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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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香港的人、香港的事，香港這個城市也是我的故鄉。
徐訏、也斯、陳炳良、劉紹銘、鄭樹森、胡菊人、溫健騮
國際作家工作坊、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獅子山詩歌朗誦會
二〇一八年由澳門大學退休，選擇在台灣高雄定居，可是我心底知道，除了高雄，香港這個城市也是我的故鄉。在高雄壽山山腳，童年和少女歲月感受的歡笑、關愛、水稻田上的微風，交織成故鄉氛圍。長住香港的二十二年間，滋潤我的粵語鄉音、溫馨情誼、山光海色，也鋪墊成故鄉底蘊。
本書文章編成三輯，第一輯描繪香港的人物，第二輯陳述香港生活的感受，第三輯評論香港作家的創作。
徐訏、也斯、陳炳良、劉紹銘、鄭樹森、胡菊人、溫健騮
國際作家工作坊、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獅子山詩歌朗誦會
二〇一八年由澳門大學退休，選擇在台灣高雄定居，可是我心底知道，除了高雄，香港這個城市也是我的故鄉。在高雄壽山山腳，童年和少女歲月感受的歡笑、關愛、水稻田上的微風，交織成故鄉氛圍。長住香港的二十二年間，滋潤我的粵語鄉音、溫馨情誼、山光海色，也鋪墊成故鄉底蘊。
本書文章編成三輯，第一輯描繪香港的人物，第二輯陳述香港生活的感受，第三輯評論香港作家的創作。
目錄
【第一輯】
三朵花送徐訏
《鈴璫花》背後一段情
與也斯共事的歲月
溫厚的陳炳良教授
恩如海：劉紹銘教授
恩之網：鄭樹森教授
家國天下事：胡菊人
溫健騮的濃縮人生
幾十年前的種子
從訂婚到結婚
【第二輯】
一個美麗的香港人
一片祥雲
香港覓玉記
珍珠之美
香港的山
狗緣
落水狗
大嶼山深處的江南園林
為紅葉狂
告別雲中居
關醫生的關愛
嚴太太的慈心
李教授讓我了解什麼是無我無私
隆迅法師：大學校長出家
創意文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創設
【第三輯】
論溫健騮的〈銅駝悲〉
論鷗外鷗的詩：〈狹窄的研究〉
爆烈的火焰——論吳美筠的詩
沉思者：王良和
序黃秀蓮的《揚眉策馬》
大廈的巨影——評葉娓娜的《看星星》小說集
生活情懷釀文學美酒
三朵花送徐訏
《鈴璫花》背後一段情
與也斯共事的歲月
溫厚的陳炳良教授
恩如海：劉紹銘教授
恩之網：鄭樹森教授
家國天下事：胡菊人
溫健騮的濃縮人生
幾十年前的種子
從訂婚到結婚
【第二輯】
一個美麗的香港人
一片祥雲
香港覓玉記
珍珠之美
香港的山
狗緣
落水狗
大嶼山深處的江南園林
為紅葉狂
告別雲中居
關醫生的關愛
嚴太太的慈心
李教授讓我了解什麼是無我無私
隆迅法師：大學校長出家
創意文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創設
【第三輯】
論溫健騮的〈銅駝悲〉
論鷗外鷗的詩：〈狹窄的研究〉
爆烈的火焰——論吳美筠的詩
沉思者：王良和
序黃秀蓮的《揚眉策馬》
大廈的巨影——評葉娓娜的《看星星》小說集
生活情懷釀文學美酒
序／導讀
《情鍾香港》自序
二〇一八年由澳門大學退休，選擇在台灣高雄定居，可是我心底知道，除了高雄，香港這個城市也是我的故鄉。我是在高雄的壽山山腳下，度過童年和少女時代，那些歲月裏感受的歡笑、關愛、水稻田上的微風，交織成故鄉氛圍。香港的粵語鄉音、溫馨情誼、山光海色，也鋪墊成故鄉底蘊。
我在香港長住兩次，加起來共二十二年。雙親鍾漢波將軍和范永貞夫人都是廣東人，所以我的母語是粵語。那二十二年走在香港任何一條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觸耳鄉音，都感覺親切貼心。第一次在香港長住是由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九年，這期間前五年，追隨胡金銓投入香港的電影圈，生活充滿新奇感和學習之樂，又結識不少香港的文化界菁英：徐訏、胡菊人、戴天、鄭樹森、小思、林年同、黃繼持等；這期間的後面七年，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接觸港大、中大的優秀學生，許多在未來的文學界出人頭地，他們也跟我發展出深厚的情誼，如吳美筠、胡燕青、鮑國鴻、趙嘉文、王良和、陳錦昌。
