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成熟與武人的崛起〔10—13世紀〕【亞洲人物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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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亞洲史研究巔峰．集英社創社95週年紀念鉅獻★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文人與武將並立、能力主義抬頭、
亞洲中世紀的新秩序

焦點人物傳記：
• 藤原道長：平安時代權臣，以攝關政治鞏固貴族秩序，奠定院政體制的基礎。
• 司馬光：史學家與政治家，以《資治通鑑》建立新的歷史敘事框架。
• 李清照：宋代女詞人，以詞歌記錄家國之痛與生命哀愁。
• 朱熹：南宋大儒，創立理學體系，成為東亞思想的核心。
• 薩拉丁：穆斯林世界的領袖，以信仰與軍事力量收復耶路撒冷。
• 拜巴爾一世：馬木路克蘇丹，以武力抵禦外侮，鞏固西亞政權。
• 闍耶跋摩七世：吳哥王朝的君主，以佛教與王權重塑帝國秩序。

《亞洲人物史》第四卷聚焦於十至十三世紀，這是亞洲各地從貴族統治逐步走向文人與武將並立的新局。此時，日本由平安貴族政治進入武家政權，中國則從唐代的動盪走向宋代的科舉與文人官僚體制；西亞由阿拔斯王朝延續至塞爾柱與馬木路克政權，軍人與烏里瑪並肩而立；東南亞則在吳哥與爪哇王國展現王權與宗教融合的力量。
這個時代普遍以皇帝、天皇或哈里發為最高統治者，但文人與武將逐漸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透過學識、武力與才智，而非單憑身分與出身，推動了社會文化的重組。
宋代的開封展現了都市繁華與經濟活力，《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生動描繪了城市生活與商業秩序；同時，西亞的烏里瑪在法學、歷史、文學上的著述，透過手抄本與學校傳播，滲透至日常生活。這些文化與制度的演變，與歐洲同期的中世紀社會相呼應。
《文化的成熟與武人的崛起》展現了亞洲中世紀的特色：不再僅依附血統與身分，而是透過專業展現能力。文人、武將與宗教學者的崛起，使這一時代成為亞洲歷史中社會流動與文化生成的重要轉折點。

【本卷主要人物】
藤原道長／白河院／慈圓／李子淵／思肅太后李氏／李資謙／羅茶羅乍一世／　　　拉貞陀羅一世／維克拉馬迪提亞六世／闍耶跋摩七世／艾爾朗加／司馬光／　　　宋徽宗／李清照／朱熹／努爾丁／薩拉丁／拜巴爾一世／崔忠獻

叢書特色：
• 跨越地域，從東亞到西亞，涵蓋整個亞洲的歷史長河。
• 突出「交流」視角，深挖和平與衝突中的文化碰撞。
• 匯聚現代亞洲史研究權威，打造精緻的評傳與分析。

歷史不僅僅是故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關照。
開啟您對亞洲文明的全新理解。


【亞洲人物史】全套共12冊，2025年2月起陸續上市：
1. 神話世界與古代帝國〔神話—6世紀〕
2. 世界宗教圈的誕生與群雄割據的東亞〔2—7世紀〕
3. 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帝國〔6—11世紀〕
4. 文化的成熟與武人的崛起〔10—13世紀〕
5. 蒙古帝國統一歐亞大陸〔12—14世紀〕
6. 後蒙古時代的大陸與海洋〔14—17世紀〕
7. 近世帝國的繁榮與歐洲〔16—18世紀〕
8. 亞洲型態的完成〔17—19世紀〕
9. 激盪的國家建設〔19—20世紀〕
10. 民族解放之夢〔19—20世紀〕
11. 走出世界大戰的慘禍〔19—20世紀〕
12. 邁向亞洲世紀〔20—21世紀〕

作者

三浦 徹
1953年生。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修畢。專攻阿拉伯、伊斯蘭史。主要編著有《伊斯蘭世界的歷史發展》（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等。
（其他多位作者簡介收錄於本書中）

譯者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工作，也曾任出版社的日文主編，譯有《東亞近現代通史：從19世紀至今的地域》、《人民幣的野心：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古希臘原來是這樣！？》、《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等書。

