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夢錄：明清敘事文學中的城市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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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如夢錄——明清敘事文學中的城市與生活》一書以「虛幻實境」的視角，探討明清敘事文學作品與城市空間的共生互動關係。作者以長安（西安）、杭州（西湖）、開封、北京、南京等名城為核心，剖析文人如何將文字與城市肌理編織在一起，將現實地理轉化為「虛幻實境」，探索城市的身世如何與人們的精神世界交纏。本書提出的問題包括：歷史故都為何成為精魅記憶？城市繁華為何總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流連？女性的身分在城市中有何不同展現？地域的方言口語如何塑造城市的性格？崩毀的城市是否可能在文字中得到救贖？城市的美與惡都如夢之一瞬，文學敘事卻是一項永恆的記憶工程。
目錄
序
一、夜行長安—明清敘事文學中的長安城
二、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
三、開封士聲—《歧路燈》的儒者敘事
四、城市身世—劫餘心理與城市志書寫
五、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記事文學
六、兩京夢憶—《林蘭香》的擬真世界
七、日用北京—滿漢交會《兒女英雄傳》
一、夜行長安—明清敘事文學中的長安城
二、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
三、開封士聲—《歧路燈》的儒者敘事
四、城市身世—劫餘心理與城市志書寫
五、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記事文學
六、兩京夢憶—《林蘭香》的擬真世界
七、日用北京—滿漢交會《兒女英雄傳》
試閱
第一章
夜行長安
明清敘事文學中的長安城
明朝的人撞見唐朝的鬼—〈長安夜行錄〉的鬼語
明成祖永樂年間，李禎（1376-1452，字昌祺，江西廬陵人）仿效明初瞿佑（1347?-1427，字宗吉，浙江錢塘人）之小說集《剪燈新話》，作《剪燈餘話》，共收文言小說二十二篇，第一篇就是〈長安夜行錄〉。這篇小說以明洪武初年為背景，敘述明太祖次子朱樉受封為秦王，就藩西安，有一位洛陽人名叫巫馬期仁，奉派擔任輔佐秦王的湯、文二公的幕僚。一日，期仁陪伴二公尋訪西安近郊興平縣的茂陵（漢武帝陵墓所在地），夜歸獨行，求宿於一人家，不料主人竟非此世之人，而是七百年前唐開元年間的鬻餅師夫婦。夫婦二人向期仁追述當日寧王（玄宗之兄李憲）強奪美貌的鬻餅婦入邸，婦以死自誓，寧王憫而釋之的往事。鬻餅師夫婦認為唐人孟棨所著的《本事詩》一書記載他們的故事，以及後人所發的吟詠，都有謬誤之處，遂各賦一詩，求期仁為之流傳，使真情白於後世。次日天曙，期仁「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齕草而未休，四顧闃然，咸無所睹」。
〈長安夜行錄〉是一篇融合了明初政治與唐代歷史的鬼小說。明初的巫馬期仁身居歷史名都，竟然碰見開元年間的鬼，這是怎麼回事呢？朱元璋的次子封秦王就藩，被派去輔佐他的湯銘之、文原吉二人，在小說中被推重為老成練達、學問淵博，但是到了藩國，遠離政治中心，便只能閒散度日，雖然不是貶謫流放，卻也實在不能與天子朝堂之上相比。西安的印象從小說一開始便頗為曖昧，雖然敘事者聲稱當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但西安的意義並不在其繁庶，而是「漢唐故都，遺跡俱在」，所以湯、文二公的活動脫不了「訪古尋幽」，遍訪諸陵。換句話說，對明初的李禎來說，西安的意義乃在過去，不在當下。正如現代的遊人來到西安，必到帝王陵寢一遊一般，故事中宦居西安的大小官員也安排類似的旅遊行程。來自洛陽（另一個古都）的期仁，負責籌畫這次旅遊，然而他顯然是個不及格的導遊。明明設計的是一個一日往返的行程，結果本應由他帶領的遊客早已驅馬回到出發地，他自己卻落後迷路，以致於被迫「夜行長安」。
