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推薦序一】
閱讀一片星空燦爛
楊翠

這本書，很難用幾句推薦詞來定義，更難用一個標語來框定。
書的主角，是九個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標題顯示，要勾勒的是小說家「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但作者的企圖，顯然不只是想向我們揭露一個個小說家的生命史斷面，他更想透過這些斷面，縱橫交織，拼寫出一幅「群像」。

這個群像不是統一的，而是獨立紛錯，又彼此交涉的。宥勳將一個個小說家的故事，繡織成一幅光影紛繁的「群像」，顯影台灣文學史的某個圖面。書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恰恰就是這些時候他們所做的那些事，讓這些小說家的小說長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讓台灣文學成為今日所見的面貌。

這麼看的話，這部書的企圖不小。單篇來看，是一部夾敘夾議的紀錄片，全書合起來，是一部以蒙太奇手法剪接而成的大河影片。

作者朱宥勳，是編劇，是導演，是剪接師，是點評者，是說書先生。第一個看點是，他選擇了哪些小說家，從他們生命史的哪個時間點切入，調度了什麼歷史素材，拼織哪些細節，如何詮釋這些材料，評價這些事件，如何精準抓住小說家的靈魂，顯現台灣文壇的重要時間切口，如何由幾個關鍵性的點，構織擴延出一幅光影詭譎的戒嚴台灣文學圖繪。

這就是我說的蒙太奇手法。單部紀錄片與整部大河影片，是跳接的，也是相連的，你可以跳著看，也可以串著看。在這種蒙太奇手法中，標題，成為這部書的點睛所在。從書名、各篇主標題到每篇小標題，都很精準地抓住小說家的時代、性格、理想、轉折、選擇……的榫頭，並且藉著標題的扭力，達到敘事轉折、時空調度、故事轉場、劇情起伏的效果。

要達到這個由點串面，拉出縱深，拼出立體歷史圖像的效果，小說家的選擇是很關鍵的。宥勳所選的小說家，有著各自的特殊性與代表性，也有共通性。特殊性與代表性，就是他之所以是他，鍾肇政如何成為鍾肇政，陳映真如何成為陳映真，他們代表了光譜的什麼位置，選擇這個位置歷經什麼過程。共通性是他們都身處戒嚴台灣，並且都對戒嚴體制有所回應，有所作為，「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所做的這些事，都對台灣文壇產生關鍵性作用。

宥勳將這些小說家的共通性、特殊性、代表性之間的交織面寫得非常好，你可以看見他們在同樣的戒嚴體制中，選了什麼路，結果又如何。

例如，鍾肇政以近三十年時間編輯各種台灣文學選集，葉石濤也以近三十年時間撰寫文學評論，書寫台灣文學史，他們從不同的路徑實踐了宥勳所說「一個人扭轉的文學史」工程。又例如，林海音在聯副，如何讓整個文壇都是她的平橫木，走出不同於反共文學的四條路線；聶華苓在愛荷華「國際寫作班」，如何匯聚各國作家，建造「縮影了整個冷戰世界的文學小屋」。再例如，陳映真為左統理念，大半生走著崎嶇山路，而郭松棻為左派理念，走上一條無法回家的道路；兩人在面對「如果祖國沒想像中那麼好，那該怎麼辦」這個尷尬難題時，如何採取不同的選擇。

這樣就有了一個個獨一無二的點，每個點都有自己的閃光點，卻也有自己要面對的黑霧暗影，從每個點的光與影中拉出縱深，交織出立體的作家個人，立體的戒嚴台灣文學就現形了。

這就是這本書有趣的地方，以蒙太奇手法剪輯拼貼，一方面在閱讀上跳脫單一軸線的時空限制，一方面卻又有著精準的時空調度與深刻的歷史感。

然後，我要為這部書所有的開場點讚。每篇的開場，可以說是這部書最吸睛的地方，像打了spotlight，翻開每篇第一頁，起眼就是聚光燈，一開始，就抓住作家的靈魂，也抓住讀者的眼睛。

