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1冊）

導讀

文學史書寫的典型（摘錄）

　　自覺的文學史方法論

　　從本書的附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來看，臺先生對於該如何進行文學史的撰述，有其省思與主張，其開宗明義云：

　　文學史之作，不外乎以歷史為經，以作家作品為緯。故文學史的方法應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

　　看似只將作家與作品的研究擺在首位，而「以歷史為經」不過是「以世代為先後」之意，但在接下去的第一講中，藉由檢討舊有的文學相關典籍，指出原有的文學研究方法有三個錯誤傾向：

　　一、太偏重形式而忽略內容；二、不注意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三、不注意作者之文學環境及心理之發展。

　　這三項基本上即對應了作品、歷史與作者三者，而且如果合觀後面其餘六講，即可知所謂內容、文學環境、作家心理之發展其實皆與「歷史」息息相關。由此而言，「作家」、「作品」與「歷史」實不可偏廢，而在文學史研究方法或文學史書寫的實際操作層面上來說，「歷史」或許尤須著力。臺先生在討論孟子「以意逆志」，「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時如此解釋：

　　「知人論世」是「以意逆志」的客觀條件，兩者合而用之，則成因果，詩人之真意，始可得之。蓋詩人之為詩，必有其外緣的社會因素，及成為詩，而此社會因素又成為內在的思想，故能論其世始能逆其意也。

　　此一解釋相當簡要明確。「能論其世始能逆其意」正透露了臺先生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要領。

　　要言之，文學史的「作家‧ 作品‧ 歷史」即是「人‧ 文‧ 世界」的圖景，然應注意的是，對文學史讀者來說，閱讀時最直接接收到的是作家作品的述評，而對「能論其世始能逆其意」為原則的文學史作者來說，「論其世」乃其不得不先處理的課題；換言之，讀者閱讀文學史時印入眼簾的主要內容不外乎作家與作品，但文學史家「如何論其世」則是文學史書寫的深層結構。明乎此，或許對臺先生這本文學史能有不同的體會與視野。

　　「史識」

　　魯迅曾有書簡給臺先生，信中論及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

　　見其關於小說者數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致臺靜農〉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顯然就魯迅看來，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不過是資料收羅宏富的「長編」，真正的「史」作需有史識；有史識方知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加以甄別去取，以完成歷史敘述。對師從魯迅的臺先生來說，這番討論應有不少啟發。

　　文學史家所面對的「歷史」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作者作品的時代，一個是作品本身的流變傳統。雖說文學史所處理的似乎主要是後者─即以作品為主，但一如前揭，「能論其世始能逆其意」，故必先處理「論其世」，亦即必須判斷哪些歷史素材或外緣社會因素對文學史來說是重要的，而這時文學史家的史識就顯得相當關鍵。例如論漢賦的興盛或唐詩的流行，一般均歸因為帝王的提倡，這樣的解釋並非不正確，但總予人簡單、寬泛之感，無形中削弱了解釋的效力。而從「如何論其世」的角度切入，則多少可見出文學史家的史識，就此而論，臺先生文學史無疑是一部史識高明之作，以下簡單舉例說明：

　　首先，從較大範圍來看，臺先生對不同時期歷史背景的緒說（多為各篇第一章），其所論述的重點有所不同。例如臺先生在〈漢代篇〉一開始討論的主題是漢代政體，到了〈魏晉篇〉則偏重在思想帶來的影響；南北朝主要談的是帝王貴族生活及宗教思想下偏重形式的文學風尚；到了唐代所論重點則已是士風。當然，不是論析宗教就不談政治，而是輕重主從有別地談，較之於每個階段都從政治看文學或都只從經濟階級、物質基礎看文學表現，豈不高明許多？

　　其次，舉範圍較小的例子來看。臺先生論述漢代文學，一開始卻是在交代漢初政體從郡縣、封建並行到漢武時封建制的瓦解。乍看之下，似乎只是普通政治背景的陳述，但進一步思考即可知封建制的興衰，關乎漢初文人的去處；封建制下的諸侯王國，正是漢初賦家的舞臺；王國中的富裕生活，正是其筆下題材――觀諸枚乘、相如等人，莫不如是。相對地，封建制的削弱，不僅宣告了武帝權力的鞏固，同樣也呈現出文人賦家去向的集中，於是武帝的獨尊儒術及以倡優畜之看待文士的態度，方能真正地影響當時及其後的文學走向。

　　復次，可舉一個更小更具體的事例來看。一般談及韓愈寫碑傳文的原因，大抵以為韓愈是「隨順世俗，因變為新」地來「倡為古文」（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也就是說，有意藉由碑誌之作張大其古文運動的聲勢。臺先生對古文家用力於碑傳文的原因，則更細緻確切地提出一個歷史解釋：其先引章學誠「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一語，並解釋「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其實正因隋文帝時開始禁止私家修史，唐代因之，由此淵源於史傳文手法的古文家，在不能從事私史著作的狀況下，只好轉於碑誌上一展長才了。

