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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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會！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
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 史迪格里茲
分配不均、不公不義，是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
掀開財團把持政府、扭曲市場機制的內幕！
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
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
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
史迪格里茲用清楚的數據與說理，吶喊出我們共同的心聲：政府失能！
我們不能再坐視財團扭曲市場、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重建有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經典著作
國際媒體報導推薦：經濟學人、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衛報、彭博商業周刊、美國公共廣播
版權銷售超過14種語文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
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 史迪格里茲
分配不均、不公不義，是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
掀開財團把持政府、扭曲市場機制的內幕！
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
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
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
史迪格里茲用清楚的數據與說理，吶喊出我們共同的心聲：政府失能！
我們不能再坐視財團扭曲市場、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重建有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經典著作
國際媒體報導推薦：經濟學人、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衛報、彭博商業周刊、美國公共廣播
版權銷售超過14種語文
目錄
推薦序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不公平的危機 彭明輝
作者序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第一章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
第三章 市場力量與不均
第四章 分配不均的代價
第五章 岌岌可危的民主
第六章 失靈的市場，失能的政府
第七章 分配不均如何侵蝕法治
第八章 預算之爭
第九章 公平的經濟政策
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不公平的危機 彭明輝
作者序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第一章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
第三章 市場力量與不均
第四章 分配不均的代價
第五章 岌岌可危的民主
第六章 失靈的市場，失能的政府
第七章 分配不均如何侵蝕法治
第八章 預算之爭
第九章 公平的經濟政策
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
序／導讀
作者序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時挺身而出，說「某些事情錯了」，要求改變。一八四八和一九六八這兩個動盪年頭，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每一次的動盪，都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啟。二○一一年，可能正是另一個這樣的時刻。
北非的濱海小國突尼西亞，年輕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後擴散到中東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時候，抗議的火花一閃即逝，但偶爾，小小的抗議竟然掀起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亂，把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Qaddafi）這些獨夫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等地的人民，都因著不同的理由走上街頭。
整個二○一一年，我獲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Buen Retiro Park）、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與抗議者會面，也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年輕男女談話。
和這些人對談的同時，我心裡十分清楚，雖然憤恨不平的理由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間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軸──經濟和政治體系在很多方面都出現運轉失靈，而且兩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議者說得沒錯，某些事情的確錯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裡，該做的事情（有人說，他們會去做的事）和實際做到的事，兩者天差地遠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而且，政府並沒有設法解決關鍵性的經濟問題，包括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因為少數人的貪婪而犧牲掉「公平」這個普世價值。儘管話都講得很漂亮，老百姓確實感受到不公平，感覺遭到背叛。
年輕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亞、埃及的獨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厭倦了老而頑固的領導人，「只顧保護本身的利益，寧可犧牲社會其他人」的一貫做法，卻沒有機會透過民主程序推動改革。想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好不到哪裡。美國總統歐巴馬承諾推動「你可以相信的改變」，後來端出的經濟政策，在許多美國人眼裡，卻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
