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簡史(首刷限量精裝)
My Brief History
霍金首度將目光轉向自己，向世人揭露他的人生與思考演進。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史蒂芬．霍金或許是這個時代最聰明的宇宙學家。
他以一系列的暢銷科普著作讓全球讀者驚嘆不已，
一步步揭開宇宙的奧妙。
現在，霍金首度將目光轉向自己，
向世人揭露他的人生與思考演進。
《我的人生簡史》訴說史蒂芬．霍金不可思議的生命之旅，首度由霍金本人現身說法，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倫敦的童年生活講起，一直到他成為舉世聞名的科學家。本書搭配大量珍貴罕見的照片，是一本簡潔明快、妙語如珠，又坦白直爽的科學家成長故事，可讓讀者一窺霍金前所未見的生活面貌：小時候的霍金，是個好奇愛發問的學童，同學間給他的綽號是「愛因斯坦」。因為作業凌亂，字跡很醜，還有同學用糖果打賭他這輩子大概成不了大事……霍金是一位愛開玩笑的幽默科學家，曾經以一年份的《閣樓》雜誌和同行打賭黑洞是否真的存在；他也是一位年輕的丈夫和父親，歷經兩次婚姻，努力突破身體的障礙，在物理學和宇宙學的領域掙得立足之地。
霍金以獨樹一幟的幽默詼諧和真情至性，暢談二十一歲被診斷患有漸凍人症之後所面臨的人生挑戰。最早，他剛出現漸凍症病徵，行動變笨拙，曾經因為爬樓梯摔跤，醫生竟然只是告誡他：「少喝點啤酒吧！」回首成爲舉世最知名的科學家的歷程，他談到如何因為認知到可能將不久於人世，進而推動他奮力向前，不斷獲得知識上的大突破。本書也談到他那本全球知名，而且也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時代科普經典巨作《時間簡史》的戲劇化誕生過程。本書更首度披露因為氣切手術喪失說話能力，霍金必須透過輪椅上的個人電腦和語音合成器，以一分鐘拼出三個字的速度，完成七本科普著作以及許多學術及公眾演講的艱苦過程……
《我的人生簡史》清明透徹、交心剖析又睿智雋永，為世人打開一扇窗戶，窺進霍金個人的宇宙。
名人推薦
霍金以他令人稱羨的無盡睿智，觀察並理解著我們大部分人都難以仰望企及的宇宙事物……但他的謙卑又激勵了我們所有的人。《每日郵報》（Daily Mail）
霍金的筆觸生動感人……讓人彷彿聆聽著從漸凍症的黑洞中傳來他的輕聲話語。《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簡潔優雅，如宇宙星光般閃耀的偉人畫像。《自然》雜誌（Nature）
他的簡潔，讓一切顯得更加勇敢而強大。英國《衛報》（The Gurdian）
書裡傳達了療慰人心的希望……值得一讀。《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
編輯推薦
霍金應該是現代科學史上，繼愛因斯坦之後知名度最高的科學家。雖然他自謙地表示，對他的家人或是同事而言，他只是一名平凡的丈夫、父親，或是物理學家，但是對大眾來說，他之所以是全世界最家喻戶曉的科學家，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他符合了折翼天才的形象——癱瘓的身軀，坐在輪椅上，不能言語，卻能跨越軀體障礙，思索著宇宙問題。
霍金就是這樣走在所有人的前端，一步步揭開宇宙的謎團。而這本由霍金本人現身說法的自傳，則首度將他的目光轉向自己，向所有人簡述他個人的歷史。就如同他那本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時代科普經典巨作《時間簡史》，他的這部自傳，也是一部風格獨具的人生簡史。有書評表示：他的簡潔，讓一切顯得更加勇敢而強大；書裡還傳達了療慰人心的希望……
有人說，《我的人生簡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寫給世人的告別信。但透過這本薄冊，我們似乎看到更多生命的啟發，以及永不放棄、追求希望的人性光芒。即便霍金如此出凡入聖，但他的謙卑卻又激勵了我們所有的人。這樣看來，霍金應該會是我們所有人的守護者，永不告別。（文／大塊文化執行副總編輯湯皓全）
