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著：張翎中篇小說集

臺灣版序
關於《死著》的一番閒話

自《金山》（二○○九）問世以來，我似乎進入了長篇小說的「狂熱期」，不到八年的時間裡，先後發表了《睡吧，芙洛，睡吧》（二○一二）、《唐山大地震》（二○一三）、《陣痛》（二○一四）、《流年物語》（二○一六）、《勞燕》（二○一七）。而中篇小說的寫作速度，卻明顯緩慢了下來，八年裡總共才出了五部。這部小說集收集了包括《死著》在內的四部中篇小說，從時間順序來說，《死著》（也是集名）則是我最近的一部中篇。
 

和我從前的小說創作過程一樣，《死著》也是靈感偶發之物。二○一四年回國在上海逗留時，我和復旦大學的幾位學者一起吃了一頓飯。席間的話題從某位知名教授的去世，不知怎地就轉到了非必要搶救上。一位朋友說起了一樁「欲死不能」的事件，我深受觸動，《死著》的最初萌想，就是在那一刻發生的。
 

《死著》講述的是一起車禍導致腦死亡的病人的搶救事件。出於各種原因，車禍中牽扯到的各方都不願讓此人在年底以前死去，於是就動用了最先進的醫學手段來維繫著他的心臟搏動。只要還有心跳，此人就還能維持著身邊許多人的利益，於是死就不再是他個人的事，死就成了很多人共謀的一件事。
 

靈感是曇花一現的美麗幻象，而小說創作卻是要把每一個細節落到實處的枯燥過程。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對急救過程的一知半解。幸好我在北京和溫州的幾家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有幾個熟人，在向他們討教的過程裡，有人提起了艾克膜技術──一種體外心肺循環支持系統。正好不久前我讀到了柯文哲先生關於艾克膜技術（臺灣稱葉克膜）的一篇演講──他在就任臺北市長之前是臺大醫院的急救科醫生，人稱「亞洲葉克膜之父」，我對這個搶救方案立刻產生了興趣。把這項先進而極為昂貴的急救技術應用在一個腦死亡病人身上，正好構成了小說所需的黑色幽默元素，也順勢造就了小說中「誰來承擔費用」的矛盾衝突，使得劉醫生在利益和良心之間的糾結變得合理。
 

創作過程裡的另一困難是對公路交通管理規則、勞動法規和工傷事故賠償法規的無知。調研有些枯燥費時，但相對簡單，真正的挑戰是把一則則法規移植在同一起案例上，使故事情節的推進既不至於出現太過明顯的破綻，而又保持了適當的峰谷起伏。這是一個走平衡木的過程，令人提心吊膽，忐忑不安。
 

其實最大的糾結都還不是這些。一直到小說將近尾聲，我還沒有想好由誰來充當結束這場鬧劇的「上帝」角色。盲女茶妹是天上掉下來的「神來之筆」，在我最初的設想裡，她只是陸經理在妻子和逢場作戲的情人之間的一個緩衝物。在某一個電閃雷鳴的時刻她突然從隱祕之地現身，朝我伸出手來大聲說出主動請纓的意願。驚詫之餘，我開始覺得她其實就是我一直找尋的那個人選。一個盲女靠著直覺找到並且拔掉急救系統的電源，給小說增添了一絲神祕感。她是一片荒謬陰晦之中的唯一一絲光亮和溫暖。故事裡的明眼人都看不見隱藏在現象之下的真相脈絡，唯一一個能參透真相的人卻是醫學意義上的瞎子──這個嘲諷的原版來自《聖經》。
 

一直到小說完成之後，名字依舊懸而未決。我原先想到的一個名字是《哈姆雷特》中最經典的一句台詞：「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名字在英文裡顯得極為貼切，但中文的各種翻譯，如「生存還是毀滅」、「活著還是死亡」，都無法傳神地揭示小說的真正寓意。後來，在一次聚會中，我隨意提起了這部已經完工卻還在等待著上天賜名的小說，一位在一所加拿大大學任教的朋友突然說：「為何不叫《死著》呢？」我不禁拍案叫絕。這個題目所指向的死亡不是一個瞬間的動作，而是一個時段模糊的過程──這正是我想通過小說所表述的深意。《死著》發表後，很多讀者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余華的《活著》。雖然在起名的時候沒有想到過《活著》，但把《死著》看成是對《活著》的一種致意，卻是我內心的意外之喜。
 

我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談論《死著》，是因為它與我從前中篇小說涉及的題材全然不同，它涉及了中國的當下。近年來我雖然頻繁地回國，而且時常會待上一陣子，可是我畢竟是過客，我的文化土壤是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邊緣地帶，當下的中國題材對我來說是一個尷尬的挑戰。《死著》的創作過程突然給了我一個從未有過的信念：局外人也是可以有看法的，局外人的看法和局內人具有平等的價值。
 

