陳虛谷〔一八九六—一九六五年〕說,蔡孝乾「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廈門」,一度「生活無著」,而寫信給曾任上海「台灣人大會」執行委員的他求援。他雖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總會理事,也是《臺灣民報》主要撰稿人,但生活費卻完全依靠父親供給,自己沒錢,於是就向父親說明事情原委,然後即刻把父親所給的一百圓寄給蔡孝乾。
王萬得《台共回憶錄》另據「潘欽信和洪朝宗」所言轉述,說蔡孝乾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鵑等四人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中」坐船「到了廈門」,「蔡孝乾在當天就愴愴惶惶的離開廈門到漳州去了」。十月初,王萬得在上海見到了去向翁澤生匯報的洪朝宗。過了一、二天,他就和翁澤生隨同洪朝宗一道去廈門,詳細瞭解情況。翁澤生不認為蔡孝乾是個「膽小鬼」,過了一、二天,就自己一個人去漳州找他。而蔡孝乾已經由他「父親的好友」,在漳州的「地主政客」李山火介紹,在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師長張貞辦的訓政人員講習所當經濟學教師。然後,我們看到,晚年的王萬得對已經「變節」的蔡孝乾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做了不在現場的評述:「翁讓他回來做事。蔡怕的要死,不敢回台灣做事。蔡到漳州也不敢去和地下黨聯繫……翁從漳州回廈門後把這些情況和大家彙報了,大家一致同意把蔡拋在一邊不管了,由我們這些人來商量以後怎麼辦。」然而,《翁澤生傳》轉引的《王萬得回憶錄》卻謂,蔡孝乾面對翁澤生的質問,無奈地以「經濟因素」和「政治環境」為由辯解。其後,「心中產生了震動」的蔡孝乾,「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又在漳州「繼續從事組織台籍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的工作」〔頁一八九〕。
張貞是福建詔安人,一九一一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支持台灣抗日運動,與漳州的台胞關係較密切。他認為「台灣原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住民的大部分也是漢民族。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漢土光復運動必定作指導援助」。蔡孝乾與張貞部營長的彰化同鄉黃南鵬(曾就讀南京東南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參加丘念台在東京組織的抗日團體東寧學會)交情較深。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張貞與漳州共產黨的關係十分緊張。漳州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任務之一,是在張貞部祕密發展黨的力量。
埃德加.斯諾也說,蔡孝乾到廈門後「在台灣黨的廈門支部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到漳州,在石碼中學當教員。但實際上,當時台共在廈門並無支部。
蔡孝乾的《訊問筆錄》與《自白書》又載,一九二八年十月間,他在漳州和劉月蟾結婚,先後在漳州女中〔龍溪女子中學〕和石碼中學找到教書的位置。在漳州的三年,他「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翻譯日本雜誌向上海刊物投稿」,維持「還算安適」的「小資產階級幸福的家庭生活」。同時,「在共黨關係上」,他還是「台共在閩南的負責人,擔任指導閩南台籍學生工作」。他在晚年回憶又寫道,他們「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上次到漳州時落腳的李山火辦事處〔施至善一家也住此處〕。「為了生活」,他「還在詔安當過一個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又透露說,當時「在廈門、漳州一帶,以公開職業掩護祕密身分,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任務是做台灣居民工作,尤其是學生工作」。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蔡孝乾在漳州期間,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地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大致如下:
一九二九年,台灣青年蔣文來因「有共產黨員的嫌疑」而被漳州第四師拘禁。蔡孝乾與李山火、張炳煌(張克敏)等在漳台胞於十月五日召集數十名台灣學生商討救援辦法,決定組成團體,展開宣傳救援的運動。
同年年底,在上海因為「八一反戰鬥爭」被檢舉的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出獄,為了廣泛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特別派遣原農組三大領袖之一的嘉義六腳籍幹部侯朝宗〔一九○五—一九六八年〕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化名黃仲川或潘文川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一九○六—一九五一年〕和原籍彰化永靖的集美師範學校學生詹以昌〔一九○七—一九九六年〕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
一九三○年二月,廈門地方的留集(集美學校)台灣學生會、同文台灣學生會和留漳台灣學生會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陳新春等人指導,並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聯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詹以昌、曹炯朴〔台中一中輟學生〕、施懷清〔施至善的兒子〕、王溪森等人為中心的學生會幹部又借著朝鮮人學生擴大組織的契機,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研究社會科學,策劃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與此同時,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成立,與島內的農民組合共同救援被檢舉的同志,並在上海台灣青年團援助下,舉辦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募集資金,進行宣傳鼓動。
遊藝會在李山火主持下正式進行,先是講述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性,然後是音樂演奏、歌舞,演出以台灣民主國武裝抗日為題材的獨幕劇《殖民魂》,以及以一九二五年南投林圯埔農民抗爭的竹林事件為題材的話劇《血濺竹林》。遊藝會吸引不少觀眾,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救援會同時印製收錄了〈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眾〉、〈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海外台灣青年的活動情勢〉與〈宣言〉等文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約二千份,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散發。