霍金就是這樣走在所有人的前端，一步步揭開宇宙的謎團。而這本由霍金本人現身說法的自傳，則首度將他的目光轉向自己，向所有人簡述他個人的歷史。就如同他那本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時代科普經典巨作《時間簡史》，他的這部自傳，也是一部風格獨具的人生簡史。有書評表示：他的簡潔，讓一切顯得更加勇敢而強大；書裡還傳達了療慰人心的希望……
有人說，《我的人生簡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寫給世人的告別信。但透過這本薄冊，我們似乎看到更多生命的啟發，以及永不放棄、追求希望的人性光芒。即便霍金如此出凡入聖，但他的謙卑卻又激勵了我們所有的人。這樣看來，霍金應該會是我們所有人的守護者，永不告別。（文／大塊文化執行副總編輯湯皓全）
目錄
1 童年
2 聖奧爾本斯
3 牛津
4 劍橋
5 重力波
6 大霹靂
7 黑洞
8 加州理工學院
9 婚姻
10 《時間簡史》
11 時間旅行
12 虛數時間
13 無邊界的人生
試閱
Cambridge
劍橋
一九六二年十月，我抵達劍橋大學當研究生。我申請跟霍伊爾（Fred Hoyle）做研究，他是當時英國最有名的天文學家，也是穩態理論的重要捍衛者。我說「天文學家」，是因為當時宇宙學遠非公認的正式學門。我想要在這裡做 研究，是因為某年夏天聽了霍伊爾的學生納里卡（Jayant Narlikar）講一門課而受到啟發。然而，霍伊爾的學生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很失望被分給夏瑪（Dennis Sciama），我根本沒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霍伊爾經常不在，我不會得到他太多注意。相較之下，夏瑪一般都在，我可以隨時找他討論。我不同意夏瑪諸多想法，尤其是馬赫（Mach）原理，這是指物體的慣性是由宇宙裡其他所有物質所賦予，不過這反倒激發我拓展自己的想法。
當我開始做研究時，有兩個最令人興奮的領域：宇宙學和基本粒子物理。後者非常活躍，是變化快速的領域，吸引絕大部分 最優秀的頭腦，而宇宙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發展則停滯在一九三○年代。費曼（Richard Feynman）是諾貝爾獎得主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曾經對參加一九六二年華沙舉辦的廣義相對論和重力會議，留下一則饒富趣味的紀錄。在寫 給妻子的信件中，他提到：「從這場會議中，我沒有得到什麼，沒有學到什麼。因為沒有實驗，這行死氣沉沉，極少優秀的人參加研究。會議中一大票庸才（一百二 十六名），對我的血壓很不好……記得提醒我，下次別再參加任何重力會議。」
當然，開始做研究時，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不過，我覺得那時候研究基本粒子太像念植物學了，量子電動力學（研究支配原 子化學與結構特性的光電理論）已經在一九四○和五○年代全做完了，當時注意力轉移到原子核內粒子之間的強弱核力，但是與電動力學相似的場論似乎未能解釋實 驗結果。劍橋學派更是主張沒有基本的場論，一切皆由正則性（unitarity）（即機率守恆）與粒子散射的某些特徵模式所決定。事後看來，當初這套說法 會成立還真是令人吃驚，我還記得弱核力統一場論起初也備受嘲笑，結果最後成功了。反之，S矩陣分析研究至今已被完全遺忘，我很高興沒有在劍橋進行基本粒子 的研究，否則那個時期的研究將無一倖存。
