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

前言

文／陳芳明

　　「東亞」觀念的建構，是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力量的擴張而逐步成形。在20世紀之初，基本上都是使用「亞洲」或「大亞細亞主義」來稱呼。確切而言，亞洲與大亞細亞是屬於地理上的觀念，必須等到「東亞」一詞誕生之後，才開始產生政治權力的暗示。這種命名日益鮮明，尤其是日本軍閥的西進政策與南進政策確立之後，東亞開始有了清楚的指涉。最初東亞的地理範圍，包括日本、朝鮮、滿洲、中國、台灣等地。直到1937年日本侵華行動正式開展，「大東亞」的稱號更具有膨脹的意義。因此，東亞是日本的帝國想像，也是日本軍閥企圖建立亞洲霸權的目標。如果所有的東亞國家都統合在帝國力量之下，日本在全球的範圍內，就可以跟西方霸權分庭抗禮。

　　在被侵略國家的知識分子思維裡，東亞始終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畢竟在語言、文化上，並未有相通之處。由於氣候與地理位置的差異，也決定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觀。日本企圖運用戰爭手段把文化相當分歧的地域統合起來，終於不能不創造東亞一詞。為了有助於侵略行動的持續，日本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建構中國歷史的論述。他們提出「征服王朝」一詞，把歷史上所有侵略漢人王朝的外族排列成為系譜；上至北魏開始，下至清朝為止，都在這個行列裡。在這種論述的基礎上，做為阿爾泰語系重要成員的日本，也企圖參加這個行列。至少日本人與朝鮮、滿州、女真、契丹，都是屬於阿爾泰語系，從而可以套用征服王朝的歷史論述。東亞的命名，當然也強烈富有征服的意味。

　　藉由戰爭的進行，權力的支配，文化的控制，日本帝國主義者成功地壟斷了東亞的詮釋權，即使在戰敗之後，有關東亞的任何解釋仍然繼續由日本學術界來操控。但是，進入1980年代以後，東亞的政治經濟開始產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在1980年代以後，台灣與韓國經歷了民主政治的轉型，學術風氣也跟著開放，因此所有的歷史論述也到達一個需要重新解釋的階段。如果東亞一詞可以繼續沿用的話，就不能由日本學界單方面來賦予定義。台灣與韓國在朝向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的進一步歷程，顯然也開始回頭重新檢討過去的歷史論述。在東亞這個政治場域，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兩個國家，也開始要奪回自主的發言權。東亞，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化風氣席捲之下，開始注入新的觀念與新的詮釋。

　　台灣與韓國，在現代的歷史進程上都承擔了極為相近的政治命運。戰前，同樣都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戰後，也同樣是屬於美國的反共基地。兩個國家都扮演著帝國權力支配的樞紐角色，因此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上，都同樣帶有強烈的悲情色彩。兩個國家在1960年代以後，同時朝向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前進。全球化的浪潮襲來之後，兩個國家也開始焦慮地思考文化主體性的問題。到底台灣與韓國是屬於後現代還是後殖民，這樣的問題迫切地拷問兩地的知識分子。

　　高度資本主義發展與高度民主改革擴張，縱然在台韓兩國日益鮮明，卻不意味歷史記憶從此可以淡忘。站在東亞的立場，不能不思考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力量。過去資本主義的侵蝕，幾乎都是伴隨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而到來。如今，文化強權則是伴隨著所謂後現代文化，對殖民地前身進行著不懈的挑戰。因此，在最開放的年代，最自由的環境，反而必須對過去歷史所犯的錯誤，保持高度警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與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學術研討會，便是在這種嚴肅的思考基礎上召開。這個會議有其豐富的暗示，一方面可以顯示台韓兩國學者開始在殖民地議題上展開對話，一方面也有意在東亞的解釋權上奪回自主權。不僅如此，對殖民地歷史的重新思考，是為了尋求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如何把他們的受害經驗轉化成為今日的受惠遺產，才是這場會議的最高期待。有第一次的會議，就會開啟以後無窮的對話。至少「東亞」的概念不再是具有強烈的帝國意涵，它已經開放成為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