〈宣言〉首先聲稱:「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經動搖。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然後列舉印度、朝鮮、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弱小民族震驚世人的革命運動,以及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重壓下四百萬台灣民眾三十年來不落人後的民族解放運動。它強調,「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其慘狀真是莫可名狀。」因此,「漳廈的台灣同胞組成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為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最後它呼籲「革命的同胞們」與「同志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後高呼:「中台的革命民眾團結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擁護中國革命!台灣獨立成功萬歲!」等口號。
五月八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以廈門留集學生會和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團體,給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發出倡議信,指出「我等海外的台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眾與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台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到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首先要「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他們的倡議得到各校台灣學生的熱烈回應。六月一日,漳州第十一高中(施懷清)、第八中學、崇正中學、集美中學(詹以昌等三人)、中華中學(林樹勳等三人)、廈門中學等各校代表,由廈門中華中學林樹勳主持,召開第一次組織準備會,從中選出籌備委員,分派各校負責事務,並「決定以共產主義者潘欽信、陳新春為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其指導」。同月五日召開第二次準備會。九日,在廈門中學禮堂祕密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除學生代表外,還有潘欽信、陳新春、盧丙丁等七名「指導者」。大會並發表成立宣言,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及革命的中國民眾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一九三二年,江西的紅軍打進漳州時,我和十多個台籍學生到「第一軍團」政治部去報名,被採用後分配在政治部工作。二十天後,隨軍撤退,是年五月初抵達瑞金。我接著被派在列寧師範學校教書,校長是徐特立。六月,蘇區反帝大同盟召開代表大會時,我被選為執委,後來擔任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我是唯一的台籍代表,我參加了主席團,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蔡孝乾《訊問筆錄》(一九五○年八月十九日)」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載稱,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他逃離台灣後來到漳州。但是,他在保密局一九五○年的「偵訊筆錄」與《自白書》卻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潛往廈門,然後來到漳州。
彰化詩人陳虛谷〔一八九六—一九六五年〕說,蔡孝乾「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廈門」,一度「生活無著」,而寫信給曾任上海「台灣人大會」執行委員的他求援。他雖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總會理事,也是《臺灣民報》主要撰稿人,但生活費卻完全依靠父親供給,自己沒錢,於是就向父親說明事情原委,然後即刻把父親所給的一百圓寄給蔡孝乾。
王萬得《台共回憶錄》另據「潘欽信和洪朝宗」所言轉述,說蔡孝乾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鵑等四人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中」坐船「到了廈門」,「蔡孝乾在當天就愴愴惶惶的離開廈門到漳州去了」。十月初,王萬得在上海見到了去向翁澤生匯報的洪朝宗。過了一、二天,他就和翁澤生隨同洪朝宗一道去廈門,詳細瞭解情況。翁澤生不認為蔡孝乾是個「膽小鬼」,過了一、二天,就自己一個人去漳州找他。而蔡孝乾已經由他「父親的好友」,在漳州的「地主政客」李山火介紹,在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師長張貞辦的訓政人員講習所當經濟學教師。然後,我們看到,晚年的王萬得對已經「變節」的蔡孝乾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做了不在現場的評述:「翁讓他回來做事。蔡怕的要死,不敢回台灣做事。蔡到漳州也不敢去和地下黨聯繫……翁從漳州回廈門後把這些情況和大家彙報了,大家一致同意把蔡拋在一邊不管了,由我們這些人來商量以後怎麼辦。」然而,《翁澤生傳》轉引的《王萬得回憶錄》卻謂,蔡孝乾面對翁澤生的質問,無奈地以「經濟因素」和「政治環境」為由辯解。其後,「心中產生了震動」的蔡孝乾,「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又在漳州「繼續從事組織台籍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的工作」〔頁一八九〕。
張貞是福建詔安人,一九一一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支持台灣抗日運動,與漳州的台胞關係較密切。他認為「台灣原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住民的大部分也是漢民族。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漢土光復運動必定作指導援助」。蔡孝乾與張貞部營長的彰化同鄉黃南鵬(曾就讀南京東南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參加丘念台在東京組織的抗日團體東寧學會)交情較深。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張貞與漳州共產黨的關係十分緊張。漳州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任務之一,是在張貞部祕密發展黨的力量。
埃德加.斯諾也說,蔡孝乾到廈門後「在台灣黨的廈門支部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到漳州,在石碼中學當教員。但實際上,當時台共在廈門並無支部。
