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之狼(首度德文直譯本)

導讀一

二○一二年是赫曼．赫塞（一八七七～一九六二）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德國學術界出版了兩本赫塞新的傳記重新探討赫塞的一生與文學成就。兩本傳記都一致強調，赫塞因為雙親管教過於嚴格，天性纖細敏感的他，從小就深深感到不被父母瞭解與接納；也沒有機會享受孩童與青少年時期該有的童稚與天真。這種被高度壓抑、甚至於不被允許可以好好發展自我意識的成長經驗，不僅讓赫塞一生飽受精神官能症之苦；而且在他後來的寫作生涯裡，他也經常刻意透過描寫不受拘束、任意而行的小孩與狂飆少年，來捕捉自己不曾享受過的青春爛漫滋味。

嚴厲管教子女的雙親，在赫塞時代的德國社會並不少見（雖然他的雙親長年在印度傳教），因為當時正是「鐵血宰相」俾斯麥以軍國主義快速帶領德國成為強權國家的時代。整齊劃一、唯上命是從，成為赫塞成長過程中，社會上隨處可見的行為基調。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即便努力尋找，但不一定能找到，因為外在環境對具有叛逆意識的年輕人極不友善。有些人屢屢受挫後只能退回舊日窠臼。比較具備戰鬥意志的年輕人，卻又不一定能找到一條可以在日後讓自己沉穩徐行的路。誠如著名的近現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對二十世紀所做的定義「極端的年代」，被極端化╱兩極化的思潮與意識形態不斷在這個世紀互相對抗、企圖尋找自己可以生根茁壯的土壤。有些人不是徹底避世禁慾、不然就是在塵俗裡盡情放縱。就連尼采對悲劇哲學的詮釋也都是從理性的太陽神阿波羅與縱慾狂歡的酒神戴奧尼索斯兩個對立的文化創造力量談起。

兩極化的論述大興，有時其實是意味著看不到出路。看不到自己的想法與世界有進行對談、謀求讓世界往更良善方向發展的可能。尤其麻煩的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互相爭戰的，不僅是不同立場的個人或群體，有時也會是同一個人自己內心深處撕裂矛盾的自我。

看不清，放不下，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看不到前路的困獸之鬥，但又自以為是地想乾脆用戰爭來解決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

奮力想掙脫父權的宰制，卻終究讓自己落入以威權對待他人的網羅，想用以暴制暴來清除自己心中感到不舒坦的障礙。

焦慮、厭倦、沮喪、不時緊抓著在黑色旋渦裡載浮載沉的脆弱理性覺知。這一切構成患有精神官能症的赫塞對「自我」的認知。他無法與人靠得太近，包括自己的妻子；他也不太能與自己好好相處，內心常常陷入嚴重的自我矛盾。

對赫塞而言，面對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混亂、失衡，唯一能讓他證明自己存在價值、打造個我生命意義的，就是文學的美，就是書。然而，連這個部分，他都有痛。傳教士的父母親看重的是道德、倫理、品格、培養謹小慎微讓自己不要犯錯的堅韌意志。音樂文學的美固然不錯，但卻「只是」次要的附屬品。眼見自己雙親將藝文之美視為可有可無，這讓對追求美感經驗無比嚮往的赫塞自小就深感不被瞭解。他曾在一九二六年寫給妹妹的信上提到，這個創傷讓他感到與父母親疏遠。相較於雙親孜孜矻矻在亞洲傳教，真正能讓飽受精神病症糾纏的赫塞看見自己與永恆連結的，卻是自己筆下營造出來的美感世界。

然而，參雜著病態美感的暴力也算是美的一部分嗎？

這是赫塞在《荒野之狼》想討論的問題之一，也是這本書經常受爭議之處。出版這本書後，赫塞一直深感自己在這本小說裡對問題的闡述受到很多誤解。但是，作為讀者，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寫這本書時的赫塞真的有掌握到足夠的文學技巧來把這個複雜異常的問題妥善處理好嗎？

赫塞將他個人心中經常感受到的黑暗爭戰，透過年近五十歲的故事主人翁哈勒爾的自我放逐生活展現了出來。哈勒爾睥睨地望著人間，小說裡女房東姪子在〈出版者前言〉裡將他刻畫為深具靈性與天賦的個體，但不時會將週遭令他感到難耐之人視為「庸庸碌碌之輩」（「庸庸碌碌之輩」這個譯法為筆者所譯，與本書中譯為「脆弱沒價值的個體」不同）。哈勒爾既沉湎於無關世俗價值的美感世界，卻又有著殘害別人的意念。赫塞在《荒野之狼》的〈出版者前言〉裡假託發現哈勒爾手稿的女房東姪子之口說：「在這份手稿中看到的是時代的紀錄，因為哈勒爾的精神疾病──我如今瞭解到──並非個人的怪念頭，而是時代本身的病態」。

