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以中國畫色彩語言為研究對象,涉及美術學、色彩學、文化學,運用互證法、辯證法等系統性的研究方法,將中國畫色彩語言的內部結構、審美認知方式、中國色彩文化的發展理路、中國畫色彩的語言系統進行了深入論證詮釋,以期探尋當代中國畫色彩語言創新的可能性,提出了建立當代中國畫色彩語言體系的初步設想,是一部值得細細一讀的中國畫色彩理論著作。
本書內容具有原創性、開拓性、前沿性、邏輯性,論述方法科學合理,觀點鮮明、論述嚴謹、表述科學、體系完整、文風清新,圖文並茂,是一部值得細細一讀的中國畫色彩理論著作。
目錄
序尋找中國繪畫色彩的邏輯朱良志
引言
[第一章]中國色彩認知的淵源
第一節原始色彩經驗的視覺編碼
第二節色彩認知的文字編碼
第三節五色結構的起源
[第二章]中國色彩的觀念系統—文化表徵
第一節五行色彩體系
第二節儒家色彩倫理
第三節道家色彩玄學
第四節佛教色彩法門
第五節服飾色彩觀
第六節色彩的民間視野
第七節詩意的色彩景觀
[第三章]五色體系下的繪畫顏料—色彩語素
第一節青色系繪畫顏料
第二節赤色系繪畫顏料
第三節白色系繪畫顏料
第四節黑色系繪畫顏料
第五節黃色系繪畫顏料
[第四章]中國畫設色的工具媒材—色彩語介
第一節畫底語介
第二節工具語介
第三節膠礬語介
[第五章]中國畫色彩語彙及其結構方式
第一節結構性的色彩語彙
第二節色彩語彙的結構類型
[第六章]傳統中國畫色彩的語法程式與語體
第一節程式化的色彩語法
第二節中國畫色彩的語體類型與相關語法程式
[第七章]中國畫色彩理論與色彩語言的特質
第一節從“繪事後素”到“隨類賦彩”
第二節色彩理論的水墨轉向
第三節程式化的色彩理論
第四節中國畫色彩的類相特徵
第五節從中西方比較中看中國畫色彩的語言特質
[第八章]當代中國畫色彩語言的構建
第一節當代中國畫的技藝迷津
第二節中國畫工具材料的開拓與色彩語言的探索
第三節獨立色彩語言實驗
結論
圖版目錄
參考文獻
後記
作者簡介
序/導讀
【引言】
本課題以中國畫色彩語言為研究對象,其範疇涉及美術學、色彩學與文化學。
作為中華文化的視覺表徵與造型藝術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畫色彩語言構成了一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獨特體系。在經、史、子、集等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大量關於色彩文化的記載,反映了中國古代色彩的審美觀念與實際應用情況。歷代諸多畫學著作,無論是史傳類,還是理法品評類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國畫色彩問題。民國以來,于非闇、蔣玄佁等學者紛紛涉足中國畫色彩研究領域,使此項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于非闇的《中國畫顏色的研究》、蔣玄佁的《中國繪畫材料史》、彭德的《中華五色》、牛克誠的《色彩的中國繪畫》、潘吉星的《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曾啟雄的《中國失落的色彩》、王定理的《中國畫的工具及材料運用》、王文娟的《墨韻色章:中國畫色彩的美學探淵》、趙權利的《中國古代繪畫技法、材料、工具史綱》,等等。這些著作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從不同側面對中國畫色彩語言進行了彙編、整理和專門研究,為本課題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和參考的研究綫索。
一、
大體上,中國畫色彩語言研究分化為三種類型—工具材料類、技法式樣類和審美認知類。這三類研究各有側重,從不同維度加深了對中國畫色彩語言的認識,卻都屬於單一化的理論範式,學科視野較為狹窄,忽視了工具材料、技法工具和審美認知三者之間互動的結構關係,未能將中國畫色彩語言研究提升到全面、系統的高度。
從根本上說,單一的研究方式之所以不能對中國畫色彩語言進行系統詮釋,其原因在於:中國畫色彩語言在本質上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如果僅僅採取分而治之的方式來研究,則難免忽視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而無法勾勒出中國畫色彩語言的整體性狀與內在邏輯。
有鑒於此,本課題採取了系統性的研究方法:
