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拋棄了的．女人

導讀

寂寞的聖女
林水福

一

遠藤周作的長篇小說，如《沉默》、《武士》、《醜聞》、《深河》等屬純文學系列；而《我．拋棄了的．女人》則屬大眾文學系列。

一九五九年於《朝日新聞》連載的《傻瓜先生》，是遠藤自一九五五年得芥川獎之後的第一部大眾文學長篇小說。一九六○年年底，遠藤自「東大傳研醫院」轉「慶應醫院」；在《河北新報》等連載〈絲瓜君〉。

一九六一年，遠藤的肺部動了三次大手術，數度徘徊於鬼門關口。

一九六二年，大患初癒，當年僅發表少數幾篇隨筆。

而，一九六三年在《主婦之友》連載的就是這本《我．拋棄了的．女人》。

《傻瓜先生》、〈絲瓜君〉和《我．拋棄了的．女人》都是遠藤周作一系列的大眾小說。尤其《我．拋棄了的．女人》是遠藤大病初癒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對他本人而言具有「歷史性」意義。筆者曾當面請教他，自己的作品當中，最喜歡哪一部？他毫不猶豫地說：最喜歡《我．拋棄了的．女人》和《傻瓜先生》。當時我有點意外，為什麼不是代表作《沉默》？也不是自認為寫作技巧比《沉默》更臻圓熟的《武士》呢？或者是那一部別創風格，著力於探討隱藏在潛意識中的「另一個自己」的《醜聞》呢？

然而，等到我讀了《我．拋棄了的．女人》之後，深受感動，多少能了解遠藤為什麼會那樣喜歡它，這也是我翻譯它的主要動機之一。

二

一談到大眾文學作品，喜歡純文學的讀者，或許會認為那只是用來打發時間的娛樂性東西，或許提不起精神仔細閱讀；相反地，大眾文學的讀者，也往往對主題嚴肅的純文學作品，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事實上，一流作家無論是純文學作品或大眾文學作品，必有他想追求的、探討的「共通主題」；因此，讀者如果單純以純文學或大眾文學決定閱讀與否，往往會與好作品失之交臂。

即以大文豪夏目漱石而言，他的《心》和《明暗》、《行人》以及《彼岸過迄》等名小說，都是在報紙連載的小說；其中《彼岸過迄》更是為與文學無直接關係的人而寫的，然而無損於作品的文學價值。

遠藤在〈談報紙的連載小說〉對於報紙連載的大眾小說有其獨特的看法。他說：

報紙的連載小說在法國稱為 le roman jounal，亦稍含輕視之意，然而在這兒我要賦予它更積極的意義。現代作家心中經常存在著能寫出如小仲馬的《三劍客》或雨果的《悲慘世界》等看來像小說的小說之願望。純文學作品，常會意識到評論家會有什麼反應，因此反而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在報紙的連載小說中實現理想。

從這一段話，我們清楚了解到：遠藤希望在報紙連載小說，實現純文學作品無法實現的「理想」；因此，他的大眾小說非但不是朝著通俗的方向後退，反而是更積極嘗試不同風格的「創作」。

三

遠藤是由評論轉為創作的小說家。一九四七年第一篇評論〈諸神與神〉，發表於堀辰雄主辦的《四季》雜誌，當時二十四歲的遠藤是慶應大學法文系學生。緊接著在《高原》雜誌發表〈堀辰雄論備忘錄〉；在《三田文學》發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以天主教文藝批評家，受文壇和學界矚目。一九五○年，以天主教留學生身分留學法國；入里昂大學，研究法國天主教作家如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卡繆（Albert Camus），英國作家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等的小說技巧。

自法返日的第二年，即一九五四年，遠藤在《三田文學》發表短篇小說〈到雅典〉，這是他由評論轉為小說創作的開始；翌年五月，發表於《近代文學》的《白色人種》，獲第三十三屆芥川獎，時年三十二。從以上遠藤從評論轉為創作到獲芥川獎為止的簡歷，讀者或許已經注意到遠藤跟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遠藤的天主教作家身分。在天主教傳統時日尚淺的日本風土，遠藤面對的是文學與宗教的矛盾和對立。遠藤在《黃色人種》、《海與毒藥》以及《留學》、《沉默》等作品，一再探討一神論與泛神論之間的對立和相剋等問題。

