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 文論卷(上、下)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掙脫母語創作vs.漢語創作二分法的拘束,「原住民文學」以策略性考量為自己做出定義。「山海世代」原住民作家帶著對族群身分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進行創作,成為不可忽視的歷史現象。
《評論卷》上卷,著重分析臺灣原住民文學從殖民到抵殖民、後殖民的轉折與困境。七○年代開啟自覺性抗爭,九○年代回歸部落深耕,這一群還能使用雙語發聲的原住民文學工作者,無疑是為原住民族現實生活與藝術形式踏出一條新路的重要人物。
《評論卷》下卷則是對各具族群代表性的文本進行分析,例如〈最後的獵人〉(田雅各)、《雲豹的傳人》(奧威尼)、《冷海情深》(夏曼)、《山棕月影》(卜袞),以及以「戰鬥書寫」見長的瓦歷斯、探索「原住民意識/女性意識」的阿𡠄等。關於原住民作家們的人生經歷,也毫無懸念地出現在各篇論文中,或可配合文本共讀。
作者:
孫大川|浦忠成|瓦歷斯.諾幹|陳昭瑛|傅大為|廖咸浩|彭小妍|楊渡|許俊雅|林正三|魏貽君|王應棠|董恕明|陳敬介|楊翠|瓦歷斯.諾幹
《評論卷》上卷,著重分析臺灣原住民文學從殖民到抵殖民、後殖民的轉折與困境。七○年代開啟自覺性抗爭,九○年代回歸部落深耕,這一群還能使用雙語發聲的原住民文學工作者,無疑是為原住民族現實生活與藝術形式踏出一條新路的重要人物。
《評論卷》下卷則是對各具族群代表性的文本進行分析,例如〈最後的獵人〉(田雅各)、《雲豹的傳人》(奧威尼)、《冷海情深》(夏曼)、《山棕月影》(卜袞),以及以「戰鬥書寫」見長的瓦歷斯、探索「原住民意識/女性意識」的阿𡠄等。關於原住民作家們的人生經歷,也毫無懸念地出現在各篇論文中,或可配合文本共讀。
作者:
孫大川|浦忠成|瓦歷斯.諾幹|陳昭瑛|傅大為|廖咸浩|彭小妍|楊渡|許俊雅|林正三|魏貽君|王應棠|董恕明|陳敬介|楊翠|瓦歷斯.諾幹
目錄
(上卷)
【二○二六編序】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三編序】
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 孫大川
【綜論】
孫大川
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
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
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
文學的山海,山海的文學
浦忠成
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以迄現在的觀察
瓦歷斯.諾幹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
從臺灣原住民文學反思生態文化
陳昭瑛
文學的原住民與原住民的文學——從「異己」到「主體」
傅大為
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試讀臺灣原住民的漢文書寫
廖咸浩
「漢」夜未可懼,何不持炬遊?——原住民的新文化論述
彭小妍
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
(下卷)
【二○二六年編序】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三年編序】
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 孫大川
【作家評論】
楊渡
讓原住民用母語寫詩——莫那能詩作的隨想
許俊雅
山林的歌——布農族田雅各的小說〈最後的獵人〉
林正三
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
魏貽君
找尋認同的戰鬥位置——以瓦歷斯.諾幹的故事為例
王應棠
語言、生命經驗與文學創作——試論奧威尼從《雲豹的傳人》到《野百合之歌》的心路歷程
董恕明
浪漫的返鄉人——夏曼.藍波安
微風的力量,大地的芳華——試論八、九○年代臺灣原住民詩歌中重構主體的樣態
陳敬介
冷海中燃燒的生命——試讀《冷海情深》
楊翠
認同與記憶——以阿𡠄的創作試探原住民女性書寫
瓦歷斯.諾幹
Bunun的詩歌——伊斯瑪哈單.卜袞《山棕月影》的魅力
【二○二六編序】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三編序】
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 孫大川
【綜論】
孫大川
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
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
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
文學的山海,山海的文學
浦忠成
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以迄現在的觀察
瓦歷斯.諾幹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
從臺灣原住民文學反思生態文化
陳昭瑛
文學的原住民與原住民的文學——從「異己」到「主體」
傅大為
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試讀臺灣原住民的漢文書寫
廖咸浩
「漢」夜未可懼,何不持炬遊?——原住民的新文化論述
彭小妍
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
(下卷)
【二○二六年編序】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三年編序】
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 孫大川
【作家評論】
楊渡
讓原住民用母語寫詩——莫那能詩作的隨想
許俊雅
山林的歌——布農族田雅各的小說〈最後的獵人〉
林正三
孫大川與臺灣原住民族文藝復興運動
魏貽君
找尋認同的戰鬥位置——以瓦歷斯.諾幹的故事為例
王應棠
語言、生命經驗與文學創作——試論奧威尼從《雲豹的傳人》到《野百合之歌》的心路歷程
董恕明
浪漫的返鄉人——夏曼.藍波安
微風的力量,大地的芳華——試論八、九○年代臺灣原住民詩歌中重構主體的樣態
陳敬介
冷海中燃燒的生命——試讀《冷海情深》
楊翠
認同與記憶——以阿𡠄的創作試探原住民女性書寫
瓦歷斯.諾幹
Bunun的詩歌——伊斯瑪哈單.卜袞《山棕月影》的魅力
序/導讀