　　臺先生對歷史的透視與史料的掌握處理，當然不僅上述三例，其餘如談魏晉玄風、論唐代士風等等，早為學界所稱譽；而在文學史中闢立專章或專節論漢代方士儒生合流與神異故事的關係、佛典翻譯文學、隋煬帝與楊素等，均顯示其學養之深廣與目光之高明。劉知幾認為良史需才、學、識三者，史識尤其重要。上文略舉三例之用意，不過藉此指出書中如此洞察歷史、善敘事理之處仍所在多有，
值得我們多加留意與探索。

　　作品的詮解與對形式的看法

　　上文提及，文學史家面對的「歷史」課題，尚有以作品為主的文學流變這一層次，而此亦需「具史識者」方能處理得宜。臺先生這方面的精彩可謂遍布全書，例如從漢代方士儒生合流影響神異故事的形成，其後加上佛道宗教思想流衍成六朝小說的整個過程；再如以文之內容言，談先秦史傳文（「事」）與戰國策士文（「言」），演變至漢代成為與學術分立的文士文；又從漢代《史記》《漢書》的分析中，引出單筆複筆之論以統論後世文章二元的修辭傾向─而這顯然已是以文的形式來說的了。如此綜理各面融一爐而冶之，將無比繁複的狀況精準切要表之，令人嘆服！復以詩而論，例如從句法形式（長短句漸至整齊）以析論吳歌為絕句之發源；再如阮瑀〈七哀詩〉與淵明〈自挽詩〉的承啟關係；左思寓自家感慨之詠史手法實始於阮瑀；或點出吳均樂府影響唐人歌行，其五言影響唐人近體；或析論王維與孟浩然分受陶淵明與謝靈運影響；或指出黃庭堅詩詞「以俗為雅，以故為新」之法開啟後來散曲小令作法；乃至即或對頗有微詞的宮體仍清楚指出，宮體之作乃欲以清新一洗典重晦澀的摹古詩風等等。諸如此類的見解與述論，無論是承自前人或屬臺先生一己創見者，均能在錯綜複雜的文學史材料中，理出一個鮮明深刻的歷史敘事。

　　文學史家在條理文學傳統的沿革源流之際，同時必然也是位作品鑑賞或文學批評者，因為唯有體會作品並予以解釋、鑑賞、批評，方能對所謂的沿革變遷做出更精準的判斷。一如美國學者韋勒克（René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在其名著《文學論》中所指出的：文學史中所談論的作品具有恆常的當下性，因為這些作品仍為今人、文學史家所閱讀評賞。換言之，除了體察臺先生對文學傳統所做的歷史敘述外，亦可留意臺先生詮解評賞作品的靈光與慧見，就此而言，此書可謂處處閃耀著熠熠光采。例如討論干寶《搜神記》，特別指出其書作法頗以史書體例為之，按，干寶被劉惔推為「鬼之董狐」，臺先生此說或受其啟發，但確實見人之所未見；再如析論江淹〈恨賦〉、〈別賦〉，臺先生先引江淹自序：「學不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而後討論〈恨賦〉、〈別賦〉時則言：

　　〈恨賦〉末謂：「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自然的歲月無盡，而人生的壽命有限，以有限的人生處於無盡的宇宙中，便是人生的大恨。能參透這一點，則人生之恨雖多端，亦隨虛無而泯滅。〈別賦〉所謂「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也是同樣的道理。於此可知他所深信的「天竺緣果之文」與「老氏清淨之術」，在此兩賦中自然反映出來。

　　此段文字含藏情感，固不待言，尤可注意的是，江淹此二賦為其名作，歷來詮解不知凡幾，而研究江淹佛道思想者亦復不少，但用佛道析論這二篇賦裏的情感思想，且舉重若輕的給了一個適切詮解，則似乎未見。此外，臺先生論歐陽修詞時有言：「即使沉重的情感，往往表現得極自然而無酸寒之態。乍一讀過，似乎無甚悲苦之感，可是稍一玩味，其悲苦之情頗能動人心魄。」類似這樣的鑑賞領會，書中所在多有，構成本書濃厚的「敘史詠懷」色彩，非常動人！

　　在作品這個面向上，除了作品的詮解之外，作品的選擇也值得留意。文學史多半會於述論中提及作家之作品，或於文末抄錄作品以供印證參考，此時文學史家決定擇取哪些作品，背後用意或情志的認同，值得我們進一步玩味。例如陶淵明一節文末錄了四首詩，包括了〈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飲酒〉「結廬在人境」、〈擬古〉「種桑長江邊」、〈挽歌辭〉「荒草何茫茫」等四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