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論莫言：紅高粱上飛翔的自由精靈

莫言獲獎的意義（增訂版代序）

今晚吃飯，是在參加中國唐山國際作家寫作營的活動期中。正在進餐，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在說了幾句話以後，她突然說出一個特大新聞，她的話音未落，我就大喊一聲：「莫言獲獎了！莫言獲獎了！」正在進餐的朋友們不禁振奮起來，我們紛紛為莫言獲獎而乾了一杯。

說來正巧。昨天我們在唐山的曹妃甸參觀，回到住處已經是晚上七點半。今天卻開餐很早，六點就坐在餐桌前了。也是鬼使神差，剛擺上酒杯，我就提議，為預祝莫言獲獎喝一杯。同桌飲酒者，既有莫言的最早的研究者李潔非和我，也有在大型文學雜誌《大家》編輯刊發莫言的《豐乳肥臀》的雲南漢子潘靈。在餐桌上，莫言自然是大家談論的一個焦點話題。然後，快到七點的時候，幾個朋友都頻頻用手機上網，查看最新資訊。再一次鬼使神差，我又非常偶然地在第一時間充當了這個資訊的發布者。

在我們的圈子裡，最早預言莫言會獲諾獎的是柳建偉，就是寫過《北方城郭》、《突出重圍》的那一位。為此，時在軍藝文學系主持教學的我，還專門請柳建偉就此話題做過一個專題講座。他舉出了幾條莫言獲獎的理由，我都非常認同，但是，個中情由，還是應該由他自己將其所預言率先發布吧。至於我自己，在莫言發表「紅高粱」系列小說不久，我就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之約，寫出了研究莫言的專著《莫言論》，並且在九○年代的第一個年頭就出版問世，可以說是對莫言進行了同步追蹤研究。還在於我後來的一直關注他的創作。前些年在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做了一個講課錄影，選題是「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導讀」。人家害怕我對著一個空蕩蕩的錄影室和一個冷冰冰的攝像鏡頭，會不會打怵。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儘管說我是第一次在沒有學生沒有聽眾的課堂上講課，我卻講得一氣呵成，我實在是對莫言的創作爛熟於心啊。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獲獎理由，現在能看到的是記者報導：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此語固然不錯，但是語焉不詳。我想，頒獎儀式上應該會有更為詳盡的頒獎詞。在我看來，莫言的創作，確實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高峰。

莫言創作的第一個特色，是他身為農民而寫出了中國農民的精神特徵。說起來，作為農業大國，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就是農業文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是農民充當了主力軍。從古至今，鄉村人口佔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舉足輕重、足以決定中國走向的社會力量。擊敗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是拿起武器的中國農民，揭開改革開放大幕的是冒死選擇了包產到戶的中國農民，創造了經濟騰飛奇蹟的是那些拋妻別子走進城市忍受最低工資而含辛茹苦從事工業生產的中國農民。

但是，在中國文學史中，農民卻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數」，很少得到什麼表現。《水滸傳》被解讀為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但是，一百零八條好漢中，真正出身農民的卻微乎其微，不過是打漁的阮氏三雄、種菜的張青罷了。晁蓋、宋江、盧俊義、林沖，都和農民沾不上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被稱為「現代文學」，表現鄉村生活的作品佔據重要的位置，名作迭出，大家紛起，就是其標誌性的特徵之一。而每一位大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學視角。魯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啟蒙立場和魯鎮─未莊風光的精彩描繪開啟先河；蔣光慈作為革命作家矚望著革命風暴席捲的「咆哮的土地」；沈從文在喧囂嘈雜、人欲橫流的都市懷念清純的湘西世界；趙樹理以鄉村工作幹部的目光發現和報導著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陳忠實的《白鹿原》則以雄渾的筆力考察儒家文化的鄉村形態……

莫言呢，在鄉村度過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時代，以切身的鄉村體驗、豐盈的生命感覺和內在的農民本位的立場，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新篇章。如莫言自述所言，「我的祖輩都在農村休養生息，我自己也是農民出身，在農村差不多生活了二十年，我的普通話到現在都有地瓜味。這段難忘的農村生活是我一直以來的創作基礎，我所寫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語言都不可避免地夾雜著那裡的泥土氣息……我本質上一直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見《文學視野之外的莫言》，《廣州日報》2002年09月15日）從其早期的《透明的紅蘿蔔》和《紅高粱》，到其飽受爭議的《豐乳肥臀》，再到二十一世紀以來的《檀香刑》、《生死疲勞》、《蛙》，鄉土氣息和農民本位，一直是貫穿其三十餘年創作的一根主線。他寫鄉村生活的苦難與神奇，寫鄉村生活的貧困與飢餓，更從中寫出中國農民在沉重悲涼中迸發出的蓬勃堅韌的生命力、創造力，塑造了余占鼇、戴鳳蓮、小黑孩、上官氏、西門鬧等率情任性、卓爾不群的農民形象。請注意，我這裡強調的是後者。如莫言所言，「我覺得寫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還像剛粉碎『四人幫』那樣寫得淚跡斑斑，甚至血淚斑斑，已經沒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間的農村，儘管生活很貧窮落後，但生活中還是有歡樂，一點歡樂也沒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溫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生活中也還是有理想的。當然，這種歡樂和理想都被當時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覺得應該把這些色彩表達出來。把那段生活寫得帶點神祕色彩、虛幻色彩，稍微有點感傷氣息也就夠了。」（《有追求才有特色》）

