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歷史
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帶你瞭解歷史、認識歷史，
看史學家如何寫史，歷史敘事如何躍然紙上！
歷史、神話、史詩和宗教是人類最古老的研究領域；西方兩千五百年文明裡的史家和歷史作品，都可以在本書裡綜覽。本書作者約翰．布羅把史家和史著放在文明和社會的框架裡去看，而不是孤立敘述，他以饒富文學趣味的筆調詳述史家及其作品，對於想一窺史學堂奧的讀者而言，是一部深具收藏價值的史學史導讀。
在這部史無前例的作品中，敘述了過去兩千五百年來史家對歷史的研究與思索，及其對西方世界所造成的思想衝擊。它認為歷史實踐不是孤立的事業，而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面向，是歐美文化史的核心部分。
約翰．布羅以精采的筆調使希臘到今日的史家作品再次恢復生氣，包括李維、塔西佗、比德、弗羅瓦薩爾、克拉倫登、吉朋、麥考萊、米什雷、普里史考特與帕克曼，他解釋史家們的特點，告訴我們史家如何選擇歷史事實、研究和評斷歷史，使現代讀者能更進一步地欣賞與喜愛他們。布羅的作品也檢視了與新視角的產生同樣多元的主題，如羅馬的興起、中古編年史家的興趣、十八世紀將「情感」導入歷史敘事的做法、浪漫主義的影響，以及十九世紀末歷史專業的出現。他的作品不是學院的學科史，而是選擇的歷史：對過去的選擇，以及過去如何因政治、宗教、文化與（通常這是最重要的）愛國條件的變遷，而更改其調查、呈現，乃至於學習的方式。
本書也希望改變我們對歷史的看法。它驅除了歷久不散的迷思，例如上古史家只撰寫當代史且抱持著純粹的循環史觀、十八世紀缺乏對過去的理解，以及史料考證始於十九世紀的蘭克。書中提及史家對自身時代與文明的看法，其觀點不僅出人意表，也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特色
以饒富文學趣味的筆調詳述歷史學家及其作品，對於想一窺史學堂奧的讀者而言，是一部深具收藏價值的史學史導讀。
名人推薦
瞭解史學的入門書，讓讀者知道我們為什麼以及如何講述過去。——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約翰．布羅這本書本身就是歷史該如何被書寫的一個典範。詼諧有趣、博學多聞、出類拔群。——英國泰晤士報 The Times
這本書無與倫比，結合了寬廣的歷史幅度、深遠的知識，以及文學藝術。——週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
布羅將知識編組成篇，指引讀者毫不費力地跨越時代鴻溝。——時代週刊 Time
一本引人入勝的史學概要。——紐約客 The New Yorker
成功佳作……提醒我們偉大史學家的敘事常常如文學般優美，以及正確瞭解歷史事實對於文化進展和國家命運有多重要。——《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目錄
導讀
前言 一部關於古今各種歷史的歷史？
序篇 保存記錄與留下記述：埃及與巴比倫
第一部 希臘
第一章 希羅多德：波斯入侵與史家的任務
第二章 修昔底德：城邦，權力的運用與濫用
第三章 亞洲的希臘人
色諾芬：《遠征波斯》
亞歷山大史家：阿里安與庫爾提烏斯．魯夫斯
第二部 羅馬
第四章 波利比奧斯：普世歷史、實用歷史與羅馬的興起
第五章 薩魯斯特：一座待價而沽的城市
第六章 李維：羅馬建城以來
第七章 內戰與通往專制政治之路：普魯塔克、阿庇安與卡希烏斯．狄歐
普魯塔克
阿庇安
卡希烏斯．狄歐
第八章 塔西佗：「人適合為奴」
第九章 行省的視角：約瑟夫斯論猶太人的叛亂
第十章 安米阿努斯．馬爾克里努斯：最後一位異教徒史家
第十一章 上古史學的一般特徵
第三部 基督教世界
第十二章 聖經與歷史：上帝的子民
第十三章 埃烏塞比烏斯：正教的形成與教會的勝利
第十四章 圖爾的格列哥里：國王、主教與其他
第十五章 比德：英格蘭教會與英格蘭人
第四部 世俗史的復興
第十六章 年鑑、編年史與歷史
年鑑與編年史
偽歷史：蒙矛斯的喬弗瑞
世俗歷史與編年史：馬爾姆斯伯里的威廉的《現代史》與馬修．帕里斯的惡言誹謗
兩部修道院編年史：聖阿爾班斯與伯里聖艾德蒙斯
第十七章 十字軍歷史與騎士歷史：維爾阿杜安與弗羅瓦薩爾
維爾阿杜安《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弗羅瓦薩爾：「名聲顯赫的事件」
第十八章 從城市編年史到人文主義歷史：維拉尼、馬基維利與古伊奇亞迪尼
喬凡尼．維拉尼
馬基維利
弗朗切斯科．古伊奇亞迪尼
第五部 研究過去
第十九章 古物研究、法律史與封建制度的發現
第二十章 克拉倫登的《叛亂史》：特定人士一意孤行的結果
第二十一章 哲學性的歷史
休謨：狂熱與弒君
羅伯特森：「社會狀態」與歐洲的觀念
吉朋：羅馬、野蠻與文明
第二十二章 革命：英格蘭與法國
麥考萊：光榮革命
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用一百根舌頭陳述的歷史
米什雷與泰納：人民與暴民
第二十三章 歷史是自由的故事：立憲自由與個人自治
斯塔布斯的《立憲史》：從市鎮到議會
現代性的初生子：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人
第二十四章 新世界：美洲經驗
蒙特祖馬廳：狄亞斯、普里史考特與新西班牙的征服
蠻荒的前哨：帕克曼的大西部歷史
亨利．亞當斯：從共和國到國家
第二十五章 專業共識：德國的影響
專業化
德國歷史主義：蘭克、上帝與馬基維利
不完全是哥白尼革命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世紀
專業主義與對「輝格派歷史」的批判。歷史作為一門科學與歷史作為一門藝術
「結構」：文化史與年鑑學派
馬克思主義：最後的大敘事？
人類學與歷史學：語言與典範
被壓抑的認同與全球視角：世界史與微觀歷史
致謝
參考書目
索引
序／導讀
導讀
歷史的反思
周樑楷
從前學生時代主修歷史系，常常聽師長們說歷史好比鏡子可以正衣冠，學習歷史可以當作人生的借鏡。這個比喻我至今未曾全盤否定，相信它自有幾分道理。