第二次在香港長住是由二〇〇三到二〇一二年，出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這九年可以說是我在教育界四十年裏最稱心如意的日子，因為不僅可以致力於提升教授和學生的學術水準，還可以一償夙願，在吳清輝校長的支持下，致力於創辦幾個高水準的文化、文學活動，如國際作家工作坊、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獅子山詩歌朗誦會。這期間更有幸攀爬港九新界郊野公園的群山，都因為我加入了香港城市大學鄭培凱教授帶領的爬山隊，一年比較清涼的那六個月，每個周末都去爬山，幾乎踏遍全港起伏的大小峰巒，看盡山海交界的美景，這兩百次登山不僅令我深深愛上秀麗的香港山水，也培育了我之後二十年的健康體魄。
這本《情鍾香港》能夠出書，要感謝初文出版社的黎漢傑社長，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寫Messenger 訊息來，說他記得我「寫過一些和香港有關的散文，也有寫過不少香港詩人例如溫健騮，鷗外鷗等的評論」，他想出版我「有關香港主題的散文以及評論」集。我一想，是啊，對我而言，香港那麼重要，我還沒有出過一本以香港為主題的書！藉著這本書，我可以向香港致謝，感謝它賦予我深刻的生命意義。
黎先生跟我一同編選本書內容，他把文章編成三輯，第一輯描繪香港的人物，第二輯陳述香港生活的感受，第三輯評論香港作家的創作。他還搜查幾十年來香港的報章雜誌，找到我已經遺失的著作，如〈論溫健騮的〈銅駝悲〉〉、〈論鷗外鷗的詩：〈狹窄的研究〉〉、〈生活情懷釀文學美酒〉。此外，還要向好友劉偉成先生致謝，感謝他幫我聯繫和校對。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二〇一八年由澳門大學退休，選擇在台灣高雄定居，可是我心底知道，除了高雄，香港這個城市也是我的故鄉。我是在高雄的壽山山腳下，度過童年和少女時代，那些歲月裏感受的歡笑、關愛、水稻田上的微風，交織成故鄉氛圍。香港的粵語鄉音、溫馨情誼、山光海色，也鋪墊成故鄉底蘊。
我在香港長住兩次，加起來共二十二年。雙親鍾漢波將軍和范永貞夫人都是廣東人，所以我的母語是粵語。那二十二年走在香港任何一條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觸耳鄉音，都感覺親切貼心。第一次在香港長住是由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九年，這期間前五年，追隨胡金銓投入香港的電影圈，生活充滿新奇感和學習之樂，又結識不少香港的文化界菁英：徐訏、胡菊人、戴天、鄭樹森、小思、林年同、黃繼持等；這期間的後面七年，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接觸港大、中大的優秀學生，許多在未來的文學界出人頭地，他們也跟我發展出深厚的情誼，如吳美筠、胡燕青、鮑國鴻、趙嘉文、王良和、陳錦昌。
第二次在香港長住是由二〇〇三到二〇一二年，出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這九年可以說是我在教育界四十年裏最稱心如意的日子，因為不僅可以致力於提升教授和學生的學術水準，還可以一償夙願，在吳清輝校長的支持下，致力於創辦幾個高水準的文化、文學活動，如國際作家工作坊、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獅子山詩歌朗誦會。這期間更有幸攀爬港九新界郊野公園的群山，都因為我加入了香港城市大學鄭培凱教授帶領的爬山隊，一年比較清涼的那六個月，每個周末都去爬山，幾乎踏遍全港起伏的大小峰巒，看盡山海交界的美景，這兩百次登山不僅令我深深愛上秀麗的香港山水，也培育了我之後二十年的健康體魄。
這本《情鍾香港》能夠出書，要感謝初文出版社的黎漢傑社長，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寫Messenger 訊息來，說他記得我「寫過一些和香港有關的散文，也有寫過不少香港詩人例如溫健騮，鷗外鷗等的評論」，他想出版我「有關香港主題的散文以及評論」集。我一想，是啊，對我而言，香港那麼重要，我還沒有出過一本以香港為主題的書！藉著這本書，我可以向香港致謝，感謝它賦予我深刻的生命意義。