目錄

編者的話 姜尚中
序言 三浦 徹
凡例

第一章　日本古代國制與文化的形成 大津 透
前言
藤原道長（九六六—一○二七年）
桓武天皇（七三七—八○六年）
藤原師輔（九○八—九六○年）
源信（九四二—一○一七年）
紫式部（生卒年不詳，出生年約九七○—九七三年）
其他人物
坂上田村麻呂／圓仁／圓珍／張寶高／藤原良房／藤原基經／菅原道真／藤原忠平／奝然／藤原公任／藤原行成／清少納言／藤原定子／藤原彰子（上東門院）／後三條天皇

第二章　政院與武人政權──從王朝時代進入武人的時代 大隅和雄
前言
白河院（一○五三—一一二九年）
慈圓（一一五五—一二二五年）
後白河院（一一二七—一一九二年）
平清盛（一一一八—一一八一年）
源賴朝（一一四七—一一九九年）
其他人物
鳥羽院／崇德天皇／藤原賴長／藤原通憲／藤原純友

第三章　從李子淵到李資謙──李子淵系的仁川李氏及其時代 豐島悠果
前言
李子淵（一○○三—一○六一年）
思肅太后李氏（生卒年不詳）
李資謙（？—一一二六年）
金富軾（一○七五—一一五一年）
其他人物
金殷傅／王可道／韓祚／王煦／韓安仁／金仁存／李公壽／拓俊京／李仁老

第四章　朱羅王朝與巴克蒂（奉愛） 石川 寬
前言
羅茶羅乍一世（在位期間九八五—一○一四年）
拉貞陀羅一世（在位期間一○一二—一○四四年）
維克拉馬迪提亞六世（在位期間一○七六—一一二七年）
仙比揚・馬黛維（馬哈黛維，？—約一○○一年）
羅摩奴闍（生卒年不詳）
納亞納爾
阿爾瓦爾
馬尼格拉姆（馬尼格拉曼姆）
五百人組
其他人物
俱盧同伽一世／那那德西／泰盧固・喬達／維克拉馬帕夫一世／克里希納三世／泰拉二世／曷薩拉王朝／卡卡提亞王朝／賈達瓦爾曼．史德拉潘地亞一世／曼拉瓦爾曼．克拉雪卡拉潘地亞一世／真宗與仁宗／南比．安達爾．南比／塞吉拉爾／那達摩尼／那拉洛卡唯朗／安朱旺納姆／比爾哈納／羅茶羅乍希瓦拉神廟與拉貞陀羅喬利希瓦拉神廟

第五章　東南亞印度化高峰期與以新原理為基礎的國家崛起 青山 亨／松浦史明／伊東利勝／上田新野
前言
大陸地區（吳哥等）
蘇利耶跋摩二世（在位期間約一一一三—約一一五○年）
闍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間約一一八一—約一二一八年）
阿奴律陀（一○一四？—一○七七？年）
島嶼地區（爪哇等）
艾爾朗加（約一○○一—一○五二年）
賈亞巴亞（在位期間約一一三五—約一一五七年）
其他人物
李公蘊／江喜陀／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蘇利耶跋摩（釋利毗多難陀那）
／肯・阿洛克

第六章　中國史學的構築 櫻井智美
前言
司馬光（一○一九—一○八六年）
歐陽修（一○○七—一○七二年）
神宗（一○四八—一○八五年）
劉恕（一○三二—一○七八年）
范祖禹（一○四一—一○九八年）
胡三省（一二三○—一三○二年）
其他人物
司馬池／聶氏／司馬旦／仁宗／英宗／哲宗／宣仁皇后高氏／李元昊／遼太宗耶律徳光／龐籍／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呂公著／曾鞏／王安石／蘇軾／劉攽／劉安世／李燾／朱熹（朱子）／袁樞／梁啓超