當然，「行」這個字眼，正如所有的旅行，本來就暗示了危險不安，更何況他所馳騁的不是「長安大道」，而是「禽鳥飛鳴，狐兔充斥」，令人畏懼的未知荒野。期仁所遇的鬼魂，生活在唐代開元年間的長安盛世，他們所述說的故事是李氏諸王荒佚的行徑，這故事中的故事與小說歷史背景的明初謹飭政治與社會風氣大不相同。期仁對鬻餅師夫婦提出疑問：寧王李憲身為長子，卻讓出太子之位，號稱唐代宗室之英傑，何以竟然也有強搶民女的無道之事？鬻餅師的回答是，這類荒淫之事根本是長安宗室的常態，不足為怪，其他諸王的行為其實更為誇張。他如此追述：「若岐王進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兩手於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紛，歌舞雜遝，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明初的作者呈現開元間鬻餅師的回憶，可作雙重解讀。一方面，我們可以讀作對唐代長安糜爛風俗的批評，反過來說，便是對明初簡素社會風氣的肯定。然而，讀者不可忘記期仁以及他的服務對象湯、文二公，甚至受封秦王的朱樉，在小說中對西安的態度都是不明確的。他們遠離當今的政治中心，無所事事，閒散度日，等待離開的一天。那麼，鬻餅師故事中窮極奢淫的長安，何嘗不使明初的當地諸臣暗地裡心嚮往之？不過，不論是批評或嚮往，漢唐長安正有如鬻餅婦的「國色」，其絕世豔冶，反適足以證明這是過眼京華，早已成鬼物。回到故事主體部分，期仁遇見鬻餅師夫婦時，身在由茂陵回程路上的荒地，而不是長安城內。那麼為什麼小說題名為「長安夜行錄」呢？當然我們可以解釋這裡指的是長安周邊。不過，鬼魂在開元年間所居之地可是長安城內，寧王宅邊。因此，所謂長安夜行，或許應該這麼解釋：開元的長安盛景只能在瞑暗之中，荒野之上，透過一席「鬼語」，才能重現於明初之世。
我們或許也不妨考慮，小說中，令開元鬼魂忿懣七百年的《本事詩》，到底如何記載賣餅妻一事？《本事詩》一書記載的都是有關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的故事。查《本事詩‧情感第一》所記，賣餅妻故事正是王維名作〈息夫人〉一詩背後的緣起：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妻者，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客座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根據後人的敷衍，寧王因此放賣餅妻還家。在〈長安夜行錄〉中，鬻餅師夫婦所怨恨者，即在於《本事詩》記載賣餅人收了寧王財物便放棄妻子，賣餅妻在寧王宅中寵冠眾姬，而且侍寧王經年之久。依小說中的鬼魂自述，寧王是強搶鬻餅妻，鬻餅妻更以死自誓，堅不肯從，豈有受寵經年之情事？顯然，唐代的《本事詩》記載這個故事，強調的是「情感」，而明代的《剪燈餘話》重寫，講究的則是「堅貞」—清白不容一絲玷辱，否則作鬼也難安息！唐代鬼魂交付明人期仁的任務，便是給世人提供故事的「正確」版本，以正視聽，以安貞魂。這個詮釋邏輯的轉變，見證明初社會精神樣貌的特質，也暗示李禎這位明初作者對奢靡的唐代長安的處理—雖然曾經華麗萬方，炫人耳目，在這個新時代則已成為一個必須鎮壓的精魅記憶。
若〈長安夜行錄〉的寓意可以如此解讀，那麼我們不禁隨之要問—「西安」在明清小說的光天化日裡還有位置嗎？
夜行長安
明清敘事文學中的長安城
明朝的人撞見唐朝的鬼—〈長安夜行錄〉的鬼語
明成祖永樂年間，李禎（1376-1452，字昌祺，江西廬陵人）仿效明初瞿佑（1347?-1427，字宗吉，浙江錢塘人）之小說集《剪燈新話》，作《剪燈餘話》，共收文言小說二十二篇，第一篇就是〈長安夜行錄〉。這篇小說以明洪武初年為背景，敘述明太祖次子朱樉受封為秦王，就藩西安，有一位洛陽人名叫巫馬期仁，奉派擔任輔佐秦王的湯、文二公的幕僚。一日，期仁陪伴二公尋訪西安近郊興平縣的茂陵（漢武帝陵墓所在地），夜歸獨行，求宿於一人家，不料主人竟非此世之人，而是七百年前唐開元年間的鬻餅師夫婦。夫婦二人向期仁追述當日寧王（玄宗之兄李憲）強奪美貌的鬻餅婦入邸，婦以死自誓，寧王憫而釋之的往事。鬻餅師夫婦認為唐人孟棨所著的《本事詩》一書記載他們的故事，以及後人所發的吟詠，都有謬誤之處，遂各賦一詩，求期仁為之流傳，使真情白於後世。次日天曙，期仁「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齕草而未休，四顧闃然，咸無所睹」。