本集子所選的四部中篇小說，按照時間順序來梳理的話，《雁過藻溪》應該排在《死著》之前。藻溪是地名，也是一條河流的名字，在浙江省蒼南縣境內。藻溪是我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裡有她童年少年乃至青春時期的許多印跡，那裡埋葬著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父伯母，還有許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藻溪發生的一切故事，對我來說都是史前的。我尚未記事時就隨父母來到溫州，一直在那裡居住到上大學為止。我對藻溪的最初印象，來自我父母在家講的那種節奏很快，音節很短，音量很大的方言。他們告訴我那是藻溪礬山一帶的方言，是閩南話。隔一兩個週末，母親就會帶我去身為明礬石研究專家的外公家裡做客，我常常會看見一些藻溪來的鄉人，帶著各樣土產乾貨，坐在我外婆的病榻前和我外婆說話。到城裡找工作，看病，借錢──常常是這一類的事情。外公和他已經成年的子女年復一年盡心盡力地為鄉人幫著這樣那樣的忙，而我外婆和一位長住在她家的表姑婆則用方言和鄉人們說著一些她們熟悉的人和事，在敘述的過程中臉上便漸漸浮現出一種迷茫柔和而快樂的神情。
 

當我長大成人遠離故土，長久地生活在他鄉時，我才明白，其實我的外婆和表姑婆，一直到死也沒有真正適應在城市的生活。她們的身體早就來到了城市，可是她們的心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如果把她們的一生比喻作樹的話，她們不過是被生硬地移植過來的殘幹斷枝，浮浮地落在城市的表土之上，而她們的根，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
 

我和藻溪第一次真正的對視，發生在一九八六年初夏。那是在即將踏上遙遠的留學旅程之時，遵照母親的吩咐我回了一趟她的老家，為兩年前去世的外婆掃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出生地。族親們領我去了一個破舊不堪的院落，對我說：這原來是你外公家族的宅院，後來成為糧食倉庫，又被一場大火燒毀，只剩下這個門。我走上台階，站在那扇很有幾分歲月痕跡的大門前，用指甲摳著門上的油漆。斑駁之處，隱隱露出幾層不同的顏色。每一層顏色，大約都是一個年代。每一個年代大約都有一個故事。我發現我開始有了好奇。
 

一個叫藻溪的地方。一些陌生的墓碑。一段在土改年月裡成就的婚緣。這就是我在開始書寫《雁過藻溪》時對藻溪的全部認識。這些印象是鮮活卻凌亂的，似乎無法組成一個延續到今天的故事。於是我想到了一個載體，一個可以把過去現在未來聯結起來的人物，在他（她）身上我可以把那些零散的印象聚集成一條意向明確的線。構思的過程猶如布置聖誕樹，各樣的飾物原本是凌亂沒有主題的，然而一旦把它們一一掛在一棵青蔥的樹上，主題突然就呼之欲出了。
 

這棵樹就是末雁。末雁是我在加拿大生活中常常見到的知識女性。在有的方面她們具有非凡的聰明睿智，完全能獨當一面，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卻異常的天真無知無能。她們久不回國，思維方式由於多年時空的隔絕還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文革剛過的那個模式裡。她們對中國的設想也還停留在那個時期的印象上。末雁的藻溪之行是一個發掘自我的旅程。在五十歲的年紀上一程一程地回到人生的起點上，她發現的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碩大祕密，她其實也經歷了錯失在青春歲月裡的成熟過程。在那個叫藻溪的狹小世界裡，她遭遇了她的大世界裡所不曾遭遇過的東西，比如欲望，比如親情，比如真相。震驚過後，猛一睜眼，她才真正長大了──儘管遲了三十年。
 

《雁過藻溪》無疑是四部小說中影響最大的，它進入了二○○五年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獲得十月文學獎，並被選入多種年度精選本。我至今仍然會忍不住感慨：這部以土改中發生的慘烈故事為背景的小說，居然在當年能夠引起如此的關注──無論是原發期刊還是選刊的編輯們，都是具有何等勇氣值得敬佩的人。
 

順著時間的線條一路擼下去，《戀曲三重奏》和《陪讀爹娘》應該是這本集子中最早的作品，在它們身上依稀還能看得出留學生和新移民的身分轉換過程中留下的印記。兩部小說只相隔一年，雖然故事情節相差極大，前者講述的是一位被富商安置於加拿大以換取移民身分的中年女子的情感經歷，後者是關於兩位陪子女來多倫多讀書的老人家的惺惺相惜，但兩部小說卻共享著一個極為鮮明的主題：孤獨。無論是《戀曲三重奏》中的王曉楠，還是《陪讀爹娘》中的項媽媽，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感情世界的孤獨，還有失去熟悉的社會文化背景、身處異鄉的孤獨。
 

對《戀曲三重奏》裡的王曉楠來說，張敏是她的初戀，是激情和青春相撞時迸發的璀璨煙火。煙火是美麗但卻瞬間即逝的，除了死亡，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將其定格。失去了張敏之後，王曉楠的翅膀折了，從天空墜落，而許韶峰是她落下時腳尖碰觸到的第一片地。她順理成章地投靠了許韶峰。他們大概也是相愛過的，只是對兩個各有私心的都市男女來說，那樣的愛是不夠讓他們拿來抵擋大千世界的欲望和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