只是當時私下也反問兩個問題：第一，日常使用的鏡子都是人造的，難免有些起伏，絕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書成為哈哈鏡，那麼人們又如何憑藉呢？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尚未耳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界的根基穩若泰山，哈哈鏡之說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無涯」，徒嘆人類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動因被記錄而成為歷史（或史書），一代一代環境變遷，歷史（或史書）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作為人生借鏡的歷史固然重要，「書寫歷史的歷史」豈不是更重要嗎？「書寫歷史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歷史，一般簡稱為史學史。
由於這兩個問題，很快地就意識到歷史這門學問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the first order）屬於過去史實的記錄、詮釋和論述，訴諸於文之後就是所謂的歷史。一般來說，史家大多在這個層次上埋首青燈黃卷，忙著研究與寫作，而讀者們不無各取所需，選讀史家的作品，累積個人的知識。然而，歷史的第二個層次（the second order）是種反思（reflection）的能力，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懂得登高從這個層次閱讀史書的人，經常會提問：這位史書的作者為什麼如此下筆？他的觀點是什麼？他的敘事語言如何如何？這些反思性的動作，說穿了只不過好比正衣冠照鏡子，要先懂得摸一摸鏡子，辨別它是不是夠平滑。然而，儘管只是一個小動作，有些人總漫不經心，永遠昧於在第一與第二個層次之間反覆對話論證。
自古以來的史家不免反思歷史書寫的總總問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直述他們的理念。只不過他們殊少成體系或全盤論述個人的史學思想，尤其沒有撰寫長篇的史學史。推究這種現象，主要是史學史這門知識必備兩種現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現以及現代歷史意識（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這兩種元素其實互為表裡，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才從歐洲正式開風氣之先。專業史家自許成為獨立的學者，不再依附神學、哲學、文學或任何正式現實政治。他們一方面思索有關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範疇，另方面竭力提升歷史意識的境界。於是許多人自覺地從歷史知識的第一個層次躍進到第二個層次。為了改進歷史這門學問，人們終於開始全盤反思歷史的歷史。
德國史家為史學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視史學史的國家可能還是非德國莫屬。相對而言，英語系的國家就不如德國之重視史學史。所以不同的學術社群對話時，通常乾脆把史學史當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來討論，反而彼此比較能溝通。英語世界中，有兩位留學德國的史家，分別對英、美學術界研究史學史的貢獻特別有影響力。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歐陸返回美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他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一書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論，進而強調「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及歷史具有「綜合整體內在相關互動」的本質。值得留意的是，這本著作中有一章討論「史學史」。雖然內容相當簡要，但卻達到了振聾發聵的效用。早期美國史學界班茲（H. E. Barnes）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後湯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為普及的大學教材。他們兩位都出自魯賓遜的門下。
在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 1845-1902）的學術地位與魯賓遜相類似。艾克頓曾經疾呼：
▲應教導人們注意隱含在史家內心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點，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知識，同時也是其他各門知識的一種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學，並且記載他們的進步以及確定各種真理的試驗。在效用上，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駕於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艾克頓不僅重視史學史，而且簡直把史學史的學術位階（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識之上。記得年輕時代，我就是被這段話所震撼，視同福音，從此在生命本體的認同上有了歸屬。
