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衝突與整合：論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

緒論

一、歷史回顧：中國近現代留學運動的發展歷程

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個民族的產生和發展都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都面臨著或必須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或融合中逐步向前發展乃至走向成熟。而在這一過程中，人們跨越民族和國界，到其他國家進行訪問學習，既是幾千年來文化交流的傳統，也是人類文明得以傳播和發揚光大的重要途徑。如果說在西方，從古希臘到羅馬，從中世紀到近現代，頻頻而不間斷的跨國訪學或留學活動不僅為西方各國文明的傳播和匯融、異域文化的交流和溝通，起到了直接促進的作用，更為西方人文主義和科學思潮的興起乃至整個近代西方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在中國，幾千年來不同地域、民族乃至國家間各種文化的交流互滲、人員的交往和遊學，也一直是華夏文明不斷得以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和優秀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講，先秦時期孔子及其門徒周遊列國，創立並傳播儒家學說的行為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遊學傳統的濫觴；而秦始皇派遣徐福帶人到東瀛求仙、漢武帝派張騫率領使團數度出使西域，以及隋唐時期眾僧至印度取經並接受各國外交使節和學生入唐研習、宋元明清時期的傳教士來華傳教、以及在此影響下一些中國人的域外訪學和交流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文化傳播和交流活動，也推動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融和吸收。在近代中國，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慘敗，不僅宣告了大清帝國統治的失敗，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且暴露了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再做著天朝大國的美夢，開始認認真真的睜開眼睛看世界，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和東洋文化開始由拒絕到被動接受乃至主動尋求。一批批有識之士開始走出國門、放眼世界、留學異域、求師問學，希望找到救國救民之道。

1847年有著「近代中國留學之父」之稱的容閎自願赴美留學開啟了中國人留學海外的先河。他不僅是近代中國第一位在西方接受正規高等教育、並獲得耶魯大學學位的畢業生，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學成回國以後，也一直致力於中國留學運動的開展。他曾克服重重困難說服清政府官員曾國藩、李鴻章等，協助百名幼童揚帆赴美留學，正式拉開了中國官方派遣留學生的帷幕。從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為了培養組建近代海軍所需要的軍事力量，改變中國海軍技術落後的狀況，洋務派也曾先後4次選派青年學生和下級軍官赴歐學習，這是中國人留學歐洲的開始。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隨著北洋水師的慘敗、中華民族危亡的加深，國人「憬然知國力之不競，由學術之未新，舉凡政治、社會之設施與改革，無一不資世界最後出之學術與智慧。於是遊學之風復勁，負笈海外者亦漸多」。

人們迫切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留學運動特別是赴日留學，成為許多有識之士新的選擇。這一時期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遁入末世，各種矛盾和危機也日益深化和激化，再加上1901年《辛丑合約》簽訂以後，一連串的外交失敗，以及國內愈來愈強烈的改革和革命的要求，迫使清政府廢除了行之千年的科舉和八股考試，鼓勵並大量派遣留學生，開始實行所謂的「新政」。與此同時，部分「庚子賠款」的退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的設立，也都為20世紀初大批學子留洋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使他們的留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這許多留學生們，雖然人員龐雜，所去的國家、選擇的學校和所學科目專業各不相同，但強烈的使命感和濃厚的政治意識以及救亡救國的迫切心情始終是他們共同的特點。他們大都在國外刻苦攻讀，努力學習各種先進的科學文化和現代技術，並試圖引進西方文化改造中國，使中華民族擠身於世界文明富強之林。

在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上，從最初洋務運動時期的幼童赴美到後來的清政府專門設立留學政策鼓勵留學，以及20世紀初的留學高潮的到來，中國留學運動如涓涓細流從未間斷，並且呈上升趨勢。而這些遠赴歐美、日本等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文化的留學生們，學成歸國以後，他們又大都學以致用，在政治、社會、科技、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都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許多新的面貌、新的氣象和新的風尚，更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如詹天佑修建了第一條京張鐵路，嚴復翻譯《天演論》、《論自由》等書，促成了進化論和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國家等等。可以說，在激蕩變革的近代中國，留學生是知識份子中特殊的一群。他們站在時代前沿，既傳承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又負笈留學海外，親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浸染，他們是「中西文化融匯的載體」和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和先導力量，在舊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留學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二、本書所論及的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

