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

代跋　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

二○二四仲夏，我把這本詩集《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的稿子交給寶瓶文化。距離我在二○○四年所發行的第一本詩集《青春期》，就這麼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是怎樣的時間，運作在你我生活當中的把戲，又是怎樣一回事呢？當時並沒有想得太多，甚至不可能預測到，後來的二十年，我便成為了一個大人了談了幾場戀愛了，生活當中必須錨定的東西都差不多立定在他們所必被安放之處的年紀了。
《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稿子交出。距離第一本詩集，二十年了。
那是二○○四年的夏秋之交，我決定給自己的二十歲生日一份有意義的生日禮物。便把自高中以來寫作的所有詩作整了一整，集結為我的第一本詩集《青春期》，發行日押在二○○四年的十一、十二月，算是在二○○五年二十歲生日前夕的一個，紀錄吧。
而後時間過去，我寫著。
我繼續寫詩。我寫著那些與政治相關的──控訴的，愛情受政治衝擊灼傷的，分心的。不可名狀的。而我們依然愛著。讀詩的人，都依然心中有熾熱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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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十年前。而二十年是怎樣的長度呢？
我記得，某次我和老爺在香港中環水岸邊散步的時候，老爺靜靜地說，「這裡，你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兩十年前依然是海。」他講的是「兩十」。那港腔的中文。而他的語言，十多年來，也成為我的語言，那些有意無意的倒裝，那些直接挪用粵語的詞彙，我的港腔，我的英文，那些被老爺戲稱「你在台灣跟計程車司機講話不要怪腔怪調假裝你是香港人」的一切，時間過去成為我的全部。
時間是奇妙的把戲。小時候，認識一個人，相識了一年，多麼久，好像永遠。小時候，與另一個人分開了一整年，一年，多麼久，好像永遠。
但時至此刻，這個時候的一年，說起來何其短，何其迅捷，一個眨眼，幾頓晚餐，也就過了。一年，不過一個四季。不過一次溽暑。一次寒冬。
一年既沒有特別長，自然，就顯得很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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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錄記二十年的時間？其實也不過就是從大學畢業了，念完研究所寫完了篇論文。接著，折返跑一般待過了兩間公司，期間則出了幾本書。
工作上的同業時不時會問我──毓嘉，大家都說你是作家，你出過幾本書呀？老實說，每次，我都得捏出手指，詩集，詩集，散文，詩集，散文，詩集，散文，詩集，散文。九本。他們會笑著說，你竟然不記得自己出過幾本書！
我會回說，你會記得自己一輩子寫過了幾則新聞嗎？
然後，竟然就走到了這裡。
我把詩集《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的稿子，寄給了寶瓶文化，再傳了一封臉書訊息給社長亞君，嘻嘻一笑說，「明天上班你就可以收到書稿了。」從我商業出版的第一本書《嬰兒宇宙》，亞君總是給我全部的信任，全部的理解。
她知道，作為一個作者論中的作者，我就是我自己世界的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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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這樣……二○一四年底出版詩集《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的時候，那次的新書發表會正值我三十歲生日前夕。
那次的活動自然而然叫做「三十而麗」。
諧音梗。沒辦法，誰叫我是個貨真價實的台灣人。
直到《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出版的時候，我就要邁向四十歲了。我真的覺得誰說四十歲對人生就可以沒有疑惑了？我真的很想叫他給我從世界的另一端給我站起來跟我對質。
「四十不獲。」沒什麼錢，有一個男友。有一份工。
「四十不禍。」也滿好的，上班事情做完了就不搗亂，靜靜離開辦公室當你的薪水小偷。
「四十不鑊。」四十歲的人若不會煮飯的就都叫外賣就好了……
你是哪一種四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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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至二○二二年底，我們台灣的記憶幾乎被Covid-19一掃而空。我從生活的罅隙當中爬了出來，坐進小小的紅色轎車，我環島。我想去山上。我想去海邊。我想要去，那些在Google Maps瀏覽過幾次，標記了「想去的地方」許久許久，而未能抵達的場所……所以我開車。
去哪裡，都這麼近啊。山那麼近。而下去不遠處，就是海了。台灣那麼小，又如此廣袤。我們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就相會，就擁抱，就哭泣，就理解，就分離。
可是，為什麼，台灣這麼一個小小的島嶼……每個人的心，距離得那樣遠？
「詩能夠做什麼嗎？」二十年前的我大概會這麼想吧。但二十年後的我，不再這麼說了。我就是寫詩──把崇德寫成了給自己與世界的情詩，把綠島為所有政治犯的靈魂演奏一首鎮魂的音樂，把太魯閣的巍峨山勢用以諷喻政治，將所有日常的快樂，寄託在一座平日並沒有多少人停留進出站的工業軌道站永樂……
我是在追求什麼呢？
我常常望文生義，讀了歷史，讀了政治。跟隨著經濟情勢跌宕的踉蹌，至大而至小，像風櫃洞中寫每一個非主流性取向的人們，在海的召喚在天空的召喚當中，「終於能夠做你自己的路開展了，而你願不願意就這麼走下去」的猶豫與瀟灑。
詩是這樣。我還在想。還在寫著。總之，二○二四年底，《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出版了，也依然希望各位舊雨新知，會喜歡這本我來到四十歲前夕，放開來寫了的詩集。
這一切都是台灣的。是的。都關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