儘管如此，我們在這些年輕的抗議者，以及加入聲援的父母、祖父母與教師身上，看到了一絲希望。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想要推翻體制，他們仍然相信選舉程序可以運作下去，只是政府必須牢記它對人民是有責任的。走上街頭，只是為了促使體制走上變革之路。
五月十五日點燃的西班牙年輕人抗議運動，所喊出的口號是「憤怒」。他們痛恨金融業做錯事，卻讓那麼多人承擔痛苦。自二○○八年的危機爆發以來，年輕人失業率已超過四○%。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回應了相同訴求。那麼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銀行家卻依然坐領高薪；兩相對照，不公平的情況十分刺眼。
美國的抗議行動很快就從原本聚焦於華爾街，擴大到更深廣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行動口號變成「九九%」。抗議者喊出這個口號，呼應了我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寫的文章「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描述美國分配不均大幅攀升，以及我們的政治體系似乎給予少數人太多的發聲機會。
如今，有三個議題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關注：市場並未依照應有的方式運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穩定；政治體系無法矯正市場失靈；經濟和政治體系從根本上就不公平。本書重點不僅著重於探討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時也將解釋這三個問題是如何盤根錯節，關係緊密。
事實上，分配不均正是政治體系失能的因和果，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而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況惡化。於是，我們掉進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唯有依賴協調一致的政策，才能從漩渦中爬出。
在聚焦於分配不均之前，我將先鋪陳背景，說明經濟體系廣泛的失靈情形。
市場已經失靈
市場顯然沒有依照倡議者宣稱的方式在運作，特別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更凸顯了它們的非常不穩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銀行家下了賭注之後，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們將連同整個經濟向下沉淪。然而，仔細觀察這個體系可以發現，這不僅是單一的意外，讓銀行家有如此作為的誘因始終存在。
市場的優點，理論上在於它的效率，但是市場顯然缺乏效率。經濟學的最基本法則在於「需求等於供給」，如果經濟要保持高效率，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現實世界中，龐大的需求沒有獲得滿足－－我們需要投資好讓窮人脫離貧困的生活、促進非洲和其他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同時改造全球經濟以面對暖化帶來的挑戰。同時，我們卻有龐大的未利用資源－－勞工和機器閒置，或者沒有全能生產。失業（市場未能為那麼多公民創造就業機會）是最惡劣的市場失靈形式、最大的無效率來源，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二○一二年三月，約有兩千四百萬美國人希望擁有全職工作，卻找不到這樣的工作；另一方面，有數百萬人被趕出自己的房子，美國有許多空屋，也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早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就沒有兌現它所承諾的事。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仍有成長，大部分公民卻感受到生活水準每下愈況。對美國大部分家庭來說，早在衰退來襲之前，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所得已經低於十年前。也就是說，美國打造了一具讓人驚嘆的經濟機器，但顯然只為頂層效力。
為什麼攸關重大？
本書談的是，為何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讓大部分美國人過更好的生活、為什麼分配不均嚴重到這種程度，以及帶來了什麼樣的惡果。
根本論點是，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經濟體系沒有那麼穩定和發揮那麼高的效率、成長減緩，並且陷民主體制於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險境的，還不只這些：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體系似乎逐漸被有錢階級俘虜。美國人民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心，將隨同其全球影響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現實，就會發現美國已不再是充滿機會的國家，就連長久以來引以為豪的法治和司法體系都已千瘡百孔，國家認同感也搖搖欲墜。
「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某些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緊緊相繫。當中確實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東西錯了，也相信有可能改變。問題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者錯誤，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勁，尤其是圖利了特定的利益群體。
全球各地的人、國家和經濟脣齒相依，這樣的發展可以用來促進繁榮，卻也散播了貪婪和苦難。市場力量的確十分龐大，但並沒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們決定如何來管理。過去二百年，是市場表現最好的時候，大幅提高了生產力和生活水準－－那樣的增幅遠遠超越之前二千年。政府在這些進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過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並未認清這個事實。
另一方面，市場也能集中財富、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以及剝削勞工和消費者。基於上述這些理由，市場顯然必須加以駕馭和節制，以確保它們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這種事情必須一做再做，確保它們持續如此。美國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八九○至一九二○年代）就這麼做過，首次通過反壟斷法（competition laws）。新政（New Deal）時期也做過這種事，通過社會安全計畫、就業和最低薪資法案。