蔡孝乾的《訊問筆錄》與《自白書》又載,一九二八年十月間,他在漳州和劉月蟾結婚,先後在漳州女中〔龍溪女子中學〕和石碼中學找到教書的位置。在漳州的三年,他「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翻譯日本雜誌向上海刊物投稿」,維持「還算安適」的「小資產階級幸福的家庭生活」。同時,「在共黨關係上」,他還是「台共在閩南的負責人,擔任指導閩南台籍學生工作」。他在晚年回憶又寫道,他們「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上次到漳州時落腳的李山火辦事處〔施至善一家也住此處〕。「為了生活」,他「還在詔安當過一個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又透露說,當時「在廈門、漳州一帶,以公開職業掩護祕密身分,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任務是做台灣居民工作,尤其是學生工作」。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蔡孝乾在漳州期間,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地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大致如下:
一九二九年,台灣青年蔣文來因「有共產黨員的嫌疑」而被漳州第四師拘禁。蔡孝乾與李山火、張炳煌(張克敏)等在漳台胞於十月五日召集數十名台灣學生商討救援辦法,決定組成團體,展開宣傳救援的運動。
同年年底,在上海因為「八一反戰鬥爭」被檢舉的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出獄,為了廣泛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特別派遣原農組三大領袖之一的嘉義六腳籍幹部侯朝宗〔一九○五—一九六八年〕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化名黃仲川或潘文川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一九○六—一九五一年〕和原籍彰化永靖的集美師範學校學生詹以昌〔一九○七—一九九六年〕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
一九三○年二月,廈門地方的留集(集美學校)台灣學生會、同文台灣學生會和留漳台灣學生會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陳新春等人指導,並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聯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詹以昌、曹炯朴〔台中一中輟學生〕、施懷清〔施至善的兒子〕、王溪森等人為中心的學生會幹部又借著朝鮮人學生擴大組織的契機,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研究社會科學,策劃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與此同時,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成立,與島內的農民組合共同救援被檢舉的同志,並在上海台灣青年團援助下,舉辦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募集資金,進行宣傳鼓動。
遊藝會在李山火主持下正式進行,先是講述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性,然後是音樂演奏、歌舞,演出以台灣民主國武裝抗日為題材的獨幕劇《殖民魂》,以及以一九二五年南投林圯埔農民抗爭的竹林事件為題材的話劇《血濺竹林》。遊藝會吸引不少觀眾,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救援會同時印製收錄了〈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眾〉、〈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海外台灣青年的活動情勢〉與〈宣言〉等文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約二千份,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散發。
〈宣言〉首先聲稱:「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經動搖。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然後列舉印度、朝鮮、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弱小民族震驚世人的革命運動,以及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重壓下四百萬台灣民眾三十年來不落人後的民族解放運動。它強調,「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其慘狀真是莫可名狀。」因此,「漳廈的台灣同胞組成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為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最後它呼籲「革命的同胞們」與「同志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後高呼:「中台的革命民眾團結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擁護中國革命!台灣獨立成功萬歲!」等口號。
五月八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以廈門留集學生會和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團體,給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發出倡議信,指出「我等海外的台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眾與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台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到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首先要「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他們的倡議得到各校台灣學生的熱烈回應。六月一日,漳州第十一高中(施懷清)、第八中學、崇正中學、集美中學(詹以昌等三人)、中華中學(林樹勳等三人)、廈門中學等各校代表,由廈門中華中學林樹勳主持,召開第一次組織準備會,從中選出籌備委員,分派各校負責事務,並「決定以共產主義者潘欽信、陳新春為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其指導」。同月五日召開第二次準備會。九日,在廈門中學禮堂祕密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除學生代表外,還有潘欽信、陳新春、盧丙丁等七名「指導者」。大會並發表成立宣言,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及革命的中國民眾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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