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深深深幾許：人類世中的文學想像與生態批評

林耀福〈序〉

我一直認為，生態批評是一門危機論述，是環境危機的產物，「為瀕危的世界而寫」（“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awrence Buell）。在一波波的生態書寫中，主流的立場多把這個危機的根源歸咎於現代性裡人文主義的宰制心態，即所謂的「人本中心意識」（anthropocentrism）—而這個意識，無疑的就是物種滅絕、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降臨的罪魁禍首囉。《人文主義的驕橫》（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 1979, David Ehrenfeld），這四十年前光寒天下的一劍，至今猶然令人震撼∕振奮。中華民國文學與環境學會成立十年多以來，在蔡振興與現任梁一萍兩位理事長的領導下，跟世界各地的同道一樣，努力為這個「瀕危」的世界而寫，出版了系列相關著作，推動學會往前發展，令人感到欣慰。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幾十年來大家的努力似乎並沒有顯著的降低這個危機，反而是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越演越烈。這個現象或許告訴我們，是重新開機、重新思考生態批評相關議題的時候了。

生態批評的「生成」既然跟那個叫「環境危機」的動能∕能動因緣牽扯而植入了危機基因，這就註定了它不尋常的意識型態濃度和針對性明確的道德負擔。在儒家的文學傳統裡，這叫「文以載道」，頗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概。不是都說“There’s No Planet B”嗎？而當這個唯一的星球命懸一線的時候，以生態批評為志業的戰士，如何能不揮筆如劍，挺身而出，「為瀕危的世界而寫」？

這麼看起來，生態批評不能僅僅是加上「地方」這個類別的「文學生態學」（literary ecology），而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在台灣，你看看吧，即使那個看起來似乎純潔而抒情的新類別「地方」，只消一個輕微的「塔綠」意識悸動(“shudder”），便能把我們的家園「綠」化成（疫情下的）焦土！有詩為證：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 Yeats, “Leda and the Swan”

我們不要廢墟，只希望廢墟的影像∕景象讓我們揮動筆劍，廢了廢墟。這或許是生態批評和以往的文學研究跟論述不同的地方。那麼，同道們，重新開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