「占領華爾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是：市場必須再次加以駕馭和節制；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十分嚴重。不是政治，就是經濟，必須有所變革。
不均和不公
有時，即使市場本身相當穩定，也經常造成分配不均，而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視為不公平。近來有些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第六章）顯示，一般人都認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發出抗議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難找，就算有工作，也被關係良好的人搶走。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似乎比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優秀學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比較高，因此有錢的父母會設法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生有遠比其他人要好的機會，進入明星大學就讀。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講出了他們的心聲，因此雖然抗議人數不多，卻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活動。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表示將關閉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營區之後，一夜之間，抗議者就收集到三十萬份簽名，以聲援抗議活動繼續存在，可見背後的支持力道有多強。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這次的危機爆發之後，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穩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業中的許多人（為了簡便起見，我將經常稱他們為「銀行家」）抱走超高的獎金，而那些因為這些銀行家犯錯而受到傷害的人卻失去工作；或者，政府願意拯救銀行卻不願伸手幫助那些明明沒錯卻好幾個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協助失去房屋的數百萬人。危機期間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決定相對所得的因素，並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銀行家領得很高的報酬，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對公司的貢獻）卻為負值。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是靠著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
談到公平，所謂「美國價值」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機會。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均等的樂土。艾爾傑（Horatio Alger）寫的個人從底層爬到頂層的故事，成了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如今，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是機會樂土的想法，愈來愈只像是一個夢而已。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從底層爬升到頂推薦序一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在我所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家，甚至是所有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史迪格里茲是我認為最聰明的一位。怎麼判斷一個人聰不聰明，很難以具體標準來描述；但是，從這本書的鋪陳敘述中，讀者當能概略看出史氏的知識深度與見解。以下，讓我做一些整理分析：
一、史氏幾乎是當今經濟學界唯一在各個領域無一不通的大師。他是以「資訊不對稱」的研究貢獻榮獲諾貝爾獎，但除此之外，由書中各章討論也可看出，他也觸類旁通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總體經濟、財政學、財務金融、經濟發展、勞動經濟、所得分配等各個面向。這本書的分析雖只是經濟學科普的水準，但史氏在前述每一個領域的專業論文，其質其量都堪稱「超級大師」。我敢說，在經濟學泰斗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去世之後，沒有第二位經濟學者寫得出這麼寬廣深刻的經濟學科普評論。
二、一個人的知識能量，絕對有九○%以上來自於博士學位之後的自我學習。史氏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時間並不長、修習的課也不比其他人多；之所以能如此博大精深，就是因為他學什麼會什麼、讀什麼精什麼。這種天賦異稟，不歸諸於過人的資質，實在很難有別的解釋。此外，每遇到龐雜專業的課題，史氏經常能以直觀透視，回到問題的根本核心，提出「銀行原本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有遺產稅？」「一人一票代表中位數、一元一票代表什麼？」「衍生性金融到底為社會創造了什麼？」「破產法的設計原意為何？」這些基本問題。大多數人在紛擾中頭昏眼花，史氏卻能在雜亂中直指核心，這也是一種少之又少的聰穎能力。
三、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尤其是最頂端一%的人對其餘九九%的人之間的不平等。為此，史氏批稅制、批社福、批政策、批芝加哥學派、批政客，真的是豁出去似地批判。同樣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壓力，台灣卻是截然不同。我們的社會壓力，似乎只呈現在勞工與軍公教階級之間。這兩個階級無論如何都只是中間族群，恐怕連前一○%都排不上。我們的社會花了絕大多數的版面，在同被最頂一%擠壓的「受害人」之中，硬是要求受害人之間的平等，卻對頂端一%是否有受到過佳待遇不加著墨，真不知是合乎理性、抑或呈現某種扭曲，值得社會省思。
美國有這樣一位頂著諾貝爾光環的知識分子，但台灣有類似社會聲望的學者，在探討勞工與軍公教間的矛盾之餘，有沒有為九九%的人說些話呢？若是沒有，是否表示他們早已被那一%的富人「同化」了呢？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經濟學界最聰明的人所寫的時事性科普」，內容豐富而精采、說理直觀而深刻、批判直接而到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描述薩繆爾遜教授是「經濟學界第一人」。如今薩氏已經去世，那「天下第一」的頭銜，個人認為非史氏莫屬。
