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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台灣的新聞,曾經何其輝煌,如今又何其喪志。
一個老記者以個人生命經驗,反思台灣新聞如何出現今日的殘局。
「新聞」二字,是我人生的縮寫。我與新聞結緣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職業生涯即將來到六十五歲終點。相較於球員高掛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儀式感,我這樣一個新聞人,寧可靜靜退場,讓這本書訴說內心想說的話。
我個人成敗事小,新聞大業才是我想談的重點。我在意的,是我視為志業的新聞,在我不再年輕力壯時,遭遇了前所未見的危機。
我在波瀾壯闊的民主洪流來襲時,加入新聞工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總覺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為學者的後二十年間,民主政治已經庸俗化,另一股科技洪流來勢洶洶,新聞毫無招架能力,也失去了光采。
我不知如何為新聞辯護,也無法給學生新聞依舊雄偉如山的承諾。
「我們是怎麼失去新聞江山的?」我問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記者、學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聞轉變的千絲萬縷。新聞變了,卻不是時間造成的自然轉變。
台灣的新聞故事背後,有兩股大洪流。先上場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場景,新聞自由是民主台灣最適當的隱喻;繼之而來的,是數位科技在全球引發的新聞輾壓,科技巨頭讓倔傲的媒體不得不低頭。
台灣新聞媒體身處其中,無論個人與組織,都難以抵抗一連串衝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難以入眼的新聞殘局。
這一場新聞殘局,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台灣新聞顛簸的足跡。
以一個老記者的心情,說一個台灣新聞的故事。
一個老記者以個人生命經驗,反思台灣新聞如何出現今日的殘局。
「新聞」二字,是我人生的縮寫。我與新聞結緣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職業生涯即將來到六十五歲終點。相較於球員高掛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儀式感,我這樣一個新聞人,寧可靜靜退場,讓這本書訴說內心想說的話。
我個人成敗事小,新聞大業才是我想談的重點。我在意的,是我視為志業的新聞,在我不再年輕力壯時,遭遇了前所未見的危機。
我在波瀾壯闊的民主洪流來襲時,加入新聞工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總覺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為學者的後二十年間,民主政治已經庸俗化,另一股科技洪流來勢洶洶,新聞毫無招架能力,也失去了光采。
我不知如何為新聞辯護,也無法給學生新聞依舊雄偉如山的承諾。
「我們是怎麼失去新聞江山的?」我問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記者、學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聞轉變的千絲萬縷。新聞變了,卻不是時間造成的自然轉變。
台灣的新聞故事背後,有兩股大洪流。先上場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場景,新聞自由是民主台灣最適當的隱喻;繼之而來的,是數位科技在全球引發的新聞輾壓,科技巨頭讓倔傲的媒體不得不低頭。
台灣新聞媒體身處其中,無論個人與組織,都難以抵抗一連串衝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難以入眼的新聞殘局。
這一場新聞殘局,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台灣新聞顛簸的足跡。
以一個老記者的心情,說一個台灣新聞的故事。
目錄
目錄
自 序 新聞,我的一生
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第二章 人們其實不了解新聞
第三章 窮媒體,窮民主
第四章 不再榮耀的新聞記者
第五章 一家新聞媒體,兩支發稿部隊
第六章 困在昔日榮光,誤了數位轉型
第七章 臉書取代記者採訪
第八章 演算法當總編輯
第九章 失去真實比得到真實容易太多
第十章 最大的反派
第十一章 廣告巨人
第十二章 台灣媒體議價,讓我上了一課
第十三章 AI是新聞的未來?
結語與致謝
自 序 新聞,我的一生
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第二章 人們其實不了解新聞
第三章 窮媒體,窮民主
第四章 不再榮耀的新聞記者
第五章 一家新聞媒體,兩支發稿部隊
第六章 困在昔日榮光,誤了數位轉型
第七章 臉書取代記者採訪
第八章 演算法當總編輯
第九章 失去真實比得到真實容易太多
第十章 最大的反派
第十一章 廣告巨人
第十二章 台灣媒體議價,讓我上了一課
第十三章 AI是新聞的未來?
