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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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主要運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研究晚清至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初中國文學轉型所受到的日本文學影響，弄清轉型過程中所參照的日本文學樣本，揭示出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生成所起的推動作用，並反思其負面效應。
目錄
引論
第一章 晚清文學革型與日本啟蒙文學
第一節 小說界革命與日本政治小說
第二節 詩界革命與日本啟蒙詩歌
第三節 文界革命與日本啟蒙文學的文體改良運動
第四節 戲曲改良與日本新劇
第二章 晚清文學向五四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國家」文學向「人的文學」轉型與日本白樺派
第二節 政治文學向人情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節 政治宣講式文學向寫實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學思潮
第一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唯美主義文學
第二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
第四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論
第一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夏目漱石的《文學論》
第二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第五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魯迅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魯迅立人思想與日本文化之關係
第二節 為人生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與日本文學
第六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周作人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人的文學」觀的形成與日本文學關係
第二節 「人的文學」觀的裂變、轉換與日本文學
第三節 平和、沖淡、閒適的散文創作風格與日本文學
第七章 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
第一節 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翻譯與交往
第二節 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第三節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界說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
第八章 1930年代新型現代派小說與日本新感覺派
第一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的譯介
第二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形式觀念的認同及其意義
第三節 對「新感覺」的認同、化用及背離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章 晚清文學革型與日本啟蒙文學
第一節 小說界革命與日本政治小說
第二節 詩界革命與日本啟蒙詩歌
第三節 文界革命與日本啟蒙文學的文體改良運動
第四節 戲曲改良與日本新劇
第二章 晚清文學向五四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國家」文學向「人的文學」轉型與日本白樺派
第二節 政治文學向人情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節 政治宣講式文學向寫實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學思潮
第一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唯美主義文學
第二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
第四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論
第一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夏目漱石的《文學論》
第二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第五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魯迅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魯迅立人思想與日本文化之關係
第二節 為人生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與日本文學
第六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周作人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人的文學」觀的形成與日本文學關係
第二節 「人的文學」觀的裂變、轉換與日本文學
第三節 平和、沖淡、閒適的散文創作風格與日本文學
第七章 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
第一節 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翻譯與交往
第二節 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第三節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界說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
第八章 1930年代新型現代派小說與日本新感覺派
第一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的譯介
第二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形式觀念的認同及其意義
第三節 對「新感覺」的認同、化用及背離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序／導讀
引論
中日古典文學關係，基本上是中國輸出日本接受的單向式影響關係，日本文學的生成、發展深受中國文學甘霖的滋潤，其肌體內流淌著中國文學的精血。如《古事記》對某些中國神話傳說的再書寫，《萬葉集》對《詩經》形式的吸納，《源氏物語》中的〈長恨歌〉神韻，等等。然而，近現代中日文學關係發生了逆轉，中國文學開始從昔日學生日本文學那獲取靈感與激情，正如實藤惠秀所言：「從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開始以前這一段時期，無論從哪一方面說，是日本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時代。」實氏此論雖然太絕對，有失偏頗，但他對中日文學交流基本態勢的言說，卻是準確的。
一
那麼，中日文學關係何以發生逆轉呢？怎樣逆轉的呢？ 或者說，中國晚清至30年代初文學何以會回過頭來關注日本文學、深受日本文學影響呢？
這些看似簡單實卻極為複雜的問題，與兩國近現代化語境、歷史進程、相互關係等相關聯。中日的近現代化，實際上是被近現代化，是在西方威脅、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回應。近現代化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西化，而中國在歷史上與西方的關係，較日本與西方的關係，遠為密切一些，日本在更多的時期是通過中國瞭解西方的。中國人模仿歐式近現代化的條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人在近現代化事業上卻捷足先登，通過明治維新乘勢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並於1894-1895年甲午之戰一舉擊敗清朝帝國。
1895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一年，被向來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其震動、羞辱與尷尬體驗遠較半個世紀以前的鴉片戰爭敗於英國強烈得多。這一年徹底地改寫了中日關係史，改變了中國人的日本觀。老大帝國「始知國力遠遜於日本，但日本在數十年前固無赫赫之名於世界，而竟一戰勝我，則明治維新有以致之」，羞辱之中一改過去對日本不屑一顧的態度，開始關注、研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近現代化經驗，希望以之為師。
