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與當代學術：跨文本詩學論集

自序

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轉向」後，最重要的文學觀念允推「文本」（text），或其更抽象的衍生名詞「文本性」（textuality）。毫不誇張地說，文學之所以能獨立為學科，能安身立命，且與其他學科區隔，正基於其文本性。與文學緣近的學科，如哲學與史學——先哲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特別挑選出來，與詩並列的兩門學問——固然也由文本建構，有賴文本傳授學科知識，但文本對它們的意義截然不同。哲學與史學典籍雖然也要靠語文編碼，但語文編碼的功能充其極是為了傳達訊息，如指涉外物、報導史實、表達或轉述哲理概念、從事非形式的推理......等作用。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文本性除了擔任消極的指涉工具之外，還需要反省、推究、論辯文本自身的其他特質，包括文本的虛構性、喻詞語言的各種功能與限制、文本與人本的因果關係、文本與創作和閱讀的傾軋現象、文本與意識型態的張力等議題。就抽象的意義而言，上述議題構成了本書內容的主體。

筆者從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便專注於廣義的文本研究。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全部與文本理論的考察以及文本實踐有關。本書的第一個腳註便交代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為《文訊》月刊主持並撰寫一系列的當代文學理論詞彙的一個案例。在一九八五年六月號的《文訊》十八期上，筆者曾指出當代詩學史上，「文本」意義的轉變。此處簡單覆述如下。現代文學批評史所見證到的文本變形進程可粗分為三個階段。一、 最初指具體的「版本」，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處理版本的探源、考證、校勘。二、形式主義（如美國新批評學派）興起後， 文本不再和作品的物質性掛鉤，而代表「作品意義整體」的抽象概念。作品自成「本體」，而所謂的「文本解析」（textual analysis）則順理成章地從事細膩的語意分析。三、 結構 / 後結構主義者則聲稱文本為符碼結構的系統、某種說話及言談的創造力，或者符號鏡象式的無窮後退，即藝術批評上所謂 “mis en abyme”（「鏡象無窮後退」）。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由朱莉亞•克莉絲特娃等人在巴黎發起的「如是」（Tel Quel）學派視文本為開放、不穩定、自我解構的創造力，某種生產力量的演出場域。同樣的，現代批評史也讓我們看到「文本性」（textuality）與「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乃至與「跨文本性」的易位，以及互文概念的全覆蓋性與普及化。

本書書名的關鍵詞「跨文本」（法 “transtextualité” ，英transtextuality）術語出自當代法國文論家惹內特一九八〇年代的著作。作者融合了文本論同行如克莉斯特娃等人的理論，以及個人前後的類似概念及用語，提出一套涵蓋面更廣大的，關於文本生成的分析工具。這個術語具有明顯的歷史指標性，作者自承其先行者為克莉斯特娃一九六六年提出的“intertextualité”（互文性）。然而，惹內特在處理文類的存亡以及文本間的關係時，為了保存文本分析的工具性和文類的穩定性，相對地保守。他在一系列處理文本各個面向的著作裡，不斷地鑄造新詞，包括廣為人知的「副文本」（le paratexte）（見本書第十七章），最後落實在「元文本」（“l’architexte”） 及「跨文本」 上。「元文本」為個別文本創作與閱讀時的理論指標及參照座標，有「詩學」的意涵，而跨文本則係泛文本的普遍現象。惹內特在強調跨文本關係時，邏輯上必須先假設有文本存在，和至少兩個以上的文本存在，否則關係無從建立。另外他還需要假設這二部文本在時序上有先後，在先的是「潛文本」或「前文本」（hypotexte），它衍生出「顯文本」或「超文本」（hypertexte），覆蓋在前文本之上。推而廣之，「跨文本」質疑、顛覆、取代了從十九世紀開始，統領跨國文學史接近一百年風騷的實證主義影響研究。

本書依主題與研究方向劃分為四輯十八章，都二十五萬字。四輯暫定為：一、 哲學文本的詩學化；二、符號與詩學； 三、詩辯與詩藝； 四、 跨文本詩學的應用。就具體內容而言，筆者聚焦於「現代」（與「前現代」區隔）詩學文本的各個面向與層次。唯一的前現代西方作品是第三章拉丁詩人陸克瑞提烏斯的《物性論》，但筆者參與了後現代諸前賢，如米歇爾•瑟赫（ Michel Serres）和哈洛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對這位極重要的羅馬詩哲的重建工程。走出西方，回顧中國上古、中古詩學和近世詩話文獻（見第一章，第十六、十七、十八章），發掘其間蘊藏的跨文本現象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筆者深信，文學之為學科範疇廣袤，非僅狹義地限於詩、小說、戲曲之創作，文學理論更非作品之賞析、評論或讀後感，忝附創作之驥尾。從一九七〇年初起，文學理論（或較偏鋒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逐漸獨立成科，參與了文學生產與消費的大業。正由於文本扮演著語言全覆蓋的作用，跨文本不僅跨越了文類的籓籬（如第十章所述德國前浪漫派的元詩論），瓦解了學科的畛域（如第二章的邏輯命題過渡到詩命題，第三章的流體力學與人體和詩體律動的互參）。觀察過去幾十年學術的走向，我們發現文本性研究——尤其關於喻詞和敘述這兩方面，甚至反向滲入史學和哲學的言談領域。精神分析與解構論述允稱顯例。

筆者不敢妄自尊大，但各章之表現多係發前人所未發，如第二章維根斯坦的邏輯詩話初探，第四章雅格布森「文學性」名實之辨與知識考古，第六章災難符號研究，第八、九章的兩篇《詩辯》新解，甚至第十四章以「棄詩」論梵樂希創作，無一不為深具獨創性之力作。本書各章論文多為期刊論文結集。除第一章與第六章原以英文寫就，部分發表在《美國符號學研究》（TAJSS）及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的《符號系統研究》（Σημειωτική: Sign System Studies）上之外，其餘各章皆於近十年發表在詩人集資、辛牧擔綱出版的《創世紀》詩刊上。承總編輯辛牧不棄，囑我在篇幅及稿量皆有限的詩刊——或倣英文稱“little magazine” ——上開闢詩學專欄。每期以發表六千字為原則，因此本書收錄的各章字數頗不一致。短者六、七千字， 如第七章、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章；有萬餘字者，如第三、四、五、八章，或長逾二萬字者，如第二、九、十和第十五章，則係二期或三期連載文稿之合併。長短不拘，文本體系則一以貫之。

讀詩者寡，讀詩論者尤稀。理論性作品一向被冷落，同仁詩刊發行量低，讀者更為有限。在紙本（即「文本」）市場斷崖式急遽下滑的今天，竟蒙《文訊》月刊總編輯暨社長封德屏女士賜助，允諾出版艱深冷僻的詩學論文，復承同仁吳穎萍主任、杜秀卿編座諸位鼎力玉成。筆者銘感至深。此外必須附誌一筆的是書末的「代跋」論文，由早年學棣輔仁大學跨文化博士研究所的蘇文伶教授執筆。蘇博士學養深厚，但一向素處以默，不求聞達。由於大部分論文蘇教授事先曾讀過並多有反饋，筆者乃請其整理心得，附於正文之末，作為本書導讀兼代跋。此處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