不過，閱讀絕頂聰明人所寫的文章，讀者可得有些耐性。天才的思考快速而跳躍，下筆亦然。有些推理天才認為理所當然，但凡夫如我者還要加以琢磨才能體會，建議讀者在研讀時要加些耐心。另外，天才思考常有跳躍，他們跳一小步，凡夫如我者要跨越百米才跟上，這點也要請讀者有心理準備。
大師出手，就是大格局、大視野、大論述、大方向。我不但在理性上推薦，在感性上也有一份「樂見他邦知識分子」的喜悅。
（作者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二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教授在所編的《歷史上的五十大經濟學家》（Fifty Major Economists）一書中，將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列名其中。
該書介紹了史迪格里茲的生平、學術貢獻和個人特質。他的母親是新政民主黨員，對小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改革至為推崇。他的父親則是為「傑佛遜式」的民主黨員。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使得史迪格里茲對政府應該為善的職能有極大的期許，並使他成為經濟學家中極有道德責任感的一位。而在專業的學術上，他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完善。但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這也使得他成了經濟學家裡批判市場和總體經濟學最著名的旗手。他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之間面對經濟危機時，最有力的「新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派」的掌門。
史迪格里茲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曾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在九五至九七年間甚至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經濟顧問的這段期間，由於參與決策，對現實的上層經濟運作知道的多，他那種嫉惡如仇的本性即開始顯露。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一九九七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儘管換了跑道，但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衝突卻仍持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是幫助窮國脫貧，但在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卻對窮國貸款課以高利率，使窮國處於債務違約的風險中，惡化了窮國的問題。
對此，史迪格里茲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國際貨幣基金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二○○○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二○○一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上面的簡述，可見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近代經濟學界少有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他對理性的個人、非理性的市場有著卓越的洞見，這在以前經濟問題尚未累積成重大危機的時候，人們或許將他的見解看成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學派之見。但自從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及全球經濟危機日益沉重，經濟圈和一般的知識界才發現到，當今的危機其實早已在他的總體經濟學中有了洞澈性的預見。這也是近年來他每有著作問世，世人都普遍重視的原因。
在我的知識標準裡，他已是近代天王級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最近他出版的《不公平的代價》可以說即是一部政治經濟與社會評論的經典著作。本書條理清晰，思想深刻銳利，最難得的是，書中洋溢著高度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在本書第七章，甚至用了「流氓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形容當今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如何的在劫貧濟富、製造社會的不公平。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他的義憤！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前，頂層一%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六五%以上。到了二○一○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一%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九三%的財富。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二四三比一，頂層一%一個星期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四○%；至於頂層○．一%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由於貧富嚴重不均，窮人疏於照護，美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為七十八歲，遠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還高；二○一○年美國窮人比例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
這種貧富懸殊目前已被跨代遺傳，好學校的學生只有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根據今年大選時的統計，美國的累積國債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已由一○．六兆美元增至一六．二兆；美國的名目生產率是八%左右，有一千兩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無業可就，但實質上還有另外的六百萬人已因長期失業而退出了勞動市場，這兩者相加，美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已到了一二%的水準，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已到了四○%的水準；而美國人領取政府糧食券維生的家庭，已由四年前的一千四百五十萬戶增為二千二百五十萬戶。美國雖然不振，但二○一二年的第三季仍有二%的成長率，但國民每週平均薪資，名目上是七五一．二二美元增至八一一．一五美元，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其實是減少了一%。
