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迷冬

「說小說是一部藝術作品，多數是由於它與生活之間無法
估量的差別，而較少是因為它與生活有著必然的相似。」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文革第一個冬天：從狂熱荒誕到迷茫迷失
—為胡發雲《迷冬》序言[1]
 
朱嘉明（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客座教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氣溫零下27.4度，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北京的最低溫度。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冬天北京的氣溫，雖然沒有直接的氣象資料，在我的記憶中是相當寒冷的。此時此刻，以「紅二代」為核心的紅衛兵運動伴隨著毛澤東在十一月裡的最後幾次接見，迅速地由盛轉衰。但是，文化大革命卻是方興未艾。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全面奪權」為標誌的「一月風暴」席捲中國；二月五日，上海召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2]雖然這個「新」政權形式僅僅存在18天，它卻根本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的政治格局。胡發雲的《迷冬》，所寫的就是這個冬天，只不過，它不是北京的冬天，也不是上海的冬天，是一個叫作「湖城」的冬天，一個省會城市的冬天。
 
文化大革命爆發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此時的共產黨執政十七年，距前清傾覆和五四運動半個世紀左右。在此期間，雖然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3]，持續不斷，與此同時，最高統治階層內部的嚴酷鬥爭，也一天沒有停止。但是，這樣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對精英階層衝擊甚巨，卻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特別是大眾的生活方式，所謂「舊中國」特徵依然頑強地存在，俯拾皆是。原因十分簡單：政權更迭，百姓未變。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人口是7.5億，城市化率約18%。[4]中國人口的大部分，出生和生活於一九四九年之前。人們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和思維模式，還在歷史的慣性之中，而且是越接近社會底層，越是如此。政府可以重編教科書，卻不可能把教師通通換掉。「共產黨來了，幾批人一殺，幾批人一關，運動一個接一個，都是又好聽又好懂的一些話，便將他們弄糊塗了。但是骨子裡，還是舊社會那一套多，對於權威，敬畏甚於誠服。民間依然存在著傳統的情感體系和利益選擇方式。民間倫理常常重於正統意識形態。「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見的。這樣一種張力，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這些，都是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他們更願意看到每年的國慶日、五一勞動節，人民在自己的安排下，花花綠綠浩浩蕩蕩走過那個鮮花掩映的檢閱台，喊著響亮的口號唱著豪邁的歌，一派歌舞昇平歡樂盛世景象」。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不足半年時間，在第一個冬天到來時，中國社會的斷裂性地「解構」，原本社會基礎和紐帶的毀滅性摧毀。這種現象，實為中國歷史所少有。至少，自清軍入關，歷經三百餘年，發生太平天國、庚子之亂、辛亥革命和對日戰爭、國共內戰，都未曾發生。
 
此次中國社會被徹底「解構」，是以將人與家庭分類和分裂為突破口的。而分類和分裂，則是基於「血統論」的鼓吹、強加和蔓延，進而成為強制性政治觀念。共產主義基於階級鬥爭理論要實現「自由人共同體」。共產黨執政以來，鎮壓和剝奪地主和資本家，老百姓接受了。經過五十年代的土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所謂「剝削階級」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可是，偏偏在這時候，中國又進入講階級出身的時代。文化大革命初始，人和家庭，包括青少年和兒童，被劃分為不同「類別」：即「紅五類」、「黑五類」，還有處於中間的「灰五類」。「黑五類」就如同「當年猶太人的六角胸符」。這樣的「血緣色譜」，賦予「紅五類」對「黑五類」擁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殺權力。於是，「那些曾經朝夕相處的同窗們，昨天還在一個籃框下『打半場』或在一個床頭前洗屁股，今天，一些人成為紅色，一些人成為黑色。紅色的，理直氣壯豪情滿懷地批判、羞辱或毆打黑色。黑色的，痛哭流涕或強裝卑下地自我批判接受羞辱和毆打。而那些灰色者，必須真誠地贊同紅色們的革命行為，並與黑色者劃清界限」。即使在五十年前，人類已經進入太空、電腦硬體和軟體重大突破，互聯網最初理論已經出現，甲殼蟲樂隊（The Beatles）代表的搖滾樂音樂和思想，後現代主義美術風靡世界，各種新的哲學概念改變著人們思維方式。所以，從「血統論」或者「出身論」出生的那個時刻，就是一種反現代文明的愚昧、陳腐和荒謬的非理性思潮，也有悖執著當所公開宣稱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卻可以將「血統論」和諸如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衛紅色江山，世界革命，革命接班人的「理念」結合起來，構造成不容質疑的「真理」，人為造成社會成員與生俱有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可以天然地壓迫另一部分人。因為「自來紅萬歲」和「紅色恐怖萬歲」是不可分割的。於是，以「理性」外衣的非理性思潮，與非理性的年輕人結合，造就了超越法律和實施暴力的空前能量，山呼海嘯般地撕裂原本堅固的傳統社會結構，以求「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5]。遇羅克[6]撰寫的〈出身論〉，展現了「血統論」荒謬本質，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邏輯」，即發動文化大革命和「血統論」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慘遭槍決。如今回過頭看，沒有「血統論」，文化大革命實在難以發端，「血統論」確是文革的「第一推動力」。後來的歷史不斷告訴人們，「血統論」從來沒有真正消亡，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以這樣和那樣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的演變。

[1]我與胡發雲是同代人。文革時，他在武漢，高中生；我在北京，初中生。三年前，我們在維也納做過長時間的廣泛交談，其中的一個主題就是「文革」。那時我發現，發雲以其文學家的藝術思維和氣質，對於在文革中的的整體認識和分析，特別是在諸多的歷史細節上，竟與偏重邏輯、學術和歷史思維的我，是那樣的接近，甚至重合。之後，發雲贈我《迷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Ｏ一三年一月），我連夜讀完，喚醒了那個年代的許多記憶，頗受觸動。最近，發雲的《迷冬》將由臺灣的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臺灣版本，邀請我這個非文學中人寫一個序言時，我接受下來。因為，在一個輕浮的時代，像胡發雲這樣，以小說的形式還原「文革」的，特別稀少和珍貴。還因為，今年畢竟是文革發動五十週年。不要說我們的父輩，即使我們這代人，也在老去和凋零。深化對文革的認識，實在是一份難以推辭歷史責任。
 

[2]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月風暴」中，上海市的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各級機關的權力，於該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