第七章　開封的光與影──風流天子徽宗的治世與都市文化 久保田和男
前言
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年）
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年）
孟元老（生卒年不詳）
張商英（一○四三—一一二一年）
足利義滿（一三五八—一四○八年）
其他人物
蘇軾／章惇／蔡京／林靈素／蔡絛／茂德帝姫／宋江／童貫／元祐皇后

第八章　生活在北宋滅亡亂世中的女性詩詞人 松尾肇子
前言
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五？年）
李格非（一○四五—一一○八？年）
趙挺之（一○四○—一一○七年）
趙明誠（一○八一—一一二九年）
張汝舟（生卒年不詳）
朱淑真（約一○七九—約一一三三年）
其他人物
王珪／王拱辰／趙思誠／韓肖冑／綦崇礼／薛濤／魚玄機／柳如是／顧太清／呂碧城／温庭筠／李煜／柳永／蘇軾／晏幾道／賀鑄／秦觀／黄庭堅／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張炎

第九章　近世東亞思想界的巨人──朱子學的大成者 小島 毅
前言
朱熹（朱子，一一三○—一二○○年）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年）
蘇軾（一○三六—一一○一年）
程頤（一○三三—一一○七年）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年）
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年）
其他人物
胡瑗／歐陽修／邵雍／周敦頤／司馬光／張載／程顥／楊時／張九成／胡宏／史浩／張栻／蔡元定／呂祖謙／楊簡／陳亮／葉適／黄榦／陳淳／王應麟／文天祥／呉澄／宋濂

第十章　包容多個民族的伊斯蘭教──軍人、烏理瑪、蘇非派 三浦 徹
前言
努爾丁（一一一八—一一七四年）
薩拉丁（一一三七／八—一一九三年）
拜巴爾一世（約一二三○—一二七七年）
馬立克沙（一○五五—一○九二年）
尼札姆．穆勒克（一○一八〔一○一九／二○〕—一○九二年）
安薩里（一○五八—一一一一年）
其他人物
圖格里勒．貝格／阿爾普．阿爾斯蘭／納西爾／馬華迪／蘇赫拉瓦迪／伊本．賈茲／沙瓦爾／謝爾庫赫／烏薩馬．本．蒙奇德／阿迪勒一世／卡米勒／木阿薩姆／伊本．開拉尼希／伊本．阿薩基爾／卡迪．法迪爾／伊本．邁蒙（邁蒙尼德）／伊本．朱拜爾／伊本．庫達瑪／伊本．艾西爾／薩利赫．埃宥比／夏哲爾．杜兒／忽都斯

第十一章　崔忠獻與百年高麗武臣政權 矢木 毅
前言
崔忠獻（一一四九—一二一九年）
文克謙（一一二二—一一八九年）
李仁老（一一五二—一二二○年）
琴儀（一一五三—一二三○年）
李奎報（一一六八—一二四一年）
崔滋（一一八八—一二六○年）
其他人物
毅宗／明宗／神宗／熙宗／康宗／高宗／元宗／鄭仲夫／李高／李義方／宋有仁／慶大升／李義旼

作者簡介
圖片出處

序／導讀

編者的話
姜尚中
人之所以對歷史產生興趣，其根本乃是對人的關心。就像《史記》是以〈列傳〉為支柱一般，史家在史書中貫注全心全力的，也是評傳。於是，我們著眼於不論是誰都會自然抱持的好奇心，構想出這套由著名、無名人們的評傳積累而成、進行描述的《亞洲人物史》。作為討論對象的地域，包括了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也就是足以用「亞洲」一詞指涉的整體領域。我們集結了在現代亞洲史研究中具代表性的編輯委員，經過數年反覆協議，發掘出各領域的主人翁、副主人翁，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人們的關聯性，從而形成充滿魅力的小宇宙。當我們在選定人物之際，重視的關鍵要素是「交流」。所謂交流，不限於交易、宗教、思想、藝術傳播等和平友好的事物，也包括掠奪、侵略、戰爭等激烈衝突。我們在每一卷中，針對整個地域的人物群進行鉅細靡遺的配置，並以跨越各個小宇宙的方式，將之聯繫起來；從第一卷到最終卷，大致是按照時代順序安排。透過這樣的構成，我們讓一種堪稱與縱觀式地域史迥然相異的「亞洲通史」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透過這項由承繼東洋史研究深厚基礎的人們合力進行的嘗試，我們期望相異文化圈、言語圈的讀者，都能有共享的一日到來。


