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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初版四十週年紀念：
《吉陵春秋》初版於1986年，為李永平窮十年心力，殫精積思，策劃撰寫的一本小說集，四十年後重新製作紀念，再現其所言：
「風格意境更能夠保持中國白話特有的簡潔、亮麗，以及那種活潑明快的節奏和氣韻、令人低迴無限的風情。」
全書分四卷，為「白衣」、「空門」、「天荒」、「花雨」，每卷三篇，組為一部十二環節的小說世界，自成天地，理念和情感互相貫串，允為藝術思維最完整的展現。其故事方位之背景規模，文字技巧之錘鍊，問題探討之深度，長年為文壇所注目。
卷一「白衣」第二篇〈日頭雨〉獲1979年《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第一獎，全書則為《亞洲週刊》於1999年選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吉陵春秋》的語言最具特色，作者顯然有意洗盡西化之病，創造一種清純的文體，而成為風格獨具的文體家……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而有變化。對話極少，卻不失口語的流利自然。」
—— 余光中
《吉陵春秋》初版於1986年，為李永平窮十年心力，殫精積思，策劃撰寫的一本小說集，四十年後重新製作紀念，再現其所言：
「風格意境更能夠保持中國白話特有的簡潔、亮麗，以及那種活潑明快的節奏和氣韻、令人低迴無限的風情。」
全書分四卷，為「白衣」、「空門」、「天荒」、「花雨」，每卷三篇，組為一部十二環節的小說世界，自成天地，理念和情感互相貫串，允為藝術思維最完整的展現。其故事方位之背景規模，文字技巧之錘鍊，問題探討之深度，長年為文壇所注目。
卷一「白衣」第二篇〈日頭雨〉獲1979年《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第一獎，全書則為《亞洲週刊》於1999年選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吉陵春秋》的語言最具特色，作者顯然有意洗盡西化之病，創造一種清純的文體，而成為風格獨具的文體家……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而有變化。對話極少，卻不失口語的流利自然。」
—— 余光中
目錄
目 次
原稿手跡
十二瓣的觀音蓮（余光中）
二版自序
卷一 白衣
萬福巷裏
日頭雨
赤天謠
卷二 空門
人世風情
燈
十一這個娘
卷三 天荒
蛇讎
好一片春雨
荒城之夜
卷四 花雨
大水
思念
滿天花雨
三版校訂說明
原稿手跡
十二瓣的觀音蓮（余光中）
二版自序
卷一 白衣
萬福巷裏
日頭雨
赤天謠
卷二 空門
人世風情
燈
十一這個娘
卷三 天荒
蛇讎
好一片春雨
荒城之夜
卷四 花雨
大水
思念
滿天花雨
三版校訂說明
序／導讀
十二瓣的觀音蓮 余光中
──我讀《吉陵春秋》
在八十年代的臺灣小說裏，《吉陵春秋》是一個異數。這本小說的時空座標不很明確，也許是故意如此。長笙事件發生的時候，軍閥剛走，鐵路初通，鎮上已有耶穌教堂和外國神父，可以推想該是民國初年，也許就是《邊城》那樣的二十年代。但是從頭到尾，幾乎沒有述及什麼時事，所以也難推斷。在空間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曖昧其詞。就地理、氣候、社會背景、人物對話等項而言，很難斷言這小鎮是在江南或是華北。對話裏面雖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雖然也有騾車，但是從第四頁的「正趕著南貨大批北銷，紅椒行情，一日三漲」*等語看來，卻又似乎在講江南。
*編按：所指頁數及文字為初版，本版（三版）改在二十九頁，文字經作者修訂為「山中的土產大批外銷，
紅椒行情一日三漲」。