遠藤在〈我的文學〉中說：

把天主教的象徵傳達給非教徒，是我到目前為止，也是現在和今後自己的最大課題。當我在新宿、澀谷，或者是五反田等地方，看到擁擠的建築物和熙熙攘攘的過往行人時，經常會有一個念頭浮現上來，那就是：「在我的世界中」應如何描寫這種現象呢？新宿、澀谷和五反田的風景是純日本的，那兒毫無天主教的氣息；不！在哪兒都找不到可以證明神存在的地方。豎立在我眼前的電線桿是電線桿，建築物仍然是建築物；可是，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話，那麼不應該只是存在於葛林所描繪的倫敦的裡巷，或者是莫里亞克描繪的蘭德的風景；也應該在看來和神沒什麼關係的新宿或澀谷的街頭，可以找得到呀！

遠藤在《我．拋棄了的．女人》巧妙地把宗教融合在一起；我個人也認為他充分傳達了基督的「訊息」。

然而，基督的「象徵」或「訊息」，更明確地說到底是什麼呢？我認為那就是愛。也就是已逝的武田友壽教授所稱的「命運的相關連」。小說中，遠藤安排兩個場面，藉由女主角森田蜜傳達基督的愛。

其一是：蜜的同事田口先生的妻子在發薪日到工廠來，向丈夫要錢；然而，田口先生的大半薪水已花在打牌和喝酒，因此田口太太連第二天大兒子要繳給學校三個月的伙食費也要不到。這時蜜的口袋正好有一千圓，那是她辛辛苦苦加夜班才賺到的——準備要給男朋友吉岡努買襪子和為自己買件羊毛衫的錢。蜜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女孩，當她第一次和男主角吉岡努約會時，拒絕和他進入旅館；可是當她聽到吉岡努說曾患過小兒麻痺症，腳有點跛因此一直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睞，感到很寂寞之類的話之後，就覺得他好可憐，為了安慰他不惜獻出了自己的貞操。而當她看到田中太太面臨這種窘境，心一橫不管這麼多了，準備按原訂計畫買襪子和羊毛衫，可是，作品中緊接著出現的場面是：

風把灰塵吹入蜜的眼裡，吹過蜜的心田，也帶來了另一種聲音。那是：嬰兒的哭聲，男孩纏人的聲音，媽媽斥責男孩的聲音；和吉岡去的澀谷的旅館，潮濕的棉被以及斜坡上無精打采的女人。雨。有一張疲倦的臉，一直悲傷地注視著這些人的人生，對蜜輕聲說：

（喂！妳能不能回頭？……用妳身上的錢，去幫助那個小孩和他媽媽吧！）

（可是，）蜜拚命地抗拒那聲音。（可是，這是我每天晚上辛苦工作的酬勞，是我拚命工作才得到的。）

（我知道呀！〉那聲音悲傷地說。（知道妳是多麼希望擁有羊毛衫，也知道妳是多麼拚命地工作，這些我都非常了解。所以我才拜託妳，希望妳能把準備用來買羊毛衫的一千圓，拿來幫助那個孩子和媽媽呀！）（討厭哪！這應該是田口先生的責任呀！）（可是，還有比責任更重要的東西呀！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把自己的悲傷和別人的悲傷連結在一起，我的十字架是因此才有的。）

蜜不太了解最後那句話的意義。不過，在寒風吹拂中，小孩嘴角那凸出的紅腫物，使她感到心痛。要是有人不幸，她都會感到悲傷；地上有人難過，她也同樣會悲傷……。

蜜最後聽從「疲倦的臉」的話，放棄替吉岡努買襪子和為自己買羊毛衫的「夢」，把辛苦賺來的一千圓，給了田口太太——這就是蜜的愛，也就是「把別人的悲傷當成自己的悲傷」的具體表現。

其二是：小說的最後一章，山形修女給吉岡努信中談到蜜的部分：

我剛剛說了些自大的話：愛德不是對悲慘的人所產生的臨時性感傷或憐憫，是需要忍耐和努力的行為。而阿蜜對於痛苦的人，根本不需要像我們那樣的努力和忍耐，馬上就可以和對方同甘共苦；不！我並不是說阿蜜的愛德行為中沒有努力或忍耐，而是說她在愛德的行為上，絲毫看不出有做作的痕跡。

這裡強調的是蜜的「愛德行為」，根本思想即〈瑪竇福音〉的「愛近汝者如愛己」的《聖經》思想；山形修女眼中，蜜在痲瘋醫院工作就是愛德的行為。

蜜被大學醫院誤診為痲瘋病，因此住進山形修女工作的痲瘋醫院。過了一星期與世隔離的日子之後，才發現是誤診，於是收拾簡單行李走出醫院；但她發現「到哪裡……結果都一樣」，於是又回到醫院，開始照顧痲瘋病患。蜜回到痲瘋醫院後，準備去找加納妙子時的情景是：

蜜飛快地跑出會客室。穿過病房與病房間的中庭，沿著雜樹林邊緣的傾斜地，就可以到田裡。

幾道夕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