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共同體：群體的倫理反思與塑造

導讀

「分享相通」的基督教政治倫理思考

歐唐納文是誰？

《愛的共同體》一書的作者歐唐納文（Oliver O’Donovan，以下簡稱「歐氏」） 乃英國傑出的基督教倫理學家，曾於一九八二至二○○六年出任牛津大學倫理及教牧神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ral and Pastoral Theology），二○○六至二○一三年出任愛丁堡大學基督教倫理及實踐神學教授（Professor of Christian Ethics and Practical Theology）。歐氏對近代基督教倫理學和政治神學皆有卓越貢獻，既積極推動以福音為本的基礎理論建構，也關注現代社會的各種政治和倫理議題。

本書的由來

二○○一年十一月，歐氏接受美國加爾文大學及神學院的邀請，主講史托伯神學講座。本書收錄和編輯了該次講座的三篇演講，主要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把眾人聯合成為一個持續的行動和經驗群體？對政治哲學或倫理學而言，這是一個十分基礎的問題，不同的理解可以產生巨大的實踐差別。在本書中，歐氏嘗試從奧古斯丁神學傳統出發，闡明人類「分享相通」（communicatio）的本性和活動，乃是人類結社的基礎。

「分享相通」這概念，往後屢見於歐氏的著作之中，成為他的政治神學和倫理學的關鍵概念之一。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政治神學專論《判斷的途徑》（The Ways of Judgment，書名暫譯；特別是書中關於終末社群的第三部分），以及神學倫理學三部曲「倫理學作為神學」（Ethics as Theology）之卷三《進入安息》（Entering into Rest，書名暫譯）。

除此之外，是次講座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顯示出歐氏如何理解現代晚期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危機。在講座舉行之前，美國發生了轟動全球的九一一事件，美國本土的愛國主義情緒極其高漲，政界以至大眾傳媒充斥著激憤的言論，把施襲組織標籤為「民主與文明的敵人」。歐氏認為，這種草率的樣板定性不僅模糊了事件的性質，更反映出西方深層次的文化亂象。在群情洶湧之際，他發出逆耳之言，勸籲西方社會必須重拾一種批判性的克己，持守終末耐性。

第一章〈愛的對象〉討論政治生活的情感認知與群體面向

《愛的共同體》一書共分為三章。在第一章〈愛的對象〉開首，歐氏提出兩個教導政治倫理學時所遇到的疑問，讓讀者反思政治生活及其倫理思考的性質。首先，政治倫理所觸及的事情，往往只有很少數的人直接作出決定，那麼為什麼眾人需要去學習和參與這些思考？其二，倫理審思並不能為已成過去的事情作出決定，那麼為什麼人們經常回溯歷史個案，討論社會昔日應做或不應做某些行動？

歐氏指出，亞里斯多德式的理性二重區分，並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政治生活的這些面向。相較之下，奧古斯丁神學傳統的兩個學說，對人類理性思考和結社活動的理解更為精闢獨到。承襲奧氏的思想，歐氏提出兩個相關的觀點：1.理性活動源自一種實存性的情感認知（affective cognition），因此倫理思考並不侷限於往前審思，以期達至某種決定和行動；也包含往後回溯，好識別出對世界的愛和認識，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身分；2.這種對世界的愛和認識，不是個體獨自的活動，而是眾人共同參與的事業；它也成為群體審思和行動的根基。

由此，歐氏引入本書的主要命題：喜愛和認知之間存在著深層的聯合，並且此兩者聯合眾人成為一個群體，深刻地形塑著它的生命型態。

全書核心所在：第二章〈同意共享〉

第二章〈同意共享〉是全書核心的所在，探討對共同事物的喜愛是如何建構和形塑群體。喜愛是人們聯合和組織起來的關鍵，先有對外在對象的共同喜愛，才有彼此之間相互的喜愛。

歐氏仍然以奧氏學說導航，闡發「分享相通」（communicatio）這個關鍵概念。它是保羅用語koinōnia的拉丁文翻譯，既有「分享」的動詞意涵，也有「團契」的名詞意涵。受造人性必然分享各種各樣的物質或精神性事物，而「語言」則處於一切分享相通的核心。它賦予人類觀照分享活動的能力，組織和詮釋對事物的理解。即使是最簡單的物質分享，人也會透過語言來分享對該事物的共同理解，賦予它文化意義，從而衍生出複雜的文化分享相通。這種反思意識不僅帶來對所喜愛事物的共同理解，更進而生出共享者之間共同的自我理解，同情共感，成為一個共同經驗和行動的群體。