每一位小說家的故事開場，宥勳都精準地選擇了最好的時間與事件的切入點，它既是小說家生命史的重要時刻，也是小說家與台灣文學史近距離對撞的關鍵時刻。

寫鍾肇政，從他一九五七年寄出一份簡陋表格，從而誕生《文友通訊》開場，寫他如何在黨國體制的間隙中，為更多作家開闢田土，擴充台灣文學的版圖。寫鍾理和，從他的小說〈手術台之前〉主角的肋骨，以及他自己一九五○年做手術，六根肋骨被截斷，兩者的角色互涉寫起，深化「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聖者座標的意涵。寫葉石濤，從他自己修訂的年表上一個詭異條目寫起：一九五一年，「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被捕入獄），然後才有小說家為台灣文學史所做的所有工事。

林海音在戒嚴台灣的閃光點，就是她在聯副十年，為不同省籍、世代、理念、風格的台灣作家擴建舞台，於是這篇的開場是一九六二年，她收到新人七等生的一篇稿件，先是為他的文字崎嶇、思路奇詭而困擾，躊躇許久，決定不修改，直接刊用。宥勳幾乎是一筆就勾勒出林海音的靈魂原典。

陳千武的開場很有意思，從他中學偷偷搭船前往日本，想到日本打天下，結果被父親請託船長，原船帶回寫起，可見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並不都是從小立志，一往直前，此生不悔的，更可能是因為另一條路被堵住了，陳千武正是因為計畫受阻，才啟動了文學夢。寫聶華苓，開場就是一九六三年她與安格爾的相遇，全篇首尾放閃，有如一則愛情故事，但是，也正是這場世紀戀曲，才有了小說家不寫小說時所做的那些事，才將台灣文學的座標擴寫到世界。

郭松棻與陳映真的開場，更是清奇，有一錘定音的效果。郭松棻這篇的開場，一九九○年代，美國，郭松棻晨起，反覆播放唯一一卷錄影帶，螢幕中，台北風景閃動。這個開場直接點出郭松棻生命中最詭譎的光與影，正是他與「家」的尷尬距離，他長期處身「文學史的側面」，在兩岸的另一側，回不了家，無家可回。宥勳筆下，郭松棻一直走在一條「問家」的路上，最終也沒能回到家，但正是透過這個尷尬距離所映襯出的詭譎光影，我們才得以了解，郭松棻最終為何選擇以最疏離的位置，來詮釋他心目中的「家」。

在陳映真的開場中，宥勳終於把自己也寫進來了。當然，作為本書作者，宥勳一直都在場，只是最終在陳映真這篇，現身了。本篇從兩次事件寫起，從他自己兩度被捲入關於陳映真的詮釋之爭開場。這個開場非常特別，但非常精準，畢竟，沒在寫小說時的陳映真，不就是在各種意識形態論爭中奮力搏鬥，同時也是意識形態陣營拔河的標的本身嗎？進一步說，關於陳映真的詮釋之爭，絕不只是各家的理解差異而已，而是台灣文學陣營的理念差異，更是台灣島嶼的認同歧見。這是一個文學史的課題，也是當代台灣人精神史的核心課題。

這個課題，表面是左右，是統獨，是國族認同，說到根處，其實是台灣小說家／台灣人集體對於「我是誰」、「我是什麼人」永不停止的發問。這樣的爭議，從鍾肇政的世代，陳映真的世代，蔓延到朱宥勳的世代。這不是個人私怨，不是集團恩怨，而是台灣人在歷史過程中的共同命題。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說，這本書顯影了立體的、繁複的戒嚴台灣文學群像／圖像。如果閱讀這本書，我們還是陷入對於個別作家的歷史詮釋、歷史評價、歷史定位的爭論，還是只想爭出輸贏對錯，爭到一個為他們寫定唯一墓誌銘的權力，將他們釘在文學史光譜中的固定位置，那就太low了。

