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三冊一套）：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

序

這本書在心中醞釀已久，真正開筆的時間是筆者於一九九八年在
成功大學退休以後的那一年，到全書完成的二○ 一四年，驀然驚覺已過了十六個年頭。一本書如何拖延如此之久？第一自然是內容太過龐大、資料太過繁多；另一方面，筆者並非只集中精力寫此一書，而是同時做 了別的事、寫了別的書；再加上求備心切，不願急就，正好在筆者退休之後的悠遊歲月，容許筆者在時間上不惜揮霍。

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筆者出版《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的時
候，已經覺得「兩度西潮」的立論，不能只針對中國的現代戲劇而
言， 更應該包括中國的全部現代文學在內，甚至於擴大到中國整體現代文化的層次，成果才會更加顯著、視角也才會更加完備。如今由於資訊的暢達與交通的便利，華文 文學已如英語文學一般，不再能受國籍及地域所限，而形成在世界上遍地開花的現象，所以立志以兩度西潮的觀點寫一部含括世界各地華文文學在內的世界華文新文 學的發展史。這本書在理論上仍然從「進化論」（evolutionism）和「傳播論」（diffusionism）出發，視華文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為 中國整體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的一環。傳播在人類的文化發展上是常態，並非例外，即使較為封閉的中國大陸，早期也受到過中亞、印度，甚至美洲的影響，例如胡 樂、佛教、玉米等的傳入。但是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西潮東漸的規模之大、聲勢之壯卻的確是空前的，再加上西方帶來的科學技術縮短了傳播的空間和時間， 使中國無所選擇地追隨西潮而下，在不到百年的時間，漸次調整本體的機能，以致改弦易轍，遠離了故有的軌道。

正因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這第一度巨大西潮東漸，強力扭轉了
中 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再經二十世紀中期的第二度西潮沖激，可以說已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組織、生產方式、文化面貌，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兩度強勁的西潮， 雖然為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和挫折，但是也為中國人造就了脫胎換骨的機運，使原來自給自足的封閉族群不得不敞開大門與其他異族的文化交流，擴大了眼 界，進而加入世界前進的行列，成為世界上組成的重要一員。在整體的下層建構和上層的文化及意識形態上是如此，在文學上當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發 展，就不只是反映了這一段中國人民反抗強權、奮鬥自強的歷史過程，同時，更重要的是呈現出這一段艱苦的生命過程中國人內心的曲折和自由創造心靈的奔放。

其實多年前筆者曾經抱著不受政治及意識形態干擾與友人合撰過一
本 企圖純從學術觀點立論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1997台北駱駝出版社），無奈那時只負責導論、結論和戲劇文學的部分，雖然也擔負了最後通讀及彙整全 書的工作，但仍無法掌控全局，以致全書完成時在結構、章法、觀點上都難以達到統一無瑕，可說是一次不多麼成功的經驗，因而更加強了筆者獨力完成這樣一部著 作的願望。

文學史既是歷史的一種，當然首先須有史學的基本常識，即以正確
的史料蒐集為基礎，然後再加以客觀的詮釋。所謂正確的史 料，指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資料和可信的學術文本，必須排除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和具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論述。所謂客觀的詮釋，是指不依附學術以外的意 識形態及思維架構，並非排除學術性的理論。當然有人也可辯說：沒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如韋勒克在《文學論》中認為在史料的選擇中難免就有個人的 價值判斷。這其實是一種程度認定的問題，含有某些不自覺的主觀，絕不等同於具有自覺的偏見。此處所謂的「客觀」，是指自覺地放棄個人的好惡與成見，讓正確 的資料說話，盡量顯示歷史的真相。