按歐氏的理解，在眾多喜愛的共同對象之中，有些是具有超越的代表性，包括一些代表性的物品、人物、歷史和觀念。它們表達出該社會的本色，呈現出該社會的自我理解和自愛，也構成一扇開向世界的共同視窗，既建構社會對所置身的世界的理解，也決定他們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和實踐。每個社會都有一套由自我代表構築起的意義結構，一方面形成群體內的共同自我理解，另一方面則識別出與其他社會的相異，因而形成張力。

然而，歐氏強調，社會的多元性本身並非錯誤，真正的問題源自人們把它錯置為神聖超越的視界。意義結構因而淪為偶像崇拜，不再是認識世界和鄰舍的視窗，反成為阻擋視野的屏障。歐氏認為，這才是現今不同文化之間發生衝突的根源；而福音信仰提倡的出路，並不是移除差異的虛假統合，而是自我克制的終末耐心，在盼望中等待全人類的真正代表來臨。

第三章剖析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

第三章〈理性存有聯合而成的聚眾〉承接上章末提出的克己操練，進一步剖析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並順帶反思九一一悲劇背後的深層矛盾。歐氏認為，我們可以循多種不同途徑，探討現代社會與過去的世代有什麼重大的差別。

他所選擇的切入點，是現代社會特有的分享相通模式，也是其特有的社會自我代表形式Publicity，意指由現代媒體透過新聞、廣告和娛樂的混雜傳播形式，所引起的公眾關注。

歐氏在批判現代傳播形式前，作了一個頗長的歷史回溯，指出初期教會承接古以色列對神話語權威的重視，對崇拜中視覺形像的使用，戒慎恐懼。特別值得再思的是，八、九世紀的反圖像爭議背後的神學意涵。支持使用聖像的一方並非揚棄了審慎立場，而是在確認道成肉身的前提下，反思和建立與福音相稱的圖像使用紀律。聖像是對道成肉身的見證，也時刻提醒會眾，最真實的形像要等待主再來時才顯現。這種操練能夠防止社會自我代表成為偶像，僭越基督的地位。

歐氏繼而回到現代西方媒體的情況，痛陳這種戒懼態度的失落。按照前一章的討論，社會中的代表發揮著連結社會的作用，而媒體產生的公眾關注正是現代社會達成此作用的手段。然而，現代的公眾關注是一股無定向的力量，不斷製造出大眾共同話題，識別各種正面或負面的關注對象，派定樣板角色，使它們成為社會形像投射和自我呈現的工具。歐氏指出，利用公眾關注來獲得群眾支持當然不是新事，但現代社會在形像生產方面的速度、數量和渲染程度，是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相比。這顯示現代西方社會似乎罹患某種麻痺症，需要大劑量的藥物來刺激分享相通。

歐氏提出數項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當中與第二章章末的課題最為呼應的，是現代西方社會試圖藉此克服差異，統合眾多分享相通成為一個普世共同體。現代性所追求的普世願景，現今以向全球傳送影像的形式重現出來。歐氏認為，這種毫無紀律的自我投射，正正顯示西方社會失卻了批判性克己和終末耐性。這種普世野心在別人眼中顯為新殖民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他指出，九一一悲劇背後的矛盾，不是西方文宣所講的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而是認同反圖像崇拜立場的宗教文化，與一個不再以福音為紀律、形像氾濫的文化之間的衝突。他寄語教會群體在這時代危機中，要操練對他們所愛的共同對象的專注，在躁動不安的世代中耐心地抗拒虛假形像的驅策，並甘願承擔由此而來的代價。

專注於神的形像

《愛的共同體》一書篇幅雖短，但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思想密度也相當高，很值得讀者花點時間反覆咀嚼當中的內容，與作者進入深度的思想對話。上文旨在概括勾勒全書脈絡和主要觀點，為讀者這趟思想旅程稍作熱身。惟願上主使用本書，幫助華人信徒在政治生活上專注那獨一、真實的神之形像。

李耀坤博士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趙叔榮．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