李永平生於東馬的沙勞越，二十歲來臺灣讀臺大外文系，畢業後留系擔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國後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學教書。他對中國大陸的村鎮，並無切身的體驗，所以也不便經營鄉土的寫實。朱炎說吉陵鎮是華南、臺灣、南洋三地的綜合體，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書中從來不見馬來人和椰樹，而人物的對話也和臺語無關，所以就從虛構的立場說來，這本小說只宜發生在中國大陸。
其實這件事根本不用我們來操心，因為李永平原就無意追求所謂的寫實主義。吉陵鎮的存在不靠地圖與報紙，只能向中國的社會風俗與文化傳統去印證。書中的人物只在吉陵鎮與坳子口之間過日子，附近有什麼大城，我們無由得知。在「現實」的意義上，這是一個絕緣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領域，《吉陵春秋》卻探入我國舊小說中所呈現的底層文化，去觀照頗為原始的人性。
喜歡追蹤故事的讀者，看了《吉陵春秋》恐怕會相當失望。本書的氣氛強烈，場景生動，但情節並不曲折入勝。全書的主要線索是長笙的被辱，劉老實的復仇，和鎮民蠢蠢不安的罪惡感。長笙是不幸家庭的遺孤，大難不死，卻無後福。她嫁給了萬福巷裏棺材店的老闆劉老實，四鄰都是嫖客進出娼婦倚門的妓院，因此劉老實十分擔心，她也深居簡出，絕少與人搭訕。長笙肌膚白潔，出門也是一身素底碎花的衫褲，妓女在背後都說劉老實是「一條黑炭頭，趴在她身上」。六月十九日，觀音節慶的神轎遊行到萬福巷來，滿街妓女都燒香跪拜。忙亂之中，鎮上的大流氓孫四房乘著酒興把長笙強姦了。長笙上吊自殺，孫四房被捕入獄，劉老實發了狂，提了菜刀殺掉孫四房的相好妓女春紅，再殺孫四嫂，然後向官方自首。後來報載劉老實越獄，吉陵鎮上便謠傳他要回來復仇，因為當日長笙的被辱還牽涉幾個幫兇的小潑皮。風聲鶴唳的吉陵鎮上，人人疑神疑鬼，說是長笙的冤魂白晝作祟，復仇者坐在苦楝樹下等人。
除了這條主線之外，書中還有不少引申出來的支線，例如卷二「空門」述秦家的寡婦，卷三「天荒」述蕭家的三代，卷四「花雨」則引入魯氏婆媳。繁多的線索之間往往牽葛交藤，互為主客，並無明確的交代。《吉陵春秋》這本書共分四卷十二篇作品，其間的關係忽隱忽現，若斷若續，榫頭相接，令人狐疑之餘，難以決定，這究竟是一部長篇小說呢還是十二個短篇。舉個例子，卷一的小樂、卷二的十一小子、卷三裏劫走秋棠的少年，卷四裏燕娘的丈夫，這四個角色都是同一個人嗎？果真如此，為什麼不用同一個名字呢？又例如秋棠，先後出現卷一、卷三、卷四裏；在卷一裏她已成娼妓，但在卷三的〈好一片春雨〉裏，她卻還是天真無邪的小女孩，時序令人難以捉摸。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裏使用的敘述手法，不是直線的進行，而是反彈與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對前面的幾篇都有所補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裏，今昔的交替也相當頻仍，在時間上不斷反彈，頗能產生張力與立體感。例如〈日頭雨〉一篇對前面的〈萬福巷裏〉便補充了許多，〈萬福巷裏〉某些一筆帶過的遠距離鏡頭，到了〈日頭雨〉裏就成了較長的近距離寫照。〈日頭雨〉本身在今昔之間也一再反覆，達六次之多。這種手法，交疊之中寓有發展，似曾相識而推陳出新，有點像音樂裏的變奏（variations upon a theme），確能使人反覆回味。
作者在營造氣氛與懸宕上面，頗下工夫，每將一般小說需要解決的問題懸而不決。例如〈萬福巷裏〉長笙受辱，在緊要關頭作者卻把鏡頭突然移開，轉對迎接觀音神轎的群眾場面，讀者要等到下一篇〈日頭雨〉才能重見那緊要關頭。又例如〈好一片春雨〉裏，天真可愛的秋棠落入陌生少年的手中，剛發現五阿姐遇害而自身也難保，讀者正在驚愕之際，小說竟戛然而止。一直要等到〈大水〉裏，她才似乎出現了一瞥。作者說得愈直，讀者就想得愈少。作者愈暗示，讀者愈苦追。最為論評家稱道的是〈日頭雨〉中故佈疑陣讓小樂面對復仇者的一幕，劍拔弩張，眼看著就要像西部片中雙雄的對決。高潮並未得洩，因為小樂和那人照了面後，非但沒有決鬥，甚至也未揭開那人的身分。李永平之志不在暢說故事，而在探索內心的真相。那人是誰，並不重要，因為他只是良心的陰影，誰能跟「它」去決鬥呢？
