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沉甸甸的書稿交出時，我笑說：「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這本書集結了我近年來有緣訪談的華人世界代表性作者、譯者與學者的文字紀錄與圖片，文稿一改再改，圖片一增再增，終能在出國研究前六天，溽暑的七月下旬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一棟辦公大廈的六樓，交出這份逾二十二萬字、百張圖片的訪談稿，放下心中一塊巨石。

果然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醒來，內室還是一片黑暗，就著手錶的微光端詳，竟然不到五點，比平常還要提早不少。既然已經醒來，便趁著涼爽的清晨出外。記不得有多久沒這麼早出門散步了。沿著四分溪走在中央研究院裡，清晨的頭腦特別靈活，不禁想到任職中研院已超過三十一個年頭，在這一萬一千多個日子裡，除非出門在外，否則幾乎天天走路上班，這種生活已超過了半輩子，成為我全部的學術生涯，不禁感到「此身雖在，堪驚」。

不知不覺路過任職的歐美研究所（我初到時是「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來到民族學研究所旁的側門，穿過研究院路，就是胡適公園。我大約每週路過此地一次訪人。原先的小徑這幾星期在整修，平時不見有人工作，卻依然拉上黃布條。繞道的小徑經過胡適墓園和銅像，即使未曾駐足，每次依然對這位五四健將、中研院前院長油然生出緬懷之心。今晨無事，就在此流連片刻，遙想昔日風光，反思自己的研究生活：從不知中研院為何物，至今已成為資深研究人員，過著外人眼中逍遙、光鮮的自由生活，卻不知何為「朝九晚五」、「週休二日」，總是一篇論文接著另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計畫接著另一個研究計畫，過著「債台高築」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償清的一天。年年月月就在學術之路尋尋覓覓中度過──難道研究（“research”）就是永無止境的尋覓再尋覓（“re-search”）？

於是一篇篇的論文和一本本的專書、譯作就成了尋覓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記錄了自己思索與努力的階段性成果，集中於對人性的探索、對文學的喜好以及對人文的尊崇，而這些俱是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之所以有今日的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年屆耳順的我，益發感到時不我予，如何利用日漸短少消逝的時光與體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學記錄下來，與有緣者對話交流、切磋砥礪，成了當務之急。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是我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與《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之後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尤記得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初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訪談，甚受感動與啟發，不忍獨享，於是從數冊《作家訪談集》（Writers at Work）中精選、翻譯了十幾位英美名作家，包括數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翻譯時的細讀深思、字斟句酌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標準深入我心，成為後來自己從事訪談時根深柢固的習性，算來也已超過三十年。

在《對話與交流》的〈緒論〉中，我根據中外資料與親身經驗，闡明了訪談這個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的特色與錯綜複雜，並強調其中涉及的美學、政治、倫理：亦即，訪談的文字、修辭與結構的整理、講究與安排，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以及主訪者對受訪者與讀者所獨具的再現的權力／權利與義務。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中，我也指出與學有專精、充滿智慧與行動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交流、問學的樂趣與收穫。文中並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指出《巴黎評論》一篇與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在當時年方二十五、懷抱作家夢的異地青年心目中有如「一個神聖的文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竟於三十年後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撰寫序言，顯示了文字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些訪談與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息息相關，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生命關懷。而在人生路程能與這些傑出的中外作家、學者、批評家相逢，建立文字因緣，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對於個性內斂的我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因此，我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結尾期許：「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相較於前兩本訪談集，本書的十一篇訪談集中於我國與華裔人士，都是我佩服的前輩師長與作家──余光中教授與王文興教授更分別是我在政大西語系與台大外文所的老師，以及文學、翻譯、訪談方面的啟蒙師。全書依主題分為創作篇、翻譯篇與學術篇。創作篇的篇數最多（五篇），幾佔一半，是在不同的時空因緣下訪談的三位作家──王文興（三篇）、哈金（Ha Jin）與林永得（Wing Tek Lum）各一篇──針對彼此關切的議題進行訪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三年我為了第一篇國際會議論文，首次進行訪談，對象就是王老師，當時兩人都稱許《巴黎評論》的高規格訪談，而那篇仔細修訂的訪談逾三萬字，後來成為王文興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之一。將近三十年後再度因為不同的機緣向王老師請益，尤其是討論一般文學研究中較少觸及的宗教、靈修與終極關懷，再度令我大開眼界，也是師生之間難得的跨宗教對話（王老師是天主教徒，我是佛教徒）。至於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與第一代華美作家哈金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佩服他們透過寫作所表達的人道關懷。一九九七年與林永得的當面訪談收錄於《對話與交流》，二○○八年與哈金的書面訪談收錄於《與智者為伍》，之後一路追蹤他們的文學創作：林永得自一九九七年閱讀了華美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多年以詩作表達對於南京大屠殺的關切以及對戰爭的反思；哈金於《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展現了流亡美國、過自由生活的同時，在異域他鄉以非母語寫作的艱辛與挑戰、堅持與成果，於《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中頌讚美國傳教士、教育家魏特琳（Minnie Vautrin）在南京淪陷後保護南京婦孺的崇高義舉，譴責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行。

翻譯篇為本書的特色，因為前兩本訪談集雖然偶爾觸及文學與文化翻譯，卻未專門針對翻譯這個重要議題進行訪談，而本書所訪談的三位華文世界的前輩學者──余光中老師、齊邦媛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數十年推動翻譯不遺餘力，受到國內外學界、翻譯界、文化界普遍肯定，但在他們的多重角色與貢獻中，攸關文學與文化交流的翻譯卻不見深入的訪談。余老師自中學起便翻譯不輟，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與詩作相互影響，也曾將詩作自譯成英文，但翻譯卻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最被忽略的領域。齊老師自抗戰時代起便閱讀翻譯作品，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外譯與外國經典中譯，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後來又與王德威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編「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是台灣文學向國際進軍的重要推手，數十年如一日。劉教授多年來以英文編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一九七○、八○年代分別以中文譯介猶太裔與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他們的翻譯成果都為文學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促進文化交流，卻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矯正華文世界與學界對翻譯的忽視與偏見，我特地針對這個議題向三位翻譯界與文學界的前輩進行訪談，請他們分享多年從事翻譯、推動翻譯以及評論翻譯的經驗與心得，為華文翻譯界留下難得的史料。

學術篇則與我關切的學術建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有關，訪談的三位都是華文世界的知名學者──齊老師、李歐梵教授與周英雄教授。三人背景的異同正可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齊老師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省，於抗戰時期接受文學教育，受朱光潛先生啟發尤深，此訪談是繼先前為其回憶錄《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的口述底稿而做。她是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創立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十二位發起人之一，參與並見證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推動與發展。李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省，於台灣長大，在訪談中他別出心裁地將自己視為文本加以解讀，有關新竹中學的敘述讓人緬懷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深遠影響，保送進入台大外文系之後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同班，共同打造了《現代文學》的傳奇，赴美留學時所遭逢的名家與際遇，出入於文學、歷史與理論之間，對於美國與兩岸三地學界的觀察……在在令人回味。周教授則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在訪談中敘述了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與研究所時的情形，先後負笈夏威夷與加州，學成後赴香港任教多年，又返回台灣在不同的學術行政職位與民間學會推動台灣外文學門的研究與發展。由這三位的出身背景、求學過程、學術發展、經歷與貢獻，多少可以勾勒出台灣的外文學門，尤其是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軌跡與特色，為台灣的學術建制史留下珍貴的經驗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