因此，由上述的硬數字，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擴大之中；由於貧富差距的遺傳以趨固定，以前的人相信美國是個機會無限的「幸福寶地」之說已不再可能。美國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一%有、一%治、一%享」的社會，而由貧富的動態演變，可以說那極富的○．一%或一%，他們財富的增加乃是以極大多數人財富的減少為代價而造成的，這已是在劫貧濟富。這也是史迪格里茲將當今的體制稱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原因。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揭櫫了美國貧富不均的這個課題。但美國貧富不均的擴大，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展開，早已人盡皆知。任何中等程度的新聞工作者，都不難對此侃侃而論，犯不著由史迪格里茲這樣的大家出手。於是，便進入了本書的核心部分，他那種「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政經病理學的分析，而這正好是史迪格里茲學術專業的核心。
在學術上，他最大的貢獻乃是市場的不完善性，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由於資訊即是權力，因此在經濟社群裡，最富的人擁有完全不符比例的超大特權。大銀行可以從事欺詐性或掠奪式的貸款，可以推出欺詐式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可以推動暴利形同掠奪的信用卡。除了這種藉著資訊壟斷而牟取到的暴利外，他們還可藉著龐大的財力而進行政治遊說，使政府自動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時挺身而出，說「某些事情錯了」，要求改變。一八四八和一九六八這兩個動盪年頭，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每一次的動盪，都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啟。二○一一年，可能正是另一個這樣的時刻。
北非的濱海小國突尼西亞，年輕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後擴散到中東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時候，抗議的火花一閃即逝，但偶爾，小小的抗議竟然掀起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亂，把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Qaddafi）這些獨夫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等地的人民，都因著不同的理由走上街頭。
整個二○一一年，我獲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Buen Retiro Park）、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與抗議者會面，也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年輕男女談話。
和這些人對談的同時，我心裡十分清楚，雖然憤恨不平的理由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間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軸──經濟和政治體系在很多方面都出現運轉失靈，而且兩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議者說得沒錯，某些事情的確錯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裡，該做的事情（有人說，他們會去做的事）和實際做到的事，兩者天差地遠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而且，政府並沒有設法解決關鍵性的經濟問題，包括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因為少數人的貪婪而犧牲掉「公平」這個普世價值。儘管話都講得很漂亮，老百姓確實感受到不公平，感覺遭到背叛。
年輕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亞、埃及的獨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厭倦了老而頑固的領導人，「只顧保護本身的利益，寧可犧牲社會其他人」的一貫做法，卻沒有機會透過民主程序推動改革。想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好不到哪裡。美國總統歐巴馬承諾推動「你可以相信的改變」，後來端出的經濟政策，在許多美國人眼裡，卻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
儘管如此，我們在這些年輕的抗議者，以及加入聲援的父母、祖父母與教師身上，看到了一絲希望。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想要推翻體制，他們仍然相信選舉程序可以運作下去，只是政府必須牢記它對人民是有責任的。走上街頭，只是為了促使體制走上變革之路。
五月十五日點燃的西班牙年輕人抗議運動，所喊出的口號是「憤怒」。他們痛恨金融業做錯事，卻讓那麼多人承擔痛苦。自二○○八年的危機爆發以來，年輕人失業率已超過四○%。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回應了相同訴求。那麼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銀行家卻依然坐領高薪；兩相對照，不公平的情況十分刺眼。
美國的抗議行動很快就從原本聚焦於華爾街，擴大到更深廣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行動口號變成「九九%」。抗議者喊出這個口號，呼應了我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寫的文章「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描述美國分配不均大幅攀升，以及我們的政治體系似乎給予少數人太多的發聲機會。
如今，有三個議題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關注：市場並未依照應有的方式運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穩定；政治體系無法矯正市場失靈；經濟和政治體系從根本上就不公平。本書重點不僅著重於探討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時也將解釋這三個問題是如何盤根錯節，關係緊密。
事實上，分配不均正是政治體系失能的因和果，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而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況惡化。於是，我們掉進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唯有依賴協調一致的政策，才能從漩渦中爬出。