序言
三浦 徹
本卷敘述的時代是十至十三世紀，若以王朝來劃分，在日本，是平安時期到鎌倉時期；在中國，是唐朝到宋朝；在西亞，是相當於阿拔斯王朝到塞爾柱王朝、馬木路克王朝的時代。但不管是在那個地域，都是以天皇、皇帝、哈里發（伊斯蘭教的宗教及世俗最高統治者的稱號）為統治者的國家體制，此時文人與武人作為獨立階層崛起，展現新興的社會文化面貌，這個時期也被稱為「中世」。
日本自八世紀開始，便確立了以律令為基礎的天皇與貴族的統治體制。統治者採取班田制，分發土地給臣民，也要求臣民負擔租庸調等稅賦與兵役，地方上則整備成以國司、郡司為中心的統治體制。從中國傳入的佛教，成為天皇與貴族們的精神支柱。這種體制的國家，一般稱為「律令國家」。在藤原道長與院政時期（第一、二章），國家財富集中在國衙（國司執行政務的機關）與莊園，朝廷的權力代表是攝關（官職名稱，攝政、關白）與院（上皇），但這並不是律令體制的脫軌或崩壞，道長仍依太政官制進行人事與政務。之後，以平氏、源氏為代表的武士（武將）勢力逐漸掌握政權。一一九二年，源賴朝被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在鎌倉開設幕府。此後直到江戶時代為止，征夷大將軍的職位在特定武士之家世襲，代替朝廷執行政治權力。不過，平氏與源氏的祖先都與天皇家族有關，是擅長騎射的軍事貴族。同時，亦有進入地方社會、掌管稅務工作與維持地方治安的武士階層出現。鎌倉幕府召集武士參戰，並依戰功賜予恩賞的制度，以此掌控武士。而領土的主從關係、裁決、徵稅等行政事務，則以文書為媒介，負責文書業務的是在朝廷任職的文官們，這些文官遷至鎌倉後，形成文人官僚（文士）階層。後來的室町幕府也延續了這樣的體制。
朝鮮（高麗王朝）從十二世紀後半開始，約有百年間由「武臣」掌握政權（第十一章）。但之後則由武臣和文臣所構成的兩班階層並立，共同支撐國王政權。
中國唐朝的統治制度主要建立在均田制、租庸調制與府兵制三大支柱上。但安史之亂（七五五年）後，向農民課同等稅的租庸調制瓦解，改行依農民與商人資產及收入徵稅的兩稅法；募兵制亦取代原有的徵兵制，導致地方節度使逐漸獨立，最後唐朝也被節度使朱全忠所滅（九○七年）。隨後進入長達約五十年，因節度使分立使得國家紛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其中一位武將趙匡胤統一中國大部分地區，建都開封，是為宋朝。
在宋朝，節度使制度解體，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依靠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以文人官僚作為統治國家的核心。當時保護皇帝的禁軍與地方軍隊的兵員高達百萬人，軍人與官僚的支出占了國家歲出的九成，對國家財政造成沉重壓力。在神宗時期（第六章），實施了被稱為「新法」的一系列行政改革，由國家介入物資與貨幣的流通，扶植自耕農與商人，試圖增加財政收入。儘管中國北方被契丹（遼）、女真（金）等遊牧與狩獵民族占領，但南方的長江流域（江南）一帶，農地開墾快速擴張，地主、小農多樣化的經營方式下，生產力大增，工商業也隨之蓬勃發展，與東南亞的交易活動日益活絡。東南亞的市場上除了穆斯林商人外，中國商人也積極參與其中。
　　首都開封據稱是百萬人口之都，城內各類商店從日常鮮食到高價手工業商品應有盡有，店家甚至營業至晚上。這種都市繁華熱鬧的景象，在同時代的孟元老於《東京夢華錄》與畫卷〈清明上河圖〉中，都有栩栩如生地敘述與描繪。《東京夢華錄》記載，「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人為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自小在開封長大的孟元老，於金人占領開封後的次年（一一二七年）離開，晚年撰文追憶昔日都城盛況。

