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的態度：戰後臺灣建築師群像

序

一些後話

王增榮

許多年前，曾經在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工作，這是漢寅德先生主持、漢寶德先生實際主掌設計的事務所，他們是弟與兄的關係。後來，因為考上研究所，趁著漢寶德先生到辦公室來討論設計，我和他說要離職重回學校進修，當時他的回應是直接地問：「那你要研究什麼？」我也很快回答，因為在大學畢業時的確有想過─臺灣戰後的建築發展。

我想，這可能出乎他的想像吧？因為那時期的建築研究所與建築史有關的研究，最熱門的是古建築以及相關修復的題材，甚至對日據建築的研究都還沒成氣候（就李乾朗先生一個人在開始），而我竟然要研究眼前的建築！他應該覺得驚訝，也很快、很直接地回：「這值得研究嗎？」

我已記不起當時具體的回答，但記得回答的大概。

在大三的上學期，因為設計被擋修，我空出很多時間，因此有更多機會去確認對建築的興趣。在這時期，透過閱讀與思考，我意識到建築原來不僅是一門技術，其實也是文化的一種，它不只如許多設計老師說的是解決或提供基本居住的合宜性，它還潛在著敘述人性所需之精神性的能量。在這以自我學習來填充的空白時期，我曾逐字翻譯地讀了一些建築作品與評論文章，以及許多中文建築論述，其中對我最具啟發性的，則是賀陳詞先生在成大建築系內部刊物發表的文章，以及漢先生主編的建築雜誌，尤其是他的著作。在當時充斥著譯代作的中文建築「論述」裡，上述兩位先生卻能夠以個人的建築認識對建築作品提出獨到的觀察、分析與評論，讓我體會到，我們是可以對建築有見解的，不是只能唯國外的書寫亦步亦趨；而賀陳詞先生開設的現代建築史課程，則讓我確定歷史整理與當下的評論對未來發展的提示意義。

回答的大概是：或許現在臺灣的建築不太起眼，也缺乏觀點，似乎不具研究的價值，但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才算值得研究呢？歷史有一種角色是累積觀點，有觀點才能累積，有累積才能比較與反思，否則我們只能跟著外面的思考走，但跟得上他們的風潮，卻跟不上他們的內在理路。因為環境狀況不同，以致於從任何時期開始做都會覺得虛無，也找不到所謂值得記錄（或，歷史）的開端，因為在這些發展裡，永遠都找不到自我的存在，那麼與其擇日，還不如就地開工！

其實現在回想，當時我有這樣的念頭，應該也不完全是自發的。1979年，《建築師》雜誌出了一期一、二月合刊的專輯「光復以來臺灣建築的回顧」，這才是臺灣對本島現代建築研究的開端，這或許也算是建築界對當時本土化運動之安靜的回應吧，我想。1979年，是我應該大學畢業但畢不了業的年份，這專輯對我影響深刻，我認為當年參與編輯這本專輯的先生們，才是當代建築歷史的前鋒。
 

漢先生聽了回答道：「這應該不容易吧。」再客套地笑了笑就離開。之後，我也完成研究戰後現代建築在臺灣發展的論文。

三年多前，深夜來了一通電話，是阮慶岳，他要和我聊建築、聊評論。

完成論文後，我投身建築雜誌做編輯，在主編王立甫的支持下，推動實名制的評論，這是實踐我前述提到的觀點─沒有評論的累積，就難有歷史的書寫。以前我們以為歷史是絕對權威的定論，現在我們瞭解，歷史只是撰寫者相對整體的評論，是供參考之解讀的一種。可惜的是，中文的文化圈裡，或許儒家影響已經出神入化，輩分意識深入骨髓，許多朋友或許學問有好幾馬車，談及評論，卻常有意無意地狂丟書包，繞了一圈又一圈，對點評的作品只像蜻蜓般點水般帶過，這現象讓我有點失望。

那一夜，阮慶岳也談到這個失望。

我認識阮慶岳，比離開漢光更早幾年，他是我最早認識的他校學生。那年夏天是我們最後的暑假，我與阮慶岳（還有他的同學陳珍誠，目前淡江大學的教授）不約而同到漢光事務所工讀。報到後，隔天三個人就到嘉義教師會館住了一個月，做古建築的測繪。畢業後，他們出國就少了往來，十幾年後，才重新聯繫，兩人之交一向是君子般清淡，不過，又不約而同地，彼此也對觀察與評論建築有興趣。

電話裡的阮慶岳有點激昂，說著如果我們有共識，要不要辦個公開的評論講座，以對談的方式做沒有遮攔的直率評論？我覺得這主意很好，也是我長久以來希望做的事，馬上答應了。然後，他說怕隔天我們會後悔，他要儘快公開這個想法。後來，我們真的沒有反悔地完成了這個構想。過程中，為了保持觀點的獨立性，我們決定只討論人選，講好不事前交換看法，希望能展現觀點的多樣性，我們也做到了。最後，就是這本記錄的誕生。

這是我們拋出的一塊磚吧（我沒問阮慶岳同不同意這是塊磚），希望能夠引起更多漣漪。

這也是我與阮慶岳相識四十年之際，合力完成的第一件事。雖然，我們在許多層面觀點不完全一致，但能夠不一致地合成一本書，我覺得真是快意，不過，他會不會也這樣想，我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