黎先生跟我一同編選本書內容，他把文章編成三輯，第一輯描繪香港的人物，第二輯陳述香港生活的感受，第三輯評論香港作家的創作。他還搜查幾十年來香港的報章雜誌，找到我已經遺失的著作，如〈論溫健騮的〈銅駝悲〉〉、〈論鷗外鷗的詩：〈狹窄的研究〉〉、〈生活情懷釀文學美酒〉。此外，還要向好友劉偉成先生致謝，感謝他幫我聯繫和校對。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試閱
幾十年前的種子
一九七二年初春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生城努力寫博士論文，寫到最後整合的階段。相對而言，比起之前四年的苦讀和考試，心情輕鬆了些，校園中樹木嫩綠盎然，心也活了。我去觀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的娛樂表演活動，那時本校的中國同學會有會員四百人，沒有大陸來的留學生，全是台灣生和香港生，各佔一半，台灣來的都是研究生，香港來的大部分是大學部學生。
我在禮堂門邊跟生物化學系的研究生王敏賢說話，她來自香港，我們用粵語交談，她的男友曹宏威走過來，他也是生化系研究生，而且是同學會的副會長。曹宏威用破碎的、沒有人除了我聽的懂的國語跟我說話，我聽得懂，因為祖籍廣東番禺，從小家裏都講廣府話。我用國語問他：「你在學國語？」
他點頭說：「係啊，要跟同學會的會長說話，他台灣來的。」
我心中動了一念，用粵語說：「如果你們香港同學有想學國語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
我告訴他，會免費開班，因為在威大的中國留學生中，通國語粵語二語的，恐怕只有我了，我不幫忙誰幫忙呢？曹宏威很能幹，號召了二十個香港同學，不久就開成國語班了。你會問，鍾玲是學文學的，又不是學語言學，怎麼敢開語文的課呢？因為我當過教學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協助Arthur Kunst 教授的兩門課，用英文翻譯本來教中國文學課和亞洲文學課， Kunst 教授在大班講課，我帶小組討論班。因為班上的美國學生都不通中文，所以中國作家的名字和中文文學術語要用羅馬拼音寫在黑板上。
因此我熟悉三種拼音法：台灣用的威妥瑪系統、大陸的漢語拼音、耶魯拼音系統，於是我找到了教香港同學轉音的要訣。例如「表」、「跳」、「腰」、「笑」的粵語發音之母音是“iu”，說國語就轉成“iao”。又用唱歌的方式教四聲「媽麻馬罵」。
國語班辦了兩個月，每週一次。同學出席率高，他們學國語的主要目的是跟台灣來的同學溝通。那時大陸還處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以不是為了跟大陸人溝通。我把《明報月刊》上的文章影印給同學，一人讀一句，發音錯了，我就糾正，然後寫黑板教他們轉音。到課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沒有學到標準國語，但我擔保對方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時間就那麼流逝三十一年，二〇〇三年我由高雄的中山大學轉職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沒想到國語班種下的種子竟然開出飄香的花。剛好國語班有兩位同學是我浸會大學的同事：經濟學家范耀鈞教授是大學的副校長，林建教授是財務系系主任。他們在浸會大學初次見到我時，按照當年戲稱我為「鍾老師！」我把那時上課拍的照片給他們看時，驚呼連連，茂髮變成禿頭，精瘦變成飽滿。原來他們兩位跟其他在港的國語班同學仍有聯繫，這張照片傳遍全班。不久梁家齊同學邀請國語班同學聚餐，梁家齊曾任香港期貨交易所主席。