另一方面，宇宙學和重力都是受到忽略的領域，當時發展時機已臻成熟。不同於基本粒子的研究，宇宙學具有一個明確的理 論，即廣義相對論，但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困難。人們找到任何愛因斯坦場方程式的解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卻不去問該解具有何種物理意義。這就是費曼在華沙遇到 的廣義相對論舊學派，諷刺的是，華沙會議也代表廣義相對論復興的分水嶺，只不過當時費曼還看不出來，是情有可原的。
新世代進入這個領域，新的廣義相對論研究中心也出現了。其中兩處對我尤其重要，一處是德國漢堡由約當 （Pascual Jordan）領導的團隊，雖然我從未去過，然而非常欣賞那裡產出的優美論文，與先前廣義相對論亂糟糟的研究形成強烈對比。另一處中心是在倫敦的國王學 院，由邦迪（Hermann Bondi）主持。
因為我在聖奧爾本斯學校或牛津只上過很簡單的物理課，並沒有太多數學背景，夏瑪建議我研究天文物理學。但是我已經吃 了一次虧，沒能和霍伊爾做研究了，因此絕對不肯再去研究法拉第（Faraday）旋轉這種無聊又遜斃的題目。我是來劍橋做宇宙學的，非得做到宇宙學才甘 休。所以，我自修廣義相對論的舊教科書，每週再和夏瑪三名學生一起到倫敦國王學院聽課。當時我能看懂書上的論述和方程式，但還是感到無法真正掌握這個科目。夏瑪介紹我認識所謂的「惠勒－費曼電動力學」，該理論主張電磁乃時間對稱。然而打開一盞燈時，是宇宙所有其他物質的 影響，讓光波從燈泡向外發射，而不是來自於無窮遠，再聚集在燈泡上面。惠勒－費曼電動力學要成立，所有從燈泡發出的光線必須能由宇宙其他物質吸收，這種情 況會發生在物質密度維持一定的穩態宇宙中，而不會發生在密度會隨宇宙擴張而減低的大霹靂宇宙中。有人號稱，這正是另一項穩態宇宙的證據—若是還需要證明的話。
這理論被用來解釋時間之箭，即混亂度會隨著時間增加，以及為何我們只記得過去而非未來的緣由。一九六三年，在康乃爾大學舉辦了一場惠勒－費曼電動力學和時間之箭的會議，費曼聽了這些謬論後極為反感，拒絕列名在大會論文集上，只好標示為「X先生」，不過每個人都知道那是誰。
我發現，霍伊爾和納里卡已經研究出適用於穩態擴張宇宙的惠勒－費曼電動力學，進一步準備提出符合時間對稱的新重力理 論。一九六四年，霍伊爾在英國皇家學會一場會議中提出自己的理論。當時我也出席聆聽演講，提問階段時，我指出穩態宇宙中所有物質的影響，將會令物質密度變 成無限大。霍伊爾質問我理由，我說自己已經做過計算。大家都誤以為我是一邊聽演講，一邊在腦海裡做計算，其實是我和納里卡共用一間辦公室，在出席會議前， 我已經先看過論文初稿並做好計算了。
霍伊爾勃然大怒。他想要籌設自己的研究所，揚言如果沒有拿到錢，就要人才外流到美國。他以為想破壞這個計畫的人士派我來攪局。然而，最後他成立了研究所，也給了我一份工作，顯然並沒有對我懷恨在心。
最後一年在牛津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行動越來越笨拙。一次摔下樓梯後，我去看了醫生，但是他只說：「少喝點啤酒吧！」
搬到劍橋後，我變得更加笨拙。聖誕節時，我在聖奧爾本斯的湖上溜冰，結果摔倒了爬不起來。媽媽注意到這些問題，於是 帶我去看家庭醫生。他幫我轉診到專科醫師，二十一歲生日剛過，我就進入醫院做檢查。我在醫院躺了兩週，進行各式各樣的檢查，他們從我手臂抽取肌肉細胞，在 我身上插入電極，然後注射顯影液體進入脊椎，傾斜病床並用X光射線觀察液體上上下下流動。做了一切檢查後，他們並沒有告訴我罹患了什麼疾病，只是說我不是 典型的病症，但不是多發性硬化症。不過，我感覺到他們預期情況會變得更糟，除了給我維他命之外無計可施，而且我知道醫生也認為這毫無作用。當時我沒有仔細 追問，因為顯然他們能回答的也不會是好消息。
明白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幾年內可能會死掉，真是有點震驚。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呢？然而我在醫院時，看到對面床上一名才剛認識的男孩死於血癌，場面實在悽慘。顯然，有人情況比我糟糕，至少我沒有太不舒服。每當我自憐自艾時，我就會想起那名男孩。