【2026編序】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〇〇三年這套書的出版,主要在匯集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原住民借用漢語所進行的文學創作實踐,也是山海文化雜誌社一九九三年創立之後,對原住民文學推動成果的階段性清點。熟悉臺灣文學史發展的人,一定注意到二〇〇〇年前後,是臺灣文學系(所)紛紛設立的年代,臺灣文學的研究漸漸形成它獨立的學科領域。當年這套書的出版,多少為原住民介入臺灣文學研究,提供了可資閱讀、分析及教學運用的文本。對原住民族文學發展的深化,一定起了相當的作用。二〇〇〇年之後,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排灣族的利格拉樂.阿𡠄等幾位前期作家,不但擴大了自己的寫作視野,也快速地得到主流社會的肯定。卑南族的巴代,以他旺盛的創作力,開展了原住民歷史小說書寫的先鋒,提供原住民視角下的臺灣史詮釋。二〇〇九年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陸續舉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論壇與文學營,迄今持續推行了十七屆。原住民創作的梯隊擴大了,年齡層也向下延伸,創作的題材、關心的議題、寫作的技巧等方方面面,與二〇〇〇年之前的情況,有著完全不同的光景。族人將近四十年的努力,介入臺灣書寫世界的目標,終於成為現實。去年(二〇二五)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山海」與聯經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共十二冊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選錄了二〇〇〇年之後原住民文學創作的重要作品。
在這樣的時刻,修訂重刊二〇〇三年「印刻」版的《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多少帶有回顧、紀念的涵意。回首來時路,既可以看到族人往日的身影,也可以檢視、比對自己成長的軌跡與變化。相對於二十五年前,臺灣社會、兩岸關係、國際情勢與原住民的處境,都有著不少的變化,這些變化在我們作家們的筆下捕捉到了什麼?呈現著什麼樣的面貌?又形成了什麼樣的焦慮和盼望?這應該都是我們理解原住民內在世界最佳的途徑。
除了錯字的訂正、封面的更新,以及作家資料的增補外,本次的再版,完全保持原貌,就當作是一種歷史的見證。我們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全力支持,其實二〇〇九年之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有如今這樣的成果與開展,沒有原民會長期的預算支持,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我們認為這是原民會給臺灣未來、給原住民後代,最最珍貴的禮物。同樣,我們更要感謝「印刻」。當年在原住民整體處境相對困難且沒有多少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印刻敢於一肩挑起整套七本書的出版計畫,這不但需要膽識,也需要對臺灣文學與文化發展有著一定的價值堅持與判斷。感謝我們的作家,慷慨支持這次的再版計畫,祝願他們在創作的道路上,充滿活力,找到靈魂的安頓。山海同仁以及一路陪伴山海的夥伴,一併致謝。
回顧,為了眺望
孫大川
二〇〇三年這套書的出版,主要在匯集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原住民借用漢語所進行的文學創作實踐,也是山海文化雜誌社一九九三年創立之後,對原住民文學推動成果的階段性清點。熟悉臺灣文學史發展的人,一定注意到二〇〇〇年前後,是臺灣文學系(所)紛紛設立的年代,臺灣文學的研究漸漸形成它獨立的學科領域。當年這套書的出版,多少為原住民介入臺灣文學研究,提供了可資閱讀、分析及教學運用的文本。對原住民族文學發展的深化,一定起了相當的作用。二〇〇〇年之後,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排灣族的利格拉樂.阿𡠄等幾位前期作家,不但擴大了自己的寫作視野,也快速地得到主流社會的肯定。卑南族的巴代,以他旺盛的創作力,開展了原住民歷史小說書寫的先鋒,提供原住民視角下的臺灣史詮釋。二〇〇九年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陸續舉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論壇與文學營,迄今持續推行了十七屆。原住民創作的梯隊擴大了,年齡層也向下延伸,創作的題材、關心的議題、寫作的技巧等方方面面,與二〇〇〇年之前的情況,有著完全不同的光景。族人將近四十年的努力,介入臺灣書寫世界的目標,終於成為現實。去年(二〇二五)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山海」與聯經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共十二冊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選錄了二〇〇〇年之後原住民文學創作的重要作品。
在這樣的時刻,修訂重刊二〇〇三年「印刻」版的《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多少帶有回顧、紀念的涵意。回首來時路,既可以看到族人往日的身影,也可以檢視、比對自己成長的軌跡與變化。相對於二十五年前,臺灣社會、兩岸關係、國際情勢與原住民的處境,都有著不少的變化,這些變化在我們作家們的筆下捕捉到了什麼?呈現著什麼樣的面貌?又形成了什麼樣的焦慮和盼望?這應該都是我們理解原住民內在世界最佳的途徑。
除了錯字的訂正、封面的更新,以及作家資料的增補外,本次的再版,完全保持原貌,就當作是一種歷史的見證。我們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全力支持,其實二〇〇九年之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有如今這樣的成果與開展,沒有原民會長期的預算支持,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我們認為這是原民會給臺灣未來、給原住民後代,最最珍貴的禮物。同樣,我們更要感謝「印刻」。當年在原住民整體處境相對困難且沒有多少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印刻敢於一肩挑起整套七本書的出版計畫,這不但需要膽識,也需要對臺灣文學與文化發展有著一定的價值堅持與判斷。感謝我們的作家,慷慨支持這次的再版計畫,祝願他們在創作的道路上,充滿活力,找到靈魂的安頓。山海同仁以及一路陪伴山海的夥伴,一併致謝。
試閱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
──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
瓦歷斯.諾幹
一、問題與嘗試
1問題
筆者在一九九五年擔任第一屆「山海文學獎」評審工作時,馬上就遇到許多問題,首先是什麼樣的標準用以界定「原住民文學」的各項文類?「原住民文學」的本質與特質是什麼?以非族語(中文)創作的「原住民文學」該如何呈現族群的色彩,或者是並不需要,只要身分是原住民即可?
換句話說,當我們標舉著「原住民文學」的旗幟時,到底是對應著政治面或是社會面,還是族群身分的本質主義或是題材內容的「原住民化」?