在西亞，從十世紀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將統治權委任給強勢的軍人（武人），承認其在各地建立的軍事政權，特別是擅長騎射的突厥系軍人勢力於此時崛起（第十章）。這些軍人政權為了爭奪領土而互相征戰，或對抗外來的十字軍、蒙古軍入侵。在這樣的局勢之下，穆斯林學者、知識分子「烏理瑪」（Ulama、ulema，伊斯蘭教學者的總稱），認同了這樣的外族軍人政權，並成為掌管文書、財政與法律行政的執行者。軍人與烏理瑪之間形成相互依存與合作的關係，共同依據伊斯蘭法實施統治。西亞的烏理瑪相當於中國的士大夫，是行政官僚，同時也是民間社會的生活秩序指導者，他們撰寫的歷史書、傳記、法學書籍、文學作品等，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間流通，也被伊斯蘭學校（指伊斯蘭所有類型的學校）採用，構成當時文化的基礎。
烏理瑪的知識在民間滲透到什麼程度呢？來看看十至十一世紀形成的被稱為「馬卡馬特」（Maqāmāt，一種阿拉伯語的韻律文學流派）的說話體文學作品。這類作品的主角通常是一位學識豐富、詩才與機智兼備之人，遊歷於伊斯蘭世界的許多城市，在人們聚集的馬卡馬（Maqāma，複數形為Maqāmāt），憑藉其巧妙的言語與詩作吸引聽眾，以哄騙人們獲得金錢，是一種騙術式的故事。哈里利（Al-Hariri of Basra，一○五四─一一二二年）的《馬卡馬特》，以押韻散文寫成，敘述了主人翁阿布．扎伊德遊歷了五十個城市（場景）的故事。扎伊德是個騙徒，在第一回出現時，是一位從被十字軍攻陷的城市逃離出來的難民。第九回一開始時，敘述者哈里斯便說，他因年輕與對金錢的貪欲，遊走於費爾干納（中亞）與迦納（西非）之間。他提到，在進入陌生的異鄉時，如果能找到可以依賴的卡迪（伊斯蘭法庭裁判官或法官），即使捲入訴訟，也能免於遭受當權者的脅迫。接著他敘述了一位在亞歷山卓的卡迪的故事，這位卡迪審理了一對貧困夫妻的訴訟，並給予他們金錢上的幫助。第三十二回的故事裡提到，一位法學者在前往麥地那途中，停留於貝都因人（在沙漠曠野中過遊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居留地，接受了來自年輕人的提問，完美地回答了關於祈禱、齋戒、商業交易等一百個法學問題。這位法學者便是阿布．扎伊德偽裝而成的（參閱阿爾．哈里利著，堀內勝譯注，《馬卡馬特》全三卷，東洋文庫，二○○八─二○○九年）。作者哈里利是出生於伊拉克南部貝斯拉的烏理瑪（學者），他雖然沒有離開過伊拉克，但出現在《馬卡馬特》的城市與人物資料，均來自於他閱讀與聽來的傳聞。《馬卡馬特》的故事廣受歡迎，顯示了當時知識與文化的深度滲透。
在同樣的十二世紀，歐洲當時的情況是國王掌握政治權力，諸侯與騎士透過授予領地的方式，締結彼此的主從關係，並統治領地與農民。隨著農地的開墾，生產力和人口增加了，商業與手工業也發展起來，自治城市隨之形成。在教會附屬的學校與城市的大學裡，哲學與法學等學問蓬勃發展，形成了以拉丁語為共通語言的知識階層。歐洲社會有三種身分階級，分別是祈禱者（教士）、戰鬥者（騎士）和勞動者，其中祈禱者的地位最高，教會擁有土地與財產，其權勢足以與國王抗衡。對比之下，在日本、朝鮮、中國及西亞地區，武人與文人的崛起，可視為是一種不依賴身分制度，而是更為開放、基於專業與能力主義的新職業階層的出現。