在英國早期受艾克頓影響的史家，例如有同屬留德的古齊(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紀的史著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斷代的史學史，書中提供不少史學界的資訊，曾經頗受歡迎，不斷再版。然而，嚴格地講，這本書缺乏深度的理論，反而有點類似目錄學式的寫法，很難引人入勝，直上學術界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有些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都難免落入這種窠臼，上述班茲和湯姆森兩人就是顯明的例子。
德國歷史主義（German Historicism）的學者和艾克頓本人都可歸類為廣義的觀念論者（idealist）。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觀念論的素養，往往拙於深入古人的思想。這種洞識力（insight）是研究歷史的利器。在英國，繼艾克頓之後，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屬觀念論的佼佼者。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陳述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重要的史學思想，可視為一本史學史。巴特費爾德前前後後出版不少史學史的著作，如果稱呼他為史學史的學者應該頗為貼切。為了邁入史學史這片迷人的園地，我的第一步選擇了巴特費爾德當作碩士論文的題目。
觀念論，或者說觀念史取向（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於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間曾經盛極一時，稱之為顯學也不致於言過其實。然而，這種唯心的取向經常忽略學術思想史的外部環境，屬於這種取向的史家往往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presentism）的互動關係。一九六○年代各種社會思潮興起，新左派（New Left）和學生運動襲捲各地的校園。在這種氛圍下，許多學者正視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他們不僅投入個人的社會關懷，同時也從這個視角觀察古人，因而思想史與社會史密切結合。例如，具有德國背景的美國史家伊格斯（Georg Iggers）於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版《德國史學思想》（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這本書從赫德（J.G. von Herder, 1744 -1803）起，分析日耳曼歷史主義的興衰過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止。伊格斯一方面仍然遵循觀念史取向，直指歷史主義的思想核心。然而，在繼承之餘，他大膽的批判，書中突顯了歷史主義的現實意識，言下之意歷來的史家多多少少為普魯士王國（或日後的德國）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而辯護。
經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禮後，西方學術界日漸傾向多元化。後現代主義炫人耳目，頗有解構的衝撞力，促進人們重新反思歷史的知識。同時，文本主義（texualism）從另個角度出發，與後現代主義相互呼應，從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種歷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歷史敘述（narration）開啟了一扇門，提供人們反思歷史。例如，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所著的《後設歷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歷史敘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響可能在文學批評界還遠超過於史學界，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們深入分析。懷特的成名，至少反應了近幾十年來知識的普及，社會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資訊媒體的日新月異。
近一百年來，史學史的撰寫歷經多變，其實有些弔詭。當初「專業史家興起」、「現代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及「史學史儼然成為獨立學門」的時候，正是「歷史敘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一九○四年英國史家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為了維護自古以來「傳統史學敘述的藝術」，發表了一篇專文＜克麗歐：一位謬司＞（Clio, A Muse），內容語重心長：
▲正因為今天的歷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團」的訓練，不把歷史當作一門「福音」，甚至也不把它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他們才會如此嚴重地忽視史家的主要技能……敘述的藝術。
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艱鉅、最微妙和最
歷史的反思
周樑楷
從前學生時代主修歷史系，常常聽師長們說歷史好比鏡子可以正衣冠，學習歷史可以當作人生的借鏡。這個比喻我至今未曾全盤否定，相信它自有幾分道理。