《吉陵春秋》的另一特色，是敘事含蓄，事件到了高潮反而筆精墨簡，只用中距離或者遠距離的鏡頭來捕捉印象。每次發生一件事，事先的懸宕和事後的回味往往倍於敘事的本身。這種藝術之所以取勝，不在《史記》那樣的敘事生動，而在詩的情緒飽滿。李永平的作品自有其戲劇性，但其佳妙往往不在動作，而在姿勢，令人想起西方舞臺的真人畫（tableau）。性與暴力的高潮，例如長笙被姦，劉老實殺人等等，在他作品裏都不加鋪陳。比起劉老實殺人場面的簡述來，小樂屠狗的那一段鋪張得多了。
性與暴力原是罪惡的兩個要素，也是人性中包含的獸性。這兩件事在西方文化裏比在中國文化裏表現得坦露多了。英國的古民謠裏充溢性與暴力，但中國的詩經裏這些就淡得多了，性愛還有一些，暴力就幾乎不見。英國古民謠以敘事為主，中國的則多抒情。這種差別也許可以解釋，何以李永平在處理這些事上抒情多於敘事，而且著墨較淡。
吉陵鎮是一個罪惡之城。中國底層文化的道德傳統置淫於萬惡之首，萬福巷的妓院正是萬惡之淵。劉老實的棺材店偏偏開在妓院的中間，像是死亡對生命之大慾的嘲弄。劉老實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勢，與嫖客的姿勢互為蒙太奇。他的年輕妻子長笙，白嫩的身軀裹著白衣，在這萬惡之巷裏成為污泥中的白蓮，卻逃不過被染的命運。強姦，正是暴力施之於性的罪惡，吉陵鎮的罪惡以此為焦點。這件事竟然發生在觀音生辰的慶典，實在是神人不容，尤其因為長笙的形象與觀音暗暗疊合。郁老道士的自戕，眾妓女的自甘被轎夫踐踏，都是贖罪的儀式。劉紹銘說《吉陵春秋》的故事是表現「男人的獸性與純良（女性）之脆弱無助」。純良的長笙在生前確是無助，但借了死亡之力她卻為自己的貞操復仇，成為強者。觀音假她之手來懲戒孫四房，並警告鎮民：孫四房竟然敢打棺材店老闆的主意，真是跟死亡開玩笑了。《吉陵春秋》實在是一本意象豐富對比無窮的小說，相信未來的評論家當會在這方面繼續探討。
如果〈日頭雨〉裏的小樂就是〈思念〉裏燕娘的丈夫，那麼，七八年後他終於向善了。燕娘在這本書的尾聲中出現，她的純真可愛令讀者對吉陵鎮的未來懷抱一點希望。從長笙到張葆葵，從張葆葵到秋棠，吉陵女人的遭遇是可悲的，然則燕娘的命運該會超越她們吧？可是正如中國的哲學是陰陽相生，純真的女性終於擺不開罪惡的黑影：長笙之於孫四房，張葆葵之於流言，秋棠之於路客，都是如此。燕娘雖然純真，她的四周也已危機重重，過去的罪惡，亦即舊社會所謂的「孽」，已經把黑影伸到她孩子的身上，使他夜夢不寧，無病而哭。燕娘甚至做了個惡夢，夢見她正懷著的第二胎孩子一生出來就給人抱走了。孩子，正是未來的象徵。燕娘的未來令人擔憂，慈航普渡的觀音果真能保佑她麼？
《吉陵春秋》的語言最具特色，作者顯然有意洗盡西化之病，創造一種清純的文體，而成為風格獨具的文體家。大體上他是成功了。消極的一面，李永平的句法已經擺脫了惡性西化常見的繁瑣、生硬、冗長，尤其是那些氾濫成災的高帽句和前置詞片語（prepositional phrase）。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而有變化。對話極少，卻不失口語的流利自然，是另一特色。他的語言成分裏罕見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藝腔，卻採用了不少舊小說的詞彙，使這本小說的世界自給自足地定位於中國傳統的下層社會。積極的一面，李永平描寫景物富於感性，敘事的時候更善於運用手和眼的動詞。且舉〈思念〉的第一段為例：
水聲響動，田田蓮葉盪出了一艘小船來。九月裏水藍的一片天，一塘水。
再引〈好一片春雨〉裏的一段：
秋棠一咬牙縮起脖子，把傘柄子夾到了肩窩底下，迎著大風，抬抬眼，
只見西邊那一片天湧起了一滾一滾彤雲。那光景，就像一張橫幅大青紙
上，給濃濃的，潑上了十來團殷紅。向晚的日頭，先前還是水紅水紅的
一團，才多久，就黯成了一抹瘀血似的紅。