回答以上問題時,我們似乎應該先考掘「原住民文學」一詞的定義及如何被定義。
「原住民文學」一詞最早是從吳錦發在八○年代提出「山地文學」出發的。臺中晨星出版社並在一九八七、一九八九年出版由吳錦發先生編輯而成《悲情的山林》、《願嫁山地郎》二書,其分別冠上「臺灣山地小說選」與「臺灣山地散文選」。到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山地文學」調整為「原住民文學」,它的出現是:
隨著世界原住民復興運動的勃興,以及臺灣以黨外為主導的民主運動的升高,覺醒的原住民知青配合著接續而來的街頭運動,原住民社會內部所產生的各項議題才逐漸攤開,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記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面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壓迫,遂產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臺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是在八○年代初。(《民眾日報》,一九八九、七、二十一─二十六,〈論臺灣原住民現代文學〉)
一九九二年九月,臺灣文壇前輩葉石濤先生在《文學臺灣》第四期對「原住民文學」作出結論式的總結,「原住民文學」的定義是:
第一、原住民文學包括山地九族、平埔九族所寫的文學,皆包括在臺灣文學裡面,但原住民文學不包括日本人、漢人所寫的原住民文學題材作品。
第二、原住民文學是臺灣文學裡面,最具特異性的文學,因為它反映了原住民特殊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家族觀念,和漢人不同,所以原住民文學應發揚原住民文化的特色,並應兼顧語言的特色,磨練文學表達的技巧,提高其文學品質。
第三、原住民文學是原住民提高其族群地位,抗爭手段的一部分,反映原住民所受的傷害、壓迫,爭取漢人的合作,以達成目標。
第四、現階段的原住民文學保留漢文創作有其必要,便於對外溝通,至於母語文學則需加強的努力和奮鬥。
第五、原住民文學是最有希望的文學,應可嘗試結合全世界之弱小民族文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奮鬥。
在這定義裡面,「原住民文學」的出現是在「被壓迫」並且「族群自覺」後所產生的書面抗爭隊伍。隨著原住民文學創作群的壯大,原住民文學開始進入臺灣公共論述而被議題化,「被壓迫」與「族群自覺」的肌理初步確立原住民文學「納編」(incorp ration)進入臺灣文學的血緣關係。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卑南族人孫大川在《山海文化》雙月刊發表〈原住民文學的困境〉一文,也指出與吳錦發、葉石濤相近的論調,原住民文學是「表達本土的、族群自覺,以及抗爭精神的文學結盟」。
至此,「原住民文學」被定義了,被初步的典範化了。也就是說,「原住民文學」一詞從八○年代至一九九三年,從來就不是主體決定、主體敘述的結果,它是因應著臺灣社會政治變遷與企圖「純化」臺灣文學本土化論述操作的結果,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這是原住民社會面對文字書寫的論述幾乎缺席所致,因而對「原住民文學」歷史縱深的挖掘、意涵的探究,終究不能不是空白乃至於是附從他者的界定來界定自己。但是不同的聲音來自魏貽君〈反記憶.敘述與少數論述〉一文(《文學臺灣》第八期,一九九三年十月),魏貽君從後殖民論述的視野看到了原住民文學作家的「位置」不同於臺灣文學,故認為原住民文學不應納編在臺灣文學裡面,它是一個「特區」的屬性,與臺灣文學的關係是「聯屬」而非「納編」。
另一個是瓦歷斯.諾幹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到「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產生的基礎是賴語言的(母語)是無以割除的起點,對於原住民社會初入現代化(我們似可以一九一四年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完成『五年理蕃計畫』,初步將臺灣原住民族納入國家統治範疇為始)之前,以口授相傳接續傳遞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視為原住民文學之母應亦為允當,一九一四年爾後,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感受現代化社會之族人,以書面形式完成之文學創作視為臺灣原住民族現代文學。」(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一屆臺灣文學五十年研討會」論文)
也就是說,從原住民接受現代化,開始使用「文字」記錄、抒發「自己」開始,原住民書面文學就誕生了。
2嘗試
臺灣原住民族使用文明的文字來抒發一己或族群的感受,至少在日據時期《理蕃之友》雜誌中就已出現各族知識分子(日人稱「先覺者」)的書寫文字,我們甚至可以將一九三○年「霧社事件」中花岡一郎、二郎在官舍牆上合力潑灑出「我等必須離開此世,蕃人因飽受役使終於爆發積壓已久的公憤,我們也被蕃人逮捕沒有任何辦法⋯⋯」等字樣視為「書寫」,更不用提十七世紀臺灣西部平原早已學會使用荷蘭教士所教導的羅馬拼音文字,但問題是,正如殖民者所樂於見到並建構出的狀態「把已經建構的價值觀(如文化、人文學科等)自然化,同時在另一方面建設了『蠻荒』、『土著的』、『原始的』一切作為對立面,並以之作為熱切改革的對象」一般,被殖民者日後在潛意識也操作著殖民者所建構的狀態(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文字是最常見到的發展),並使被殖民者因此而感覺是通往「文明」、「進步」的國民(皇民)的道途,這當然是藉著殖民者的「眼睛」來看自己。這種情況,恐怕要到八○年代後才有所轉變(國府期間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其鎮壓、清剿、殺戮、入獄原住民知識分子,使得日後的書寫呈現沉寂的狀態,也是使得原住民書寫者遲至八○年代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年代之後,民主、民族意識的高漲,並伴隨著全球原住民意義的抬頭,吳錦發先生所稱的第一批原住民書寫者出現了(正確地說,是「八○年代出現的一批原住民書寫者」),他們大多藉著文學形式來控訴著被壓迫、被殖民的歷史經驗,因而表現出別於漢人書寫者的「集體記憶」姿態,同時也表現出不同於漢人書寫者的山林海河的人文經驗。加以一九九三「國際原住民年」的推波助瀾,書寫原住民題材者已不侷限於原住民身分,並且學者、研究者的論著比以往有更多出土的機遇,在此貌似多元並存的書寫社會體之下,原本就因為人口弱勢的原住民族,其實際呈現出書寫世界的狀態恐怕更是接近「相對的絕對少數」,並進一步是「具體的少數」的現實,何況,還要通過一層層漢人書寫的檢審、流通、出版機制,其景況似乎並沒有想像中擁有樂觀的條件。