其一,以互證法將文獻考證、圖像分析、田野調查與技法實驗相結合。其中,文獻考證以古代畫論為重點,旁及經、史、子、集、筆記、方志;圖像分析範圍主要包括帛畫、壁畫(以敦煌、永樂宮、雲崗石窟的壁畫為主)、古代卷軸畫(以故宮博物院藏畫
為主)、民間年畫、現當代中國畫作品(以中國美術館及在京的評述收藏單位為主要對象),圖像資料的採集以親眼實見為原則,同時參照相關出版物中的印刷品;田野調查主要針對生產筆、墨、紙、硯的傳統作坊來展開,探尋媒介材料工藝的歷史基因;技法實驗則結合本人在繪畫創作中的實踐及體會,對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繪畫作品的設色技法進行實驗,形成色彩語言的分析報告。
其二,以辯證法兼顧“長時段”視點和“物態學”分析,透視媒材演變、技法發展和觀念變遷之間的互動進程。以中國畫色彩的發展為主綫,介紹中國繪畫的發展歷史,闡明色彩在中國繪畫中的作用,描述幾個重點歷史時期的色彩面貌及其變遷的整體方向,並結合繪畫理論、畫家和繪畫作品闡釋中國畫色彩體系,糾正當前史論界存在的一些學術誤解及偏見。從中國繪畫歷史的角度探究色彩與中國繪畫的成因、屬性、沿革、風格形成與藝術表達之間的關係。
其三,以綜合法吸納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力求將宏觀論述、中觀考察和微觀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將宏大敘述與個案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運用這些研究方法,本課題旨在通過考察歷代畫作並結合筆者30 多年的創作經驗,分析中國畫色彩語言的內部結構,在色彩語言分析的基礎上歸納中華文化系統中的審美認知方式,探尋中國色彩文化的發展理路,整體詮釋中國畫色彩語言系統,進一步說明色彩在傳統中國繪畫史及現代繪畫繼承發展中的重要性與必然性,重新認識中國畫的當代問題。
二、
一般地說,中國畫色彩語言體系包括三個子系統:工具材料系統、技法式樣系統與審美認知系統,三者各有所本,又互為動因。
工具材料系統由顏料(主要包括礦物性的石色、植物性的草色、墨色、印料)、調和劑(主要包括膠和水)、畫底(主要包括絹與紙)、工具構成(主要包括筆、硯、印)。這些特定的工具材料組合,又分別與不同的技法產生不同的結構關係,從而衍生不同的式樣和風格。技法式樣系統則包括設色技藝、樣式,它意味著特定的顏料、設色技法與特定樣式產生不同的結構關係。審美認知系統包括色彩視知覺、審美範式、文化模式。視知覺是一種給現實賦予形狀、色彩和意義的知覺形式,色彩視知覺則是觀察感知外部世界並進而觀察感知結構色彩的通道。觀察方法的差異必然導致形式的差別與色彩意義的不同,而色彩語言的差異也可歸結為審美範式、文化模式的不同,審美範式影響視知覺心理。對於這三個子系統,我們如果以靜態模式去分析,往往容易將其割裂為三個相互孤立的方面,而難於對中國畫色彩語言體系產生整體而辯證的認識。
毋庸諱言,在全球化的當代語境下,任何單一的研究方式都無法對中國畫色彩語言進行系統詮釋,因而已經難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隨著世界各國藝術交流的日益擴展,中國畫色彩語言亟待納入宏觀的視野加以系統研究,以便對當代中國畫語言的全面創新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依據。
三、
在論文結構方面,本課題正文分為八章,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追溯中華色彩體系的淵源,以史前中華色彩遺跡為探索原始色彩認知的重要對象,研究原始色彩經驗的視覺編碼;以甲骨文中的顏色字作為解讀中國遠古色彩認知的關鍵密碼;對於以五類分的認知構造進行追本溯源,破解中國五色觀念起源問題。
第二章,研究中國色彩的觀念系統,揭示其文化表徵意義,重點梳理五色觀念由周至漢的體系化與定型過程,分別闡述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中的色彩觀,並從民間文化、服飾文化、文學等維度透析其中蘊含的色彩觀念。
第三章,詮釋“青、赤、黃、白、黑”五大色系如何通過對呈色物質的不斷選擇與融匯而構築中國畫色彩語言系統,按五大色系分門別類地闡述中國畫的顏色原料所具有的不同色彩語素功能與屬性。
第四章,把設色工具與媒材作為承載色彩語言的基本介質納入色彩語介的理論層面,研究歷代繪畫工具材料在中國畫風格變遷中扮演的功能角色,以及其對中國畫色彩語言的重要影響。
第五章,分析不同的中國畫色彩語素如何通過對比、呼應、承接等程式而形成特定結構,以及如何在色彩語彙層面組成了穩固而多樣的間色構造;分別從重著色、淺著色、水墨、彩墨諸類型,闡釋中國畫色彩語彙的內在結構。
