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煙性別文學三部曲：失聲畫眉、扮裝畫眉、竹雞與阿秋

序
女人們的江湖

自26歲青春芳華之際，以《失聲畫眉》獲得自立報系百萬小說獎以來，人生倥傯，韶光飛逝，倏忽竟已將至耳順之齡，回顧自己此生境遇，所吃的苦頭，承受的磨難，多半來自自己任性叛逆的抉擇，卻也無怨無悔，因為走過的路都是經驗，受過的苦難都是創作的養分，從一塊隨波逐流的普通鵝卵石，經過歲月的打磨，也能泛出光滑溫潤的質感。

當初擔任《失聲畫眉》決選評審的施淑女老師，評語認為《失聲畫眉》這部十萬字小說就像一幅「樸拙真實的年畫」，我很清楚作品之所以得獎，是因為特殊題材與作者親身經歷的真實性，對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女孩而言，自知腹笥甚窘，內心難免惴惴不安，索性選擇與不被看好的愛人結婚生子，為愛犧牲一切，整整十七年沒有文學創作，直到2007年以《竹雞與阿秋》獲得高雄打狗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2008年以《失聲畫眉》的續集《扮裝畫眉》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算是復出文壇，卻仍以相夫教子為生活重心，後來幫媳婦做月子時無心插柳，連續出版了三本飲食文學書，以料理說人生故事，記錄逐漸失傳的鄉土古早味。

老輩人常掛在嘴上說的一句話「落土時八字命」，年輕的時候難免狂妄，覺得只要努力去追求終能達到目標，人生四季進入秋冬，滿眼盡是蕭索，才發現一路走來並未照著自己原先的規劃，而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引，偏離到上天早已安排好的路徑，我想那就是所謂的天命。我從小就對野台戲班著迷，立志要去當歌仔戲小生，高工畢業便離家出走跟隨戲班流浪，才半年就戲子夢碎。從小愛看小說，總被大人叨唸「看兮小說仔無路用」，卻一生靠文學安身立命，如果不是戲班那半年的經歷，我於文學界應該只是過客。

我的個性很俠女，很雞婆，愛管閒事，無法過那種單純讀書寫作的生活，我喜歡在江湖走闖，結交許多好友，說風是風，說雨是雨的去做我想做的事，用生命經歷去創作。如同《扮裝畫眉》裡的豆油哥，不忍女友受家人責難，親自幫她找對象，把她托付給一個可靠的男人，獨自承受與女友離別的痛苦；如《竹雞與阿秋》裡的妓女阿秋，不只替流落他鄉的竹雞收屍，還一輩子信守幫她匯錢回老家的承諾，就算只是身份卑微的小人物，也有高貴的情操，這就是我筆下女人們的江湖，有情有義的世界，希望大家會喜歡。

鄉土的前衛之聲：
凌煙筆下的（女）同志／跨性別文學經典
曾秀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欣聞絕版許久的凌煙經典三書要重新上市，作為和凌煙以書相識、以茶相會，以論文相知相惜，還去過她家大宅院叨擾過數回合的我，不禁為她、更為台灣的文學界，尤其是同志文學領域感到高興。

多年來上課，我總會提到凌煙的第一本、也是全台灣第一部百萬小說獎作品《失聲畫眉》（1990）；也總會想起比《失聲畫眉》還早出版的同志經典《孽子》（1983），至今仍被不斷閱讀傳頌著，但《失聲畫眉》卻已幾乎被遺忘。邱貴芬教授曾獨具慧眼的指出《失聲畫眉》挑戰了許多禁忌，在看似最傳統的戲班中，置入了反抗父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女同情慾，以女性觀點對當代的國族、鄉土論述提出批判，卻也因為諸多原因而受到壓抑。所謂經典、典律的形成，無非是由代代相傳的文學史、評論、教學所建構，而在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將《失聲畫眉》寫入文學史之前，我認為凌煙的三本同志／跨性別重要著作，無疑是被低估了。藉由文學史的書寫，加上這三本書的重新出版，我們得以重新檢視凌煙寫作的重要性與時代意義，與被遺忘的歷史記憶與本土酷兒身影。