不知道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或是病情會多快惡化，令我感到茫然無從。醫生們叫我回去劍橋，繼續做剛起步的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研究。但是我幾乎一無進展，因為數學背景不夠強，而且，我可能根本無法活到念完博士，這讓我很難專心，我自覺像個悲劇人物。
我沉浸在華格納的音樂中，但是雜誌報導指出我當時有酗酒問題，實在是太誇張了。一旦有一篇報導這樣說，別的報導就會跟進重複一次，只因這是很好的故事，最後每個人都相信白紙黑字，因為三人成虎啊！
那時候我經常噩夢連連。在被診斷罹病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無聊，似乎沒有值得做的事情。但是我離開醫院不久後，我夢 見自己要被處死了，我突然意識到，若是能暫緩行刑，我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另一個做了好幾次的夢，是夢到自己犧牲生命來拯救他人。畢竟，如果我不管怎 樣都得死，還不如做些好事。但是，我並沒有死。雖然烏雲籠罩未來，但是實際上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很享受人生。扭轉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我與一名叫珍．王爾德（Jane Wilde）的女孩訂婚了。她是我在被診斷出患有漸凍人症（ALS）時遇見的，讓我有理由可以活下去。
如果想結婚，我得找份差事，而想要找到差事，首先得完成博士學位。因此，人生頭一次我開始「工作」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發現自己樂在其中，雖然稱為「工作」可能不盡正確，因為就有人曾經說過，科學家和妓女是靠著做自己愛做的事情來賺錢。
念書時為了養活自己，我申請了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的獎學金。由於行動越來越笨拙，寫字或打字對我來說都很困難，我希望珍能幫我打申請書。但是當她來劍橋看我時，手臂卻因骨折打上石膏，我 得承認當時只覺得喪氣而沒那麼同情她。不過，斷的是左手，所以她能夠聽我口述寫下申請書，然後我再請別人打字。
在申請書上，我必須列出兩位可以幫忙寫推薦信的人選。我的導師建議我找邦迪，當時他是倫敦國王學院的數學教授，也是廣義相對論的專家。我見過他幾次，他也將我的一篇論文送交英國《皇家學會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刊登。一回在劍橋講課後，我請他幫我寫推薦信，他看著我似乎不太有印象，然後答應會寫。顯然，他根本不記得我，因為當學校寫信跟他要推薦信時，他回覆說沒 有聽過我。現在有這麼多人申請大學的研究獎學金，倘若某候選人的推薦人說不認識，他就沒機會了。但那時候競爭尚未如此白熱化，學校寫信告訴我推薦人令人尷 尬的回應，結果我的導師跑去找邦迪，讓他好好想起我。於是，邦迪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可能多有溢美之辭。總之，我拿到了研究獎學金，自此成為凱厄斯學院的 研究員。
這份獎學金意味著我和珍可以結婚了，於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結成連理，花一星期的時間在薩福克（Suffolk）度蜜月，這是我能負擔的上限了。接著，我們出發到康乃爾大學參加廣義相對論的暑期學校。
這是錯誤之舉。我們借住一處宿舍，裡面住滿有小孩子很吵鬧的家庭，對新婚燕爾的我們來說相當緊張。但是就其他方面而言，暑期學校對我非常有用，因為我遇見這行眾多的領導人物。