要言之,經歷了百年「殖民經驗」的族群,其書寫狀態的考察假設若不從「被壓迫」與「族群自覺」的主體,不從殖民的權力關係來檢查,恐怕原住民文學將再次被「普同化」「自然化」乃至於「國族化」,甚至被要求以及自我要求文學的標準要接近(最好是一樣)優勢文學的面貌,何況在語言(中文)的使用、族語的消褪下,還能掌握多少「自我決定」的籌碼,甚至於當代的族人還要真實地面對「不內不外的門口情境」。
本文的欲望正是試圖在殖民經驗(殖民主義與內部殖民)的書寫文本中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以及有無「去殖民」的痕跡與可能,嘗試闢出一條解讀原住民文學文本的道路。
二、去他的殖民
1日本殖民帝國的原住民圖像(一九三○——一九四五)
臺灣原住民族在近一百年先後受到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殖民統治,民族文學通常便會反映出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為聲、下筆為文是極其自然的事,以往通常以八○年代作為原住民文學的先聲,特別是乘臺灣民主運動而起的莫那能、拓拔斯、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書寫的文學作品被視為想當然耳的第一代原住民文學。但是從臺灣原住民族接受現代影響之前的口述傳統來看,一旦懂得使用文字,以文字發抒個人情感乃至於民族之情感,書面文學已然成型。換言之,一九三○年花岡一郎、二郎留其官舍牆壁的血書不只是向日本殖民帝國的發言,也是對族人的發言,其「書寫」的社會意涵反而具體地證明了臺灣原住民族納編成為日本這個「國家」的成員,並再一次確認了主體發言位置的全面喪失(以往是經由接續不斷的帝國「討蕃」、「前進」、「教育」、「醫療」、「科學」而感受到大小不一的痛苦)。
2漠視與空白的書寫世界(一九四六--一九八三)
一九四六年以降,臺灣原住民族被迫無奈地必須轉換另一個國家及這個國家的文化、語言符號,臺灣原住民族從「皇民化的日本人」轉換到「說國語的中華民國國民」恐怕也要花不少時間適應吧!事實上,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山地教育業務由省府教育廳第四科承辦,首先提出的三項實施方針即⑴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⑵訓練生產技能,培養經濟觀念。⑶注重衛生教育,養成良好習慣。隨著在一九五一年一月省府頒布「山地施政要點」,山地教育的目標直指「山地平地化」。從歷年臺灣政府對「山地教育」施行要點、辦法、計畫來看,是附屬在「山胞輔導措施」底下的「教育建設」,其政策手段由同化、輔導,調整為融合、扶植;從政策設計來看,充其量不過是「福利殖民主義」(Welfare Colonialism),因此其本質並非是考慮族群特性之不同,而是一體通用的統整模式(integration model),是一個國家意志主義的教育,缺乏由下而上的「人民的意志」的參與,特別是在解嚴前的政治空間裡,原住民族在漢人主導的教育裡,學習效果極差,不但缺乏進入主流文化的能力(大多數人),又不能保有主體文化特質,因此形成「民族文化盲」,甚至是「文化雙盲」的窘境。
在此時期出現的原住民文學僅排灣族陳英雄小說集《域外夢痕》,及阿美族曾月娥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甄選獎較為人所知。事實上,以文學形式表達著自我書寫的原住民族人仍不乏其人,但他們的共通點在於使用改易的漢名發表,發表的場所侷限於地方報紙、小型機關期刊,發表量較小,更重要的是,書寫的內容盡量隱沒族群的記號,一如「汙名的認同」,以至於在考察著此一時期的原住民書寫時,臺灣主流書寫中心與原住民書寫呈現著相當一致的「空白」與「漠視」的狀態。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臺灣省政府諮議泰雅族人林瑞昌向層峰遞交一份文情並茂的〈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復歸陳情書〉一文,準確地預言了臺灣原住民族再度被殖民的前兆:
脫離日本之鎮壓,今日還歸自由平等,光復了臺灣。被日本追放後山之我們,應復歸祖先墳墓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臺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那麼接受著殖民國教育知識的殖民地人民就沒有扭轉的可能性嗎?也不盡然。正如筆者的田野調查所顯示,與林瑞昌同時期的現任立委高揚昇的父親是族人口傳中的「詩人」,五○年代原住民師範生即有不少人善舞文弄墨,然而延續著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的「白色恐怖」,使得原住民的文學書寫與對社會改革的理想因槍斃、坐牢、流放、監控、惡意耳語的散播及國家情治系統的恫嚇等而戛然中斷。其造就臺灣原住民書寫的世界不得不以「漠視」與「空白」延續著苟活的日常生活,其無以去殖民也可以在陳英雄《域外夢痕》小說集中探窺殆盡,正如陳光興所指出的臺灣次帝國得以形成的意識基礎在於,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才會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