莫言創作的第二個特色，是以一種獨具的生命感覺和神奇想像將心靈的觸角投向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獲得超常的神奇感覺能力，以觸覺、聽覺、視覺、嗅覺、幻覺的體察入微和奇特顯現，更新了我們對似乎已經熟視無睹的世界的體驗，創造出全新的意象、畫面和審美情境。法國學者丹納在《論藝術》中闡述作家的感受能力時說，「一個生而有才的人的感受力，至少是某一類的感受力，必然迅速而又細緻……這個鮮明的個人所獨有的感受不是靜止的，影響所及，全部思想和機能都受到震動。」莫言的獨特性在於，他的藝術感覺是以生命意識、生命本體為內核的，生命的充分開放性和巨大的容受性，表現為感覺的充分開放性和感覺的巨大容受性。開放的感覺，沒有經過理性的剪裁、刪削和規範，而是以其每一束神經末梢、每一個張大的毛孔面向外界的，這樣的感覺活動，帶著它的原始和粗糙，帶著它的鮮味與腐味，泥沙俱下、不辨涇渭，具有樸素、自然、紛至遝來和極大的隨意性。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都在感覺中統一起來。這是一個充滿了生命的活力、生命的騷動的世界，這是一個生生不息、變動不居的世界，是一個農業民族在幾千年的生存和勞動中創造出來的屬於人的世界。農業，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都是創造活的機體，都是自然生命的誕生、成長、繁盛、枯朽的運動。萬物皆有生有滅，有興有衰，都以自己的生命活動同他人的生命活動一起參加世界運行，既作為人們生存需要的物質環境，又作為人們的勞動對象，在幾千年間與人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而且，作為農業勞動對象的自然物，不僅是有生命的，還是有情感有靈魂的。豐收的糧食，好像在酬答人們辛勤的汗水；馴化的禽畜，似乎能理解人們美好的心願；在人類自己的創造面前，人們驚呆了，彷彿冥冥之中有一個賦萬物以生命的神靈主宰著人和自然的命運。這也是我所說的莫言的農民本位的重要方面─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表了農民，他的感覺世界的方式也是地道的農民式的。這表現在若干方面。例如，他的修辭方式，總是在人—植物—動物之間進行換喻。如《透明的紅蘿蔔》中的一段經典描寫：「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這時更變得如同電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麗的圖畫：光滑的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幽幽的光。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蔔。紅蘿蔔的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大個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鬚鬚像金色的羊毛。紅蘿蔔晶瑩透明，玲瓏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殼裡苞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紅蘿蔔的線條流暢優美，從美麗的弧線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長有短，長的如麥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蘿蔔像陽梨，像麥芒，像人的眼睫毛，而且充滿了動態的生命。例如，《生死疲勞》中的西門鬧，在遭受不公正的處決致死後，投入六道輪迴，變豬，變牛，變驢，都是鄉村中常見的家畜。而《紅高粱》中，紅高粱成為狂放不羈、盡情盡興的余占鼇和戴鳳蓮的生命象徵。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凱西爾在論述生命一體化的觀念時說道：「在科學思維中，生命被劃分為各個獨立的領域，它們彼此是清楚地相區別的，植物、動物、人之間的界限，種、科、屬之間的區別，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消除的。但在神話思維中，人們對此卻置之不顧，他們的生命觀是綜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沒有被劃分為類和亞類；它被看成是一個不中斷的連續整體，容不得任何涇渭分明的區別……有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溝通了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個別生命形式。」（凱西爾《人論》）這和莫言表現出的農民式的感覺世界的方式非常吻合。

還有，莫言的創作，一直是在不倦的藝術性的探索中進行的，而且卓有成效。如果說，在《紅高粱》的時期，莫言明顯地得益於福克納和瑪律克斯的啟迪，不久之後，他就意識到要「逃離這兩座高爐」，要創造具有充分的本土性的文學作品。莫言的小說，是接地氣的，他所在的膠東半島，是古齊文化的蘊藉之所在，神奇、浪漫，富有無窮無盡的想像力，遠紹司馬遷，近接蒲松齡。越到後來，他對藝術民族化的自覺和探索的力度越發強烈。他的重要作品，幾乎每一部都有鮮明的創新性。《檀香刑》將地方戲曲的「十字句」唱詞結構融入作品的語言構造，而且將作品分為「鳳頭」、「豬肚」、「豹尾」的三段式，其膽魄可嘉。《生死疲勞》採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語言上是文白雜糅。《蛙》的結構方式是多文體並置，既有書信體，也有劇本式，在藝術的表現力上，做出了很大的拓展。

還要囉唆幾句的是，莫言獲獎，不但是對作家的辛勤耕耘和藝術才華的肯定，也是對新時期文學的高度褒獎。莫言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現象，和他同時代的作家，是一個燦爛的星群，如老一代的王蒙、張潔，「五○後」的賈平凹、王安憶、鐵凝、閻連科、張承志、韓少功、張煒，「六○後」的余華、蘇童、畢飛宇等。近年來，屢有中外學人出面貶斥中國當代文學，對其表示極大不屑，這傷害了我們的情感，也給文壇帶來困惑。究其實質，大多是以他們所理解的西方的文學標準衡量中國文學所致。其實，在普世的價值與民族的稟賦的融匯上，需要把握恰切的尺度。排斥外來的東西，曾經給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語境造成過嚴重的損害，而忘卻民族本性，也是要不得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