在聚焦於分配不均之前，我將先鋪陳背景，說明經濟體系廣泛的失靈情形。
市場已經失靈
市場顯然沒有依照倡議者宣稱的方式在運作，特別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更凸顯了它們的非常不穩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銀行家下了賭注之後，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們將連同整個經濟向下沉淪。然而，仔細觀察這個體系可以發現，這不僅是單一的意外，讓銀行家有如此作為的誘因始終存在。
市場的優點，理論上在於它的效率，但是市場顯然缺乏效率。經濟學的最基本法則在於「需求等於供給」，如果經濟要保持高效率，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現實世界中，龐大的需求沒有獲得滿足－－我們需要投資好讓窮人脫離貧困的生活、促進非洲和其他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同時改造全球經濟以面對暖化帶來的挑戰。同時，我們卻有龐大的未利用資源－－勞工和機器閒置，或者沒有全能生產。失業（市場未能為那麼多公民創造就業機會）是最惡劣的市場失靈形式、最大的無效率來源，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二○一二年三月，約有兩千四百萬美國人希望擁有全職工作，卻找不到這樣的工作；另一方面，有數百萬人被趕出自己的房子，美國有許多空屋，也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早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就沒有兌現它所承諾的事。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仍有成長，大部分公民卻感受到生活水準每下愈況。對美國大部分家庭來說，早在衰退來襲之前，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所得已經低於十年前。也就是說，美國打造了一具讓人驚嘆的經濟機器，但顯然只為頂層效力。
為什麼攸關重大？
本書談的是，為何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讓大部分美國人過更好的生活、為什麼分配不均嚴重到這種程度，以及帶來了什麼樣的惡果。
根本論點是，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經濟體系沒有那麼穩定和發揮那麼高的效率、成長減緩，並且陷民主體制於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險境的，還不只這些：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體系似乎逐漸被有錢階級俘虜。美國人民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心，將隨同其全球影響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現實，就會發現美國已不再是充滿機會的國家，就連長久以來引以為豪的法治和司法體系都已千瘡百孔，國家認同感也搖搖欲墜。
「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某些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緊緊相繫。當中確實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東西錯了，也相信有可能改變。問題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者錯誤，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勁，尤其是圖利了特定的利益群體。
全球各地的人、國家和經濟脣齒相依，這樣的發展可以用來促進繁榮，卻也散播了貪婪和苦難。市場力量的確十分龐大，但並沒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們決定如何來管理。過去二百年，是市場表現最好的時候，大幅提高了生產力和生活水準－－那樣的增幅遠遠超越之前二千年。政府在這些進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過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並未認清這個事實。
另一方面，市場也能集中財富、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以及剝削勞工和消費者。基於上述這些理由，市場顯然必須加以駕馭和節制，以確保它們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這種事情必須一做再做，確保它們持續如此。美國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八九○至一九二○年代）就這麼做過，首次通過反壟斷法（competition laws）。新政（New Deal）時期也做過這種事，通過社會安全計畫、就業和最低薪資法案。
「占領華爾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是：市場必須再次加以駕馭和節制；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十分嚴重。不是政治，就是經濟，必須有所變革。
不均和不公
有時，即使市場本身相當穩定，也經常造成分配不均，而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視為不公平。近來有些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第六章）顯示，一般人都認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發出抗議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難找，就算有工作，也被關係良好的人搶走。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似乎比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優秀學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比較高，因此有錢的父母會設法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生有遠比其他人要好的機會，進入明星大學就讀。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講出了他們的心聲，因此雖然抗議人數不多，卻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活動。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表示將關閉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營區之後，一夜之間，抗議者就收集到三十萬份簽名，以聲援抗議活動繼續存在，可見背後的支持力道有多強。