1896年，康有為編成《日本變政記》，次年出版《日本書目志》。後又作《日本明治變政考》，並於1898年2月，進呈光緒皇帝，諫其效法日本，進行變法。在他看來，「歐美新法和日本良規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陸。」同月，竭力於維新變法的皇帝便「索尋」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光緒此舉，旨在經由《日本國志》熟悉瞭解日本國情，特別是其變革歷史，以期獲取維新變法的資源。朝野上下對日本態度的這種變化，構成了中日文學關係逆轉的政治、文化背景。
當時，師法日本的主要舉措有二。一是翻譯日本新學書籍。日本新學大都來自西方，中國為何不徑取西書，而迂道日本？這一常識性問題，並非沒有引起世紀之交危機感強烈、心態焦急的維新派的思考。梁啟超曾認為：「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人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譯書局，特別強調了翻譯日文著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他宣稱：「聯合同志，創為此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張之洞雖然在政治意見上與梁啟超往往相左，但對於譯介日本書籍的認識卻極為一致。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力言翻譯日文書籍之必要：「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譯西書不如譯東書。」同年，康有為亦指出：「（日本）其變法至今30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成日文）矣……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譯成中文時）其費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倡導變革的楊深秀在1898年的奏摺中，同樣指出了日文翻譯之便：「臣曾細研日本變法，如彼邦已譯就西方佳著。日文書寫與我相同，僅若干文法與我相反，苟經數月研習，即可大致明瞭，故利於我譯（西方著作）也。」由此可見，倡導翻譯日文書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這實乃民族危亡之際生存智慧的體現。
理論上的倡導導致了日文譯著高潮的出現。梁啟超曾說過：「壬寅、癸卯（1902-1903）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之輸入如火如荼矣。」有統計顯示，從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間，由日文翻譯的中文書籍僅有12冊，且其間只有2冊由中國人翻譯；而1902至1904年間譯自日語著作就達321本，占全部譯著533本的60.2%。又香港中文大學的譚汝謙與日本實藤惠秀等合作統計出，1896至1921年間譯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書及期刊連載的譯著），每年平均63.86本。
這些日文譯著大都為教育、法律、史志、地理等類書，文學類極少，然而它們對於中國文學轉而接受日本文學影響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它們使國人熟悉了日本的歷史，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家，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家。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了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別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了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別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結合起來了。具體言之，就是將專制性的國家主義與民主性的啟蒙主義結合起來了。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困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使他們找到了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制的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家，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家。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了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別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17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了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別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結合起來了。具體言之，就是將專制性的國家主義與民主性的啟蒙主義結合起來了。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困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使他們找到了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制的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超、穆木天、田漢等極少數人，梁容若曾說過：「田漢、徐祖正等，雖自始學文學，但他們的專業是英文學，而不是日本文學。」這表明，留學日本宗旨在於科學救國，並未想到在文學上取法日本。留美學生胡適初去美國時以為：「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以至於「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種菜」、「種樹」在這裡代指現代農業科學，他當時想做農業科學家，以農報國，這種在唯科學語境中視文章為小技的意識，實乃當時朝野上下及留學生（包括留日學生）的普遍心態。
然而，當局乃至留日學生們自己也未曾料到，許多留學生在日本自覺不自覺地轉向了文學，並由文學進而關注、借鑑日本文學近現代化經驗，致使中日文學關係發生了逆轉。上述四類人中，一、二類志在當官發財，難以親近文學；而三、四類則不同，第三類人中的有志者，由禁錮的中國來到異邦，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壓迫，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個性得以自由生長，對於「仕途經濟」，興趣淡薄，不甘受枯燥乏味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學等專業束縛，興趣自然由實學而轉向發抒精神自由的文學，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他們在日本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書籍，其中不少是日本文學書籍。而當時的日本文學，據美國學者恩斯特．沃爾夫所言，其「現代性的基本成分實際上仍然是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他這裡所謂的現實主義，並非狹隘的創作方法，而是指「反對語
中日古典文學關係，基本上是中國輸出日本接受的單向式影響關係，日本文學的生成、發展深受中國文學甘霖的滋潤，其肌體內流淌著中國文學的精血。如《古事記》對某些中國神話傳說的再書寫，《萬葉集》對《詩經》形式的吸納，《源氏物語》中的〈長恨歌〉神韻，等等。然而，近現代中日文學關係發生了逆轉，中國文學開始從昔日學生日本文學那獲取靈感與激情，正如實藤惠秀所言：「從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開始以前這一段時期，無論從哪一方面說，是日本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時代。」實氏此論雖然太絕對，有失偏頗，但他對中日文學交流基本態勢的言說，卻是準確的。
一
那麼，中日文學關係何以發生逆轉呢？怎樣逆轉的呢？ 或者說，中國晚清至30年代初文學何以會回過頭來關注日本文學、深受日本文學影響呢？