餐聚時我問他們，當年在班上學的國語有沒有派上用場？個個都開心地點頭，原來當他們由威斯康辛大學學成回香港，才過兩、三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香港各行各業跟大陸的交流與合作頻繁起來，國語班同學佔了先機，全香港的廣東人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范耀鈞就說，他到大陸各地參加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發表論文，跟大陸學者交流，溝通沒有問題。其他香港學者的論文發表和發言，自以為說普通話，其實等於說廣東話，大陸學者一句也聽不懂。我種下的種子，也要碰上大環境的機緣，才會發芽成樹。
在香港那九年國語班每年聚一兩次，我旅居的遊子心得到一點溫暖。後來梁家齊另外組一個餐聚團，也邀我參加，他們都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都從事金融業、財經業，包括范耀鈞和林建，這組人馬每年聚餐兩三次。大概梁家齊想讓財經界和我這位文學界的人產生互動。宴席上財經精英常討論國際的、中國的、香港的財經走勢、可能的變化、解決方案，聽得我雲裏霧裏。但是我體會到國際的、一國的、一地的財經有多麼複雜和多變。
二〇一三年秋我應聘到澳門大學出任鄭裕彤書院的創院院長，其中一項職責是培育住院學生的人格。任職四年半期間我邀請不少專家來跟學生演說和交談，例如請李焯芬院士跟學生談當年讀中學的時候，為什麼決定將來學習水利工程？好讓學生培養遠大的志向。邀請作家王安憶、閻連科、徐小斌、駱以軍、甘耀明、葛亮，書畫家劉澤光等來開工作坊，培育學生的文化素質。我想國語班的財經專家一定可以幫到書院中管理學院的學生。
我跟梁家齊和林建用電郵溝通討論，決定了演講題目和來書院的時間。二〇一四年九月，金融專家梁家齊、林建、陳令紘、吳志軒、黃寶誠坐船由香港來澳門，到鄭裕彤書院舉辦論壇「金融風暴與金融道德」，聽講的同學有七十位。我找到一批熱心參與教育的財經界專家了！二〇一七年九月又請梁家齊、林建、陳令紘、馮宇翰來書院辦了論壇「除了計數，從商需要什麼素質？」論壇之前還舉行院長晚餐，同學通過報名可以來書院的小宴會室參加晚宴，跟財經專家面對面討教。
這時距離在威斯康辛大學辦國語班已經四十五年了。種子發芽、成樹、開花、飄香。那種子就在我跟曹宏威說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裏面，在我內心。那種子就是純粹的、不求回報的助人之心，國語班的同學感覺到了，幾十年後依然感應回報，所以我們能享受在香港、澳門的歡聚，所以我們可以合作培育下一代。
《明報月刊》，二〇二二年十月號
一九七二年初春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生城努力寫博士論文，寫到最後整合的階段。相對而言，比起之前四年的苦讀和考試，心情輕鬆了些，校園中樹木嫩綠盎然，心也活了。我去觀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的娛樂表演活動，那時本校的中國同學會有會員四百人，沒有大陸來的留學生，全是台灣生和香港生，各佔一半，台灣來的都是研究生，香港來的大部分是大學部學生。
我在禮堂門邊跟生物化學系的研究生王敏賢說話，她來自香港，我們用粵語交談，她的男友曹宏威走過來，他也是生化系研究生，而且是同學會的副會長。曹宏威用破碎的、沒有人除了我聽的懂的國語跟我說話，我聽得懂，因為祖籍廣東番禺，從小家裏都講廣府話。我用國語問他：「你在學國語？」
他點頭說：「係啊，要跟同學會的會長說話，他台灣來的。」
我心中動了一念，用粵語說：「如果你們香港同學有想學國語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
我告訴他，會免費開班，因為在威大的中國留學生中，通國語粵語二語的，恐怕只有我了，我不幫忙誰幫忙呢？曹宏威很能幹，號召了二十個香港同學，不久就開成國語班了。你會問，鍾玲是學文學的，又不是學語言學，怎麼敢開語文的課呢？因為我當過教學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協助Arthur Kunst 教授的兩門課，用英文翻譯本來教中國文學課和亞洲文學課， Kunst 教授在大班講課，我帶小組討論班。因為班上的美國學生都不通中文，所以中國作家的名字和中文文學術語要用羅馬拼音寫在黑板上。
因此我熟悉三種拼音法：台灣用的威妥瑪系統、大陸的漢語拼音、耶魯拼音系統，於是我找到了教香港同學轉音的要訣。例如「表」、「跳」、「腰」、「笑」的粵語發音之母音是“iu”，說國語就轉成“iao”。又用唱歌的方式教四聲「媽麻馬罵」。