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這次的危機爆發之後，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穩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業中的許多人（為了簡便起見，我將經常稱他們為「銀行家」）抱走超高的獎金，而那些因為這些銀行家犯錯而受到傷害的人卻失去工作；或者，政府願意拯救銀行卻不願伸手幫助那些明明沒錯卻好幾個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協助失去房屋的數百萬人。危機期間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決定相對所得的因素，並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銀行家領得很高的報酬，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對公司的貢獻）卻為負值。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是靠著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
談到公平，所謂「美國價值」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機會。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均等的樂土。艾爾傑（Horatio Alger）寫的個人從底層爬到頂層的故事，成了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如今，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是機會樂土的想法，愈來愈只像是一個夢而已。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從底層爬升到頂推薦序一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在我所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家，甚至是所有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史迪格里茲是我認為最聰明的一位。怎麼判斷一個人聰不聰明，很難以具體標準來描述；但是，從這本書的鋪陳敘述中，讀者當能概略看出史氏的知識深度與見解。以下，讓我做一些整理分析：
一、史氏幾乎是當今經濟學界唯一在各個領域無一不通的大師。他是以「資訊不對稱」的研究貢獻榮獲諾貝爾獎，但除此之外，由書中各章討論也可看出，他也觸類旁通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總體經濟、財政學、財務金融、經濟發展、勞動經濟、所得分配等各個面向。這本書的分析雖只是經濟學科普的水準，但史氏在前述每一個領域的專業論文，其質其量都堪稱「超級大師」。我敢說，在經濟學泰斗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去世之後，沒有第二位經濟學者寫得出這麼寬廣深刻的經濟學科普評論。
二、一個人的知識能量，絕對有九○%以上來自於博士學位之後的自我學習。史氏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時間並不長、修習的課也不比其他人多；之所以能如此博大精深，就是因為他學什麼會什麼、讀什麼精什麼。這種天賦異稟，不歸諸於過人的資質，實在很難有別的解釋。此外，每遇到龐雜專業的課題，史氏經常能以直觀透視，回到問題的根本核心，提出「銀行原本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有遺產稅？」「一人一票代表中位數、一元一票代表什麼？」「衍生性金融到底為社會創造了什麼？」「破產法的設計原意為何？」這些基本問題。大多數人在紛擾中頭昏眼花，史氏卻能在雜亂中直指核心，這也是一種少之又少的聰穎能力。
三、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尤其是最頂端一%的人對其餘九九%的人之間的不平等。為此，史氏批稅制、批社福、批政策、批芝加哥學派、批政客，真的是豁出去似地批判。同樣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壓力，台灣卻是截然不同。我們的社會壓力，似乎只呈現在勞工與軍公教階級之間。這兩個階級無論如何都只是中間族群，恐怕連前一○%都排不上。我們的社會花了絕大多數的版面，在同被最頂一%擠壓的「受害人」之中，硬是要求受害人之間的平等，卻對頂端一%是否有受到過佳待遇不加著墨，真不知是合乎理性、抑或呈現某種扭曲，值得社會省思。
美國有這樣一位頂著諾貝爾光環的知識分子，但台灣有類似社會聲望的學者，在探討勞工與軍公教間的矛盾之餘，有沒有為九九%的人說些話呢？若是沒有，是否表示他們早已被那一%的富人「同化」了呢？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經濟學界最聰明的人所寫的時事性科普」，內容豐富而精采、說理直觀而深刻、批判直接而到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描述薩繆爾遜教授是「經濟學界第一人」。如今薩氏已經去世，那「天下第一」的頭銜，個人認為非史氏莫屬。
不過，閱讀絕頂聰明人所寫的文章，讀者可得有些耐性。天才的思考快速而跳躍，下筆亦然。有些推理天才認為理所當然，但凡夫如我者還要加以琢磨才能體會，建議讀者在研讀時要加些耐心。另外，天才思考常有跳躍，他們跳一小步，凡夫如我者要跨越百米才跟上，這點也要請讀者有心理準備。
大師出手，就是大格局、大視野、大論述、大方向。我不但在理性上推薦，在感性上也有一份「樂見他邦知識分子」的喜悅。
（作者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二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教授在所編的《歷史上的五十大經濟學家》（Fifty Major Economists）一書中，將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列名其中。
該書介紹了史迪格里茲的生平、學術貢獻和個人特質。他的母親是新政民主黨員，對小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改革至為推崇。他的父親則是為「傑佛遜式」的民主黨員。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使得史迪格里茲對政府應該為善的職能有極大的期許，並使他成為經濟學家中極有道德責任感的一位。而在專業的學術上，他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完善。但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這也使得他成了經濟學家裡批判市場和總體經濟學最著名的旗手。他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之間面對經濟危機時，最有力的「新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派」的掌門。