第六章,考察勾法、染法、填法、醒法、作底反襯法等中國畫色彩語法的發展歷程,揭示中國畫色彩語法與不同畫體的特定關聯,主要包括人物畫體與平塗、凹凸法、暈染法等語法程式,山水畫體與點、勾、皴、擦、染等語法程式,花鳥畫體與填色、暈染、點寫、烘托、打底及反襯等語法程式。
第七章,梳理傳統中國畫色彩美學之歷史源流,解讀繪事後素、隨類賦彩、墨運五彩等重要命題,分析中國畫論中的色法理論、色彩學思想及其歷史影響。通過比較法來論述以經驗主義為主的中國色彩觀與實證主義的西方色彩觀之間的差異,闡明中國色彩學理論的哲學性與中國畫色彩語言的類相特徵。
第八章,考察當代中國畫在工具材料與色彩語言方面的新動向,探尋中國畫色彩語言創新的可能性,結合個人的色彩語言實驗提出構建當代中國畫色彩語言體系的初步設想。
【推薦序】
尋找中國繪畫色彩的邏輯/朱良志
申少君先生是當代有影響的畫家,我看過他不少作品。其獨特的造型和深邃幽眇的色彩給我很深印象。他還是一位研究中國畫理論的學者,研究多集中在繪畫色彩方面。即便我對他有這樣的了解,當我讀到這部討論色彩語言的著作時,還是有些吃驚。我沒有想到一位專職畫家對中國畫核心理論有這樣深入的思考,此作顯現出作者具有很高的繪畫理論水平,也沒有想到他在繪畫色彩理論方面有這樣系統而發人深省的建樹。
重尋中國繪畫的色彩語言,是這部著作的主要旨趣。少君先生是一位畫家,他的研究有很強的針對性,此書可謂有感而發,所面對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當代中國繪畫色彩語言的失落。作者認為,當代中國畫發展遭遇困境,其中“色彩的失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他的研究是要復原“那一道中國繪畫色彩絢麗的風景”,尋覓繪畫色彩語言發展的內在邏輯,進而在深厚的傳統基礎上建構中國畫的當代色彩語言。
少君先生所言“色彩的失落”,不是說傳統的著色技巧失傳了,而是說對傳統的色彩語言理解和繼承存在誤區,也包括傳統色彩語言的轉換在當代面臨困境。我同意少君先生的判斷,就是傳統繪畫色彩觀念亟須澄清。我甚至感到,所謂色彩語言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傳統色彩理論的誤解所造成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畫重墨不重色,傳統繪畫是反對色彩的。這樣的觀點可謂似是而實非。中國文化中的確有抑制色彩的思想。早期思想中存在的“色彩秩序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色彩抑制觀。兩周以來,隨著色彩技巧的豐富以及人們色彩認知的細密化,色彩在社會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融入了豐富的宗教、道德和智慧的內涵,色彩也被納入到特別的秩序中,“五色”系統就是一個與中國人宇宙意識蒂萼相生的觀念,與其說它是一種色彩分類系統,毋寧說是一種宇宙秩序的象徵。這種色彩秩序觀導致對色彩本身的抑制,道家強調“五色令人目盲”,要“膠離朱之目”,對色彩的運用發出了質疑。而儒家的正色觀同樣也是對色彩的抑制。
中國畫原來就叫“丹青”,強調繪畫是通過色彩來圖寫物象的。先秦時繪畫又叫“繪事”,或“畫繢之事”。“畫”本為刻形,“繪”(繢)的意思則是圖色。繪畫中色彩的運用明顯受到這種色彩秩序觀的抑制,我們在孔子的“繪事後素”說中能看到這種影響,在六朝畫論中的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學說和“六法”的“隨類賦彩”思想中,也可感受到潛在的色彩秩序觀的影響。
對色彩抑制的極端例證是水墨畫的出現,它是影響中國繪畫色彩觀念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水墨的出現有工具材料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則來自於思想觀念方面,它是道禪哲學流佈的直接產物。水暈墨章改變了中國繪畫發展的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中國繪畫的色彩之道。五代北宋以來,繪畫領域出現了畫道之中、水墨為上的觀念,甚至出現了以水墨來排斥色彩的現象。北宋以來的山水大家一般都不用著色,即使到了元代黃公望、王蒙之輩,也只是略施丹朱,與濃塗大抹完全不同。董其昌文人之畫與工人之畫的區別,在客觀上造成了貶抑著色畫的趨勢。求於五色之外,成了文人畫的重要特徵。甚至有人誤解為文人畫就是水墨畫,是一種區別於著色畫的繪畫。