國語班辦了兩個月，每週一次。同學出席率高，他們學國語的主要目的是跟台灣來的同學溝通。那時大陸還處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以不是為了跟大陸人溝通。我把《明報月刊》上的文章影印給同學，一人讀一句，發音錯了，我就糾正，然後寫黑板教他們轉音。到課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沒有學到標準國語，但我擔保對方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時間就那麼流逝三十一年，二〇〇三年我由高雄的中山大學轉職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沒想到國語班種下的種子竟然開出飄香的花。剛好國語班有兩位同學是我浸會大學的同事：經濟學家范耀鈞教授是大學的副校長，林建教授是財務系系主任。他們在浸會大學初次見到我時，按照當年戲稱我為「鍾老師！」我把那時上課拍的照片給他們看時，驚呼連連，茂髮變成禿頭，精瘦變成飽滿。原來他們兩位跟其他在港的國語班同學仍有聯繫，這張照片傳遍全班。不久梁家齊同學邀請國語班同學聚餐，梁家齊曾任香港期貨交易所主席。
餐聚時我問他們，當年在班上學的國語有沒有派上用場？個個都開心地點頭，原來當他們由威斯康辛大學學成回香港，才過兩、三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香港各行各業跟大陸的交流與合作頻繁起來，國語班同學佔了先機，全香港的廣東人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范耀鈞就說，他到大陸各地參加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發表論文，跟大陸學者交流，溝通沒有問題。其他香港學者的論文發表和發言，自以為說普通話，其實等於說廣東話，大陸學者一句也聽不懂。我種下的種子，也要碰上大環境的機緣，才會發芽成樹。
在香港那九年國語班每年聚一兩次，我旅居的遊子心得到一點溫暖。後來梁家齊另外組一個餐聚團，也邀我參加，他們都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都從事金融業、財經業，包括范耀鈞和林建，這組人馬每年聚餐兩三次。大概梁家齊想讓財經界和我這位文學界的人產生互動。宴席上財經精英常討論國際的、中國的、香港的財經走勢、可能的變化、解決方案，聽得我雲裏霧裏。但是我體會到國際的、一國的、一地的財經有多麼複雜和多變。
二〇一三年秋我應聘到澳門大學出任鄭裕彤書院的創院院長，其中一項職責是培育住院學生的人格。任職四年半期間我邀請不少專家來跟學生演說和交談，例如請李焯芬院士跟學生談當年讀中學的時候，為什麼決定將來學習水利工程？好讓學生培養遠大的志向。邀請作家王安憶、閻連科、徐小斌、駱以軍、甘耀明、葛亮，書畫家劉澤光等來開工作坊，培育學生的文化素質。我想國語班的財經專家一定可以幫到書院中管理學院的學生。
我跟梁家齊和林建用電郵溝通討論，決定了演講題目和來書院的時間。二〇一四年九月，金融專家梁家齊、林建、陳令紘、吳志軒、黃寶誠坐船由香港來澳門，到鄭裕彤書院舉辦論壇「金融風暴與金融道德」，聽講的同學有七十位。我找到一批熱心參與教育的財經界專家了！二〇一七年九月又請梁家齊、林建、陳令紘、馮宇翰來書院辦了論壇「除了計數，從商需要什麼素質？」論壇之前還舉行院長晚餐，同學通過報名可以來書院的小宴會室參加晚宴，跟財經專家面對面討教。
這時距離在威斯康辛大學辦國語班已經四十五年了。種子發芽、成樹、開花、飄香。那種子就在我跟曹宏威說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裏面，在我內心。那種子就是純粹的、不求回報的助人之心，國語班的同學感覺到了，幾十年後依然感應回報，所以我們能享受在香港、澳門的歡聚，所以我們可以合作培育下一代。
《明報月刊》，二〇二二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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