對我而言，這部書最動人的地方，不是這些作家執著於理念的那一刻，而是他們在關鍵的時代中與自身生命轉折點，如何躊躇、盤桓、堅持、折衝、虛應、妥協，如何做出各種選擇，那種內在心理劇場的轉換，以及與外部體制對撞所產生的張力。

宥勳要說的是，他們也可以有別的選擇，或者，他們其實已經做了別的選擇，但我們長期把他們簡化了、單面化了。

對我而言，宥勳不是試圖在挑戰什麼，而是試圖還原更多血肉，指出更多複雜性與多面性，他不願僅僅附音於「正史」。他選擇從側面，從側面的側面，在平行時空的另一方，演繹作家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一個被主旋律糾正後的正典或範本，這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我要邀請讀者一起閱讀的，除了書中九位小說家，他們不寫小說的時候，如何投擲肉身，為台灣文學闢造一方方麗園，還有為你們說故事的作者朱宥勳。他從一開始就把這本書定位為「評傳」（雖然我覺得這本書超過「評傳」的意義），小說家點評小說家，把自己也寫進去，把自己的思想路數、思考理路、情感流動，誠實地曝現在讀者面前。

你可以讀到他的精準、犀利，也可以看見他的冷靜、清醒，然而，最能撼動我的，是他的溫柔。

被稱為新生代「戰神」的朱宥勳的溫柔，是這本書中最閃亮的一束光。這不是我的浪漫或溢美。你看他寫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鍾理和不再只是他自己，寫葉石濤終生布局，林海音平衡文壇，陳千武跨語淬鍊，寫聶華苓愛在冷戰蔓延時，寫郭松棻把自己拋離在回家的路上，字語間都縈迴著溫柔的底蘊。

我說的溫柔，不是所謂「同情的理解」，當然更不是浪漫情懷的投射，而是一種更澄澈的理解。宥勳穿透了時代，穿透了體制「結構的沙塵暴」，參透了作家在特定時間中的特定抉擇與行動。他寫出的，不是一尊尊文學之神，不是一篇篇銘刻入石的墓誌銘，而是還原了小說家的肉身，以及他們靈魂中光影交織的那些時刻。

對我而言，全書最能體現宥勳的真誠與溫柔的地方，是寫陳映真那篇。這一篇，是全書篇幅最長

然而小說家陳映真最終還是出現在這本書中，作者朱宥勳也主動現身在文章裡，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只是乾癟的立場二選一而已」。

即使陳映真拒絕被冠以「台灣文學」的標籤，但台灣讀者如朱宥勳，如朱宥勳的讀者們，仍會持續閱讀陳映真，以及其他陳映真們、鍾肇政們。

因為，閱讀文學有更奇幻的地方。它更像是手持啟航器，被啟動的，是作者，也是讀者。每一個讀者，都可以透過閱讀，啟動自我，向各方航程前行，像一片星空燦爛。

這是因為文學的本質，從來都不是為了認祖歸宗，抱團取暖，更不是為了鄙棄他人之顏，杜絕異者之聲，而是為了豐滿想要自由飛行的靈魂。


【推薦序二】
矯健的戰鬥小詩篇
張亦絢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若加上附錄的七等生，一共收錄了九名台灣文學人的傳略——其中包括了應該會因此感冒的陳映真。這些人物多半都可以在目前的台灣大百科上找到詞條，沒有一個名字，是略識文學者不知的。甚至可以說，每個都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驚動萬教的人物。