這些看似簡單實卻極為複雜的問題，與兩國近現代化語境、歷史進程、相互關係等相關聯。中日的近現代化，實際上是被近現代化，是在西方威脅、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回應。近現代化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西化，而中國在歷史上與西方的關係，較日本與西方的關係，遠為密切一些，日本在更多的時期是通過中國瞭解西方的。中國人模仿歐式近現代化的條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人在近現代化事業上卻捷足先登，通過明治維新乘勢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並於1894-1895年甲午之戰一舉擊敗清朝帝國。
1895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一年，被向來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其震動、羞辱與尷尬體驗遠較半個世紀以前的鴉片戰爭敗於英國強烈得多。這一年徹底地改寫了中日關係史，改變了中國人的日本觀。老大帝國「始知國力遠遜於日本，但日本在數十年前固無赫赫之名於世界，而竟一戰勝我，則明治維新有以致之」，羞辱之中一改過去對日本不屑一顧的態度，開始關注、研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近現代化經驗，希望以之為師。
1896年，康有為編成《日本變政記》，次年出版《日本書目志》。後又作《日本明治變政考》，並於1898年2月，進呈光緒皇帝，諫其效法日本，進行變法。在他看來，「歐美新法和日本良規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陸。」同月，竭力於維新變法的皇帝便「索尋」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光緒此舉，旨在經由《日本國志》熟悉瞭解日本國情，特別是其變革歷史，以期獲取維新變法的資源。朝野上下對日本態度的這種變化，構成了中日文學關係逆轉的政治、文化背景。
當時，師法日本的主要舉措有二。一是翻譯日本新學書籍。日本新學大都來自西方，中國為何不徑取西書，而迂道日本？這一常識性問題，並非沒有引起世紀之交危機感強烈、心態焦急的維新派的思考。梁啟超曾認為：「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人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譯書局，特別強調了翻譯日文著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他宣稱：「聯合同志，創為此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張之洞雖然在政治意見上與梁啟超往往相左，但對於譯介日本書籍的認識卻極為一致。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力言翻譯日文書籍之必要：「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譯西書不如譯東書。」同年，康有為亦指出：「（日本）其變法至今30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成日文）矣……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譯成中文時）其費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倡導變革的楊深秀在1898年的奏摺中，同樣指出了日文翻譯之便：「臣曾細研日本變法，如彼邦已譯就西方佳著。日文書寫與我相同，僅若干文法與我相反，苟經數月研習，即可大致明瞭，故利於我譯（西方著作）也。」由此可見，倡導翻譯日文書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這實乃民族危亡之際生存智慧的體現。
理論上的倡導導致了日文譯著高潮的出現。梁啟超曾說過：「壬寅、癸卯（1902-1903）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之輸入如火如荼矣。」有統計顯示，從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間，由日文翻譯的中文書籍僅有12冊，且其間只有2冊由中國人翻譯；而1902至1904年間譯自日語著作就達321本，占全部譯著533本的60.2%。又香港中文大學的譚汝謙與日本實藤惠秀等合作統計出，1896至1921年間譯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書及期刊連載的譯著），每年平均63.86本。
這些日文譯著大都為教育、法律、史志、地理等類書，文學類極少，然而它們對於中國文學轉而接受日本文學影響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它們使國人熟悉了日本的歷史，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家，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家。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了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別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了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別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結合起來了。具體言之，就是將專制性的國家主義與民主性的啟蒙主義結合起來了。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困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使他們找到了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制的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家，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家。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了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別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17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了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別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結合起來了。具體言之，就是將專制性的國家主義與民主性的啟蒙主義結合起來了。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困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使他們找到了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制的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超、穆木天、田漢等極少數人，梁容若曾說過：「田漢、徐祖正等，雖自始學文學，但他們的專業是英文學，而不是日本文學。」這表明，留學日本宗旨在於科學救國，並未想到在文學上取法日本。留美學生胡適初去美國時以為：「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以至於「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種菜」、「種樹」在這裡代指現代農業科學，他當時想做農業科學家，以農報國，這種在唯科學語境中視文章為小技的意識，實乃當時朝野上下及留學生（包括留日學生）的普遍心態。
然而，當局乃至留日學生們自己也未曾料到，許多留學生在日本自覺不自覺地轉向了文學，並由文學進而關注、借鑑日本文學近現代化經驗，致使中日文學關係發生了逆轉。上述四類人中，一、二類志在當官發財，難以親近文學；而三、四類則不同，第三類人中的有志者，由禁錮的中國來到異邦，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壓迫，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個性得以自由生長，對於「仕途經濟」，興趣淡薄，不甘受枯燥乏味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學等專業束縛，興趣自然由實學而轉向發抒精神自由的文學，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他們在日本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書籍，其中不少是日本文學書籍。而當時的日本文學，據美國學者恩斯特．沃爾夫所言，其「現代性的基本成分實際上仍然是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他這裡所謂的現實主義，並非狹隘的創作方法，而是指「反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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