只是當時私下也反問兩個問題：第一，日常使用的鏡子都是人造的，難免有些起伏，絕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書成為哈哈鏡，那麼人們又如何憑藉呢？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尚未耳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界的根基穩若泰山，哈哈鏡之說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無涯」，徒嘆人類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動因被記錄而成為歷史（或史書），一代一代環境變遷，歷史（或史書）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作為人生借鏡的歷史固然重要，「書寫歷史的歷史」豈不是更重要嗎？「書寫歷史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歷史，一般簡稱為史學史。
由於這兩個問題，很快地就意識到歷史這門學問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the first order）屬於過去史實的記錄、詮釋和論述，訴諸於文之後就是所謂的歷史。一般來說，史家大多在這個層次上埋首青燈黃卷，忙著研究與寫作，而讀者們不無各取所需，選讀史家的作品，累積個人的知識。然而，歷史的第二個層次（the second order）是種反思（reflection）的能力，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懂得登高從這個層次閱讀史書的人，經常會提問：這位史書的作者為什麼如此下筆？他的觀點是什麼？他的敘事語言如何如何？這些反思性的動作，說穿了只不過好比正衣冠照鏡子，要先懂得摸一摸鏡子，辨別它是不是夠平滑。然而，儘管只是一個小動作，有些人總漫不經心，永遠昧於在第一與第二個層次之間反覆對話論證。
自古以來的史家不免反思歷史書寫的總總問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直述他們的理念。只不過他們殊少成體系或全盤論述個人的史學思想，尤其沒有撰寫長篇的史學史。推究這種現象，主要是史學史這門知識必備兩種現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現以及現代歷史意識（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這兩種元素其實互為表裡，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才從歐洲正式開風氣之先。專業史家自許成為獨立的學者，不再依附神學、哲學、文學或任何正式現實政治。他們一方面思索有關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範疇，另方面竭力提升歷史意識的境界。於是許多人自覺地從歷史知識的第一個層次躍進到第二個層次。為了改進歷史這門學問，人們終於開始全盤反思歷史的歷史。
德國史家為史學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視史學史的國家可能還是非德國莫屬。相對而言，英語系的國家就不如德國之重視史學史。所以不同的學術社群對話時，通常乾脆把史學史當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來討論，反而彼此比較能溝通。英語世界中，有兩位留學德國的史家，分別對英、美學術界研究史學史的貢獻特別有影響力。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歐陸返回美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他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一書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論，進而強調「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及歷史具有「綜合整體內在相關互動」的本質。值得留意的是，這本著作中有一章討論「史學史」。雖然內容相當簡要，但卻達到了振聾發聵的效用。早期美國史學界班茲（H. E. Barnes）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後湯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為普及的大學教材。他們兩位都出自魯賓遜的門下。
在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 1845-1902）的學術地位與魯賓遜相類似。艾克頓曾經疾呼：
▲應教導人們注意隱含在史家內心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點，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知識，同時也是其他各門知識的一種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學，並且記載他們的進步以及確定各種真理的試驗。在效用上，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駕於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艾克頓不僅重視史學史，而且簡直把史學史的學術位階（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識之上。記得年輕時代，我就是被這段話所震撼，視同福音，從此在生命本體的認同上有了歸屬。
