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臺灣文化權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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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臺灣文化權利地圖》一書，試圖藉由對臺灣在地文化權利現況的觀察與描寫，讓國內外「文化權利」之學理論述與臺灣各都市、地區的實踐個案相互接軌，銜接起國家與都市、地區層級之間文化權利的論述空缺，提供讀者一個按圖索驥、逐步建構臺灣文化權利地圖清晰圖繪的方法。
目錄
第一篇 導論：臺灣文化權利的理論與分析架構－由國家到城市
第一章 臺灣文化權利的理論圖繪
第二章 《文化基本法》－追尋臺灣人民參與文化生活的基本權利
第三章 通往城市權的文化路－都市脈絡下文化權利多重性的限制與可能
第二篇 臺灣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臺東、臺北、高雄
第四章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權利的美麗與哀愁－以臺東美麗灣案與卡地布遷葬案為
例
第五章 城市藝文節慶與文化公民權－以臺北電影節為例
第六章 城市藝文節慶與文化公民權－以高雄春天藝術節為例
第三篇 臺灣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淡水、雲林、臺南
第七章 淡水，孕生於在地的文化權利覺醒與實踐
第八章 消失的客家方言島－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語」語言文化權利實踐的困境
第九章 文化權利的公民實踐－以臺南市公園路321 巷日式宿舍群的保存與發展為
例
第四篇 結論：臺灣文化權利理論與實踐的再省思
第十章 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臺灣的文化多樣性與融攝性
第一章 臺灣文化權利的理論圖繪
第二章 《文化基本法》－追尋臺灣人民參與文化生活的基本權利
第三章 通往城市權的文化路－都市脈絡下文化權利多重性的限制與可能
第二篇 臺灣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臺東、臺北、高雄
第四章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權利的美麗與哀愁－以臺東美麗灣案與卡地布遷葬案為
例
第五章 城市藝文節慶與文化公民權－以臺北電影節為例
第六章 城市藝文節慶與文化公民權－以高雄春天藝術節為例
第三篇 臺灣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淡水、雲林、臺南
第七章 淡水，孕生於在地的文化權利覺醒與實踐
第八章 消失的客家方言島－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語」語言文化權利實踐的困境
第九章 文化權利的公民實踐－以臺南市公園路321 巷日式宿舍群的保存與發展為
例
第四篇 結論：臺灣文化權利理論與實踐的再省思
第十章 文化權利的在地實踐－臺灣的文化多樣性與融攝性
序／導讀
《臺灣文化權利地圖》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師生，與巨流圖書合作的第二本專著，收錄於「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系列叢書」。在臺灣，從政府文化部門到地方藝術文化工作者，應當沒有人會否認「文化」對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然而，談及人民的「文化權利」究竟應該如何界定、如何落實、如何實踐？從學界、文化公部門到實務界，卻往往欠缺在地的論述、藍圖和案例，更遑論透過政府具體的政策、法規、策略藍圖和民間的藝文行動來構築。2011年到2014年間，筆者參與文化部《文化基本法》草擬諮詢的過程中，每每觸及國家的《文化基本法》該如何界定、落實人民基本「文化權利」時，都面臨難以說服公部門將「文化權利」具體入法的困境（見本書第二章）。
因此，專書作者們主要的企圖，就在讓國內外「文化權利」的學理論述與臺灣各個都市、地區的實踐個案相互接軌，試著讓讀者可以按圖索驥，逐步給予臺灣文化權利地圖一個更清晰的輪廓。專書主編們從主題的構思、徵稿、撰文、論壇發表、同儕審查、多次修改、校訂到全書完稿，歷時將近二年。同時也邀請長期以來對臺灣城市文化治理研究貢獻卓著的王志弘教授，針對臺灣城市文化權利撰寫專文，銜接國家與都市層級之間文化權利的論述空缺。