正像少君先生所說:“明清以來,重墨輕色的鐵律儼然已經成為中國畫的正統,反技術主義的畫家大多對此習而不察,甚至奉為圭臬。即使自清末民初興起的中國畫改良主義,也僅局限於批判文人畫的‘墨戲’傳統,而未深察紙本卷軸畫在色彩技藝上的衰頹。於是輝煌絢爛的唐宋設色傳統,便因生紙畫底的材料限制與重意輕技的審美取向,而變成了日漸退向歷史深處的遙遠景觀。”
中國美學有淡然無極眾美歸之的觀點,強調絢爛之極而歸於平淡,自唐代以來繪畫越來越重視形外之韻,所謂得之於“驪黃牝牡之外”,反對色彩的氾濫。但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中國畫是輕視色彩甚至反對色彩呢?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中國哲學是排斥色彩的觀念呢?當然不能。
中國哲學的旨歸不是排斥色彩,而是超越形式,也包括超越色彩,重視人的內在生命體驗,反對單純的外在感官的獲取,反對知識的分別。就像中國藝術強調的“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不是欣賞醜,而是超越美醜的形式判分,而歸於內在的生命體知。在色彩運用上也是如此,如道家的“五色令人目盲”觀念,不是對色的排斥,而是在宣揚一種“為腹不為目”的哲學,不重“目”—外在知識的獲取,而重“腹”—內在
生命的感知。而融大乘佛學和莊子思想而產生的禪宗,更重視這樣的觀念,它的色空思想、無色觀念,強調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都不是對色的排斥,而是超越物質性、對象性,在內在生命體驗中與世界相融一體,去感受世界的風花雪月。
即就水墨本身來說,唐宋以來水墨畫的流佈也不意味對色彩的否定。唐宋以來人們談水墨,常常與“五色”聯繫起來。水墨是黑白世界,依照中國一種色彩認知系統,黑白世界意味著無色世界,“無色而具五色之燦爛”—不是對色彩的排斥,而是通過墨色的氤氳,表現出五色世界的絢爛。張彥遠的“墨分五色”、“運墨而五色具”,張揚水墨之道的荊浩所提出的“不貴五彩”說,以及託名王維《山水訣》中所說的水墨“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等等,都不是對色彩本身的否定,而是要蕩滌世界外在的遮蔽,直溯造化之源,表現一種本色世界。不是對色彩的否棄,而是解除人們對形色世界的執著。
少君先生於本書所言,水墨的出現,“並未擯棄色彩語言,而是弱化了色彩語言”,這樣的判斷是客觀的。水墨的出現,在色彩之外開闢了一種獨特的語言呈現途徑,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領域。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色彩語言本身的變化,不僅是水墨與色彩之間的相融相即,也是色彩本身發展的異路求生。甚至可以這樣說,水墨的出現,在新的格局中,提升了色彩語言的表現活力,使之向著更適應中國寫意繪畫所指引的路徑前行。
清初龔賢的繪畫大膽地用黑用白,研究界有“黑龔”、“白龔”的說法。他的知白守黑、計白當黑觀由道禪一脈傳出,他說:“非黑無以顯其白,非白無以判其黑。”黑白在他這裡不是單純的筆墨問題,而是通過它來追求光明—繪畫價值的實現,繪畫是給自己、給他人帶來光明的藝術。他謹守“知其白,守其黑”的哲學,由此黑白世界來追求光明。老子認為,光明與黑暗的分別是沒有意義的。真正對光明的追求就是放棄對明暗的分別。他說“明道若昧”,又說“見小若明”—一個東西看起來很光亮,真正的光明是對明暗的超越。《莊子》所說的“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其意也在於此。龔賢與他的老師董其昌一樣,強調無色可盡天地之燦爛,以繪畫中的黑白世界來“放光”,絕非對色彩的否定。像服膺“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哲學的董其昌,固然有淡然無極的一面,但他並未被這形色層面的無色觀所牢籠,他的畫也有山紅澗碧、春花爛漫的麗景。但他的“麗景”在淡化物質化、對象化、形式化執著方面,又向前邁出扎實的步伐。
那種認為文人畫就是排斥色彩的觀點,是一種皮相之論。文人畫的發展中,有一種即色即真的觀念,不必離色而求真,就像孟子所說的“形色即天性”。生命的真性可以從淡然中獲得,像雲林所說的“源上桃花無中無”,也可從色中覓取。心中無色,縱然滿紙絢爛,也可臻於高致,直達生命縱深。我在石濤研究中發現,作為文人畫家的傑出代表石濤並非排斥色彩,他的畫可以說是山花爛漫,色彩濃重,雲林號&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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