3主體建構及去殖民(一九八四--)
去/解殖民書寫,以逆寫帝國/中心為己任。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在《春風詩刊》第一期(一九八四)以〈山地人詩抄〉為名的詩稿為逆寫中心做了一次震撼教育。楊渡日後(一九八九)回憶著莫那能的詩作說道:「原住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漢人差別是這樣大,連各種細微的生活部分都會顯現出來,而這些又構成個體的生命力。而這些原住民族的生命力,便是我無法掌握的,也是我無法定調子的主要癥結。」事實上,楊渡之「無法定調」其實指涉著原住民(莫那能)的書寫「突然」產生有別於漢人(書寫、命運)經驗的敘述,「突然」亦意味著漢人對原住民社會處境長期的忽視、漠視、歧視並引以為常所產生的驚愕。而這無法掌握調子在孫大川〈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一文裡指的是「第一人稱的表達」,是「將原住民當前的處境、面對的難題,粗線條式地勾勒出來。恢復姓名的訴求,對自己文化傳統失落的危機感,都市原住民的苦難,山地雛妓的悲歌,上山下海勞力的壓榨,生活調適的問題等等,構成原住民作家反省、控訴的苦難。」以文本觀之,實情確乎如此,但是讓我們對照一九八四年的臺灣社會時,將不難發現那是個解嚴前的、發表異議仍會以叛亂罪入獄的、依舊未擺脫高壓統治的驚惶的年代,莫那能詩作的「控訴」因此就不是承平歲月在冷氣房安逸著、自在著發表那麼的暢快淋漓,換句話說,莫那能詩作的「控訴」是冒著隨時可能被捕的一連串「鬥爭」,也是以家族悲慘的命運向臺灣社會的土地敲下一記鋼釘,因此這是一幅絕斷的、宣告的姿勢與聲音,它宣告著「拒絕主人」的姿勢,只有斷然地拒絕主人的宰制、安排、教化,才有「脫離成為奴隸」的聲音對話著過去的主人。
今年第二屆「臺灣文學獎」中,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所寫的小說〈獵物〉與泰雅族瓦歷斯.諾幹散文詩〈關於泰雅(Atayal)〉,不約而同地呈現出原住民族書寫策略常見的「召喚集體的歷史記憶」(〈獵物〉的神話、儀式、文化規範,〈關於泰雅(Atayal)〉的神話用典、戰典的記憶),其對內用以喚醒族群意識,對外而言,是向主流文化尋求溝通與對話(參加文學獎本身就是一種尋求溝通與對話的策略);他們也表現出後殖民文學書寫的幾種策略,包括「棄用」與「挪用」的選擇,而這種現象的產生其實是一種「處境」,是不得不然地對「殖民帝國」的戰鬥處境。因為語言文字本來就是一組權力中介的重要作用,當原住民使用「帝國語言」(中文)以定義自己的時候,除非是毫無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的、向中心吸納的欲望靠攏的這種「向中心模仿」的態度,以便於使自己比「中國更中國」、「臺灣更臺灣」,否則,棄用或否定中心的優惠以及對中心語言的挪用與重構便會發生。
霍斯陸曼.伐伐在推動小說情節令「漢人漢語習慣上,總是怪怪的。」(李喬語)瓦歷斯.諾幹〈關於泰雅(Atayal)〉組詩中對中國成語「水火不容」典故的棄用與挪用,更是明顯之至,另外,神話原典的嵌入而不加注解,更是「逼迫」閱聽者重尋原住民(泰雅族)文化的源頭,此舉無疑是對中心論述的積極的對話與挑戰,也可以說是對中心論述「逆反」的策略運用。
另外,今年十月以泰雅族賽德克群為主體發言的《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一書,其直寫南投縣仁愛鄉泰雅族賽德克群小區域的人文歷史,簡直就是給泰雅族乃至於只是賽德克群族人閱讀的一本書,首先,書內並置各部落前後遷移的地名,如若不對仁愛鄉地理有所瞭解的話,閱讀本書恐怕是折磨的開始。
第二,想要瞭解泰雅族,就必先從Gaza(Gaga、Waya、Gaya,均為同義,因群系與地區而發音有別)開始,Gaza其實具體而又抽象,到處可見又僅能心領神會,大體可知但細微處卻又繁複謹慎,許多研究泰雅族Gaza的研究者莫不引以為苦,然全書所貫穿的精神實Gaza一詞耳。換言之,本書不但挑戰日漸失去Gaza精神的泰雅族人,也挑戰著意欲瞭解異文化的漢人如何進入泰雅族的心靈世界。
第三,民族對原住民族的分門別類,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充其量是人文學科的「分類編造」,是不真不假的科學的編定,而這個客觀性的宣稱,卻是如假包換的「創造」的過程。因而從否定「雅美」族到取回「達悟」族、從質疑「阿美」族到文化想像的「邦查」族,都是對中心霸權創造結果的不滿,《崇》書也透過追尋部落與老人的口述挑戰著民族學分類的泰雅族編定,挑戰未必會因此成功,但挑戰意味著主從關係的分裂、粉碎,至少,挑戰就會對「主體自我」的建構有所進展。
第四,本書對一九三○年「霧社事件」有不同的思考與解釋,以往的論述以國族、民族為基點,晚近有從「底層聲音」的採錄出發,本書卻從族群內部細微的「差異」重新檢視「霧社事件」的因緣,從部落間的Gaza呈現不同部落族人對「霧社事件」的相異觀點,換句話說,它是「微觀的」,更是「文化的」視野。
我的驚訝來自於作者幾乎不理會臺灣出版機制的寫作策略與運作模式(當然,它就需要有能夠支持本書的出版商,如海翁出版社等),並自始至終貫徹「賽德克人(Sodeq balai)」的位置,用以說明、澄清、闡釋、建構什麼是賽德克?何況本書充斥著羅馬拼音(根據作者在新書發表會稱,這是他自創的拼音系統,但是只要懂得英文K.K.音標的拼音就能念出來),這種在文本裡「嵌入」的書寫策略,其實是一種主體宣告的姿態,它強迫著閱讀者進入作者的世界,也意圖偏移、分裂主流閱讀的習慣。換言之,本書在無意間做出了「逆反/寫主流」的舉動,逆寫者,即是不再只是無力批判只能接收外在文化的姿態。
因為逆寫,原住民書寫的去殖民才有可能展開。
──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
瓦歷斯.諾幹
一、問題與嘗試
1問題
筆者在一九九五年擔任第一屆「山海文學獎」評審工作時,馬上就遇到許多問題,首先是什麼樣的標準用以界定「原住民文學」的各項文類?「原住民文學」的本質與特質是什麼?以非族語(中文)創作的「原住民文學」該如何呈現族群的色彩,或者是並不需要,只要身分是原住民即可?