專書成書之際，正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佔中運動，以及年底的臺灣六都大選。2014年9月4日，臺北市許多藝文界的朋友共同草擬了《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由「文化元年」代表發起市民連署運動。希望這份市民「溫潤」而「堅定」的力量，可以透過政治選舉的法定、體制內程序，落實各地市民基本文化權利的訴求，也讓縣市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體制的變革，得以藉由都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在全臺各個縣市遍地開花。宣言得到臺北市市長柯文哲的正面回應，承諾儘快制定《臺北市文化自治條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機制」，重視臺北市「文化自治、文化主體性、文化優先」，並保障市民言論自由，朝著釋放藝文資源和展演空間等方向邁進，讓臺北市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首都」。然而，時至2015 年，全臺各地的藝文工作者，仍在透過各種途徑為自己的基本文化權利而奮鬥。
以下，我將2014 年7 月22 日個人於聯合新聞網專欄中，針對臺北市市民發起爭取文化權利連署運動所撰寫的專文：〈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21 世紀臺灣的新文藝復興運動〉納入本書的序文，用以記錄，並且見證2014 年臺灣人民由下而上爭取市民文化權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2014六都大選與《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臺灣的新城市文化解放運動
六都（以及全國縣市長）大選將至，藝術文化人和市民們四年才有一次機會，要求掌握決策大權的縣市長候選人聆聽我們微弱的聲音，正視市民卑微的文化訴求。2014 年我們把《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寫在投票前，發起城市市民（不只是文化人）連署運動，希望市長候選人不只是玩玩冰桶急凍的冷卻遊戲，或喊喊「文化自治」選舉口號，更要有魄力地簽署藝文界所草擬的《市民文化宣言》，提出市長候選人文化政策的具體規劃，承諾並回應都市和各個地方未來將如何落實市民文化訴求，真正以「文化」來「治理」和「翻轉」臺灣的各個都市。
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雖從臺北發起，但絕不僅止於臺北，我們期待《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可以在全臺各個縣市遍地開花。就我的觀察，《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發起，不單單只是幾個藝術文化人，或者所謂政治外圍團體偶發的連署運動。2014《市民文化宣言》代表的意義是臺灣藝文界和所有市民，針對當前政治亂象與困境所發起的一波「新城市文化解放運動」：
藝文界朋友們透過類17、18 世紀歐美發起的《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形式，提出《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來爭取臺北市市民的文化基本權利，讓藝術文化的內在超越精神和力量，在臺灣各地的都市中重生。《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試圖讓臺灣的地方政治、選舉主軸，得以真正超越世俗權力與利益的算計爭鬥，回歸人民日常文化生活意義的價值辯論，回歸藝術與文化人對於「生命的感動、人文的關懷、美學的情操、生活的意義」等核心價值的辯論。《市民文化宣言》的推動，更是藝文界試圖召喚新一波臺灣城市文化治理內在價值典範轉移，以及臺灣新時代精神再造的開創性嘗試。
2014《市民文化宣言》：市民文化權利意識的覺醒
何以如此說呢？就在六都市長競選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臺灣各個都市的文化資產依舊持續不斷地被損毀，臺北寶斗里強拆事件、文萌樓古蹟與都更的爭議持續，行政院剛剛修過的《文資法》在都市裡尷尬地如同一張廢紙。原住民族少數文化權利依舊持續未受尊重，阿美族馬太鞍、太巴塱部落傳統祭典，也傳出縣府未經部落同意安排穿插廣西壯族的表演的狀況；新住民和外籍勞工在臺灣的文化生活依舊受到非議，三萬印尼勞工伊斯蘭教開齋節在臺北車站的聚會仍受到臺灣遊客們的指指點點。
臺灣各個都市街頭藝人的藝術表達自由持續受制於市政府的證照審查規範，而各地文創園區（如松菸、華山、大巨蛋）的商業開發及委外經營，依舊妥協於財團與商業利益，無法照顧弱勢的獨立藝文創作者與微型文創事業。《殺佛》在誠品書店依舊持續地無法上架，各地獨立書店經營依舊困頓；各個社區與在地文化營造依舊無力自主發展，而市民的文化政策參與機制（包括兩岸文化服貿）、都市的文化影響評估機制，以及民間對市府文化監督機制依然音訊渺茫。這些都涉及了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與商業價值選擇，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和歷史記憶的長存，社群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自主，以及文化政策機制的變革和落實，也因此臺灣的市民們確實需要一個新文藝復興運動。