〈長安夜行錄〉是一篇融合了明初政治與唐代歷史的鬼小說。明初的巫馬期仁身居歷史名都，竟然碰見開元年間的鬼，這是怎麼回事呢？朱元璋的次子封秦王就藩，被派去輔佐他的湯銘之、文原吉二人，在小說中被推重為老成練達、學問淵博，但是到了藩國，遠離政治中心，便只能閒散度日，雖然不是貶謫流放，卻也實在不能與天子朝堂之上相比。西安的印象從小說一開始便頗為曖昧，雖然敘事者聲稱當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但西安的意義並不在其繁庶，而是「漢唐故都，遺跡俱在」，所以湯、文二公的活動脫不了「訪古尋幽」，遍訪諸陵。換句話說，對明初的李禎來說，西安的意義乃在過去，不在當下。正如現代的遊人來到西安，必到帝王陵寢一遊一般，故事中宦居西安的大小官員也安排類似的旅遊行程。來自洛陽（另一個古都）的期仁，負責籌畫這次旅遊，然而他顯然是個不及格的導遊。明明設計的是一個一日往返的行程，結果本應由他帶領的遊客早已驅馬回到出發地，他自己卻落後迷路，以致於被迫「夜行長安」。
當然，「行」這個字眼，正如所有的旅行，本來就暗示了危險不安，更何況他所馳騁的不是「長安大道」，而是「禽鳥飛鳴，狐兔充斥」，令人畏懼的未知荒野。期仁所遇的鬼魂，生活在唐代開元年間的長安盛世，他們所述說的故事是李氏諸王荒佚的行徑，這故事中的故事與小說歷史背景的明初謹飭政治與社會風氣大不相同。期仁對鬻餅師夫婦提出疑問：寧王李憲身為長子，卻讓出太子之位，號稱唐代宗室之英傑，何以竟然也有強搶民女的無道之事？鬻餅師的回答是，這類荒淫之事根本是長安宗室的常態，不足為怪，其他諸王的行為其實更為誇張。他如此追述：「若岐王進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兩手於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紛，歌舞雜遝，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明初的作者呈現開元間鬻餅師的回憶，可作雙重解讀。一方面，我們可以讀作對唐代長安糜爛風俗的批評，反過來說，便是對明初簡素社會風氣的肯定。然而，讀者不可忘記期仁以及他的服務對象湯、文二公，甚至受封秦王的朱樉，在小說中對西安的態度都是不明確的。他們遠離當今的政治中心，無所事事，閒散度日，等待離開的一天。那麼，鬻餅師故事中窮極奢淫的長安，何嘗不使明初的當地諸臣暗地裡心嚮往之？不過，不論是批評或嚮往，漢唐長安正有如鬻餅婦的「國色」，其絕世豔冶，反適足以證明這是過眼京華，早已成鬼物。回到故事主體部分，期仁遇見鬻餅師夫婦時，身在由茂陵回程路上的荒地，而不是長安城內。那麼為什麼小說題名為「長安夜行錄」呢？當然我們可以解釋這裡指的是長安周邊。不過，鬼魂在開元年間所居之地可是長安城內，寧王宅邊。因此，所謂長安夜行，或許應該這麼解釋：開元的長安盛景只能在瞑暗之中，荒野之上，透過一席「鬼語」，才能重現於明初之世。
我們或許也不妨考慮，小說中，令開元鬼魂忿懣七百年的《本事詩》，到底如何記載賣餅妻一事？《本事詩》一書記載的都是有關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的故事。查《本事詩‧情感第一》所記，賣餅妻故事正是王維名作〈息夫人〉一詩背後的緣起：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妻者，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客座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根據後人的敷衍，寧王因此放賣餅妻還家。在〈長安夜行錄〉中，鬻餅師夫婦所怨恨者，即在於《本事詩》記載賣餅人收了寧王財物便放棄妻子，賣餅妻在寧王宅中寵冠眾姬，而且侍寧王經年之久。依小說中的鬼魂自述，寧王是強搶鬻餅妻，鬻餅妻更以死自誓，堅不肯從，豈有受寵經年之情事？顯然，唐代的《本事詩》記載這個故事，強調的是「情感」，而明代的《剪燈餘話》重寫，講究的則是「堅貞」—清白不容一絲玷辱，否則作鬼也難安息！唐代鬼魂交付明人期仁的任務，便是給世人提供故事的「正確」版本，以正視聽，以安貞魂。這個詮釋邏輯的轉變，見證明初社會精神樣貌的特質，也暗示李禎這位明初作者對奢靡的唐代長安的處理—雖然曾經華麗萬方，炫人耳目，在這個新時代則已成為一個必須鎮壓的精魅記憶。
若〈長安夜行錄〉的寓意可以如此解讀，那麼我們不禁隨之要問—「西安」在明清小說的光天化日裡還有位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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