換句話說,當我們標舉著「原住民文學」的旗幟時,到底是對應著政治面或是社會面,還是族群身分的本質主義或是題材內容的「原住民化」?
回答以上問題時,我們似乎應該先考掘「原住民文學」一詞的定義及如何被定義。
「原住民文學」一詞最早是從吳錦發在八○年代提出「山地文學」出發的。臺中晨星出版社並在一九八七、一九八九年出版由吳錦發先生編輯而成《悲情的山林》、《願嫁山地郎》二書,其分別冠上「臺灣山地小說選」與「臺灣山地散文選」。到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山地文學」調整為「原住民文學」,它的出現是:
隨著世界原住民復興運動的勃興,以及臺灣以黨外為主導的民主運動的升高,覺醒的原住民知青配合著接續而來的街頭運動,原住民社會內部所產生的各項議題才逐漸攤開,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記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面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壓迫,遂產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臺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是在八○年代初。(《民眾日報》,一九八九、七、二十一─二十六,〈論臺灣原住民現代文學〉)
一九九二年九月,臺灣文壇前輩葉石濤先生在《文學臺灣》第四期對「原住民文學」作出結論式的總結,「原住民文學」的定義是:
第一、原住民文學包括山地九族、平埔九族所寫的文學,皆包括在臺灣文學裡面,但原住民文學不包括日本人、漢人所寫的原住民文學題材作品。
第二、原住民文學是臺灣文學裡面,最具特異性的文學,因為它反映了原住民特殊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家族觀念,和漢人不同,所以原住民文學應發揚原住民文化的特色,並應兼顧語言的特色,磨練文學表達的技巧,提高其文學品質。
第三、原住民文學是原住民提高其族群地位,抗爭手段的一部分,反映原住民所受的傷害、壓迫,爭取漢人的合作,以達成目標。
第四、現階段的原住民文學保留漢文創作有其必要,便於對外溝通,至於母語文學則需加強的努力和奮鬥。
第五、原住民文學是最有希望的文學,應可嘗試結合全世界之弱小民族文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奮鬥。
在這定義裡面,「原住民文學」的出現是在「被壓迫」並且「族群自覺」後所產生的書面抗爭隊伍。隨著原住民文學創作群的壯大,原住民文學開始進入臺灣公共論述而被議題化,「被壓迫」與「族群自覺」的肌理初步確立原住民文學「納編」(incorp ration)進入臺灣文學的血緣關係。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卑南族人孫大川在《山海文化》雙月刊發表〈原住民文學的困境〉一文,也指出與吳錦發、葉石濤相近的論調,原住民文學是「表達本土的、族群自覺,以及抗爭精神的文學結盟」。
至此,「原住民文學」被定義了,被初步的典範化了。也就是說,「原住民文學」一詞從八○年代至一九九三年,從來就不是主體決定、主體敘述的結果,它是因應著臺灣社會政治變遷與企圖「純化」臺灣文學本土化論述操作的結果,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這是原住民社會面對文字書寫的論述幾乎缺席所致,因而對「原住民文學」歷史縱深的挖掘、意涵的探究,終究不能不是空白乃至於是附從他者的界定來界定自己。但是不同的聲音來自魏貽君〈反記憶.敘述與少數論述〉一文(《文學臺灣》第八期,一九九三年十月),魏貽君從後殖民論述的視野看到了原住民文學作家的「位置」不同於臺灣文學,故認為原住民文學不應納編在臺灣文學裡面,它是一個「特區」的屬性,與臺灣文學的關係是「聯屬」而非「納編」。
另一個是瓦歷斯.諾幹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到「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產生的基礎是賴語言的(母語)是無以割除的起點,對於原住民社會初入現代化(我們似可以一九一四年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完成『五年理蕃計畫』,初步將臺灣原住民族納入國家統治範疇為始)之前,以口授相傳接續傳遞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視為原住民文學之母應亦為允當,一九一四年爾後,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感受現代化社會之族人,以書面形式完成之文學創作視為臺灣原住民族現代文學。」(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一屆臺灣文學五十年研討會」論文)
也就是說,從原住民接受現代化,開始使用「文字」記錄、抒發「自己」開始,原住民書面文學就誕生了。
2嘗試
臺灣原住民族使用文明的文字來抒發一己或族群的感受,至少在日據時期《理蕃之友》雜誌中就已出現各族知識分子(日人稱「先覺者」)的書寫文字,我們甚至可以將一九三○年「霧社事件」中花岡一郎、二郎在官舍牆上合力潑灑出「我等必須離開此世,蕃人因飽受役使終於爆發積壓已久的公憤,我們也被蕃人逮捕沒有任何辦法⋯⋯」等字樣視為「書寫」,更不用提十七世紀臺灣西部平原早已學會使用荷蘭教士所教導的羅馬拼音文字,但問題是,正如殖民者所樂於見到並建構出的狀態「把已經建構的價值觀(如文化、人文學科等)自然化,同時在另一方面建設了『蠻荒』、『土著的』、『原始的』一切作為對立面,並以之作為熱切改革的對象」一般,被殖民者日後在潛意識也操作著殖民者所建構的狀態(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文字是最常見到的發展),並使被殖民者因此而感覺是通往「文明」、「進步」的國民(皇民)的道途,這當然是藉著殖民者的「眼睛」來看自己。