自2011年起，「夢想家事件」對百年國慶藝文補助的爭議，臺灣的藝文界已乍然掀起了陣陣的文化波瀾。緊接著一波波藝文界的發聲，從藝文界介入臺東美麗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抗爭、藝文界串連反對花蓮太魯閣劇場的興建、藝文界大串連搶救花東海岸、藝文界串連反旺中媒體壟斷事件、藝文界串連反對核四興建案、藝文界連署反對國光石化開發案、藝文界介入苗栗大埔開發案事件、藝文界818 串連拆政府、藝文界搶救淡水夕照與反對淡江大橋興建等等，到了318 太陽花運動更是一連串能量累積的爆發。而2014《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則象徵著臺灣藝術文化人與市民們文化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文化人透過體制內進行訴求的一種嘗試。
2014《市民文化宣言》：21世紀臺灣的新文藝復興運動
人權雖然是天賦的，但現實世界的文化權利從來就不會從天而降，當然也不能期待都市政權會天外飛來一筆，毫無條件地主動賦予。21世紀的市民文化權利，必須靠各個在地的市民積極主動訴求和爭取，讓縣市長候選人正視這個發自在地與民間的聲音，而願意透過政策體制來落實。也因此在幾番的努力匯集意見後，近來臺北市藝文界的朋友們，共同草擬發起了《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除了爭取人民參與文化生活和文化政策決策的基本權利，同時向縣市長參選人提出明確的文化政策訴求，追求「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
也因此，我將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定位為21世紀「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的發起－它雖源自於臺灣藝術文化人與藝文團體對文化生活與政治社會的公共參與，本諸市民的城市文化基本權利所提出的新主張。但運動的精神並不僅止於藝文界的藝術文化思潮的創新，以及藝文政策和環境訴求，而是一個寓意更深遠、視野更寬闊的市民文化憲章精神，企圖讓臺灣社會與人民的生活態度，藉由這新一波的臺灣「文化轉向」而「重新」省思、重新「再生」，更期待臺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能夠在新藝文創新風潮的推波助瀾下，重新獲得「解放」與「翻轉」。也因此連署運動由文化學界與藝文界朋友共同討論草擬，由民間的「文化元年基金會（Cultural Renewal）」來號召代表發起，也別具象徵意義。
六都市長候選人，誰來許我們一個文化的春天？
然而，為什麼藝文界要透過市民和縣市長候選人的共同連署，來推動這個《市民文化宣言》或者「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呢？對我而言，這或許需要一些的說明和闡述。
儘管我們相信政治人物可能有深刻的文化理念與高遠的文化願景，但不容否認，現在政治人物的「文化修辭學」越來越深奧而精妙。平常已經習慣了以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經濟利益的計算來統治國家與都市的政治人物，若不是為了爭取更寬廣的市民票源支持，是不會主動與一群自詡超脫世俗利益，與社會功利價值思維逆反，而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漠然的藝術文化人共治，甚至讓他們成為都市治理的主體的。
反過來說，藝術文化人原本希望藉由都市文化治理、文化政策與創意文化經濟的趨勢，以及當代藝文潮流的解放，使文化真正成為都市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軸，卻往往發現藝術文化在現實的政治經濟的體制中，只是政權為了維持其獲取或鞏固他們的統治位置，所發明出的一種工具論述。所謂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與假民主我們都懂。
藝術文化人常常面對的困境是，既不願意放棄藝術文化的世俗超脫性，卻又欠缺在政治、經濟體制中實務管理分配權力、資源的「專業能力」。在現實的生活上，藝術文化人也經常必須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相互妥協謀生，並且產生自身的權力、利益觀。也因此在主客觀層次上，文化人既難以自我設限，自外於臺灣城市政治經濟的發展，也難以「取代」政治人物、企業家，而成為城市文化治理的行為主體。
也因此，在臺灣的民主社會中，藝術文化人只得透過選舉時，提出《市民文化宣言》或「新文藝復興運動」，讓市民的文化權利和文化政策參與機制的設計得以法制化，同時落實
因此，專書作者們主要的企圖，就在讓國內外「文化權利」的學理論述與臺灣各個都市、地區的實踐個案相互接軌，試著讓讀者可以按圖索驥，逐步給予臺灣文化權利地圖一個更清晰的輪廓。專書主編們從主題的構思、徵稿、撰文、論壇發表、同儕審查、多次修改、校訂到全書完稿，歷時將近二年。同時也邀請長期以來對臺灣城市文化治理研究貢獻卓著的王志弘教授，針對臺灣城市文化權利撰寫專文，銜接國家與都市層級之間文化權利的論述空缺。