我們剛結婚時，珍仍是倫敦韋斯特菲爾德學院（Westfield College）的大學生，所以平日她得從劍橋進城到倫敦上課。但是我的病會讓肌肉越來越無力，行走更加困難，所以得找個位置方便的居所，讓我可以自己行 動。我請學校幫忙，但是總務長表示學校沒有政策要幫助研究員找房子。因此，我們用自己的名字預訂承租巿場裡正在興建的一批新公寓，地點相當方便（多年後我 才發現，這些公寓其實是校產，但他們沒有告訴我）。不過，夏天我們從美國返回劍橋時，卻發現公寓還沒蓋好。
總務長做了一個很大的「讓步」，在研究生學舍給我們一個房間。他說：「我們通常一個晚上收取十二先令六便士，不過， 因為你們有兩個人住，所以收二十五先令。」我們在那裡只待了三個晚上。後來，我們找到了離系上大約百碼遠的小房子，屬於另一個學院。原本住在裡面的研究員 剛搬到郊區的房子，所以將剩餘三個月租期的房子轉租給我們。
在那三個月裡，我們發現同條路上有棟空房子。一名鄰居聯絡上住在多賽郡（Dorset）的屋主，告訴她有年輕人在找 房子，而她的屋子竟然空著，真的是很難看，所以她將房子租給我們。在那裡住了幾年之後，我們想要買下來並且整修一番，便問學校可否貸款。學校調查之後，認 為風險太大而拒絕，所以我們最後從別的地方拿到貸款，而我的父母則出錢給我們整修。
當時，凱厄斯學院的情況讓人聯想起斯諾（C. P. Snow）小說中的情景。自從所謂的「平民起義」後，學院學員（fellows）之間出現惡質的對立分裂，許多年輕學員團結在一起，用投票將資深學員趕出 辦公室。這裡分成兩派陣營，一方是院長和總務長，另一方是激進的學員，要求學校將富有的資產花更多在學術用途上。結果，激進派利用校長和總務長都未出席的 一次校務會議，選出包括我在內的六名學員。
在我第一次出席校務會議時，準備投票選舉校務會議代表。其他新任學員已經被告知應該投票給誰，但我完全不知情，居然 把票投給雙方陣營的候選人，結果激進派贏得多數，院長莫特爵士（Sir Nevill Mott）（後來因凝態物理研究獲得諾貝爾獎）憤而辭職。不過，繼任校長李約瑟（Joseph Needham）（多卷中國科學史的作者）積極斡旋，讓學院維持相對的平和。
婚後兩年左右，我們第一個孩子羅伯特（Robert）出生了。不久之後，我們帶他到西雅圖參加一場科學會議，這又是 一項錯誤。因為殘疾惡化，我無法幫忙照顧寶寶，珍多半要靠自己，害她身心俱疲。西雅圖之後，我們又在美國旅行，讓她疲憊加倍。現在，羅伯特和妻子卡翠娜 （Katrina）和兩個小孩喬治（George）和羅絲（Rose）住在西雅圖，看起來那時的經驗並未對他烙下傷痕。
大約三年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露西（Lucy）出生了，這家婦科醫院是由一幢舊英式公社所改建。珍懷孕期間，因為房子擴建，我們得搬出來借住朋友的小木屋，在分娩前幾天才搬回去。
劍橋
一九六二年十月，我抵達劍橋大學當研究生。我申請跟霍伊爾（Fred Hoyle）做研究，他是當時英國最有名的天文學家，也是穩態理論的重要捍衛者。我說「天文學家」，是因為當時宇宙學遠非公認的正式學門。我想要在這裡做 研究，是因為某年夏天聽了霍伊爾的學生納里卡（Jayant Narlikar）講一門課而受到啟發。然而，霍伊爾的學生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很失望被分給夏瑪（Dennis Sciama），我根本沒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霍伊爾經常不在，我不會得到他太多注意。相較之下，夏瑪一般都在，我可以隨時找他討論。我不同意夏瑪諸多想法，尤其是馬赫（Mach）原理，這是指物體的慣性是由宇宙裡其他所有物質所賦予，不過這反倒激發我拓展自己的想法。
當我開始做研究時，有兩個最令人興奮的領域：宇宙學和基本粒子物理。後者非常活躍，是變化快速的領域，吸引絕大部分 最優秀的頭腦，而宇宙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發展則停滯在一九三○年代。費曼（Richard Feynman）是諾貝爾獎得主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曾經對參加一九六二年華沙舉辦的廣義相對論和重力會議，留下一則饒富趣味的紀錄。在寫 給妻子的信件中，他提到：「從這場會議中，我沒有得到什麼，沒有學到什麼。因為沒有實驗，這行死氣沉沉，極少優秀的人參加研究。會議中一大票庸才（一百二 十六名），對我的血壓很不好……記得提醒我，下次別再參加任何重力會議。」