這種情況,恐怕要到八○年代後才有所轉變(國府期間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其鎮壓、清剿、殺戮、入獄原住民知識分子,使得日後的書寫呈現沉寂的狀態,也是使得原住民書寫者遲至八○年代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年代之後,民主、民族意識的高漲,並伴隨著全球原住民意義的抬頭,吳錦發先生所稱的第一批原住民書寫者出現了(正確地說,是「八○年代出現的一批原住民書寫者」),他們大多藉著文學形式來控訴著被壓迫、被殖民的歷史經驗,因而表現出別於漢人書寫者的「集體記憶」姿態,同時也表現出不同於漢人書寫者的山林海河的人文經驗。加以一九九三「國際原住民年」的推波助瀾,書寫原住民題材者已不侷限於原住民身分,並且學者、研究者的論著比以往有更多出土的機遇,在此貌似多元並存的書寫社會體之下,原本就因為人口弱勢的原住民族,其實際呈現出書寫世界的狀態恐怕更是接近「相對的絕對少數」,並進一步是「具體的少數」的現實,何況,還要通過一層層漢人書寫的檢審、流通、出版機制,其景況似乎並沒有想像中擁有樂觀的條件。
要言之,經歷了百年「殖民經驗」的族群,其書寫狀態的考察假設若不從「被壓迫」與「族群自覺」的主體,不從殖民的權力關係來檢查,恐怕原住民文學將再次被「普同化」「自然化」乃至於「國族化」,甚至被要求以及自我要求文學的標準要接近(最好是一樣)優勢文學的面貌,何況在語言(中文)的使用、族語的消褪下,還能掌握多少「自我決定」的籌碼,甚至於當代的族人還要真實地面對「不內不外的門口情境」。
本文的欲望正是試圖在殖民經驗(殖民主義與內部殖民)的書寫文本中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以及有無「去殖民」的痕跡與可能,嘗試闢出一條解讀原住民文學文本的道路。
二、去他的殖民
1日本殖民帝國的原住民圖像(一九三○——一九四五)
臺灣原住民族在近一百年先後受到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殖民統治,民族文學通常便會反映出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為聲、下筆為文是極其自然的事,以往通常以八○年代作為原住民文學的先聲,特別是乘臺灣民主運動而起的莫那能、拓拔斯、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書寫的文學作品被視為想當然耳的第一代原住民文學。但是從臺灣原住民族接受現代影響之前的口述傳統來看,一旦懂得使用文字,以文字發抒個人情感乃至於民族之情感,書面文學已然成型。換言之,一九三○年花岡一郎、二郎留其官舍牆壁的血書不只是向日本殖民帝國的發言,也是對族人的發言,其「書寫」的社會意涵反而具體地證明了臺灣原住民族納編成為日本這個「國家」的成員,並再一次確認了主體發言位置的全面喪失(以往是經由接續不斷的帝國「討蕃」、「前進」、「教育」、「醫療」、「科學」而感受到大小不一的痛苦)。
2漠視與空白的書寫世界(一九四六--一九八三)
一九四六年以降,臺灣原住民族被迫無奈地必須轉換另一個國家及這個國家的文化、語言符號,臺灣原住民族從「皇民化的日本人」轉換到「說國語的中華民國國民」恐怕也要花不少時間適應吧!事實上,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山地教育業務由省府教育廳第四科承辦,首先提出的三項實施方針即⑴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⑵訓練生產技能,培養經濟觀念。⑶注重衛生教育,養成良好習慣。隨著在一九五一年一月省府頒布「山地施政要點」,山地教育的目標直指「山地平地化」。從歷年臺灣政府對「山地教育」施行要點、辦法、計畫來看,是附屬在「山胞輔導措施」底下的「教育建設」,其政策手段由同化、輔導,調整為融合、扶植;從政策設計來看,充其量不過是「福利殖民主義」(Welfare Colonialism),因此其本質並非是考慮族群特性之不同,而是一體通用的統整模式(integration model),是一個國家意志主義的教育,缺乏由下而上的「人民的意志」的參與,特別是在解嚴前的政治空間裡,原住民族在漢人主導的教育裡,學習效果極差,不但缺乏進入主流文化的能力(大多數人),又不能保有主體文化特質,因此形成「民族文化盲」,甚至是「文化雙盲」的窘境。
在此時期出現的原住民文學僅排灣族陳英雄小說集《域外夢痕》,及阿美族曾月娥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甄選獎較為人所知。事實上,以文學形式表達著自我書寫的原住民族人仍不乏其人,但他們的共通點在於使用改易的漢名發表,發表的場所侷限於地方報紙、小型機關期刊,發表量較小,更重要的是,書寫的內容盡量隱沒族群的記號,一如「汙名的認同」,以至於在考察著此一時期的原住民書寫時,臺灣主流書寫中心與原住民書寫呈現著相當一致的「空白」與「漠視」的狀態。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臺灣省政府諮議泰雅族人林瑞昌向層峰遞交一份文情並茂的〈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復歸陳情書〉一文,準確地預言了臺灣原住民族再度被殖民的前兆:
脫離日本之鎮壓,今日還歸自由平等,光復了臺灣。被日本追放後山之我們,應復歸祖先墳墓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臺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那麼接受著殖民國教育知識的殖民地人民就沒有扭轉的可能性嗎?也不盡然。正如筆者的田野調查所顯示,與林瑞昌同時期的現任立委高揚昇的父親是族人口傳中的「詩人」,五○年代原住民師範生即有不少人善舞文弄墨,然而延續著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的「白色恐怖」,使得原住民的文學書寫與對社會改革的理想因槍斃、坐牢、流放、監控、惡意耳語的散播及國家情治系統的恫嚇等而戛然中斷。其造就臺灣原住民書寫的世界不得不以「漠視」與「空白」延續著苟活的日常生活,其無以去殖民也可以在陳英雄《域外夢痕》小說集中探窺殆盡,正如陳光興所指出的臺灣次帝國得以形成的意識基礎在於,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才會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