在英國早期受艾克頓影響的史家，例如有同屬留德的古齊(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紀的史著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斷代的史學史，書中提供不少史學界的資訊，曾經頗受歡迎，不斷再版。然而，嚴格地講，這本書缺乏深度的理論，反而有點類似目錄學式的寫法，很難引人入勝，直上學術界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有些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都難免落入這種窠臼，上述班茲和湯姆森兩人就是顯明的例子。
德國歷史主義（German Historicism）的學者和艾克頓本人都可歸類為廣義的觀念論者（idealist）。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觀念論的素養，往往拙於深入古人的思想。這種洞識力（insight）是研究歷史的利器。在英國，繼艾克頓之後，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屬觀念論的佼佼者。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陳述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重要的史學思想，可視為一本史學史。巴特費爾德前前後後出版不少史學史的著作，如果稱呼他為史學史的學者應該頗為貼切。為了邁入史學史這片迷人的園地，我的第一步選擇了巴特費爾德當作碩士論文的題目。
觀念論，或者說觀念史取向（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於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間曾經盛極一時，稱之為顯學也不致於言過其實。然而，這種唯心的取向經常忽略學術思想史的外部環境，屬於這種取向的史家往往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presentism）的互動關係。一九六○年代各種社會思潮興起，新左派（New Left）和學生運動襲捲各地的校園。在這種氛圍下，許多學者正視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他們不僅投入個人的社會關懷，同時也從這個視角觀察古人，因而思想史與社會史密切結合。例如，具有德國背景的美國史家伊格斯（Georg Iggers）於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版《德國史學思想》（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這本書從赫德（J.G. von Herder, 1744 -1803）起，分析日耳曼歷史主義的興衰過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止。伊格斯一方面仍然遵循觀念史取向，直指歷史主義的思想核心。然而，在繼承之餘，他大膽的批判，書中突顯了歷史主義的現實意識，言下之意歷來的史家多多少少為普魯士王國（或日後的德國）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而辯護。
經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禮後，西方學術界日漸傾向多元化。後現代主義炫人耳目，頗有解構的衝撞力，促進人們重新反思歷史的知識。同時，文本主義（texualism）從另個角度出發，與後現代主義相互呼應，從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種歷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歷史敘述（narration）開啟了一扇門，提供人們反思歷史。例如，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所著的《後設歷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歷史敘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響可能在文學批評界還遠超過於史學界，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們深入分析。懷特的成名，至少反應了近幾十年來知識的普及，社會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資訊媒體的日新月異。
近一百年來，史學史的撰寫歷經多變，其實有些弔詭。當初「專業史家興起」、「現代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及「史學史儼然成為獨立學門」的時候，正是「歷史敘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一九○四年英國史家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為了維護自古以來「傳統史學敘述的藝術」，發表了一篇專文＜克麗歐：一位謬司＞（Clio, A Muse），內容語重心長：
▲正因為今天的歷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團」的訓練，不把歷史當作一門「福音」，甚至也不把它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他們才會如此嚴重地忽視史家的主要技能……敘述的藝術。
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艱鉅、最微妙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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