赫塞企圖將文學書寫轉化為時代精神病學的剖析，把長年糾纏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看成是時代巨輪給過度壓抑自我的年輕人留下的無情印跡。他在書中描述太過壓抑的人生傷痕如何透過重拾青春期少男的無所顧忌、為叛逆而叛逆來尋找自我療癒之路。這樣的說法讓這本書成為歐洲六八學運與美國七○年代嬉皮文化拿來反抗世故、反抗社會傳統制約的寶典。然而，隨著當時西方年輕人嗑藥、吸毒、濫交、自製炸彈、綁架名人……種種傷人傷己的高爆發力行為越來越層出不窮，這本書即便當時相當暢銷，但也掀起比剛出版時更多的爭議，只是赫塞在此之前幾年就已經過世了。……

（以上摘自〈找不到出路的時代焦慮與心靈困境〉，全文請見《荒野之狼》一書）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導讀二

《荒野之狼》出版後不久，赫塞在寫給友人的書信當中曾表示：「我的生平如果有任何意義，那麼必然是我個人無藥可救卻勉強控制住的，重視精神生活的人的精神官能症，同時也是時代精神的病徵。」（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致雨果．巴爾）「過去三年來因為我人性及精神的孤立和疾病，除了把我的狀態變成寫作客體，我找不到其他出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歐托．哈爾特曼）誠然，赫塞之所以寫下這個故事，部份固然是為了逃脫自身困境，卻也在於他自認所遭遇的困境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精神的病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不惜把個人最不堪的一面呈現在讀者面前，好讓大眾認識到這個「時代病徵」。為了使這樣的「材料」具備一定的客觀性，必然要經過相當的處理才能讓故事昇華，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作者和角色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也是作者敘述故事所必需的。對個人而言，命運打擊總是毫不容情，要把這樣的苦難訴諸文字談何容易！有如把自己推上祭壇，赫塞築起了華麗的舞台，層層疊疊，然後親手執刀，一筆一刀劃開自己的生命，鮮血淋漓，一層一層逐步展露，直到內心最深處，直到故事的核心。

於是我們最先讀到的不是以哈利的觀點所進行的描述，而是〈出版者前言〉，一個曾和哈利的生命有短暫交集的人，以他「中產階級」人士的立場，觀察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哈利，描述哈利其人及其看似荒誕、病態的生活，探索「疏離感」、「精神官能症」的根源，藉著「出版者」轉述哈利最初的論點：

「（…）人類生命之所以變成地獄，只發生在兩個時代、兩個文明或宗教相交錯的時候。（…）而現在有些時候，整個世代處於兩個時代，兩種生活形態之間，因而失去其正當性，喪失所有道德，失去任何安全感和無辜。」

〈出版者前言〉之後眼見就要進入小說的情節敘述，卻被〈論荒野之狼〉的反覆論證篇幅打斷，論文之後才又繼續敘述哈利的生命故事。這種安排和後來布雷希特（Bertoldt Brecht）為敘事劇所發展的手法「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一九四八年左右發展成完整戲劇理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創造距離，除了拉開作者和主角之間的距離，也有牽制讀者太快進入角色，轉而針對特定主旨思考或反思自身的作用。此一手法在小說技法當中非常罕見（若非前所未見），根本違反文學作品讓讀者代入、認同角色的常見期望及設定，結果是讀者在這個階段不會沈入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樣維持客觀的高度。

在一般的情節敘述之間插入論文，就結構上看似形式、情節分離，就整部小說主旨而言卻是相續相乘的，不斷圍繞著主題以不同觀點來闡述，產生另一種效果，亦即出現哈利的第一個鏡像，似乎是哈利／荒野之狼卻又不完全等同，是哈利自行營造多重哈利的第一步。這樣的安排自有深意，容後文再敘。此外這篇論文點出整部小說的核心觀點，首先描述哈利／荒野之狼的生命特徵，他的性靈生活、藝術家氣質，和中產階級的依存、排斥關係，是夜行族群，也是自殺一族；接著指出這類人解脫的途徑在於「幽默」，唯有幽默才能讓他們認識自我，讓衝突的心性和解。論文總結處卻提出「最後一個假定，以解開根本的偽裝」，顛覆前面所提出的人／狼、精神／本能二元觀點－－這種分裂只是哈利／荒野之狼解釋命運的托辭，「是種非常粗糙的簡化」，其實卻是苦難的根源，因為「哈利不是由兩種本質組成的，而是有著成千上百種本質」。作者提出之所以想像只有一個所謂的「自我」乃是種文化虛妄，因為古老亞洲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人類是無數層膜組成的洋蔥，是許多絲束合成的組織」，但這卻是哈利畏懼的，因為他相信「兩個靈魂裝在單一個心裡已經太多」，再多幾個必然完全撕裂；其實完全相反，是兩個太少，找出自己的其他面向才能讓他變成完整的人：

「你即將踏上更遙遠的、更辛苦也更艱難的成人之道，你要將自己的一分為二更加倍分裂，你的複雜性還必須要更加複雜。不是窄化自己的世界，不是簡化自己的靈魂，你必定要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