3主體建構及去殖民(一九八四--)
去/解殖民書寫,以逆寫帝國/中心為己任。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在《春風詩刊》第一期(一九八四)以〈山地人詩抄〉為名的詩稿為逆寫中心做了一次震撼教育。楊渡日後(一九八九)回憶著莫那能的詩作說道:「原住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漢人差別是這樣大,連各種細微的生活部分都會顯現出來,而這些又構成個體的生命力。而這些原住民族的生命力,便是我無法掌握的,也是我無法定調子的主要癥結。」事實上,楊渡之「無法定調」其實指涉著原住民(莫那能)的書寫「突然」產生有別於漢人(書寫、命運)經驗的敘述,「突然」亦意味著漢人對原住民社會處境長期的忽視、漠視、歧視並引以為常所產生的驚愕。而這無法掌握調子在孫大川〈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一文裡指的是「第一人稱的表達」,是「將原住民當前的處境、面對的難題,粗線條式地勾勒出來。恢復姓名的訴求,對自己文化傳統失落的危機感,都市原住民的苦難,山地雛妓的悲歌,上山下海勞力的壓榨,生活調適的問題等等,構成原住民作家反省、控訴的苦難。」以文本觀之,實情確乎如此,但是讓我們對照一九八四年的臺灣社會時,將不難發現那是個解嚴前的、發表異議仍會以叛亂罪入獄的、依舊未擺脫高壓統治的驚惶的年代,莫那能詩作的「控訴」因此就不是承平歲月在冷氣房安逸著、自在著發表那麼的暢快淋漓,換句話說,莫那能詩作的「控訴」是冒著隨時可能被捕的一連串「鬥爭」,也是以家族悲慘的命運向臺灣社會的土地敲下一記鋼釘,因此這是一幅絕斷的、宣告的姿勢與聲音,它宣告著「拒絕主人」的姿勢,只有斷然地拒絕主人的宰制、安排、教化,才有「脫離成為奴隸」的聲音對話著過去的主人。
今年第二屆「臺灣文學獎」中,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所寫的小說〈獵物〉與泰雅族瓦歷斯.諾幹散文詩〈關於泰雅(Atayal)〉,不約而同地呈現出原住民族書寫策略常見的「召喚集體的歷史記憶」(〈獵物〉的神話、儀式、文化規範,〈關於泰雅(Atayal)〉的神話用典、戰典的記憶),其對內用以喚醒族群意識,對外而言,是向主流文化尋求溝通與對話(參加文學獎本身就是一種尋求溝通與對話的策略);他們也表現出後殖民文學書寫的幾種策略,包括「棄用」與「挪用」的選擇,而這種現象的產生其實是一種「處境」,是不得不然地對「殖民帝國」的戰鬥處境。因為語言文字本來就是一組權力中介的重要作用,當原住民使用「帝國語言」(中文)以定義自己的時候,除非是毫無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的、向中心吸納的欲望靠攏的這種「向中心模仿」的態度,以便於使自己比「中國更中國」、「臺灣更臺灣」,否則,棄用或否定中心的優惠以及對中心語言的挪用與重構便會發生。
霍斯陸曼.伐伐在推動小說情節令「漢人漢語習慣上,總是怪怪的。」(李喬語)瓦歷斯.諾幹〈關於泰雅(Atayal)〉組詩中對中國成語「水火不容」典故的棄用與挪用,更是明顯之至,另外,神話原典的嵌入而不加注解,更是「逼迫」閱聽者重尋原住民(泰雅族)文化的源頭,此舉無疑是對中心論述的積極的對話與挑戰,也可以說是對中心論述「逆反」的策略運用。
另外,今年十月以泰雅族賽德克群為主體發言的《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一書,其直寫南投縣仁愛鄉泰雅族賽德克群小區域的人文歷史,簡直就是給泰雅族乃至於只是賽德克群族人閱讀的一本書,首先,書內並置各部落前後遷移的地名,如若不對仁愛鄉地理有所瞭解的話,閱讀本書恐怕是折磨的開始。
第二,想要瞭解泰雅族,就必先從Gaza(Gaga、Waya、Gaya,均為同義,因群系與地區而發音有別)開始,Gaza其實具體而又抽象,到處可見又僅能心領神會,大體可知但細微處卻又繁複謹慎,許多研究泰雅族Gaza的研究者莫不引以為苦,然全書所貫穿的精神實Gaza一詞耳。換言之,本書不但挑戰日漸失去Gaza精神的泰雅族人,也挑戰著意欲瞭解異文化的漢人如何進入泰雅族的心靈世界。
第三,民族對原住民族的分門別類,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充其量是人文學科的「分類編造」,是不真不假的科學的編定,而這個客觀性的宣稱,卻是如假包換的「創造」的過程。因而從否定「雅美」族到取回「達悟」族、從質疑「阿美」族到文化想像的「邦查」族,都是對中心霸權創造結果的不滿,《崇》書也透過追尋部落與老人的口述挑戰著民族學分類的泰雅族編定,挑戰未必會因此成功,但挑戰意味著主從關係的分裂、粉碎,至少,挑戰就會對「主體自我」的建構有所進展。
第四,本書對一九三○年「霧社事件」有不同的思考與解釋,以往的論述以國族、民族為基點,晚近有從「底層聲音」的採錄出發,本書卻從族群內部細微的「差異」重新檢視「霧社事件」的因緣,從部落間的Gaza呈現不同部落族人對「霧社事件」的相異觀點,換句話說,它是「微觀的」,更是「文化的」視野。
我的驚訝來自於作者幾乎不理會臺灣出版機制的寫作策略與運作模式(當然,它就需要有能夠支持本書的出版商,如海翁出版社等),並自始至終貫徹「賽德克人(Sodeq balai)」的位置,用以說明、澄清、闡釋、建構什麼是賽德克?何況本書充斥著羅馬拼音(根據作者在新書發表會稱,這是他自創的拼音系統,但是只要懂得英文K.K.音標的拼音就能念出來),這種在文本裡「嵌入」的書寫策略,其實是一種主體宣告的姿態,它強迫著閱讀者進入作者的世界,也意圖偏移、分裂主流閱讀的習慣。換言之,本書在無意間做出了「逆反/寫主流」的舉動,逆寫者,即是不再只是無力批判只能接收外在文化的姿態。
因為逆寫,原住民書寫的去殖民才有可能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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