試閱

第七章　開封的光與影──風流天子徽宗的治世與都市文化　　　　
久保田和男
前言
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趙佶），以「風流天子」、「道君皇帝」等稱號廣為人知，在中國書畫史這條文化精髓脈絡中，綻放出燦爛亮眼的光彩。他以日本國寶級的〈桃鳩圖〉（私人收藏）聞名，是一位極為優秀的畫家，他所創出的獨特書法字體「瘦金體」更是別具魅力。在他卓越的審美眼光挑選出的藝術珍品被大量收藏於宮中，形成所謂的「宮廷收藏」。此後歷代皇帝承襲這樣的理念，最終由乾隆皇帝所收藏的故宮文物集大成。
然而，從中國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徽宗卻是一個亡國之君。他沒有因為國敗而殉國，反而在國難臨頭之際，強行將皇位傳給兒子，自己逃離首都開封。雖然危機過去後，徽宗一度回到都城，但次年都城淪陷，他被金人所俘，並押解至滿洲，在那裡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當時留在開封的宋朝皇室幾乎全部被迫隨行，命運淒苦，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靖康之變」。
眾所周知，北宋的軍事力量薄弱，但文化方面的表現卻十分強盛。北宋朝廷採取文治主義，透過公平的考試制度（科舉）選拔官員，官員升遷不再依靠家世門第與武功，全憑考試的成績。這也使得唐朝以前門閥世家壟斷官位的現象逐漸消失，商人或農夫百姓也能透過科舉躋身高位。其背後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木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大幅降低了應考的成本。當時的官僚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文化人，人們稱他們為「士大夫」。士大夫與新興城市居民共享這一文化，徽宗正是這個被譽為中國文化史新時代——宋朝文化的巔峰象徵。
學者們將這場政治與文化的巨大變化稱為「唐宋變革」。這個變革也影響到皇帝的角色與地位。在唐朝以前，皇帝多由門閥貴族擁立出來的「第一人」，因此在唐朝、五代時期，皇帝本人也經常捲入權力鬥爭中，廢立無常。但到了宋朝，皇帝是國家獨一無二的存在，集權力與權威於一身。
從唐末到五代，地方節度使因為擁有自己的兵力而成為軍閥，權力分散，天下進入戰亂的局面。宋朝為了削弱節度使的力量，把兵力集中於中央，地方上僅保留了維持治安功能的兵力，有戰鬥力的軍隊集中在都城開封的中央軍與皇帝的親衛軍（禁軍）之中，因此禁軍統領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事實上，北宋太祖正是因為擔任後周禁軍統領，才得以成功篡位。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太祖將禁軍一分為三，並且不設總統領，而是在三個禁軍指揮官之上，設立由文官擔任的軍政機構，即「樞密院」，若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實施了所謂的「文官統制」。
宋朝沒有出現憑藉軍功奪取權力的武將。也就是說，無臣子敢覬覦皇帝寶座，這標誌著「獨裁君王」的時代開始。獨裁君王非常繁忙，他親自批閱來自中央與地方的大量奏摺並作出裁斷，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宋朝，皇帝任命的數位宰相與副宰相率領龐大的官僚機構，分擔著皇帝的政務，皇帝則逐漸成為裁可政策的一種「機關」。即便如此，皇帝仍需每日早起主持朝會，聽取宰相們的報告，那樣的工作量是相當沉重的。
對於學習宋學、崇尚民本政治哲學的士大夫官僚而言，世襲的皇帝應該只是一個「機關」，換言之，皇帝本身應是象徵性的存在或傀儡，這是理想的狀態。但是，徽宗並未局限於這樣的框架之中，他是一位能言善辯、親自發聲的皇帝，他所創造的書畫文化，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他的政治表達。他與不願正視國勢衰敗、沉迷個人興趣而亡國的「狂王」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和南唐李煜不同，徽宗積極參與政治，親政達二十餘年，本章的目的在於介紹宋徽宗，但不能簡單地將他視為是一個沉溺於文化興趣、荒廢國政的「亡國之君」。