結語與致謝
試閱
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有些人會用狗仔、蒼蠅、禿鷹、烏鴉、一窩蜂等詞來形容記者,其中多半已有負面評價。我當記者時,是一張白紙。如果要我形容,我會用「菜鳥」形容年輕時的自己。
我是心中沒有任何包袱的菜鳥記者。
菜鳥並不起眼,就是呆呆的,什麼都不懂,一整身的青澀。
記者才是重點。
當政治威權結束時,台灣社會彷彿被重重推了一把。一個踉蹌,不打折扣的民主就落在自己面前,記者成為站在第一線的真實見證者。
菜鳥記者心中沒有顏色,沒有立場。沒有主管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手機與社群媒體,只寫自己該寫的。
湛藍的天空飄來一朵朵白雲,時間在不經意間溜走,很快就天黑了。晚上回到報社動筆寫稿,才能讓記者的所聞所見,出現在明天的報紙上。
我是報紙培養出來的新聞記者,在報社工作十七年。記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之前有過兩年製作電視新聞專題的經驗,之後也曾經去雜誌媒體工作一年,我明白不同媒體的記者養成都不一樣。
無線老三台電視深入每個人的家庭,影響力最大,也因此受到嚴格的法規束縛,記者很難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過去報導民進黨時,還曾稱之為「所謂的民進黨」。可見電視言論尺度限縮,記者只能蜻蜓點水。
雜誌編輯部負責設定議題,記者發揮的自由度自然受限。早期雜誌沒有「記者」職稱,一律稱為「編輯」,其實人早就已在新聞現場實際採訪。現在已有明確的頭銜與工作劃分,在外面負責採訪的,名片上就是「記者」的抬頭。
對我來說,報紙是非常特別的媒體。無論是早報、或是晚報,辦公室的主管雖然知道有些例行會議,卻不知道實際發生什麼狀況,以及新聞發展的程度。
新聞的重心全在記者身上,記者是報社最看重的角色。報社記者人數最多,自由度也較高。記者可以自己決定受訪對象,盡情去找報導素材,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報紙頭題。報社是理想的組合,筆桿的世界,臥虎藏龍。
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時,最喜歡聽政治記者回憶戒嚴時的新聞故事。這些記者年齡約是大我五、六歲,或再多一些。記者因為跑政治路線,知道若干真相,卻無法直率地報導。當時政府機構不可能有發言人制度,記者只能私下尋覓可信的線人,也要避免自己變成炮灰。
那時的新聞學並不發達,沒什麼「民眾有知的權利」等新聞理論,對新聞記者的「第四權」也缺乏論述。
戒嚴時期的新聞記者必須審度時勢。曾有記者說,記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埋地雷」。意思是在字裡行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寫出真相。如果主管核稿時發現,等同計謀拆穿; 主管漏看的話,真相就可以公開一些些。
除了埋地雷外,若是採訪到一定不能見報的內容,有人會用筆名投稿黨外雜誌。時代使然,記者便在黨外雜誌匿名寫稿。
有些在官媒跑新聞的記者,還會把新聞內容提供給其他新聞同業。他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實,既然自己的報紙無法刊登,至少新聞同業可以把事件的真實原委說分明。
我不記得具體案例,只記得這些記者說話時,一臉驕傲的表情。感覺得出,他們有一點自豪。新聞扭曲的時代已成過去,只留下記者無愧於心的回憶。
現在離那個言論控制的時代,已有四十年了,年輕記者可能不曾聽說這些,我自己也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在解嚴前幾年加入媒體的。然而,戒嚴時期記者追求新聞真實那顆熾熱的心,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台灣終於要結束黑色的新聞時代了。
寧靜的新聞蛻變
相較於嘶吼、奔跑、令人窒息的街頭群眾抗爭;解除對新聞管制的報禁解除,同樣影響千萬台灣人,卻顯得異常寧靜。
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兩報的報紙頭條新聞, 依照正常慣例,刊登總統蔣經國的元旦賀詞。《中時》則在頭題旁,加上〈報禁今天解除〉的小幅報導,依然小心翼翼。
文中一開始就說:「從今天開始,實施三十多年的報紙登記限制與張數限制屆時解除,新聞局將接受報紙新設登記。」
這是台灣新聞自由劃時代的第一天。
此事起因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行政院發布命令,指出台灣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開始限制報紙、雜誌、通訊社新設登記。民國四十四年依《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規定張數不得超過一張半;民國五十六年時,放寬為兩大張半,後來再放寬為三大張。