這樣的文字在當代的小說裏，愈來愈少見了。李永平不愧是別有天地而風格獨具的小說家，值得我們注意。他早期的《拉子婦》曾見賞於顏元叔，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的〈日頭雨〉曾有朱炎的詳論，《吉陵春秋》裏的多篇作品也贏來劉紹銘的推崇，甚至拿來與張愛玲、白先勇相提並論。這三位學者和我，正如李永平自己一樣，都出身於臺大外文系，也許並非巧合。李永平的聲名不應該囿於這學院的一角；現在這十二篇作品終於合為一書出版，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廣大的讀者當可窺見《吉陵春秋》的全貌了。和時代相近的其他小說相比，這本書不像《邊城》那麼天真，也不像《春蠶》或《官官的補品》那樣著眼於階級意識；它把現實染上神話和傳說的色彩，變成了一個既繁複又單純、既醜陋又迷人的世界。秋棠與朱小七的兩小無猜有點像《邊城》裏的初戀，卻突變而為秋棠遇劫。貞潔與邪惡的對比令人戰慄，讀者的反應已近乎宗教情操，和《邊城》的田園牧歌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吉陵春秋》又為我們指證：不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等等的名詞及其背後的觀念，仍能為中國傳統的村鎮造像。李永平為當代的小說拓出了一片似真似幻的迷人空間。
七十五年元月於西子灣
──我讀《吉陵春秋》
在八十年代的臺灣小說裏，《吉陵春秋》是一個異數。這本小說的時空座標不很明確，也許是故意如此。長笙事件發生的時候，軍閥剛走，鐵路初通，鎮上已有耶穌教堂和外國神父，可以推想該是民國初年，也許就是《邊城》那樣的二十年代。但是從頭到尾，幾乎沒有述及什麼時事，所以也難推斷。在空間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曖昧其詞。就地理、氣候、社會背景、人物對話等項而言，很難斷言這小鎮是在江南或是華北。對話裏面雖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雖然也有騾車，但是從第四頁的「正趕著南貨大批北銷，紅椒行情，一日三漲」*等語看來，卻又似乎在講江南。
*編按：所指頁數及文字為初版，本版（三版）改在二十九頁，文字經作者修訂為「山中的土產大批外銷，
紅椒行情一日三漲」。
李永平生於東馬的沙勞越，二十歲來臺灣讀臺大外文系，畢業後留系擔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國後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學教書。他對中國大陸的村鎮，並無切身的體驗，所以也不便經營鄉土的寫實。朱炎說吉陵鎮是華南、臺灣、南洋三地的綜合體，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書中從來不見馬來人和椰樹，而人物的對話也和臺語無關，所以就從虛構的立場說來，這本小說只宜發生在中國大陸。
其實這件事根本不用我們來操心，因為李永平原就無意追求所謂的寫實主義。吉陵鎮的存在不靠地圖與報紙，只能向中國的社會風俗與文化傳統去印證。書中的人物只在吉陵鎮與坳子口之間過日子，附近有什麼大城，我們無由得知。在「現實」的意義上，這是一個絕緣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領域，《吉陵春秋》卻探入我國舊小說中所呈現的底層文化，去觀照頗為原始的人性。
喜歡追蹤故事的讀者，看了《吉陵春秋》恐怕會相當失望。本書的氣氛強烈，場景生動，但情節並不曲折入勝。全書的主要線索是長笙的被辱，劉老實的復仇，和鎮民蠢蠢不安的罪惡感。長笙是不幸家庭的遺孤，大難不死，卻無後福。她嫁給了萬福巷裏棺材店的老闆劉老實，四鄰都是嫖客進出娼婦倚門的妓院，因此劉老實十分擔心，她也深居簡出，絕少與人搭訕。長笙肌膚白潔，出門也是一身素底碎花的衫褲，妓女在背後都說劉老實是「一條黑炭頭，趴在她身上」。六月十九日，觀音節慶的神轎遊行到萬福巷來，滿街妓女都燒香跪拜。忙亂之中，鎮上的大流氓孫四房乘著酒興把長笙強姦了。長笙上吊自殺，孫四房被捕入獄，劉老實發了狂，提了菜刀殺掉孫四房的相好妓女春紅，再殺孫四嫂，然後向官方自首。後來報載劉老實越獄，吉陵鎮上便謠傳他要回來復仇，因為當日長笙的被辱還牽涉幾個幫兇的小潑皮。風聲鶴唳的吉陵鎮上，人人疑神疑鬼，說是長笙的冤魂白晝作祟，復仇者坐在苦楝樹下等人。