當然，開始做研究時，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不過，我覺得那時候研究基本粒子太像念植物學了，量子電動力學（研究支配原 子化學與結構特性的光電理論）已經在一九四○和五○年代全做完了，當時注意力轉移到原子核內粒子之間的強弱核力，但是與電動力學相似的場論似乎未能解釋實 驗結果。劍橋學派更是主張沒有基本的場論，一切皆由正則性（unitarity）（即機率守恆）與粒子散射的某些特徵模式所決定。事後看來，當初這套說法 會成立還真是令人吃驚，我還記得弱核力統一場論起初也備受嘲笑，結果最後成功了。反之，S矩陣分析研究至今已被完全遺忘，我很高興沒有在劍橋進行基本粒子 的研究，否則那個時期的研究將無一倖存。
另一方面，宇宙學和重力都是受到忽略的領域，當時發展時機已臻成熟。不同於基本粒子的研究，宇宙學具有一個明確的理 論，即廣義相對論，但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困難。人們找到任何愛因斯坦場方程式的解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卻不去問該解具有何種物理意義。這就是費曼在華沙遇到 的廣義相對論舊學派，諷刺的是，華沙會議也代表廣義相對論復興的分水嶺，只不過當時費曼還看不出來，是情有可原的。
新世代進入這個領域，新的廣義相對論研究中心也出現了。其中兩處對我尤其重要，一處是德國漢堡由約當 （Pascual Jordan）領導的團隊，雖然我從未去過，然而非常欣賞那裡產出的優美論文，與先前廣義相對論亂糟糟的研究形成強烈對比。另一處中心是在倫敦的國王學 院，由邦迪（Hermann Bondi）主持。
因為我在聖奧爾本斯學校或牛津只上過很簡單的物理課，並沒有太多數學背景，夏瑪建議我研究天文物理學。但是我已經吃 了一次虧，沒能和霍伊爾做研究了，因此絕對不肯再去研究法拉第（Faraday）旋轉這種無聊又遜斃的題目。我是來劍橋做宇宙學的，非得做到宇宙學才甘 休。所以，我自修廣義相對論的舊教科書，每週再和夏瑪三名學生一起到倫敦國王學院聽課。當時我能看懂書上的論述和方程式，但還是感到無法真正掌握這個科目。夏瑪介紹我認識所謂的「惠勒－費曼電動力學」，該理論主張電磁乃時間對稱。然而打開一盞燈時，是宇宙所有其他物質的 影響，讓光波從燈泡向外發射，而不是來自於無窮遠，再聚集在燈泡上面。惠勒－費曼電動力學要成立，所有從燈泡發出的光線必須能由宇宙其他物質吸收，這種情 況會發生在物質密度維持一定的穩態宇宙中，而不會發生在密度會隨宇宙擴張而減低的大霹靂宇宙中。有人號稱，這正是另一項穩態宇宙的證據—若是還需要證明的話。
這理論被用來解釋時間之箭，即混亂度會隨著時間增加，以及為何我們只記得過去而非未來的緣由。一九六三年，在康乃爾大學舉辦了一場惠勒－費曼電動力學和時間之箭的會議，費曼聽了這些謬論後極為反感，拒絕列名在大會論文集上，只好標示為「X先生」，不過每個人都知道那是誰。
我發現，霍伊爾和納里卡已經研究出適用於穩態擴張宇宙的惠勒－費曼電動力學，進一步準備提出符合時間對稱的新重力理 論。一九六四年，霍伊爾在英國皇家學會一場會議中提出自己的理論。當時我也出席聆聽演講，提問階段時，我指出穩態宇宙中所有物質的影響，將會令物質密度變 成無限大。霍伊爾質問我理由，我說自己已經做過計算。大家都誤以為我是一邊聽演講，一邊在腦海裡做計算，其實是我和納里卡共用一間辦公室，在出席會議前， 我已經先看過論文初稿並做好計算了。
霍伊爾勃然大怒。他想要籌設自己的研究所，揚言如果沒有拿到錢，就要人才外流到美國。他以為想破壞這個計畫的人士派我來攪局。然而，最後他成立了研究所，也給了我一份工作，顯然並沒有對我懷恨在心。
最後一年在牛津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行動越來越笨拙。一次摔下樓梯後，我去看了醫生，但是他只說：「少喝點啤酒吧！」