史迪格里茲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曾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在九五至九七年間甚至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經濟顧問的這段期間，由於參與決策，對現實的上層經濟運作知道的多，他那種嫉惡如仇的本性即開始顯露。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一九九七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儘管換了跑道，但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衝突卻仍持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是幫助窮國脫貧，但在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卻對窮國貸款課以高利率，使窮國處於債務違約的風險中，惡化了窮國的問題。
對此，史迪格里茲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國際貨幣基金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二○○○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二○○一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上面的簡述，可見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近代經濟學界少有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他對理性的個人、非理性的市場有著卓越的洞見，這在以前經濟問題尚未累積成重大危機的時候，人們或許將他的見解看成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學派之見。但自從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及全球經濟危機日益沉重，經濟圈和一般的知識界才發現到，當今的危機其實早已在他的總體經濟學中有了洞澈性的預見。這也是近年來他每有著作問世，世人都普遍重視的原因。
在我的知識標準裡，他已是近代天王級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最近他出版的《不公平的代價》可以說即是一部政治經濟與社會評論的經典著作。本書條理清晰，思想深刻銳利，最難得的是，書中洋溢著高度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在本書第七章，甚至用了「流氓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形容當今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如何的在劫貧濟富、製造社會的不公平。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他的義憤！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前，頂層一%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六五%以上。到了二○一○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一%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九三%的財富。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二四三比一，頂層一%一個星期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四○%；至於頂層○．一%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由於貧富嚴重不均，窮人疏於照護，美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為七十八歲，遠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還高；二○一○年美國窮人比例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
這種貧富懸殊目前已被跨代遺傳，好學校的學生只有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根據今年大選時的統計，美國的累積國債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已由一○．六兆美元增至一六．二兆；美國的名目生產率是八%左右，有一千兩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無業可就，但實質上還有另外的六百萬人已因長期失業而退出了勞動市場，這兩者相加，美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已到了一二%的水準，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已到了四○%的水準；而美國人領取政府糧食券維生的家庭，已由四年前的一千四百五十萬戶增為二千二百五十萬戶。美國雖然不振，但二○一二年的第三季仍有二%的成長率，但國民每週平均薪資，名目上是七五一．二二美元增至八一一．一五美元，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其實是減少了一%。
因此，由上述的硬數字，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擴大之中；由於貧富差距的遺傳以趨固定，以前的人相信美國是個機會無限的「幸福寶地」之說已不再可能。美國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一%有、一%治、一%享」的社會，而由貧富的動態演變，可以說那極富的○．一%或一%，他們財富的增加乃是以極大多數人財富的減少為代價而造成的，這已是在劫貧濟富。這也是史迪格里茲將當今的體制稱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原因。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揭櫫了美國貧富不均的這個課題。但美國貧富不均的擴大，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展開，早已人盡皆知。任何中等程度的新聞工作者，都不難對此侃侃而論，犯不著由史迪格里茲這樣的大家出手。於是，便進入了本書的核心部分，他那種「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政經病理學的分析，而這正好是史迪格里茲學術專業的核心。
在學術上，他最大的貢獻乃是市場的不完善性，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由於資訊即是權力，因此在經濟社群裡，最富的人擁有完全不符比例的超大特權。大銀行可以從事欺詐性或掠奪式的貸款，可以推出欺詐式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可以推動暴利形同掠奪的信用卡。除了這種藉著資訊壟斷而牟取到的暴利外，他們還可藉著龐大的財力而進行政治遊說，使政府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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