專書成書之際，正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佔中運動，以及年底的臺灣六都大選。2014年9月4日，臺北市許多藝文界的朋友共同草擬了《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由「文化元年」代表發起市民連署運動。希望這份市民「溫潤」而「堅定」的力量，可以透過政治選舉的法定、體制內程序，落實各地市民基本文化權利的訴求，也讓縣市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體制的變革，得以藉由都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在全臺各個縣市遍地開花。宣言得到臺北市市長柯文哲的正面回應，承諾儘快制定《臺北市文化自治條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機制」，重視臺北市「文化自治、文化主體性、文化優先」，並保障市民言論自由，朝著釋放藝文資源和展演空間等方向邁進，讓臺北市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首都」。然而，時至2015 年，全臺各地的藝文工作者，仍在透過各種途徑為自己的基本文化權利而奮鬥。
以下，我將2014 年7 月22 日個人於聯合新聞網專欄中，針對臺北市市民發起爭取文化權利連署運動所撰寫的專文：〈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21 世紀臺灣的新文藝復興運動〉納入本書的序文，用以記錄，並且見證2014 年臺灣人民由下而上爭取市民文化權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2014六都大選與《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臺灣的新城市文化解放運動
六都（以及全國縣市長）大選將至，藝術文化人和市民們四年才有一次機會，要求掌握決策大權的縣市長候選人聆聽我們微弱的聲音，正視市民卑微的文化訴求。2014 年我們把《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寫在投票前，發起城市市民（不只是文化人）連署運動，希望市長候選人不只是玩玩冰桶急凍的冷卻遊戲，或喊喊「文化自治」選舉口號，更要有魄力地簽署藝文界所草擬的《市民文化宣言》，提出市長候選人文化政策的具體規劃，承諾並回應都市和各個地方未來將如何落實市民文化訴求，真正以「文化」來「治理」和「翻轉」臺灣的各個都市。
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雖從臺北發起，但絕不僅止於臺北，我們期待《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可以在全臺各個縣市遍地開花。就我的觀察，《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發起，不單單只是幾個藝術文化人，或者所謂政治外圍團體偶發的連署運動。2014《市民文化宣言》代表的意義是臺灣藝文界和所有市民，針對當前政治亂象與困境所發起的一波「新城市文化解放運動」：
藝文界朋友們透過類17、18 世紀歐美發起的《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形式，提出《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來爭取臺北市市民的文化基本權利，讓藝術文化的內在超越精神和力量，在臺灣各地的都市中重生。《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試圖讓臺灣的地方政治、選舉主軸，得以真正超越世俗權力與利益的算計爭鬥，回歸人民日常文化生活意義的價值辯論，回歸藝術與文化人對於「生命的感動、人文的關懷、美學的情操、生活的意義」等核心價值的辯論。《市民文化宣言》的推動，更是藝文界試圖召喚新一波臺灣城市文化治理內在價值典範轉移，以及臺灣新時代精神再造的開創性嘗試。
2014《市民文化宣言》：市民文化權利意識的覺醒
何以如此說呢？就在六都市長競選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臺灣各個都市的文化資產依舊持續不斷地被損毀，臺北寶斗里強拆事件、文萌樓古蹟與都更的爭議持續，行政院剛剛修過的《文資法》在都市裡尷尬地如同一張廢紙。原住民族少數文化權利依舊持續未受尊重，阿美族馬太鞍、太巴塱部落傳統祭典，也傳出縣府未經部落同意安排穿插廣西壯族的表演的狀況；新住民和外籍勞工在臺灣的文化生活依舊受到非議，三萬印尼勞工伊斯蘭教開齋節在臺北車站的聚會仍受到臺灣遊客們的指指點點。
臺灣各個都市街頭藝人的藝術表達自由持續受制於市政府的證照審查規範，而各地文創園區（如松菸、華山、大巨蛋）的商業開發及委外經營，依舊妥協於財團與商業利益，無法照顧弱勢的獨立藝文創作者與微型文創事業。《殺佛》在誠品書店依舊持續地無法上架，各地獨立書店經營依舊困頓；各個社區與在地文化營造依舊無力自主發展，而市民的文化政策參與機制（包括兩岸文化服貿）、都市的文化影響評估機制，以及民間對市府文化監督機制依然音訊渺茫。這些都涉及了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與商業價值選擇，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和歷史記憶的長存，社群文化意識的覺醒與自主，以及文化政策機制的變革和落實，也因此臺灣的市民們確實需要一個新文藝復興運動。