搬到劍橋後，我變得更加笨拙。聖誕節時，我在聖奧爾本斯的湖上溜冰，結果摔倒了爬不起來。媽媽注意到這些問題，於是 帶我去看家庭醫生。他幫我轉診到專科醫師，二十一歲生日剛過，我就進入醫院做檢查。我在醫院躺了兩週，進行各式各樣的檢查，他們從我手臂抽取肌肉細胞，在 我身上插入電極，然後注射顯影液體進入脊椎，傾斜病床並用X光射線觀察液體上上下下流動。做了一切檢查後，他們並沒有告訴我罹患了什麼疾病，只是說我不是 典型的病症，但不是多發性硬化症。不過，我感覺到他們預期情況會變得更糟，除了給我維他命之外無計可施，而且我知道醫生也認為這毫無作用。當時我沒有仔細 追問，因為顯然他們能回答的也不會是好消息。
明白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幾年內可能會死掉，真是有點震驚。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呢？然而我在醫院時，看到對面床上一名才剛認識的男孩死於血癌，場面實在悽慘。顯然，有人情況比我糟糕，至少我沒有太不舒服。每當我自憐自艾時，我就會想起那名男孩。
不知道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或是病情會多快惡化，令我感到茫然無從。醫生們叫我回去劍橋，繼續做剛起步的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研究。但是我幾乎一無進展，因為數學背景不夠強，而且，我可能根本無法活到念完博士，這讓我很難專心，我自覺像個悲劇人物。
我沉浸在華格納的音樂中，但是雜誌報導指出我當時有酗酒問題，實在是太誇張了。一旦有一篇報導這樣說，別的報導就會跟進重複一次，只因這是很好的故事，最後每個人都相信白紙黑字，因為三人成虎啊！
那時候我經常噩夢連連。在被診斷罹病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無聊，似乎沒有值得做的事情。但是我離開醫院不久後，我夢 見自己要被處死了，我突然意識到，若是能暫緩行刑，我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另一個做了好幾次的夢，是夢到自己犧牲生命來拯救他人。畢竟，如果我不管怎 樣都得死，還不如做些好事。但是，我並沒有死。雖然烏雲籠罩未來，但是實際上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很享受人生。扭轉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我與一名叫珍．王爾德（Jane Wilde）的女孩訂婚了。她是我在被診斷出患有漸凍人症（ALS）時遇見的，讓我有理由可以活下去。
如果想結婚，我得找份差事，而想要找到差事，首先得完成博士學位。因此，人生頭一次我開始「工作」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發現自己樂在其中，雖然稱為「工作」可能不盡正確，因為就有人曾經說過，科學家和妓女是靠著做自己愛做的事情來賺錢。
念書時為了養活自己，我申請了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的獎學金。由於行動越來越笨拙，寫字或打字對我來說都很困難，我希望珍能幫我打申請書。但是當她來劍橋看我時，手臂卻因骨折打上石膏，我 得承認當時只覺得喪氣而沒那麼同情她。不過，斷的是左手，所以她能夠聽我口述寫下申請書，然後我再請別人打字。