但這樣說，真的對嗎？

朱宥勳在開篇〈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釋疑了，他以二○一五年的新聞開場，在那一年的桃園市議會裡，市議員針對「鍾肇政文學獎」的活動，這樣問：「這個人是誰呀？」——「這個人」！你是不是連〈魯冰花〉都不會唱啊？我當時氣惱地回嘴。雖然我隱隱感到這個事件凸顯了某種危機，但並沒有多想下去。這大概是相較於其他人，宥勳最大的不同——他不但對危機的感受敏銳，而且還是「心痛，不如馬上行動」。

在台灣最近出版的鄂蘭著作裡，我看到翻譯者對行文中，「文學」與「行動」兩個詞被放在一起的猶疑，因為我手上沒有鄂蘭的原文，所以我並不打算針對翻譯討論，而只是馬上想到，「藝術作為行動」這種表達，在哲學與藝術史上已經慣見，同樣地，「文學作為行動」，當然可以成立。

行動不是指跑來跑去。寫文章，出版書，最重要的，在世界上投擲有可能促成改變的契機，這是文學與行動共享的核心。在「文學作為行動」這個表達裡，並不是任何行動都算文學，也不是任何文學都有行動的高度——以這個表達衡量文學，並不是開方便之門與放行諸事。而我幾乎是雀躍萬分的，發現《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無論就其寫作初衷，或是內容旨趣，在在都無愧於「文學作為行動」的美學精神。傳略只是最表面的形式，這本書真正嘗試處理的，正是「文學如何成為行動」的命題。所以，就算我們對文學前輩的生平並不陌生，甚至能夠對其作品信手拈來，都不構成錯過本書的理由。

不過，仍讓我們從最表面的層次開始。我一向對作家生平，採取相當程度抵制的態度。原因在於，我認為保衛作品應該占據首要地位，超過一分鐘的生平講述，就會令我憂傷，覺得占去認識作品的時間。但我知道，在現實中，眾人多半仍然喜歡聽生平。一看到書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就笑了，想「完蛋，要跟宥勳吵架嗎？」——可我也同時產生了滿滿的激賞之情，覺得這個開宗明義甚妙，「如果既不聚焦在作品，也不圍繞在書寫過程，小說家『不太小說家』的面向，都是些什麼？為什麼？」

——過去我對宥勳有個實實在在的佩服，就是「他不只是說說而已」。每回我在報章上讀到他發什麼願或提什麼點，我當下反應都是「這大概是個隱喻或意思表示吧」——但隔段時間，就發現他具體實踐了。這本書的有趣之處也在這，他真的相當嚴守他自己訂出來的遊戲規則，甚少解析作品，也不細數榮光，他說要給出「沒寫小說的時候」，他就真的給了。

他筆下的小說家們，確實「沒在寫小說」——然而，這卻不是以唱反調，用標新立異來稀釋文學成分的那種書——它令我想到張惠菁寫《楊牧》、賴香吟寫《天亮之前的戀愛》、莫洛亞的《屠格涅夫傳》，甚或褚威格一系列為文化人物作傳的精彩作品如《三大師》等——褚威格的筆力縱橫，要相比彷彿令人吃驚。然而，褚威格畢竟是老派的文化人，他的書寫固然是對文化惜之愛之所發，但對於文化、社會與讀者的想法，仍有某些限制。我私心以為，如果各個方面都考量了，宥勳反而不無小勝。

於是我就這樣洩了自己的底——原來妳不是不讀作家生平？我願意再說明清楚，我看似偏激的立場其實是：不以讀作者生平為優先，不過——好的作品絕對是例外。

我以為，從《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就可以析出幾個「有價值的生平傳述」特質。副標題很清楚的界定，「戒嚴台灣」是這群小說家的時空背景。這種特殊性，許多當代的年輕讀者未曾親歷。這一時期的文學，暫時不論「天真快樂擁護政府」的那一塊，經常充滿了悲苦。在語言、省籍與政治嚴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裡，書寫不但會使人有牢獄之災，連性命也受威脅。這種不堪回首的時期，訴說的筆調總是難脫抑鬱。雖然我對「時期與文學」這類主題研究很少，我仍然想到幾個，比如東歐在冷戰期的「掛鎖文學」，日本一九三二年起大量逮捕左翼作家直至一九四五年之類——敷衍地說，「有些作家就是生不逢辰」，但不敷衍地說，歷史上的「文學倒大楣時期」，實在必須認真以對——忘記這些時期，我們就是只站在花開富貴的那一邊看待文學。這種成王敗寇的「出頭主義」視野，不但極度缺損傾斜，可能也是不義的延長。