自2011年起，「夢想家事件」對百年國慶藝文補助的爭議，臺灣的藝文界已乍然掀起了陣陣的文化波瀾。緊接著一波波藝文界的發聲，從藝文界介入臺東美麗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抗爭、藝文界串連反對花蓮太魯閣劇場的興建、藝文界大串連搶救花東海岸、藝文界串連反旺中媒體壟斷事件、藝文界串連反對核四興建案、藝文界連署反對國光石化開發案、藝文界介入苗栗大埔開發案事件、藝文界818 串連拆政府、藝文界搶救淡水夕照與反對淡江大橋興建等等，到了318 太陽花運動更是一連串能量累積的爆發。而2014《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則象徵著臺灣藝術文化人與市民們文化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文化人透過體制內進行訴求的一種嘗試。
2014《市民文化宣言》：21世紀臺灣的新文藝復興運動
人權雖然是天賦的，但現實世界的文化權利從來就不會從天而降，當然也不能期待都市政權會天外飛來一筆，毫無條件地主動賦予。21世紀的市民文化權利，必須靠各個在地的市民積極主動訴求和爭取，讓縣市長候選人正視這個發自在地與民間的聲音，而願意透過政策體制來落實。也因此在幾番的努力匯集意見後，近來臺北市藝文界的朋友們，共同草擬發起了《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除了爭取人民參與文化生活和文化政策決策的基本權利，同時向縣市長參選人提出明確的文化政策訴求，追求「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
也因此，我將2014《臺北市市民文化宣言》的連署運動，定位為21世紀「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的發起－它雖源自於臺灣藝術文化人與藝文團體對文化生活與政治社會的公共參與，本諸市民的城市文化基本權利所提出的新主張。但運動的精神並不僅止於藝文界的藝術文化思潮的創新，以及藝文政策和環境訴求，而是一個寓意更深遠、視野更寬闊的市民文化憲章精神，企圖讓臺灣社會與人民的生活態度，藉由這新一波的臺灣「文化轉向」而「重新」省思、重新「再生」，更期待臺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能夠在新藝文創新風潮的推波助瀾下，重新獲得「解放」與「翻轉」。也因此連署運動由文化學界與藝文界朋友共同討論草擬，由民間的「文化元年基金會（Cultural Renewal）」來號召代表發起，也別具象徵意義。
六都市長候選人，誰來許我們一個文化的春天？
然而，為什麼藝文界要透過市民和縣市長候選人的共同連署，來推動這個《市民文化宣言》或者「臺灣新文藝復興運動」呢？對我而言，這或許需要一些的說明和闡述。
儘管我們相信政治人物可能有深刻的文化理念與高遠的文化願景，但不容否認，現在政治人物的「文化修辭學」越來越深奧而精妙。平常已經習慣了以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經濟利益的計算來統治國家與都市的政治人物，若不是為了爭取更寬廣的市民票源支持，是不會主動與一群自詡超脫世俗利益，與社會功利價值思維逆反，而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漠然的藝術文化人共治，甚至讓他們成為都市治理的主體的。
反過來說，藝術文化人原本希望藉由都市文化治理、文化政策與創意文化經濟的趨勢，以及當代藝文潮流的解放，使文化真正成為都市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軸，卻往往發現藝術文化在現實的政治經濟的體制中，只是政權為了維持其獲取或鞏固他們的統治位置，所發明出的一種工具論述。所謂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與假民主我們都懂。
藝術文化人常常面對的困境是，既不願意放棄藝術文化的世俗超脫性，卻又欠缺在政治、經濟體制中實務管理分配權力、資源的「專業能力」。在現實的生活上，藝術文化人也經常必須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相互妥協謀生，並且產生自身的權力、利益觀。也因此在主客觀層次上，文化人既難以自我設限，自外於臺灣城市政治經濟的發展，也難以「取代」政治人物、企業家，而成為城市文化治理的行為主體。
也因此，在臺灣的民主社會中，藝術文化人只得透過選舉時，提出《市民文化宣言》或「新文藝復興運動」，讓市民的文化權利和文化政策參與機制的設計得以法制化，同時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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