目前的台灣同志論述大多以解嚴作為分界，我認為台灣雖在1987年解嚴，但當時社會上對於同志並不友善，甚至是相當恐同、也避諱談「性」的，許多「恐同」、「忌性」的事情在20世紀前後層出不窮；2018年同志公投的挫敗，都在在證明了台灣雖然有進步，卻非想像中的友善，其實到處都可能藏有歧視。而凌煙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打破歧視之門，為了同志／跨性別發聲，帶我們看到黑暗裡的掙扎與光亮，試圖刻畫鄉土底層人物與同志、跨性別的身影，讓我們看到他們的愛與掙扎。

凌煙的《失聲畫眉》是台灣第一部鄉土女同志小說，描寫沒落的歌仔戲班文化，以及戲班中的女同志戀情。這本書當年曾熱賣好幾版、數十刷，1992年更被江浪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但不論原著或電影，在1990年代初期出現時，一方面引發不少爭議，另一方面卻也在多年後幾乎被遺忘，頗有生不逢時之嘆。我認為這種多重失聲的困境不只跟作品中的同志有關，更與女性處境、台灣鄉土的沒落與台灣的國際處境、地緣政治相關。換言之，鄉土女同志在性別、性傾向、地域、階級上的多重弱勢處境，與台灣的鄉土、國族、國際政治交織，構成了《失聲畫眉》這部作品在1990年代的命運。

若我們重新檢視《失聲畫眉》的小說與電影，其中蘊含了可貴的鄉土酷兒精神與對家國的批判。在《失聲畫眉》之前，並非沒有女同志小說，但其刻畫女同志的愛慾方式多較為含蓄，而《失聲畫眉》種種不含蓄的女女情慾書寫方式，引發了本土社會極大的恐慌，那是在台灣同運蓬勃發展之前，也是在《鱷魚手記》（1994）之前、在陳雪的《惡女書》（1995）發表之前。《失聲畫眉》以寫實手法、前衛的精神，揭開台灣社會與戲班文化當時還無法言說的秘密，表現了女同志的性主體、能動性，破除女同性戀「有愛無性」等去性化的迷思，同時也批判了主流社會所崇尚的陽具中心主義。

《失聲畫眉》如此凸顯鄉土女同志的存在，一方面挑動了主流社會敏感的神經，另一方面也牽動了本土人士對於台灣鄉土／國族的隱形焦慮──亦即「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之雙重焦慮。歌仔戲文化雖不如過去的黃金時代，但在台灣意識興起、本土化的過程中，取得代表台灣文化的象徵地位。因而，「歌仔戲─鄉土─台灣國族」變成了一連串「想像共同體」的修辭與連結。只是在當時的思維中，同志並不被包括在這個「想像共同體」之中，因此，《失聲畫眉》（女）同志的再現，就變成鄉土式微、台灣國族焦慮下的代罪羔羊，引發「『本土性』政治」與「本土『性政治』」的交鋒。而在這樣的脈絡中，鄉土底層女同志也當年雖試圖發聲／現身，卻也被再次壓抑而失聲、被遺忘。因而重新挖掘《失聲畫眉》中的鄉土女同志如何被抹除的形跡結構是重要的，此次玉山社能重新出版凌煙著作的魄力，讓我們能夠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還給這部早期女同志作品一個應有的定位，並讓它與更多讀者相遇、參與，再創新的文化花火。

而凌煙榮獲2007年打狗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的《竹雞與阿秋》與隔年出版的《扮裝畫眉》誕生於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已如火如荼之際，但這兩本小說以戲臺上和生活中的扮裝介入鄉土敘事，不僅延續了《失聲畫眉》的寫作風格，在鄉土文學中獨樹一格，亦迥異於以都會場景所開展的酷兒小說，提供了不同的南部觀點與底層觀照。

《竹雞與阿秋》以扮裝來展演從性別到情欲的流動，並演繹出另類的「男性啟蒙」。而兩部小說都經由戲班演出的生活形態、及異鄉人對家／鄉的追憶和現下生活的互動與省思，小說置疑了「戲班／旅館／家／鄉」相互間的定義，也打破了城／鄉、海／陸、進步／落後等空間上和時間上的二元對立，時空界線的突破和性別情欲的流動相互呼應，開展鄉土想像更多元豐富的可能性。

而在肯定鄉土酷兒的多樣性與異質性之際，凌煙小說並未浪漫化同志、跨性別底層人物的越界行動，而是正視他們在現實條件與物質基礎上的差異和困境，其對鄉土酷兒的深層挖掘，同時拓展了鄉土小說與酷兒文學的新視野，值得新時代的讀者細細咀嚼其性別與階級的反思，以及人物間深厚的情意／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