報禁解除當天,讀者收到的報紙,從原來的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每一家營業報社都承諾,將提供更多、更好的內容。《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壟斷局面也宣告結束。新報社陸續設立,激烈的新聞競爭即將上場。
新聞傳播學者紛紛提供新聞局建言。他們的建議是報紙張數無需設定上限,但需有下限。在自由競爭之下,不良的報紙將會自然淘汰。
解除戒嚴帶來報禁、黨禁與民眾集會結社的解禁。寧靜的報紙解嚴不如街頭抗爭,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卻是台灣另一場關鍵的民主轉型。
在新聞自由之前,民主自由正在同步醞釀。中國實施帝制數千年,近代台灣又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四十年戒嚴。台灣雖早有「福爾摩沙」的美稱,在政治上卻從未自由過。新聞記者得以親身見證,台灣如何走出政治桎梏,創造屬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焦噪,急著尋找出口。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廣場,經常有人潮聚集。群聚的民眾來自台灣各地,遊覽車就停在附近。
他們北上不是為緬懷革命先烈,而是來參與台北的街頭遊行。因為在台北,更有機會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
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能夠與台灣的民主脈動靠得更近。屬於台灣的新聞民主正在高壓中冒出嫩芽。我這個新聞菜鳥,也在台北街頭,開始自己的政治啟蒙。
政治組在《中國時報》被戲稱為「天下第一組」。傳統政治記者歷經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重要路線磨練。在這些政治路線上,新聞記者接觸的,是台灣最有政治權力的人。
解嚴後,台灣出現另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主要是和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打交道,這就是我的新聞路線。台灣若能出現健康的政黨輪替,街頭運動者就有可能進入廟堂,這些事後來都在台灣出現了。
(未完)
有些人會用狗仔、蒼蠅、禿鷹、烏鴉、一窩蜂等詞來形容記者,其中多半已有負面評價。我當記者時,是一張白紙。如果要我形容,我會用「菜鳥」形容年輕時的自己。
我是心中沒有任何包袱的菜鳥記者。
菜鳥並不起眼,就是呆呆的,什麼都不懂,一整身的青澀。
記者才是重點。
當政治威權結束時,台灣社會彷彿被重重推了一把。一個踉蹌,不打折扣的民主就落在自己面前,記者成為站在第一線的真實見證者。
菜鳥記者心中沒有顏色,沒有立場。沒有主管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手機與社群媒體,只寫自己該寫的。
湛藍的天空飄來一朵朵白雲,時間在不經意間溜走,很快就天黑了。晚上回到報社動筆寫稿,才能讓記者的所聞所見,出現在明天的報紙上。
我是報紙培養出來的新聞記者,在報社工作十七年。記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之前有過兩年製作電視新聞專題的經驗,之後也曾經去雜誌媒體工作一年,我明白不同媒體的記者養成都不一樣。
無線老三台電視深入每個人的家庭,影響力最大,也因此受到嚴格的法規束縛,記者很難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過去報導民進黨時,還曾稱之為「所謂的民進黨」。可見電視言論尺度限縮,記者只能蜻蜓點水。
雜誌編輯部負責設定議題,記者發揮的自由度自然受限。早期雜誌沒有「記者」職稱,一律稱為「編輯」,其實人早就已在新聞現場實際採訪。現在已有明確的頭銜與工作劃分,在外面負責採訪的,名片上就是「記者」的抬頭。
對我來說,報紙是非常特別的媒體。無論是早報、或是晚報,辦公室的主管雖然知道有些例行會議,卻不知道實際發生什麼狀況,以及新聞發展的程度。
新聞的重心全在記者身上,記者是報社最看重的角色。報社記者人數最多,自由度也較高。記者可以自己決定受訪對象,盡情去找報導素材,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報紙頭題。報社是理想的組合,筆桿的世界,臥虎藏龍。
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時,最喜歡聽政治記者回憶戒嚴時的新聞故事。這些記者年齡約是大我五、六歲,或再多一些。記者因為跑政治路線,知道若干真相,卻無法直率地報導。當時政府機構不可能有發言人制度,記者只能私下尋覓可信的線人,也要避免自己變成炮灰。
那時的新聞學並不發達,沒什麼「民眾有知的權利」等新聞理論,對新聞記者的「第四權」也缺乏論述。