祥瑞與繪畫
中國歷代以來，因鑄造九鼎、建造明堂並整備禮制而聞名的，是如王莽、武則天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革命政權為了主張其「正統性」所進行的事業。如前所述，徽宗因為是從旁系血統繼位，又曾在廟議上被批評為沒有成為天子的資格，這成了他的弱點。不過，徽宗與王莽、武則天的革命政權在性質上還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或許該從他作為藝術家般細膩的性格去了解。徽宗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成為皇帝陛下，因此即位後（一一○○年〔元符三年〕九月），聽聞龍德宮出現祥瑞之兆時，便興高采烈地前往行幸。
北宋皇帝即位後前往寺觀行幸，是慣例行事，目的是讓開封的百姓（都人）一睹龍顏。都人會彼此議論，說當今聖上的玉顏與先皇有多麼相似，藉由都人的歡呼來確認皇帝的即位，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徽宗選擇的第一個行幸之地，是龍德宮這座道觀（道教寺院）。那裡原本是徽宗居住的御殿，在徽宗即位後被改建為道觀。更巧的是，作為天對徽宗即位的回應，還出現了祥瑞「靈芝」。徽宗為了觀看祥瑞之兆，而有了行幸的計畫。
這件事引起數名諫官的上書，提出長篇反對意見，認為皇帝不該對靈芝的出現感到喜悅，因為靈芝是自然的產物，與上天無關。超自然的瑞兆屬於漢唐儒學的觀念，在講求理性的宋朝儒學（新儒學）中已不被重視。地方官也被禁止上奏報告出現祥瑞之兆。能言善道的諫言官們主張，宋朝的祥瑞應是政治成功帶來的太平與農作豐收，絕非什麼靈芝出現的關係。
但徽宗不管諫言官們長篇大論的反對，仍然執意要去觀賞靈芝。徽宗時期對靈芝事件的態度，與以往的北宋大相逕庭，於是關於靈芝等祥瑞出現的報告變得頻繁無比。例如神宗時期關於靈芝出現的報告只有三十六件，但徽宗時期每年湧來的報告竟超過萬件，多到負責的官署數不勝數。但對於並非天生皇帝繼承人的徽宗而言，他似乎格外需要藉由這些來證明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
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祥瑞，還被記錄在繪畫上，這就是《宣和睿覽冊》，徽宗本人繪畫的〈五色鸚鵡圖卷〉（藏於波士頓美術館）、〈瑞鶴圖卷〉（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祥龍石圖卷〉（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些作品都被認為是《宣和睿覽冊》的一部分。