同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學生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縱觀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幾乎一大半的作家都曾在20世紀初出國留學，留學他國是他們共同的背景和經歷。正如有評論者所言：「留學歸國人員從事文學創作人數之多，文學成果之豐富，對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貢獻之大，不僅此前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文壇上也是罕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學能在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之後極大地開闊眼界，迅速地建立起全新意義上的現代文學體系，積極地融入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並成為這個格局中同步發展的組成部分，具有留學背景的作家群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而從1934年顧鳳城編撰的《中外文學家辭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書中收錄的217名中國現代作家中，有89名是留學出身。 日本學者小島友於在1937年編撰的《現代中國著作家》中收錄了322名作家，其中155人是留學出身。王富仁甚至還將中國20世紀文化稱之為「留學生文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艾青、田漢、朱光潛、宗白華等都曾留學海外，在美國、歐洲或者日本求學，學成歸國以後又以豐厚的文學創作成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發展和傳播做出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貢獻，成為中國歷史上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作家。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留學海外經歷的作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專門出國學習的學生，他們到國外主要是以求學為目的，希望通過努力獲得國外的學歷或學位，如胡適、梁實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等；一種是出國工作或由於其他原因如避難、旅行等在國外待過一段時間的，他們沒有進過固定的學校，也沒有學過系統的專業知識，不以獲得學位為目的。如老舍曾到英國教書、茅盾曾到日本避難、朱自清曾到歐洲旅行的等等。鑒於這種情況，我想先來界定一下本書中所論及的留歐美和留日作家：主要是指那些出國以讀書學習為目的的學生，歸國以後又曾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方面有突出成就，對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發展和傳播做出過一定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人。由此本書所論及的留歐美作家主要有：胡適（1910─1917年赴美留學），徐志摩（1918─1920年赴美留學，1920─1922年赴英留學），梁實秋（1923─1926年赴美留學），聞一多（1922─1924赴美留學），林語堂（1919─1923赴美留學）；吳宓（1917─1926赴美留學；梅光迪（1911─1920赴美留學）；胡先驌（1913─1916赴美留學）；李金髮（1919─1921年赴法留學）；梁宗岱（1924─1931年赴法留學），朱光潛（1925─1933年赴英、法留學），宗白華（1920─1925年赴法、德留學），艾青（1929─1932赴法留學），巴金（1927─1928赴法留學），冰心（1923─1926赴美留學）；留日作家主要有：魯迅（1902─1909年），周作人（1906─1911年）；郭沫若（1914─1923年），郁達夫（1913─1922年），成仿吾（1910─1921年），張資平（1912─1921年），陶晶孫（1906─1927年），倪貽德（1927─1928年），李初梨（1915─1927年），朱鏡我（1918─1927年），穆木天（1920─1926年）；豐子愷（1921─1922年），李叔同（1905─1910年），夏丏尊（1905─1907年）；歐陽予倩（1902─1910年），田漢（1916─1922年），夏衍（1920─1927年）。

此外，本書重點選擇了1900─1930年這段時間，因為這是自1847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赴美留學以來的一個留學「高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部分有突出成就的文學家都是在這一時期出國深造，或者留學歐美或者留學日本，刻苦攻讀、潛心學習，在不同的語境中接受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西方現代文化知識。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真正具有「現代」的特質、並得以迅速發展和傳播的重要進程。這些留學精英們大都曾經懷著救國救亡的使命遠赴海外，學成歸來以後又都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建設中來，在文學理論、文學創作和批評方面都有豐厚的成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選題意義、研究現狀及研究思路

筆者通過考察發現，這批在20世紀初留學歸返中國本土的現代作家，除了個別的「轉向」或者「嬗變」之外，他們因留學背景及其文化區域的差異性──留學歐美或者留學日本，形成了文化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