戒嚴時期的新聞記者必須審度時勢。曾有記者說,記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埋地雷」。意思是在字裡行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寫出真相。如果主管核稿時發現,等同計謀拆穿; 主管漏看的話,真相就可以公開一些些。
除了埋地雷外,若是採訪到一定不能見報的內容,有人會用筆名投稿黨外雜誌。時代使然,記者便在黨外雜誌匿名寫稿。
有些在官媒跑新聞的記者,還會把新聞內容提供給其他新聞同業。他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實,既然自己的報紙無法刊登,至少新聞同業可以把事件的真實原委說分明。
我不記得具體案例,只記得這些記者說話時,一臉驕傲的表情。感覺得出,他們有一點自豪。新聞扭曲的時代已成過去,只留下記者無愧於心的回憶。
現在離那個言論控制的時代,已有四十年了,年輕記者可能不曾聽說這些,我自己也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在解嚴前幾年加入媒體的。然而,戒嚴時期記者追求新聞真實那顆熾熱的心,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台灣終於要結束黑色的新聞時代了。
寧靜的新聞蛻變
相較於嘶吼、奔跑、令人窒息的街頭群眾抗爭;解除對新聞管制的報禁解除,同樣影響千萬台灣人,卻顯得異常寧靜。
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兩報的報紙頭條新聞, 依照正常慣例,刊登總統蔣經國的元旦賀詞。《中時》則在頭題旁,加上〈報禁今天解除〉的小幅報導,依然小心翼翼。
文中一開始就說:「從今天開始,實施三十多年的報紙登記限制與張數限制屆時解除,新聞局將接受報紙新設登記。」
這是台灣新聞自由劃時代的第一天。
此事起因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行政院發布命令,指出台灣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開始限制報紙、雜誌、通訊社新設登記。民國四十四年依《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規定張數不得超過一張半;民國五十六年時,放寬為兩大張半,後來再放寬為三大張。
報禁解除當天,讀者收到的報紙,從原來的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每一家營業報社都承諾,將提供更多、更好的內容。《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壟斷局面也宣告結束。新報社陸續設立,激烈的新聞競爭即將上場。
新聞傳播學者紛紛提供新聞局建言。他們的建議是報紙張數無需設定上限,但需有下限。在自由競爭之下,不良的報紙將會自然淘汰。
解除戒嚴帶來報禁、黨禁與民眾集會結社的解禁。寧靜的報紙解嚴不如街頭抗爭,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卻是台灣另一場關鍵的民主轉型。
在新聞自由之前,民主自由正在同步醞釀。中國實施帝制數千年,近代台灣又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四十年戒嚴。台灣雖早有「福爾摩沙」的美稱,在政治上卻從未自由過。新聞記者得以親身見證,台灣如何走出政治桎梏,創造屬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焦噪,急著尋找出口。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廣場,經常有人潮聚集。群聚的民眾來自台灣各地,遊覽車就停在附近。
他們北上不是為緬懷革命先烈,而是來參與台北的街頭遊行。因為在台北,更有機會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
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能夠與台灣的民主脈動靠得更近。屬於台灣的新聞民主正在高壓中冒出嫩芽。我這個新聞菜鳥,也在台北街頭,開始自己的政治啟蒙。
政治組在《中國時報》被戲稱為「天下第一組」。傳統政治記者歷經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重要路線磨練。在這些政治路線上,新聞記者接觸的,是台灣最有政治權力的人。
解嚴後,台灣出現另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主要是和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打交道,這就是我的新聞路線。台灣若能出現健康的政黨輪替,街頭運動者就有可能進入廟堂,這些事後來都在台灣出現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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