不過，如果以為宥勳這本書，又要彈悲傷的老調或充滿道德寓意，那我們又錯了。基本的政治與歷史分析，他沒有輕忽。但我認為，他是以一種「戰鬥小詩篇」的靈活飽滿，在喚起那段沉重的記憶——說「小詩篇」，並不是指輕薄，而是指無論在架構或行文上，都採取了精兵的矯健身手。

這裡我想稍微岔題，來談一個未必是這本書預定、但意外有啟發的向度：那就是它對思考「表意少數」文學發展可能的幫助。

簡單來說，表意少數並不是人口的少數，而是因為歷史結構或政治迫害，導致不能在文學或任何與表達相關的領域中，享有成比例詮釋權的族群，通常「表意少數」的例子會舉女人、同志或勞工等。然而，戒嚴時期的本省人，或說在政治高壓下的異議者，其實也在一定程度，經受著表意少數所會面臨的挫折與挑戰——宥勳細數了具有黏力又深藏不露的鍾肇政、孤獨卻堅不放棄的鍾理和、謀定而後動的葉石濤⋯⋯這些交織著斡旋與反抗的人格，固然對所有人都有砥礪的效果，但對表意少數族群來說，可能除了砥礪，它也是迫切需要得到傳承的非正式知識與資源。——文學不是只與天分或努力有關，非正式資源（包括心理與判斷力等）有多關鍵，本書提供了大量的線索。

書中亮點眾多，即使台灣文學史彷彿快說爛了的「語言問題」等，宥勳仍然能夠灌注巧思，重新擦亮磨利我們的感性，使我由衷感動與感謝。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細數了不少「公開的祕辛」——說「公開」，是因為來源或有研究與出版的證言，並不是掏挖什麼個人隱私；說「祕辛」，在於這些事實，進入一般讀者與文學人的意識中，通常不夠明朗，所以當它們被明白指出時，往往就帶有爆破感。

這當中，寫聶華苓而觸及CIA與文學活動的非公開關係，寫對左統至死不渝的陳映真與台獨大老辜寬敏的「幾有過從」，可說極具代表性，充滿暗湧般的戲劇張力。

作為優化的文學教育普及書，陳述並點出這些並不完全甜美，也不成色純粹的細膩處，對不簡化地認識文學，可說已多所建樹。然而，除了這兩組故事本身的複雜性，我仍微微感到，似乎仍可能尋找更結晶化的論點，來處理左右派在台灣的歷史，以及結盟援助政治的倫理。雖然陳映真可能真的有被黃華成氣到，但左派也並不完全都是讀遍左派書才會形成。左派史家霍布斯邦等人，都因為終於得知統治實情而與蘇聯政權決裂，但並不否定構成他們基本信念的左派文化。在陳映真身上，那個獨立性與折返點（令人費解地）沒有出現。也許仍可以問的是，為什麼他沒有與本土的左翼（人數太少嗎？彼此太不會交朋友嗎？白色恐怖令其發展不良嗎？）發生更密切的聯繫，也沒有成為生根於台灣，不依傍權位的左派人。

——這兩處書中的點到為止，可以是教育方法學上的不躁進，也可以是文學史上的待深掘——若是前者，這也是必須非常肯定的考量；若是後者，它使我們可以繼續共同努力——這都是這本集膽識與才情的小書，送給我們的厚禮。我忍不住想說：小朱同學，你這次拿了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