除了這條主線之外，書中還有不少引申出來的支線，例如卷二「空門」述秦家的寡婦，卷三「天荒」述蕭家的三代，卷四「花雨」則引入魯氏婆媳。繁多的線索之間往往牽葛交藤，互為主客，並無明確的交代。《吉陵春秋》這本書共分四卷十二篇作品，其間的關係忽隱忽現，若斷若續，榫頭相接，令人狐疑之餘，難以決定，這究竟是一部長篇小說呢還是十二個短篇。舉個例子，卷一的小樂、卷二的十一小子、卷三裏劫走秋棠的少年，卷四裏燕娘的丈夫，這四個角色都是同一個人嗎？果真如此，為什麼不用同一個名字呢？又例如秋棠，先後出現卷一、卷三、卷四裏；在卷一裏她已成娼妓，但在卷三的〈好一片春雨〉裏，她卻還是天真無邪的小女孩，時序令人難以捉摸。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裏使用的敘述手法，不是直線的進行，而是反彈與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對前面的幾篇都有所補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裏，今昔的交替也相當頻仍，在時間上不斷反彈，頗能產生張力與立體感。例如〈日頭雨〉一篇對前面的〈萬福巷裏〉便補充了許多，〈萬福巷裏〉某些一筆帶過的遠距離鏡頭，到了〈日頭雨〉裏就成了較長的近距離寫照。〈日頭雨〉本身在今昔之間也一再反覆，達六次之多。這種手法，交疊之中寓有發展，似曾相識而推陳出新，有點像音樂裏的變奏（variations upon a theme），確能使人反覆回味。
作者在營造氣氛與懸宕上面，頗下工夫，每將一般小說需要解決的問題懸而不決。例如〈萬福巷裏〉長笙受辱，在緊要關頭作者卻把鏡頭突然移開，轉對迎接觀音神轎的群眾場面，讀者要等到下一篇〈日頭雨〉才能重見那緊要關頭。又例如〈好一片春雨〉裏，天真可愛的秋棠落入陌生少年的手中，剛發現五阿姐遇害而自身也難保，讀者正在驚愕之際，小說竟戛然而止。一直要等到〈大水〉裏，她才似乎出現了一瞥。作者說得愈直，讀者就想得愈少。作者愈暗示，讀者愈苦追。最為論評家稱道的是〈日頭雨〉中故佈疑陣讓小樂面對復仇者的一幕，劍拔弩張，眼看著就要像西部片中雙雄的對決。高潮並未得洩，因為小樂和那人照了面後，非但沒有決鬥，甚至也未揭開那人的身分。李永平之志不在暢說故事，而在探索內心的真相。那人是誰，並不重要，因為他只是良心的陰影，誰能跟「它」去決鬥呢？
《吉陵春秋》的另一特色，是敘事含蓄，事件到了高潮反而筆精墨簡，只用中距離或者遠距離的鏡頭來捕捉印象。每次發生一件事，事先的懸宕和事後的回味往往倍於敘事的本身。這種藝術之所以取勝，不在《史記》那樣的敘事生動，而在詩的情緒飽滿。李永平的作品自有其戲劇性，但其佳妙往往不在動作，而在姿勢，令人想起西方舞臺的真人畫（tableau）。性與暴力的高潮，例如長笙被姦，劉老實殺人等等，在他作品裏都不加鋪陳。比起劉老實殺人場面的簡述來，小樂屠狗的那一段鋪張得多了。
性與暴力原是罪惡的兩個要素，也是人性中包含的獸性。這兩件事在西方文化裏比在中國文化裏表現得坦露多了。英國的古民謠裏充溢性與暴力，但中國的詩經裏這些就淡得多了，性愛還有一些，暴力就幾乎不見。英國古民謠以敘事為主，中國的則多抒情。這種差別也許可以解釋，何以李永平在處理這些事上抒情多於敘事，而且著墨較淡。
吉陵鎮是一個罪惡之城。中國底層文化的道德傳統置淫於萬惡之首，萬福巷的妓院正是萬惡之淵。劉老實的棺材店偏偏開在妓院的中間，像是死亡對生命之大慾的嘲弄。劉老實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勢，與嫖客的姿勢互為蒙太奇。他的年輕妻子長笙，白嫩的身軀裹著白衣，在這萬惡之巷裏成為污泥中的白蓮，卻逃不過被染的命運。強姦，正是暴力施之於性的罪惡，吉陵鎮的罪惡以此為焦點。這件事竟然發生在觀音生辰的慶典，實在是神人不容，尤其因為長笙的形象與觀音暗暗疊合。郁老道士的自戕，眾妓女的自甘被轎夫踐踏，都是贖罪的儀式。劉紹銘說《吉陵春秋》的故事是表現「男人的獸性與純良（女性）之脆弱無助」。純良的長笙在生前確是無助，但借了死亡之力她卻為自己的貞操復仇，成為強者。觀音假她之手來懲戒孫四房，並警告鎮民：孫四房竟然敢打棺材店老闆的主意，真是跟死亡開玩笑了。《吉陵春秋》實在是一本意象豐富對比無窮的小說，相信未來的評論家當會在這方面繼續探討。
