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與現代美術：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

導言（節錄）

一九五○年代西方世界對遠東的強烈偏愛，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此趨向在十九世紀末已出現，當時東方的神祕主義被視為是枯燥平淡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一項有趣的選擇，像神智學（Theosophy）之類的新思潮運動那時正大行其道。日本風格在一八六○年代既已出現，最初只是源自於一些日本浮世繪的造形特點，但是到了世紀交替之際，因接觸了東方神祕主義，使得日本風格得以進一步流行。

隨後的五十年，對東方的興趣逐漸退潮，但是到了一九五○年代，對遠東的熱情又重新再被點燃起來。不過對東方的興趣，其型態經過數年後，已有所改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二十年中，禪宗（Zen Buddhism）的魅力已逐漸擴大。如今二十世紀結束，而另一波的東方熱再次復活，不過此風潮已適應了當前的需求。本研究焦點主要集中於五○年代，我相信此段時期，正為禪宗的當代形式之引人入勝，奠下良基。

在一九五○年代，西方世界的視覺藝術，對基於直接情緒經驗的繪畫，較受到偏愛。許多藝術家並不追求「高度主觀意識」的個人主義式藝術，卻相信他們可以藉由個人的經驗產生宇宙大自然的藝術。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處瀰漫著混亂，此時大家開始質疑人類生存及現實本質的問題，許多藝術家不僅想在西方文化中尋求答案，也打開他們的心靈，接受非西方文化的觀點。結果此時期有許多藝術品，或多或少地令人聯想到歐洲之外的文化作品，藝術家們從這些遙遠的文化中所尋獲的聯想，叫人嘆為觀止。

同樣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當時日本與中國有不少藝術家也產生了一些與西方同時代藝術家類似的作品，此結果鼓舞了我去對西方與遠東的現代藝術之間的關聯與差異性，進行更明確的探究。由於所尋求的問題不可能找到資料，我即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集中於禪與禪藝術之間的密切關係。

我的研究焦點是對五十年代的禪藝術家與禪作品之間所呈現的密切複雜關係，進行詮釋，並揭露其與日本風格之間的關係，我的研究讓我原先所選擇的「禪之影響力」主題獲致明確解釋。

為了說明對禪及禪藝術發生興趣的蘊含意義，我選擇較宏觀的途徑，並檢視五十年代諸如巴黎、紐約、慕尼黑及日本關西地區等地的重要現代藝術中心。我先在荷蘭開始我初步的研究，接著繼續在上述中心探究，我訪問過藝術史家及曾在五十年代積極活躍於藝術世界的代表藝術家等專家，還在這些地方的圖書館、檔案資料中心及典藏美術館進行研究。因為西方的藝術史家是不可能以日本的觀點來思考作品，故探日本藝術一如探西方藝術般，採取了西方的觀點。

西方藝術家對禪感興趣，其影響曾在五十年代及稍後，為不少藝評家與學者所注意到，我從一九五○年代後期如亞夫瑞德‧巴爾（Alfred Barr Jr.）及米榭‧拉岡（Michel Ragon）等人的著作中，也偶然發現到他們的一些評論文章談到禪的普及情形，一般言，這些文章的內容非常概念化，並未舉例予以證實說明，在隨後的數十年，遠東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就越來越不受人注意了。主題的參考文獻絕大部分限定於藝術家的專文，現代藝術家之對遠東發生興趣，其規模與本質不大引起人們研究的熱衷，這可能歸因於此類來自東方的影響力很難得到有力的證據。不過也有一個有趣的例外情形：在《世界文化與現代藝術》(Weltkulturen und moderne Kunst)的書目中，有一篇由曼夫瑞德‧史尼肯伯格（Manfred Schneckonburger）於一九七二年所寫論文〈十九與二十世紀歐洲藝術及音樂與亞、非、大洋洲及非印裔美洲的遇合〉(Die Begegnung der europaischen Kunst und Mus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s mit Asien, Afrika, Ozeanien, Afro-und Indo-Amerika)。在史尼肯柏格的論文中，有一節標題〈禪宗、水墨畫與現代藝術〉(Zen-Buddhismus, Tuschmaleri und moderne Kunst)以好幾頁篇幅，首次認真將有關對東方書法與禪感興趣的二十世紀藝術家編入目錄中。最近幾年介於遠東與現代藝術之間觀點的藝術史家已稍微增加，並出現在數種出版物中，諸如一九八八年的大衛‧克拉克（David Clarke）論文〈影響戰後美國繪畫及雕塑的東方思想〉(The influence of Oriental Thought on Postwar Americ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以及一九九○年在漢普斯提(Hampstead)等地舉行的「透明之線」(The Trans Parant Thread)展覽等均有此方面興趣，我在有關預示遠東影響此類觀點的文獻研究，可說是經常成為此方面探究的參考基礎，尤其上述所提的一九九○年展覽目錄更顯格外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