在申請書上，我必須列出兩位可以幫忙寫推薦信的人選。我的導師建議我找邦迪，當時他是倫敦國王學院的數學教授，也是廣義相對論的專家。我見過他幾次，他也將我的一篇論文送交英國《皇家學會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刊登。一回在劍橋講課後，我請他幫我寫推薦信，他看著我似乎不太有印象，然後答應會寫。顯然，他根本不記得我，因為當學校寫信跟他要推薦信時，他回覆說沒 有聽過我。現在有這麼多人申請大學的研究獎學金，倘若某候選人的推薦人說不認識，他就沒機會了。但那時候競爭尚未如此白熱化，學校寫信告訴我推薦人令人尷 尬的回應，結果我的導師跑去找邦迪，讓他好好想起我。於是，邦迪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可能多有溢美之辭。總之，我拿到了研究獎學金，自此成為凱厄斯學院的 研究員。
這份獎學金意味著我和珍可以結婚了，於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結成連理，花一星期的時間在薩福克（Suffolk）度蜜月，這是我能負擔的上限了。接著，我們出發到康乃爾大學參加廣義相對論的暑期學校。
這是錯誤之舉。我們借住一處宿舍，裡面住滿有小孩子很吵鬧的家庭，對新婚燕爾的我們來說相當緊張。但是就其他方面而言，暑期學校對我非常有用，因為我遇見這行眾多的領導人物。
我們剛結婚時，珍仍是倫敦韋斯特菲爾德學院（Westfield College）的大學生，所以平日她得從劍橋進城到倫敦上課。但是我的病會讓肌肉越來越無力，行走更加困難，所以得找個位置方便的居所，讓我可以自己行 動。我請學校幫忙，但是總務長表示學校沒有政策要幫助研究員找房子。因此，我們用自己的名字預訂承租巿場裡正在興建的一批新公寓，地點相當方便（多年後我 才發現，這些公寓其實是校產，但他們沒有告訴我）。不過，夏天我們從美國返回劍橋時，卻發現公寓還沒蓋好。
總務長做了一個很大的「讓步」，在研究生學舍給我們一個房間。他說：「我們通常一個晚上收取十二先令六便士，不過， 因為你們有兩個人住，所以收二十五先令。」我們在那裡只待了三個晚上。後來，我們找到了離系上大約百碼遠的小房子，屬於另一個學院。原本住在裡面的研究員 剛搬到郊區的房子，所以將剩餘三個月租期的房子轉租給我們。
在那三個月裡，我們發現同條路上有棟空房子。一名鄰居聯絡上住在多賽郡（Dorset）的屋主，告訴她有年輕人在找 房子，而她的屋子竟然空著，真的是很難看，所以她將房子租給我們。在那裡住了幾年之後，我們想要買下來並且整修一番，便問學校可否貸款。學校調查之後，認 為風險太大而拒絕，所以我們最後從別的地方拿到貸款，而我的父母則出錢給我們整修。
當時，凱厄斯學院的情況讓人聯想起斯諾（C. P. Snow）小說中的情景。自從所謂的「平民起義」後，學院學員（fellows）之間出現惡質的對立分裂，許多年輕學員團結在一起，用投票將資深學員趕出 辦公室。這裡分成兩派陣營，一方是院長和總務長，另一方是激進的學員，要求學校將富有的資產花更多在學術用途上。結果，激進派利用校長和總務長都未出席的 一次校務會議，選出包括我在內的六名學員。
在我第一次出席校務會議時，準備投票選舉校務會議代表。其他新任學員已經被告知應該投票給誰，但我完全不知情，居然 把票投給雙方陣營的候選人，結果激進派贏得多數，院長莫特爵士（Sir Nevill Mott）（後來因凝態物理研究獲得諾貝爾獎）憤而辭職。不過，繼任校長李約瑟（Joseph Needham）（多卷中國科學史的作者）積極斡旋，讓學院維持相對的平和。
婚後兩年左右，我們第一個孩子羅伯特（Robert）出生了。不久之後，我們帶他到西雅圖參加一場科學會議，這又是 一項錯誤。因為殘疾惡化，我無法幫忙照顧寶寶，珍多半要靠自己，害她身心俱疲。西雅圖之後，我們又在美國旅行，讓她疲憊加倍。現在，羅伯特和妻子卡翠娜 （Katrina）和兩個小孩喬治（George）和羅絲（Rose）住在西雅圖，看起來那時的經驗並未對他烙下傷痕。
大約三年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露西（Lucy）出生了，這家婦科醫院是由一幢舊英式公社所改建。珍懷孕期間，因為房子擴建，我們得搬出來借住朋友的小木屋，在分娩前幾天才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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