巨大彗星的出現與〈清明上河圖〉
一一○六年（崇寧五年）二月初，大彗星出現在都城開封西方的天空。但彗星的出現與祥瑞之兆恰恰相反，是上天（昊天上帝）表示對人間政治不滿的天文現象（天變）。歷代政權面對祥瑞與天變之事都得採取各種對應之道，這就是自西漢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說」。宋學雖已否定天變或祥瑞與「人事」之間的直接聯繫，但徽宗對此依舊異常敏感。
這個彗星是歷史上罕見的巨大彗星（X／1106 C1），因其繞行軌道特殊，靠近太陽時極為明亮，且分裂成數個部分，更增添了詭異之感。歐洲、日本、朝鮮半島也都觀測到這顆彗星，日本甚至因此更改年號。根據天文學研究發現，這顆巨大彗星分裂成兩部分，曾多次繞行太陽系後，又回歸到原本的軌道上。例如一九六五年日本人發現的池谷─關彗星（C／1965 S1），就被認為是X／1106 C1彗星碎片的回歸。
徽宗依循前例，對內減少御膳的菜色，對外廣徵直言，以示恐懼自省之意。只是巨大彗星並沒有很快離去（直到當年三月中旬還可以看到）。徽宗將此視為來自上天的嚴厲譴責，內心非常不安，自責之下罷免了宰相蔡京，且在短短十日內悉數廢除了作為「紹述之政」的新法政策，方田、市易司、當十錢等新法相繼被廢止。為了徹底清洗所有與舊法派有關的人，他下令摧毀豎立在宮殿前的「元祐黨籍碑」，這塊碑文就在夜間的彗星光芒下被拆毀了。向來沉著對應的蔡京，此時也只能慨然自勉，他表示「石碑可以毀壞，名聲無法抹去」（《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七）。不久之後彗星消失，但次年正月，徽宗仍將珍視的年號「崇寧」改為「大觀」。
之後，徽宗召回蔡京，讓他回任宰相之職。但一一一○年（大觀四年）另一顆彗星再現（C／1110 K1）。這也是一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彗星，日本也因「奇星」出現再次改元。這次徽宗不僅罷免了蔡京宰相之職，還將他逐出開封。蔡京輾轉到風光明媚的杭州擔任知事，次年正月，再改年號為「政和」。
徽宗把蔡京趕出開封後，起用了曾經批判蔡京的資深官員張商英為宰相。張商英上任後，停止了徽宗與蔡京共治時期進行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勸諫徽宗節制奢侈開支。若用現今的說法，蔡京採用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他推動了宮殿擴建、道觀新建等建設工程，這些措施為開封帶來了空前的繁榮，也符合徽宗的心意。蔡京經常向徽宗灌輸「豐亨豫大」這四個字的觀念，意思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因此認為不僅不需要緊縮政策，反而有害，這是一種用來驅散徽宗多疑焦慮的政治論調，據說年輕時的蔡京就有「手段高明」的評語，意思是即使事情有缺陷，他也能想方設法解決。蔡京當任宰相後，不管徽宗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他從不以「財源不足」為由推辭。相對地，張商英就會直接指出「財源不足」，因此應當節制開支。對徽宗而言，張商英的話實在不中聽，他很難心甘情願接受。此外，徽宗經常親近道士，但張商英卻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因此更加不得徽宗歡心，結果張商英只當了一年多宰相便被左遷至地方了。

如前所述，徽宗有著追求天賜祥瑞、懼怕天降災難的神祕主義性格，這在宋朝歷代皇帝中屬於異例。有一次，徽宗擔心自己使用昂貴玉器會招來奢華的批評（人言），特地向宰相們徵詢意見。蔡京回答說，不必在意世人的議論，只要在「理」上合乎正道即可。這與王安石對神宗提出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說）是一脈相承的。宋朝知識分子（士大夫）大多已接受新的「天」的觀念，認為「天」應作為一種「理」來進行哲學性的探討，而非透過自然現象、以此發聲的具人格性存在，這種觀念在新法派舊法派之間並無差別，因彗星出現而更改年號的情況就很少發生了。例如宋初九八九年（端拱二年），哈雷彗星回歸（周期為七十六年），長時間可見，太宗因此在次年正月改年號為淳化，但之後的一○六六年、一一四五年、一二二二年，哈雷彗星再度回歸時，宋朝就沒有改年號的舉動了。
那麼，作為描繪徽宗盛世的著名畫作，就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關於這幅圖卷的畫題與繪製年代雖有不同說法，但普遍公認的資訊是，張擇端曾是一位宮廷畫家，畫中描繪的是開封城與汴河，正是徽宗命人描繪了開封的繁榮景象。根據板倉聖哲的分析，推測這幅圖卷是在一一○四年至一一○八年間繪成的，正巧與一一○六年出現彗星（X／1106 C1）、徽宗對蔡京的信任開始動搖的時期重疊，這點頗耐人尋味。
徽宗在凝視天空中出現的大彗星（天譴），同時又觀看案桌上描繪盛世的〈清明上河圖〉，內心不免陷入苦惱。不妨想像一下，或許正是為逃避大彗星帶來的不安，徽宗才會命人描繪人間太平的〈清明上河圖〉（〈桃鳩圖〉也是在一一○七年〔大觀元年〕創作的）。雖然沒有直接史料可以證明這點，但在徽宗的內心世界裡，這兩者必然存在某種關聯。不過，不久之後，他就從因天譴而苦惱的枷鎖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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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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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570879308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640
  • 商品規格
  • 22*15.5*3.35
• • 出版地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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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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