如果〈日頭雨〉裏的小樂就是〈思念〉裏燕娘的丈夫，那麼，七八年後他終於向善了。燕娘在這本書的尾聲中出現，她的純真可愛令讀者對吉陵鎮的未來懷抱一點希望。從長笙到張葆葵，從張葆葵到秋棠，吉陵女人的遭遇是可悲的，然則燕娘的命運該會超越她們吧？可是正如中國的哲學是陰陽相生，純真的女性終於擺不開罪惡的黑影：長笙之於孫四房，張葆葵之於流言，秋棠之於路客，都是如此。燕娘雖然純真，她的四周也已危機重重，過去的罪惡，亦即舊社會所謂的「孽」，已經把黑影伸到她孩子的身上，使他夜夢不寧，無病而哭。燕娘甚至做了個惡夢，夢見她正懷著的第二胎孩子一生出來就給人抱走了。孩子，正是未來的象徵。燕娘的未來令人擔憂，慈航普渡的觀音果真能保佑她麼？
《吉陵春秋》的語言最具特色，作者顯然有意洗盡西化之病，創造一種清純的文體，而成為風格獨具的文體家。大體上他是成功了。消極的一面，李永平的句法已經擺脫了惡性西化常見的繁瑣、生硬、冗長，尤其是那些氾濫成災的高帽句和前置詞片語（prepositional phrase）。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而有變化。對話極少，卻不失口語的流利自然，是另一特色。他的語言成分裏罕見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藝腔，卻採用了不少舊小說的詞彙，使這本小說的世界自給自足地定位於中國傳統的下層社會。積極的一面，李永平描寫景物富於感性，敘事的時候更善於運用手和眼的動詞。且舉〈思念〉的第一段為例：
水聲響動，田田蓮葉盪出了一艘小船來。九月裏水藍的一片天，一塘水。
再引〈好一片春雨〉裏的一段：
秋棠一咬牙縮起脖子，把傘柄子夾到了肩窩底下，迎著大風，抬抬眼，
只見西邊那一片天湧起了一滾一滾彤雲。那光景，就像一張橫幅大青紙
上，給濃濃的，潑上了十來團殷紅。向晚的日頭，先前還是水紅水紅的
一團，才多久，就黯成了一抹瘀血似的紅。
這樣的文字在當代的小說裏，愈來愈少見了。李永平不愧是別有天地而風格獨具的小說家，值得我們注意。他早期的《拉子婦》曾見賞於顏元叔，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的〈日頭雨〉曾有朱炎的詳論，《吉陵春秋》裏的多篇作品也贏來劉紹銘的推崇，甚至拿來與張愛玲、白先勇相提並論。這三位學者和我，正如李永平自己一樣，都出身於臺大外文系，也許並非巧合。李永平的聲名不應該囿於這學院的一角；現在這十二篇作品終於合為一書出版，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廣大的讀者當可窺見《吉陵春秋》的全貌了。和時代相近的其他小說相比，這本書不像《邊城》那麼天真，也不像《春蠶》或《官官的補品》那樣著眼於階級意識；它把現實染上神話和傳說的色彩，變成了一個既繁複又單純、既醜陋又迷人的世界。秋棠與朱小七的兩小無猜有點像《邊城》裏的初戀，卻突變而為秋棠遇劫。貞潔與邪惡的對比令人戰慄，讀者的反應已近乎宗教情操，和《邊城》的田園牧歌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吉陵春秋》又為我們指證：不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等等的名詞及其背後的觀念，仍能為中國傳統的村鎮造像。李永平為當代的小說拓出了一片似真似幻的迷人空間。
七十五年元月於西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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