目前中國大陸所見的現當代文學史，諸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
史稿》（1953）、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唐
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
（1994）、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
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980）、張鐘、
洪子誠等主編的《當代文學概觀》（1980）、山東大學等主編的《中
國 當代文學史》（1980）等，其中都有些可信的資料，可惜整體的思維架構在當日大陸的環境中尚不能擺脫特定意識形態的左右，故勢難達到學術客觀的要求。加 以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與大陸政府所倡導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恰恰相反，在這些文學史中都不見台灣文學的影子。台灣文學的這一部分，在大陸通常是另案處理 的，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1987）、公仲、王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1989）、劉登翰、莊明萱等主編的《台灣文學史》 （1991）、黃重添的《台灣新文學概觀》（1991）、王晉民主編的《台灣當代文學史》（1994）等。此一現象與葉石濤所撰《台灣文學史綱》 （1987）、陳芳明所撰《台灣新文學史》（2012）視台灣文學為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另一種文學如出一轍。到了九?年代大陸學者發動重寫文學史運動 後，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後所出版的文學史，除陳思和主編的《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1949-1999》（2001）因標明「大陸」二字，可以名正言順 地排除台灣文學外，其他現當代文學史作，如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1999）、曹萬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漢語 文學史》（2010）等作，倒是都涉及到了台灣文學，不過卻把台灣文學吊在車尾（末一章），完全無視文學發展的前後次序與文學作品的輕重分別。儘管大陸政 府的政策一再聲明「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大陸的學者卻毫無顧忌地把台灣文學從大陸文學中分割出來；不然就另眼看待，放在書末，一如與大陸的 文學沒有瓜葛。只有朱壽桐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1998）用了一編的篇幅來書寫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而且放在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和大陸開放後的 現代主義文學（諸如朦朧詩、尋根派及先鋒派的小說、探索戲劇等）的前面，可說例外地具有時序與繼承、影響的觀念。這主要也是因為第二度西潮的現代主義和後 現代主義首先沖激到台灣，使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領先了大陸同類作品二十多年的緣故。但該書仍免不了在〈導論〉中說：「中國現代主義進入正常復蘇和全面發展 軌道的是八十年代」，而認為在台灣的現代主義不過是一種「偏隅」的發展，因而不願承認五十年代開始台灣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其實就是整體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 先鋒。
因為台灣於清末甲午之戰後割讓給日本，長達五十年之久成為日本
的殖民地，光復後又與大陸隔離至今，故台灣文學是有其特殊性。其中長 久受到殖民影響的部分，在大陸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特別是第二度西潮，台灣文學擔負了先鋒的作用，引領了大陸七○年代末期對外開放之後文學的走向。這是 有異於大陸文學的地方，然而就傳承而論，台灣早期的漢詩、漢文固然完全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光復後的台灣文學所使用的語文及作品的內涵並不出中國文化的範 圍，而且在章法、風格上明顯地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傳統；即使日據時代，接受五四白話文運動影響的白話文作品也是那時代台灣文學的主流。

因此，台灣文學如不與大陸及海外的中文文學整體合觀，實在難以解說台灣文學的來源及其傳承、影響的脈絡。另一方面，倘若大陸文學少了台港與海外部分，也成為殘缺不全的面貌。

整體的文學觀固然是文學通史的基礎，斷代的文學史也不容許殘
缺，否則便難以顯示那一個時代的全貌。而且文學史不是文學辭典，
並非由無數個別作家與作品連綴而成，文學史要表現的是文學來源、
發展、繼承、傳播、影響等等以及文學家的成果、特色及流派，就像一條河流，有它的源頭、流域、主流及支流及其所流經的各地風光，湯湯然流向未來。書寫華文現代文學史，就如描繪一條河流的流動狀貌，在水紋、水速、水色等細節之外，也需描述河流的整體狀貌及沿途的景色。

文學史寫的是文學的歷史，既不是社會史，更不是政治史，雖然
與社會與政治有所關連，但重點仍在文學。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主要
乃 來自自由的創造心靈之噴放，並不是宗教的傳播或政治、政黨的宣傳，也不應該如此，所以能夠忠實表達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的文學史也不應該依附於宗教的教義或政 治、政黨的理念或教條。但當然可以有某種學術理論的指導原則或框架，譬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的《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iase, 1863）就曾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la race,
le milieu et le moment）做為詮釋文學作品的準則，一向為學術界所稱
道， 而對後世的文學史書寫影響巨大。近代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家採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或「階級鬥爭」的理論做為指導原則，在學術上本無可厚非，無奈事實上並 非學術的認同，而係出於政治暴力的脅迫，只要政治風向一轉變，其所憑藉的理論就立刻跟著轉向，這就是吾人不能不引以為戒的前例。
本書的理論基礎「兩度西潮論」，既非來自宗教的教義，也非政治
的 理念，而係歷史的史實。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