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劉德方故事講述研究

序　言／林繼富

講故事是中國民間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傳統的發展從未中斷，延續這一傳統的正是故事講述人，然而，歷史上這些講述人並沒有作為文化傳承的特殊人物記錄下來，尤其是講述人講故事的情景和活動沒有系統地記載，只是把講述人講的故事作為社會進步的依據和文學創作的資料予以載錄，因此，我們看到的民間故事紀錄就不是原本意義上的了，更談不上民間故事流動的生活狀態，當然，它還是保留了民間故事面貌的基本輪廓，保留了民間故事發展的基本線索。二十世紀以後，伴隨著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建立，倡導從科學立場採錄民間故事的呼聲越來越高，採錄方法也漸趨成熟，講述人在民間故事傳承中的特殊作用日漸被人們所重視。

一、百年來中國民間故事的集錄

二十世紀初期，民間故事講述活動在中國鄉村十分盛行，民間故事也逐漸被學人記錄下來。但是，這些僅僅是記錄講述人講故事的語言部分，至於與民間故事講述相關的其他活動則幾乎沒有被關注，而這些活動及情景恰恰是故事意義生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意義都是背景界定的，或決定的」 。因此，我們在記錄民間故事的時候，就不僅僅是用文字記錄下故事的語言文本，而是需要記錄與故事演述相關的所有資訊。要想獲知民間故事真實的生存狀態，除了它存在的歷史傳統背景以外，更多的就是民間故事講述現場的語境了。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大變化，新思想運動從城市蔓延到農村，進而引發中國農民思想上的變革，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中國人的神權與族權觀念，人們追求自由、提倡民主的口號越來越響亮，他們期望從本質上改變自己的生活。然而，文化的變遷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浸染與滲透。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儘管有了很大改善，思想觀念發生了明顯變化，但是，鄉村社會依然流行傳統的民間故事講述活動。

也是在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學人開始從學理上探討民間故事的價值和意義。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大學主辦的《歌謠》週刊第二十六期上刊載了「歌謠研究會」的宗旨。宗旨寫道：

本會事業目下雖只以歌謠為限，但因連帶關係覺得民間的傳說故事亦有搜集之必要，不久擬即開始工作。……選錄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為民間文學之標本，一方面用以考見詩賦小說發達之跡。

很顯然，當時採錄民間故事的目的是為了接續民間文藝的傳統，為了尋找文學的源頭和文學的發展軌跡。這個時期，不少學人十分關心民間故事採錄的真實性。一九二九年劉萬章的〈記述民間故事的幾件事〉闡述了民間故事搜集整理的原則：「我以為我們記述民間故事的，對於故事流傳的空間，一定要明白地寫出來，這不但那個故事的特質可以表現出來，並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異同。」「要實在地直寫出來。」「我有一種很主觀的管見，民間故事的敘述總要能夠把故事平直地，完滿地敘述得逼真，不要尚浮耀，像做小說般，描寫一堆風景，心靈的話……然後才是真正的民眾道地東西。」周作人說得更為明白：「歌謠故事之為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為條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大凡科學的記錄方法，能保存故事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資料價值。」這些表述都強調民間故事流傳地、講述空間以及其中言語的記錄，強調民間故事真實記錄的重要性。在現代科學精神的倡導下，很多學人開始從事民間故事搜集、採錄，並將其編輯成書，諸如張清水的《海龍王的女兒》（一九二九年），劉萬章的《廣州民間故事》（一九二九年），婁子匡、陳德長的《紹興故事》（一九二九年），錢南揚的《祝英臺故事集》（一九二三年），吳藻汀的《泉州民間傳說》（一九二九年），蕭漢的《揚州的傳說》（一九二八年），還有潘漢年等編的《烏龍精》（一九二六年）、孫佳訊採錄的《娃娃石》（一九二九年），等等。林蘭女士編輯了近四十種民間故事叢書，影響了海內外學人對中國民間故事的認識。這個時候，人們漸漸意識到民間故事之於中國文化傳統建構的意義，之於文學發源與流變的特殊價值。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學習「萌芽狀態」的文藝，鼓勵他們到基層，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學習民間文藝，搜集民間文藝。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延安掀起了採錄民間故事的熱潮， 在此基礎上創作出為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這種做法延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學精神，也極力在消除八股文的影響，試圖建立清新、自然的文風。「晉綏文藝工作者深入到農村，在農村工作中，逐漸地接近了民間故事，採集與整理工作才認真地搞起來。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就接續地出版了《水推長城》、《天下第一家》、《地主與長工》三個民間故事集子。……它成了區村幹部工作的有力助手，由此幫助提高了群眾的生產熱忱和階級覺悟。在晉綏，凡是具有初步閱讀能力的區村幹部、小學教員、中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民間故事成了幹部和群眾的好朋友。」這些「由農民口述，知識份子筆記的篇章，是清新而剛健。我們希望繼續有人把各省的民間故事多多搜集和記錄，越多越好。把沃野的鮮花移植到文苑的土壤的工作，是新文學的一樁重要的值得尊重的工作」 。

同時期，我國西南地區的文化建設和研究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華北和東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學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紛紛西遷。儘管戰亂不已，生活顛沛流離，仍然有一大批民族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文學家等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開拓的道路。大批知識份子進入西南的彞族、白族、苗族等地區調查，在此過程中採錄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民間故事。比如，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就收錄了他們採集的神話、傳說、等六十三篇，其中神話二十五篇、傳說十二篇、寓言十五篇、趣事十一篇 。還有吳澤霖記錄的〈苗族中祖先來歷的傳說〉，陳國鈞錄載的〈生苗的人祖神話〉 ，馬學良的《雲南彞族禮俗研究文集》中收錄了〈關於祭祀時用馬桑樹及鐵莖草的傳說〉、〈關於祭場上插青樹枝的傳說〉、〈雞骨卜的傳說〉、〈招魂習俗的傳說〉、〈夷邊的人祖神話〉、〈夷人的三兄弟〉、〈洪水〉等 。這些神話、傳說、故事是知識份子們在為了瞭解西南民族生活，有著明確學科意識基礎上調查採集的成果，他們的目標並非採錄口傳敘事，而是在做民族生活、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調查時將民間故事視為民族文化傳統而納入記錄範圍。